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绿色发展指数的一种构建

林卫斌 苏 剑 张琪惠(1)

摘要:针对现有研究在评估绿色发展水平时泛化绿色发展概念的问题,本文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将绿色发展的边界严格限定在资源环境层面上。基于此,运用超效率非径向DEA模型测度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指数,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程度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并以绿色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得到各地区的绿色人均GDP,然后依据绿色人均GDP构建绿色发展指数以综合衡量各地区绿色发展的水平。本文的测度结果与官方发布的《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中的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存在显著差异:两种测算结果只有第1名、第19名、第20名和第30名的省份是一样的,而其他26个省份的排序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差异最明显的是天津,根据本文的测评,天津排名第3,而在官方的年度测评中天津只排在第28名。基于对比分析,尤其是对排序差异较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绿色程度的考察,建议官方在评价绿色发展水平时进一步厘清“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及“绿色”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指数;绿色发展指数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方向和任务,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破解我国当前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必然选择。五大发展理念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具有不同的维度。换言之,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具有各自的侧重点和概念边界。比如,创新发展侧重强调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改变传统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依靠技术和体制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引领发展。而绿色发展则主要是针对资源环境问题。传统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并排放出大量的环境污染物,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面临严峻挑战。绿色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判断一个地区是否绿色发展,主要应该看该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情况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然而,在关于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中,却广泛存在着将绿色发展概念泛化的现象,将绿色发展“作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从而难以科学评估绿色发展的真实水平。这些将绿色发展概念泛化且较有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研究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时考虑了资源环境因素,把资源和劳动、资本一样作为投入,把环境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陈诗一,2010;胡鞍钢等,2008;涂正革,2008;王兵等,2010;程丹润等,2009;岳书敬等,2009;黄永春等,2015;何爱平等,2019;Rafael A. Cuesta等,2009;George Vlontzos等,2014;Jie Wu等,2016[1-11])。考虑了资源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超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边界,因为其包含着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实际上是融合了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内涵,从而难以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第二类研究是通过指标体系构建绿色发展指数,这种绿色发展指数的构建首先在理论上没有厘清在绿色发展这一概念中“绿色”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比如,“能源消费总量”是这一类研究指标体系中常用的一个指标,但很难明确这一指标到底是衡量绿色水平还是衡量发展水平,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加分项,而从绿色的角度看,这是减分项,简单地把“能源消费总量”作为一个指标,不管是做加分项处理还是做减分项处理,都会存在逻辑矛盾。此外,在其指标体系中还存在着大量超过绿色发展概念边界的指标,比如,劳动生产率等。在理论上存在逻辑缺陷的绿色发展指数只能是一个内涵指向不明的数值,难以真正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科学界定概念边界是认识事物的首要前提。本文将绿色发展的概念严格界定在资源环境问题上,如果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则该地区的发展就不是绿色发展;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很轻,则该地区的发展就是绿色发展。基于此,本文首先运用超效率非径向DEA模型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三个方面的数据构建一个经济发展的绿色指数(Green Index of Development,GID),以反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绿色程度的差异。然后,用绿色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各地区绿色人均GDP,该数值的大小既反映了发展水平又反映了绿色程度。依据绿色人均GDP通过指数化、百分制化处理构建绿色发展指数(Green Development Index,GDI),以衡量、比较各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