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2.1　引进概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国外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和介绍到我国，并对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1）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引进并学习借鉴国外实践经验和经济理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学习苏东改革理论，一个是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发展经验，也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

随着我国改革深入，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基本成为历史，更多是吸取教训。同时，为了大规模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1979年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发起筹备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始将西方经济学大量引入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其中多是对凯恩斯主流学派著作的介绍和研究。80年代下半期，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如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罗斯托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钱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等。

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工作者也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如张培刚和厉以宁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刘涤源和谭崇台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等；还有教材类书籍，如宋承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高鸿业和吴易风的《现代经济学》等。此外，国内重要经济学报刊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消息报》等，也发表了大量经济学研究成果。

（2）20世纪90年代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启新的篇章。20世纪90年代，我国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介绍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理论为重点，比如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同时，我国学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经济现象也取得一定成果。比如90年代“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樊纲和张曙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等。

此外，90年代还引进翻译大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形成不同体系、不同层次教科书体系。初级教程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1997）、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9）等，中级教程如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1997）、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1999）等，高级教程如瓦里安的《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1997）、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1998）等。

整个9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由过去的全面否定转变为借鉴和吸收，并积极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

（3）21世纪开端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迅速升温。比如克拉克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2001）、伊藤·诚等的《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2001）、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2001）以及德雷泽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2003）等。

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新的分支理论在我国引进和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如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等。可以说，21世纪开端我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格局，在逐步掌握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追踪和了解国外新的理论发展和新兴分支理论，并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理论经济学。

2.2　学习和借鉴

（1）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进行改革探索。大体形成三类主张：一是沿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割组合而成；二是从研究内容入手，打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为解释现实问题而引入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方法和理论；三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根据上述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教科书，如谷书堂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88—1992）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1989）、宋则行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89）、雍文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1990）等。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断革新，体现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逐步融合。但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主流地位弱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大学课堂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被削弱；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日益加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各种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现出浓厚的综合色彩。

（2）经济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或基本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还有科学抽象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提供的是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不是静止、停滞而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因此，我们既要传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当代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

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基本照搬苏联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侧重规范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进，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被推广采用。在强调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及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等在国内理论界不断推广，都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对政治经济学科起到补充完善作用。

（3）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学习借鉴的目的是应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展开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并在讨论基础上形成几类有益成果：一类是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分析框架，加强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分析，如张宇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2000）等；一类是把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支理论相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其中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如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6）等，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如陈宗胜的《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1996）等；还有一类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我国改革所处转轨阶段相联系，也称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如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1996）等。

此外，在教科书建设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联系中国实际揭示经济改革发展的规律性。如伍柏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1998）、张维达的《政治经济学》（2000）、逄锦聚的《政治经济学》（2002）等。

2.3　总结与评论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借鉴，是开放和理论自信的表现。当然，借鉴并不等于照搬。我国经济学研究在逐步融入理论背景和市场改革的进程中，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扬光大，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升达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理论界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如为国内经济学界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学术争鸣环境，培养了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科学精神，促成了良好的科学研究习惯和研究规范等。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具有中国改革实践自身特色，还要有从理论视野、假设前提、方法论基础到研究范围等逻辑体系的支撑，这样才能起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