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更好地理解这个不完美世界

说到经济学，很多人会问：经济学是不是很复杂，全是高深莫测的数学公式？经济学是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跟我们普罗大众有什么关系吗？也许还有人会说：哦，经济学，我懂的，不就是价格决定一切嘛。

然而，上述三种观点都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疑惑，那么读完这本书，我相信你对经济学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古代官债荐仆的故事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上都看不到。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一个普通人要想出人头地，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大家未必知道，一个读书人，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取了举人，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因为古代的官员编制非常稀缺，也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以清朝为例。平均每年大概有500人考取举人，但是每年空出来的地方官职（主要是县令）不到50个，因此举人被外派到地方做官的概率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外派官员选拔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抽签。清朝时，地方官员的任命都是由位于都城北京的吏部，根据每年符合条件的候选官员数量，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派发。由于僧多粥少，很多举人在京等待外派，一等就是十年。在乾隆时期，有人为了等待一个知县的补缺，居然等了三十年！是不是比大家想象中的举人惨多了？

在古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很花钱的事情。十年寒窗，已经让读书人花费不少；考取举人之后，还要在北京等待十年，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盼星星盼月亮，一些幸运的举人好不容易等到了外派做官的机会。那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呢？并不是。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做官了，所以要请客送礼办酒席，从北京赶到遥远的外地县城上任，一路上需要交通费、住宿费，到了当地还要租房子，雇佣师爷、仆人、轿夫等几十个打下手的人，这些都需要大笔的钱。这些费用谁出？既然是朝廷任命当然是朝廷出钱吗？并不是，这些费用，都是官员自己负担，这是朝廷的制度规定的。

面对这一笔巨额支出，怎么办？借呗。但问题是，这些外派官员有不少已经一贫如洗，连件像样的抵押物都没有。因此，对于一般的钱庄、票号或者私人债主，向官员发放贷款的风险太大了，很可能形成不良贷款。这种情况下，官员要借钱，只能借高利贷。利息有多高呢？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一般都超过100%。甚至，在乾隆时期，有一笔贷款的利息是本金的120倍。

有人会问，外派官员不是还有未来的工资收入吗？说到这里，我们也要科普一下。清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很低的。有多低呢？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大概是45两白银。45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有专家算过，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450元人民币。因此，45两银子的年薪就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一个月还不到1700元！他们还有其他收入吗？有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因为官员一旦借钱后，为了偿还高额利息，上任之后很可能会通过贪污受贿的方式搜刮钱财，所以清朝严格禁止任何机构或个人向官员放高利贷，违者将被问罪。

本来，钱庄可以和即将外派的官员签订一份高利贷契约。前者是债权人，后者是债务人。但是，这份契约在执行时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作为债务人的官员没有值钱的抵押物。第二，这种高利贷契约是违法的。一旦违约，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官府的支持。第三，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旦官员上任，远在京城的债权人既不知道官员的真实收入是多少，也不知道官员会不会光顾着花钱而根本不存钱还债。如果这个官员有好几个债主，谁能保证官员先偿还自己的那笔贷款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本书即将介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看似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但别担心，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办法。在借贷者和外派官员的重复博弈过程中，一个地下金融市场出现了。市场专门为外派官员量身定制了一款金融产品，学名叫作“官债”，就是专门针对外派官员发放的高利贷。因为大部分候任官员都在京城，所以官债又叫“京债”。专门发放官债的机构叫“账局”，就是一种金融机构，类似于私人银行。一旦某个举人幸运地被吏部抽中外派了，账局立马找上门来。

“官爷，在我们这贷款吧，金额大，免抵押，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还有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那你们什么条件啊？”

“我们就一个条件，借了我们的钱，就得用我们的人。您必须同意我们安排一个仆人在您手下当差。”

“送钱还送人？！我没听错吧？”

“得嘞，那您签字画押吧。”

古代金融契约的现代启示

不知道你有没有从上面这个故事中发现其中的玄机？作为债权人的账局，向外派官员推荐一个仆人（古代称为“荐仆”），有两个功能。第一，监督官员的真实收入和还债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第二，外派的仆人一般都具有地方管理经验，因此还可以协助官员在当地增加收入。在账局和外派官员的博弈中，荐仆就相当于一个巧妙的机关，破解了困局，实现了双赢。

