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心中的伤口

“一个英国官员是不会做这种事的。这就是原因……”

“什么的原因？”

“一个英国官员。这就是原因。就是这样。”

女王庭院外，我倚着柱子，试图理解得到的消息。这座庭院是在伊丽莎白女王1954年4月偕爱丁堡公爵访问乌干达后，为纪念她而命名的。庭院被四周的建筑围成矩形，前面矗立着希腊式石柱，是包括英语系在内的艺术园区的中心。我的同学巴哈杜尔·特贾尼、彼土利·库鲁图、赛琳娜·科埃略和罗达·凯扬迦经过我身边，招呼我一起走，但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提议。他们能感受到我的苦恼吗？

彼得·纳泽瑞斯也许会理解。在大学里，他虽然比我高一级，但实际上要小我两岁；他在1940年生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而我则于1938年出生于肯尼亚的利穆鲁。我们曾一起供职于英语系的文学杂志《笔尖》，但他刚刚毕业，已将主编职位转交给我。因此我独自思索，试图把思绪集中到我无力改变的这一现实上：我所写的独幕剧《心中的伤口》被禁止在坎帕拉国家剧院的全国戏剧节上演出。

我们住在不同的宿舍楼里，生活中充满着从体育到戏剧上的友好竞争，而每一出在山上各楼间的英文竞赛中获胜的剧目，都会在镇上唯一的大剧院里再度上演。这出戏剧随后若能登上国家级舞台，就是最令人梦寐以求的获胜结果。这胜利不会带来任何物质性奖赏，有点让人想起那些在古希腊卫城中演出的戏剧[1]，在那里，虚构创作所获得的认可超越了任何物质奖励。

去年（1961），我的第一部独幕剧《反叛者》作为罗富国[2]楼的参赛作品取得亚军。获胜的是纳泽瑞斯的作品《勇敢新宇宙》，作为米歇尔楼的入选作品，此作有望登上坎帕拉国家剧院的舞台。即便是在他写出《宇宙》时，纳泽瑞斯也已成为一个典型的麦克雷雷学子，在音乐、体育、戏剧、学生政治和写作上兼具天赋[3]。我把终极荣誉输给了山上的偶像人物，但我还没有放弃。今年（1962），我的剧作《心中的伤口》获胜了。我创作的《乡村牧师》也将短篇小说奖项收入囊中，两项成就加在一起让罗富国楼赢了这场比赛。学监休·丁威迪把这一结果誉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为赢得比赛所写的作品质量上乘”[4]，也因为“许多本院学生都为此做出了贡献”。我的机遇得天独厚，下一步就是国家剧院了，我这样想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关于国家剧院演出的热议日渐消散时，我意识到出了问题。那些我认为知情的教授们都闪烁其词，但我终于堵到了大卫·约翰·库克。

库克是两位最积极支持学生艺术创作的教员之一。库克毕业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在南安普敦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61年在麦克雷雷担任过短期客座教授，并在1962年返回，获得终身教职。年轻的他大力支持已具雏形的当地人才，他们是大卫·鲁巴蒂尔、艾丽莎·科伦德和丽贝卡·涅尔等早期人才的后辈，指导他们的是玛格丽特·麦克弗森。麦克弗森是山上第一代学生写作者背后的精神动力，也是英语系1948年成立时的创始成员之一[5]。

英语系是麦克雷雷大学的招牌。这所大学始建于1922年，起初只是一所技术高中，在1949年成为伦敦大学的附属大学，并具备了颁发学位证书的资格。麦克弗森把这个故事记入了《他们为未来建造基础》[6]一书中，书名来自麦克雷雷的校训。大学服务于整个英属东非和中非帝国，接收主要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马拉维（时称尼亚萨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时称南、北罗德西亚）的学生。英语系是教授殖民地权力语言的所在。

我在库克的系办公室里找到了他。他曾支持我的创作，是第一个祝贺我获胜的人之一，还是约翰·巴特勒的朋友。巴特勒是坎帕拉的一所顶级高中——卢比利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位诗人，常参加乌干达戏剧节和学生戏剧节。他是裁定我的戏剧在比赛中获胜的评审人。库克请我坐下，但似乎并不十分乐于看到我。我直入正题，问他是否知道我的戏剧被禁止在国家剧院演出的原因。

他没有直视我，说了些与英国文化协会有关的话，种族关系什么的。然后就是那段话。“他们认为一名英国官员不会做那种事。”库克变得异常忙碌，胡乱摆弄着桌上的纸张。“他们对于戏剧本身并无异议，”他含糊地说道，“但他们觉得一名英国官员是不会那样做的！”

