PART 01
市场——左右价格的神奇妙手

超市中总有卖不完的面包

通俗地说，市场应被理解成是一种买者和卖者决定价格并交换物品或劳务的机制。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存在相应的市场。市场可以是集中的，如股票市场；也可以是分散的，如房地产或劳动力市场；甚至可以是电子化的，例如许多金融资产或服务是通过电脑进行交易的。市场的最关键特征是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到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市场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是市场却一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或组织专门负责生产、消费、分配和定价等环节。

我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经济能顺利进行。当你走进一家超市时，你想要的东西——面包、麦片、香蕉等通常都摆在货架上。你付款之后就可以将这些食品打包带走，然后美美地享用。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呢？

如果稍稍想一想并仔细观察一下，你也许会对每天为你提供面包的市场机制赞叹不已。这些食物在提供给你之前可能已经经历了5个或10个环节，它们成年累月地穿越全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先后经过了农民、食品加工者、包装员、运货员、批发商及零售商等一整套链条。整个过程似乎是一个奇迹：适量的食品被生产出来，运送到合适的地点，超市中总是有卖不完的面包。

除了有卖不完的面包，还有牛奶、咖啡等，只要你需要就能够在超市中找到。而真正的奇迹是：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自发地进行交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通过看不见的价格和市场机制得以协调。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多少鸡肉，货车运往哪里，以及超市何时开业。然而，最终当你需要时，鸡肉便会出现在商店里。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经济，就很容易发现市场无时不在我们周围创造类似的奇迹，成千上万的人无须统一指导或指令性计划，便自愿地生产出许许多多的产品。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军队、政府和学校），我们的大部分经济生活都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奇迹所在。

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实现市场秩序井然有序的神秘力量就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市场。这一发现是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人们在追逐利益之下对经济事项进行各种决策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和，实现均衡。这只手就是追逐经济利益的核心，它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

价格对保证超市随时拥有充足的面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调控信号。如果消费者需要更多数量的某种物品，该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从而向生产者传递出供给不足的信号。例如，每年夏天，由于许多家庭外出旅行，汽油的需求量会大幅度上升，从而价格也会上升。较高的价位一方面刺激石油公司增加产量，另一方面抑制旅行者延长行程的愿望。

此外，“看得见的手”（政府）对“看不见的手”的有形管制，也是使得超市能够有充足面包供应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经济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就是确定政府同市场的合理界限。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现存的界限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会有进一步的理解。

在中世纪，欧洲和亚洲的经济活动大多由贵族阶层和城镇行会来指导。然而，大约两个世纪以前，政府对价格和生产方法的控制力开始日渐减少。封建主义的枷锁逐渐让位于我们称之为“市场机制”或“竞争资本主义”的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要买米的话，就必须到粮店。粮店那些人服务态度非常差，和他们关系好，就可以买到好的米，否则就只能买到差的米，并且还短斤缺两。总之，老是要看他们眼色，不敢显露半点不满。

无论是在欧洲的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计划经济时期，不光是大米，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金钱直接买到的。缺乏市场的自我调节，没有明码标价，你永远不知道要获取它的代价是多少。单纯从价格角度来看，很多东西确实很便宜，但就是买不到。买不到的东西，即使价格再便宜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市场的地方，只是人们获取东西的竞争规则发生了变化，从货币转变为其他方式，但代价是永远存在的。

市场经济相比于计划经济，在价格机制上的交易以灵活见长。在市场体系中，每样东西都在价值基础上确立价格。价格代表了消费者与厂商愿意交换各自商品的条件。如果消费者同意以4000元的价格购入一台冰箱，这就表明该冰箱对于消费者的价值高于4000元，而这一价格也高于交易商眼中该冰箱的价值。这样，冰箱市场就决定冰箱的价格，并通过自愿交易将冰箱分配给那些对其具有最高价值的人。

在既有的经济秩序下，市场经济一直在良好运转着。

电影院的爆米花要更贵一些

毫无疑问，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西方化。早晨吃全麦面包、喝脱脂牛奶，把在肯德基或者麦当劳里解决午餐当成一种习惯，到了周末还会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进行放松——电影院也许是周末消遣的最好去处之一。一张电影票、一桶爆米花，一下午的时间悠然自得。

喜欢在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吃掉一桶爆米花和喝掉一大瓶汽水，就像边看棒球赛边吃热狗、喝啤酒一样，这样的外出消费在很多家庭的娱乐预算中都占了不小的部分。

