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到服务

经济增长是人均GDP上升过程，也是经济结构持续变化过程。绝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成长都经历了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从工业再向服务业两次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支撑着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支撑着更大的生活选择多样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准。这一章回答四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高收入国家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轨迹如何，中国什么时期开始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中国有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

技术与偏好

经济活动为什么会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进而发生经济结构变化呢？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指挥棒，多数情况下一个部门产品或者服务相对价格上升会吸引资源流入该部门，实现该部门的扩展。这里所说的价格不是我们在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名义价格，而是相对价格，或者叫作真实价格。打个比方，假设全社会只有肉干和课程两种商品，肉干和课程价格都上升50%，两种商品的名义价格都有变化，但是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这不会引导肉干和课程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肉干价格不变，课程价格上升了50%，课程的相对价格上升会激励资源更多流入课程部门的供应，流出肉干部门的供应。相对价格变化带来了肉干和课程的资源投入变化。

相对价格为什么会变化呢？谈到价格自然离不开供给和需求。供给方的技术变化和需求方的偏好变化是改变相对价格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也是改变经济结构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下面我们用肉干和课程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和偏好变化如何带来经济结构变化。这个例子除了能帮助理解经济结构变化，还能帮助理解与经济结构变化同时发生的很多现象，比如中心城区房子的相对价格为什么越来越贵，为什么技术进步快部门员工并不会比技术进步慢部门员工的收入更高，货币为什么升值，等等。

在孔夫子星球上，人人都爱肉干，也爱课程。只吃肉干不够幸福，只有课程也不够幸福，肉干和课程兼得才幸福，类似大米粥一定要配橄榄菜吃起来才幸福的意思。开始的时候，生产肉干和提供课程各有100位师傅。市场上一块肉干可以换一次课程。

假如孔夫子星球比以前更疯狂地爱上了课程（这被归属于偏好变化），接下来会怎么样？会有更多劳动者转去提供课程，课程的供应数量上升而肉干的供应数量下降。如果你是一位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师，会发现什么变化呢？孔夫子星球上没有政府也没有资本家，没有税收也没有资本回报，按照收入法核算，全社会的GDP大致等于全部师傅的工资，肉干部门师傅在全部师傅中的就业占比越来越小，肉干部门师傅工资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小，肉干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越来越小，肉干消费额在全部消费额中的占比越来越小。

把肉干看作制造业，课程看作服务业，对服务业的偏爱越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偏好的变化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一股力量。人总是要先吃饱肚子，收入里面更多的钱用于购买食品。随着收入的提高，吃饱肚子以后，消费支出的增长开始转向衣着、家用电器、汽车等各种标准化制造业产品，收入里面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会下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恩格尔效应（Engel's law），这时候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会持续上升。再然后呢，随着对标准化制造业产品的消费越来越饱和，收入会有更大的比例用于各种服务类支出，教育、个人健康和娱乐、更好的医疗保障等，这是更高收入水平上进一步改善生活品质的重点内容，也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最核心的力量。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也是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在更高收入水平上从制造品到服务的需求结构变化。

假如孔夫子没有让孔夫子星球更疯狂地爱上课程，而是给肉干生产带来了神奇的生物技术，同样的一位师傅，每年生产肉干产量都能翻番（这被归属于技术变化），今年一位师傅能生产100块肉干，明年这位师傅能生产200块，后年400块，再后年800块……孔夫子没有眷顾课程的生产技术，一切还都是原来的样子。只有肉干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他一切不变，以后的100年里会发生什么？

肉干对课程的相对价格持续大幅下降，以前一块肉干换一次课程，自肉干生产持续技术进步以后，几块、几十块肉干才能换一次课程。再也不需要那么多师傅生产肉干了，只要几位师傅生产的肉干就足以满足全社会对肉干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都转去生产课程。在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师眼中，肉干这个部门就会越小，就业占比、增加值占比、消费占比都会越来越小。

把肉干看作制造业，课程看作服务业，制造业技术进步更快而服务业较慢，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越来越小，这是推动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二股力量。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越来越低，这不能说明人家的制造业技术不行，恰恰相反，是人家的制造业很发达，用很少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就能生产或者从他国交换来足以满足本国需要的制造业产品。

技术和偏好变化是经济活动中的慢变量，是决定方向的最重要变量。上面这个例子除了可以帮助理解经济结构转型，还能帮助理解其他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房子价格呼呼地涨，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

假设全社会只有手机和房子两种商品。如果手机生产技术进步很快而房子增长数量很小会怎么样？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台大哥大手机2万元人民币，北京一套很好的房子也不过20万元，交换比例是1∶10。在手机生产链的不懈努力下，手机生产技术日新月异，手机供应大增，一台高性能手机也不过3000元，北京一套像样的房子至少600万元，交换比例是1∶2000，房子的相对价格是过去的200倍。是大家更喜欢房子不喜欢手机了吗？并非如此。现在生活比过去更依赖手机。房子相对价格更贵，一是因为房子新增供应太少，二是手机生产技术革新太快供应充裕。