那部剧的背景设置在肯尼亚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武装解放斗争时期。英国人称此解放运动为茅茅，其本名是土地与自由军，自1952年起与殖民政府展开斗争。英国人将许多参与斗争的士兵和运动的平民支持者关进了集中营——当时被谎称为“拘留营”。《心中的伤口》的剧情围绕一位从集中营归来的土地与自由军（茅茅）士兵展开，他回家后发现妻子被一名白人地区官员强奸了。这个场景并没有演出来，只是在谈话中有所提及。这里的主旨不在强奸，而在于那人起初拒绝接受变化。

评审人约翰·巴特勒评价此剧写作精彩，结构巧妙，并称赞其制作和演出无愧于优秀的原作[7]。由于巴特勒是戏剧节委员会的一员，他一定曾力争将其纳入节目中。难道他在投票中被否决，甚至干脆被排除在外，仅仅因为英国官员强奸非洲女性这种事是无法想象的吗？那些不喜此剧中的政治之人的政治手段，胜过了戏剧艺术。

库克只是传达了坏消息，并非始作俑者。但当我站在女王庭院里，他的话在我脑海中不断重复，如同一张坏了的唱片：一名英国官员是不会……。最终我走开了，朝着主楼的方向左转，不确定自己该去图书馆还是回宿舍。麦克雷雷的主楼是伦敦大学主楼的复制品，内有校长、教务主任及其下属的办公室，是一座集麦克雷雷大学政治和行政事务于一身的多功能中心：重要集会在此举行，周末则化身舞场，人们穿着正式礼服翩翩起舞，这些舞会通常由广受欢迎的麦克雷雷舞厅舞蹈社举办。主楼位于山上制高点，是来自校园各处的学生、教员和访客的交流中心。

我遇到了伽内什·巴格奇和他的妻子沙德哈莎娜。夫妻二人在成立于1954年老坎帕拉的印度政府中学教书。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两人曾多次共同登台演出，其中一些是伽内什自己的短剧作品。与乌干达黑人艾丽莎·科伦德一道，这对印度夫妇在由外籍白人社群主导的文化圈中声名显赫。

作为戏剧界人士，伽内什与沙德哈莎娜夫妇似乎很适合做我的倾诉对象。他们在殖民地时期的乌干达生活已久，因此我想知道，身处坎帕拉种族分化的文学界，身为印度作者的他们是否曾有过相似的经历：戏剧作品因其内容而被禁止上演。

我的聆听对象们摇着头，以表达无奈的同情。

我回到自己位于二楼的75号房间，躺在床上，“一名英国官员……这就是原因……就是这样”伴随着刺耳的杂音在我脑海中回响，指向同一个问题：一名英国官员真的不会那样做吗？

这似乎很荒谬？

有时我们提问，

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

而正是为了已经了然于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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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狄俄尼索斯的剧院见证了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及许多其他人的作品。获胜者的奖杯是一座金属制成、用于火上烹煮的三足鼎。——作者注

[2] 罗富国爵士（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1881—1948），英国殖民地官员，1935年至1936年出任英属圭亚那总督，1937年至1941年为第20任香港总督。罗富国在1904年加入殖民地部，长期在非洲的殖民地政府机关供职，历任肯尼亚助理辅政司、北罗德西亚布政司和黄金海岸辅政司等职，在黄金海岸辅政司任内曾署任黄金海岸总督。1935年至1936年，在南美洲英属圭亚那任总督。

[3] 如今，纳泽瑞斯是一位知名小说家，著有《棕色斗篷下》和《将军起来了》。他也是爱荷华大学的顶级教授之一，在其国际写作项目中担任指导员，并撰写了无数博学且具创造性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亦因对猫王的独特解读——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第三世界居民——而名声远扬。——作者注

[4] 《罗富国楼通讯》，1962年第4期第1页。——作者注

[5] 直到2011年去世，麦克弗森一生都在编辑并维持《老麦克雷雷通讯》，致力于追踪每一位麦克雷雷大学教员和学生的动向，无论他们处于世界何方。——作者注

[6] 玛格丽特·麦克弗森著，《他们为未来建造基础：麦克雷雷大学编年史：1922—1962》（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作者注

[7] 《罗富国楼通讯》，1962年第4期第2页。格林尼·迪亚斯、罗尼·罗迪克、彼土利·库鲁图、赫尔曼·鲁普高、伊曼纽尔·吉瓦努卡、纳扎雷诺·恩古鲁库鲁和宝拉·伯纳克参演此剧。——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