但是细心的你发现没有，电影院的爆米花要更贵一些，为什么呢？这要先从电影院这个小市场的定价系统说起。一般来说，电影院在定价上都有以下特点：

第一，电影院对成年人（非老年人）、儿童（一般指13岁以下）和老年人（一般指55岁及以上）收的票价不一样，但是爆米花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却都是一样的。

第二，在电影院大桶（只有7盎司，1盎司=28.350克）爆米花的价格是7美元，也就相当于1盎司1美元。另外，一桶爆米花的价格几乎是成年人（非老年人）电影票价格的75%，是儿童或老年人票价的90%以上。那么一大包玉米粒有多便宜？粮店以每磅0.85美元的价格出售两磅重的袋装玉米，而一磅重的玉米大概能爆出3桶多电影院卖的爆米花。加上植物油和材料成本，在家制作电影院出售的一桶爆米花只需要0.55美元。这就表明电影院卖的桶装爆米花价格是在家制作爆米花成本的13倍左右，而且电影院单从材料上获得的利润一定超过90%——他们在大量购买玉米和油的时候往往能够获得折扣。

价格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只是市场运转的最后表现。从源头上说，电影院爆米花更贵主要是与那里的爆米花供应存在明显的卖方市场优势有关。由于电影院中爆米花供应只有一方，再加上很多电影院不让观众带零食进入，爆米花供给小于需求，卖方在交易上处于有利地位。在卖方市场上，商品供给量少，由于供不应求而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即使商品质次价高也能被销售出去，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卖方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

卖方市场的存在，意味着商品交换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已被商品的供不应求所打破。卖方市场是商品经济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卖方市场是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之下，伴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的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出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也会出现卖方市场，这也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比例失衡时出现的一种市场状态。

针对这些定价策略，有一个简单也经常被引用的解释：电影院通过对成年人和儿童以及老年人制定不同的价格把他们引到垄断的商品面前。这就牵扯到一个市场分割的问题。

市场分割就是细分市场，其重要的核心是让同一个分割市场达到最大的同质化，不同的分割市场达到最大异质化。这个做好了，定位自然就出来了，不同的细分市场，企业的定位肯定是不同的。而营销组合就是帮助被细分的市场实现定位。这种市场分割经常出现在电影院或机场里爆米花的定价上。

实际上，不同的价格是垄断市场力量的初步印象证据，经济学家一直这么认为。电影院往往有垄断价格的权力。而且，一旦顾客通过检票口的转门，电影院就成功地使顾客掉入陷阱，从而容许电影院给爆米花和其他商品定价。毕竟，一些电影院在一个城镇或一个城市的某个地区是唯一的一家电影院，要想看一部时下刚刚上映的电影就只能去那家电影院。所以爆米花价格没得选，你只能选择吃或者不吃。

如果被问到电影院里的爆米花为什么这么贵，许多确信自己完全清楚这个问题的人会回答：“电影院利用叫座的电影把人们引诱到电影院来。这些看电影的人就掉入电影院的设计里，然后不得不购买电影院柜台提供的商品，因为其他销售商不允许在这里与之竞争。”

在众多因素中，我们会发现爆米花价格这么高的一部分原因是儿童电影票价的降低。另外，为了提高对爆米花和其他商品的需求，经营者希望降低（相对的）所有票价，从而使电影院提高爆米花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电影院的电影票价事实上非常便宜——在边际价格上！

为什么同样是要占据一个座位，但是儿童票价却比成人票价便宜很多？有一种解释是儿童会购买更多的商品——爆米花、汽水和糖果，或者他们让父母购买更多的商品，那父母可能就会买。假设商品的利润在电影院的整体利润中非常重要，电影院就会有降低儿童票价的动力。更低的儿童票价可以看作是电影院提高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提高价格的方法，电影院在儿童票价上损失的部分会从商品收入中得到补偿。商品的成本越低，电影院的要价越高，那电影票价降低得越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公正地解释为什么电影院里的爆米花卖得贵——爆米花过高的价格可以弥补一部分降低的儿童票价。

价格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信号，因为它传递了有关成本和支付意愿的重要信息。一般人认为在高价电影票里一定有爆米花的成本，而事实上，高价影院提供的经常是很差的爆米花。这就反映出价格作为信号对市场的影响力了。如果一桶爆米花的均衡价格是7美元，这实质上是告诉每个人：存在愿意支付7美元或更高价格的消费者，也存在成本等于或低于7美元的生产者。