以上故事只是我们的理论推测，那么，这种“官债荐仆”的机制是否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者苗萌和历史学者牛贯杰合作，专门研究了清朝官债市场的运作机制，并且其英文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的《金融经济学期刊》（JFE）。他们通过收集清朝官员的个人日记，整理了1820—1910年256笔借贷契约，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几个重要结论。第一，外派官员的上任地点离北京越远，越可能接受账局派出的仆人；第二，初次外派的官员，更有可能接受账局派出的仆人。原因是，离北京越远就越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而初次外派的官员既缺乏经验，之前又没有和账局打过交道，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所以，这两个结论完美地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官债荐仆的确是解决借贷契约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机制。

我们将时间视角向上延伸。隋朝开启了科举制的先河，而唐朝将其发扬光大。有意思的是，民间的这种官债荐仆机制，正是在唐朝晚期开始出现。我相信这两者绝不是巧合，而是印证了一个传统智慧：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

我们再将空间视角向外延伸。日本的企业在融资时主要向银行借款，而不是在股票市场上融资。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如何避免不良贷款呢？答案是，银行向企业派出董事或经理，负责监督和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且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接管企业，这形成了独特的主银行制度。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文化同根同源，可能日本就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借贷契约的启发，而主银行制度就是现代版的官债荐仆制度。

这本书要讲什么？

首先，经济学并不高深。不用任何数学公式，我们也能理解经济学的逻辑。

其次，经济学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账局和官员之间的借贷关系就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且这个博弈带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买房还是创业，我们都会面临借钱的难题。我们不知道对方的人品，对方也不知道我们的还款能力。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借还是不借，这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能够借我们一双慧眼。

最后，经济学不仅仅是价格机制。在账局和官员的借贷博弈中，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并不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安排了一个荐仆。这其实是一种非价格机制。其实，在真实世界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而是通过非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在这本书中，我会告诉大家，在信贷市场上，价格机制往往会失灵。这提醒你，如果你认为经济学原理就是价格机制，那么你可能需要重新理解经济学。至少，你可以暂时放下手边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或者《XX经济学讲义》，看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这本书的名字是《一切皆契约：真实世界中的博弈与决策》。它的分析框架是“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经济学中的契约，是指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我们在前文讲的借贷就是一种契约，买卖是一种契约，婚姻是一种契约，所有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国家，都是一种契约。总之，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契约的世界里。契约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设计最优的契约，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问题，二是寻找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这本书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并且帮助大家做出最优决策。

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什么？

第一，这本书将给你提供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并让你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经济学魅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乃是我们认为的社会科学。”意思是，你戴什么样的眼镜，你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本书将为你提供一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眼镜，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你可能没想到，清朝的吏部用抽签来分配官员职位，而今天的银行有时用抽签来发放贷款。这些奇闻看上去出人意料，但是当你知道这其实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次优办法时，你又会觉得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才能展示经济学的魅力。

第二，这本书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完美结合，真正做到“有趣、有理、有用”。

很多人学了经济学之后，常常困惑于不知道怎么用。这本书会告诉你：招聘时如何筛选“南郭先生”？考核时如何剔除运气的成分？作为老板如何防范下属合谋？企业并购为什么会失败？你会发现，经济学就是“七种武器”，将助你一臂之力。

第三，这本书帮你树立更高的格局，从制度的角度看透问题的本质。

人们常说：“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这本书的主要框架是契约理论，契约的本质是制度，因此契约理论实际上是从顶层设计高度来制定最优社会规则。我们不仅将讨论老板如何设计最优的工资契约，我们也讨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政府和市场的最优边界，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最优契约。

关于作者

最后，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契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我给研究生讲授契约理论已经十四年了。学生经常说，聂老师，你的课程全是数学模型，能否不用任何数学模型给我们讲授一门通俗易懂的契约理论？我一直希望实现学生们的这个心愿。

特别幸运的是，2009—2010学年，我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做了一年博士后，导师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他因为契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不敢说是他的亲传弟子，但我讲授的契约理论绝对是原汁原味的。此外，我调研和访谈过上百个企业和官员，我越来越觉得大学课堂的经济学就像是“黑板经济学”。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融入宝贵的调研体会，让大家感受“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魅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下面我们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