卖方希望买方说出自己愿意付多少钱，可买方却害怕卖方索价过高，于是尽量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同样，买方希望了解自己正在考虑购买的产品够不够好，而知道真实情况的卖方却不可能透露产品的缺陷。在如此局面下，作为最终决策人的你需要掌握更多有关信息，通晓价格，来对产品价值进行衡量，决定从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把银子掏出来。

为什么说婚姻自始至终是垄断交易

即使自由市场经济的铁杆粉丝，也不会贸然反对婚姻垄断的合理性。除了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外，打破垄断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更得仔细权衡。对像默多克这样的亿万富豪来说，离婚的费用与结婚的费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离婚要比结婚昂贵得多。1998年7月，默多克的第二任妻子、与他结婚已31年的安娜·默多克在与默多克分居两个月后提出离婚诉讼，并要求进行双方财产清算。依默多克新闻公司所在地加州的法律，像他们这样长达30余年的婚姻，结束时双方可以五五分割财产。而当时默多克夫妇的财产总计高达60亿欧元。消息传出后，新闻公司的股价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均应声下跌。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安娜为了子女继承权的利益而进行了让步。尽管如此，默多克仍然向前妻支付了14亿欧元的费用，其中9070万欧元是现金。

经历了恋爱自由市场随心所欲的挑选之后，婚姻围城的垄断让很多人苦不堪言，它不仅导致情感生活的低效，也培养了“唯我独尊”的惰性，更造就了离婚的高昂成本——有钱人的作为只会让市场行情水涨船高。

婚姻自始至终就是一场垄断交易，离婚是打破垄断的最后一搏。离婚难就难在它是要跟金钱扯上关系，除了“搞定”你与对方曾经的情感纽带——孩子之外，还要清算共有的财产，倘若对方不如你，你就会如被水蛭上身，遭遇一次被惨“吸”的经历。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的是：婚姻垄断交易的开始并不是你们从民政局拿到结婚证，而源于更早之前的恋爱。

恋爱时期的如胶似漆，不只取决于新鲜感（边际效应总是从最高值开始递减），更出于竞争的需要。作为“卖方”，你得具备“待价而沽”的资本、“保值升值”的潜力，以及其他“卖家”所没有的差异化服务。“买方”存在很大的选择余地，就算是上一分钟还是你的女朋友，下一分钟也可能投入别人的怀抱。在开放式的竞争环境中，恋爱双方都需要小心翼翼，谨慎以待，掂量所说的每一句话，斟酌每一次行动，因为它们很可能决定整个交易的成败。

在恋爱的“交易”中为了获取足够的竞争优势，使自己受到青睐，能够在众多觊觎者中拥有心仪的那个人，人们会充分提高自己的质量，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最终，恋爱双方在交易中达成共识。“买主”在物有所值的诱惑下，“卖主”在备受宠爱的欣喜中，“交易”完美落幕。两个人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告别爱情的自由市场，牵手共赴婚姻的垄断围城。

近年新人的理性消费趋于成熟，但并未降低对婚庆的预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婚庆价格也随物价上涨有所抬升；另一方面，新人对婚礼的细节与质量要求明显提高。从经济学上说，婚姻是一种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垄断竞争。也就是说，在婚姻当中你的“垄断者”地位并非不可动摇。两个人选择婚姻意味着放弃选择别人的权利，从而相互垄断对方的权利。

在婚姻这个半开放的市场中，其他人也是参与竞争的——他们能够提供不同性质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配偶）也有其他选择。只是这种竞争并不是平等的，结婚证作为一块货真价实的壁垒，保护你对婚姻的各项权利和收益，也限制其他竞争者“准入”。这种消费也不是自由的——情感自由市场的大门已经关闭。贸易保护的坏处，是供求双方都要为此支付高昂代价。

垄断竞争的弊端一目了然：资源无法得到合理配置，质次价高。可婚姻的垄断为什么能沿袭至今呢？

表面上看，婚姻是男女私事，他们有权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婚姻生活。但事实上，婚姻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所具有的社会性，决定了婚姻制度的设计要以增加（而非减少）社会福利为前提。对于单个婚姻而言，鼓励竞争消除壁垒，可以换来低成本和好服务；但是，当所有的婚姻都敞开大门欢迎自由竞争之后，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自由与幸福。自由竞争式婚姻的一个范例就是婚外情的出现，其负值的外部性毋庸多言——不仅使婚姻中另一方的利益受损，而且具有不良的示范作用，“诱导”更多的人进行情感走私。

如果我们把婚姻理解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就是解除这一合同的唯一合法手段。婚外情则是标准的违约行为，应该受到惩罚——这通常也是为减少负值的外部性产生的手段之一。就像单纯的环保意识不足以制约污染企业的排污行为一样，在控制离婚率上，经济制裁明显要比道德伦理的说教管用。同样，道义的谴责，财产的损失，以及时间、精力、情感等沉没成本的付出，都是离婚者必须承担的代价。这在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对婚姻垄断的保护，以及对反垄断的负激励。

市场也有失去效力的时候

一个煤矿工人儿子问妈妈说：“现在天气这样冷，你为什么不生火炉？”

妈妈答道：“因为我们没有煤，你爸爸现在失业，我们没有钱买煤。”

孩子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

妈妈说：“因为煤生产太多了。”

据报道，在经济大危机期间，许多国家大量炸毁炼铁高炉，美国毁掉92座，英国毁掉28座，法国毁掉10座。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大量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农业资本家和大量农场主叫喊生产过剩，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把棉花、布匹烧掉。但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失业工人家庭正在为得不到必要的食物营养而犯愁。

197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英国单是伦敦一座城市，就有10万套新房空置卖不出去；日本的汽车库存达到100万辆以上，电视机库存超过需求量的一倍以上；同时设在美国的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特西里牛奶公司，把38000多加仑的优质鲜牛奶倒入了臭水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工人失业，在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购买能力不断丧失，生活贫困。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煤和牛奶是不是真的过剩？牛奶过剩为什么一定得倒掉？

倒牛奶是因为市场失灵。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好办法，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但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有效地调节人们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此时就有了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发生时牛奶的价格太低，而农场主为了维护较高的价格，宁愿倒掉牛奶，等待价格回升再重新生产。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或者说市场机制的某种障碍造成配置失误或生产要素浪费性使用。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市场失灵。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各国工业产量倒退到19世纪末的水平，世界贸易总额减少三分之二，美、德、法、英共有29万家企业破产。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场经济危机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市场神话”的终结，“市场失灵”这一经济术语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广泛使用。市场失灵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价格机制在调节经济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使市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主要有外部性原因、收入分配不均等。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市场失灵都会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市场失灵存在一个缓慢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生活中不少问题也是由市场失灵带来的。

在煤电关系中，煤炭工业是上游，电力工业是下游。从国外经验看，在煤炭市场和电力市场充分竞争、没有运输瓶颈的条件下，电煤与电力之间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供求关系。但我国的情况是，近年来电煤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很多发电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出现了电煤库存下降甚至缺煤停机现象，这成为部分地区发生“电荒”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可以简单概括为“电煤涨价、电价滞后、电企亏损、调价艰难”。

传统观点认为，煤电矛盾是“市场煤”遇上了“计划电”。虽然煤炭业是我国生产资料领域最早开始实行市场化的行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其生产流通并没有完全做到市场化，而且非市场因素越来越多。

由于煤炭价格和产量都受到控制，电煤市场竞争很不充分，煤价高并没有促进煤炭产量的提高。所谓“市场煤”，其市场体系远未完善。铁路运煤分计划内车皮和计划外车皮，计划内运煤可执行国家规定的运输价格，计划外运煤则要向中间环节付出高昂代价，很多铁路职工经营“三产”，而“多经”企业从中渔利，早已是行业内公认的潜规则。再加上点车费、车板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运输成本大大提高。我国很多地方的电煤物流成本达到电煤价格一半以上，下游企业不堪重负。煤炭供需关系越紧张，中间运输环节对煤电矛盾的放大作用就越明显。

解决现阶段的煤炭供需矛盾，一种方法是按照既定的市场化方向改革，用“看不见的手”促进多种所有制煤炭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在铁路运力和电力行业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种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依靠“看得见的手”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煤炭生产和运输的集中度，加强电煤、电力价格的调整和管制力度。现阶段我们主要采用后者。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市场规律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才能有效遏制“市场失灵”现象。

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有些领域不能依靠市场来调节。而且即使在市场调节可以广泛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包括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而政府宏观调控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