中国的房价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上涨，背后的一个根本性的长期依托是其他商品和服务部门快速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制造业持续的技术进步，房子相对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将难以持续上涨。在总体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房子的名义价格也不会有太大涨幅。

一个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部门的员工会比技术进步慢、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部门的员工收入更高吗？答案是否定的。手机部门技术进步虽然很快，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作用下，手机生产劳动者和住房建筑劳动者的工资变动中长期趋势会趋同。在住房部门工作的劳动者虽然没有生产率提高，同样也能分享手机部门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娱乐等很多行业员工也是这样，他们工作的内容即便没什么太大变化也谈不上生产率提高，但如果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很快，制造业部门工资上涨，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这个道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称为“鲍莫尔效应”（Baumol Effect）。

假定有夫子星球A和老子星球B，两个星球都爱肉干和课程，两个星球做贸易，只有肉干（制造业）可以参加国际贸易，课程（服务业）不能参加国际贸易，两个星球货币最初的汇率是1∶1。假设A星球肉干生产技术快速进步，其他都不变，两个星球货币的汇率会有变化吗？A星球上肉干与课程最初的价格都是1A星币，有了肉干的技术进步以后，肉干供应大增，价格只能卖到0.5A星币，课程还是1A星币。存在肉干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经过汇率换算后两个星球的肉干价格应该趋同（购买力平价）。A星球上的肉干是0.5A星币，B星球上的肉干还是1B星币，只有通过A星币相对B星币的升值，才能让两个星球上的肉干价格趋同。生产率进步带来货币升值！

这个机制其实也早被经济学家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讲的是技术进步如何带来一个国家的真实汇率升值，真实汇率升值是指本国的商品和服务能换到国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真实汇率升值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上面那个例子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是本国相对于国外的价格水平上升，这也可以让本国的商品和服务换到国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20世纪60年代还是固定汇率时代，巴拉萨-萨缪尔森最初的模型讲的是技术进步带来了工资和价格上涨，实现真实汇率升值。放在上面的例子里面，两个星球如果是固定汇率，1∶1的汇率不能变，两个星球的肉干的价格都保持在1A星币或者1B星币，技术进步的结果是A星球上的课程名义价格上涨，两个星球的肉干价格一样，但是A星球的1单位课程能换到B星球超过1单位的课程，真实汇率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汇率文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解释中长期汇率变化的最重要理论依据，常被用于解释日元相对于美元的长期升值，对于人民币的长期升值也有解释力。

总结一下，技术进步和从制造品到服务的消费支出升级是经济结构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最重要的两股推动力量。究竟哪股力量更重要呢？学术界认为后者对于从制造到服务拐点的出现更有解释力。有兴趣进一步深究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验和理论建模的读者，建议参考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文章。

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

当你在高收入经济体旅行的时候总会感到放心一些，放心是因为可预期，可预期是因为高收入经济体在很多方面高度相似。标准化的机场和酒店服务、洁净的空气、便利的商业服务、到处都能用的信用卡、不会太拥堵的交通，单子还可以列得很长。高收入经济体并非生来相似，而是它们经历了高度一致的经济结构转型，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再到服务业。只有经历了工业部门的高度发展并且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社会以后，才会有这样的标准化高水平服务。高收入经济体不仅都要经历经济结构转型，而且发生转型的拐点也高度一致。

度量经济结构转型有很多角度和指标。目前研究文献主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大的角度观察和度量经济结构转型。从生产角度看，主要是观察产业的名义和真实增加值份额变化以及产业的就业份额变化。从消费角度看，主要是观察对该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份额变化。不同观察角度下的结构指标变化轨迹可能不同，比如消费者购买一件纯棉衬衫，如果是基于生产角度则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都有增加值和就业，如果是基于消费角度则仅统计为制造业。判断存在经济结构转型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多个角度指标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结构转型指向。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性研究文章从多个角度细致地描述了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事实。他们的观察样本涵盖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从中得出了制造业份额随着收入增长而先升后降的驼峰形轨迹。图1描述了高收入经济体从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两个维度下的转型轨迹，转型拐点的出现有两个特征：第一，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横坐标是对数值）时开始出现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二，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持续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才会出现转型。高收入经济体的制造业和增加值份额的峰值多数在30%~40%之间。从消费支出角度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轨迹类似，转型的收入水平门槛值也是8000~9000国际元。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同时，服务业上述相应份额开始上升，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不仅来自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也来自服务业相对真实供给数量的上升。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制造业份额持续上升并且达到一定高度以后，才会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呢？只有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对一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才开始饱和，才有条件向下一个阶段转型。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这个高度对应的是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8000~9000国际元。接下来，收入当中更多的部分会用于服务业的支出。劳动和资本更多流向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这带来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下降、制造业消费份额下降，以及服务业的相应份额上升。

从时间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二战以后开启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然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高低，排着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开始持续下降为标记的转型拐点时间如下：加拿大（1957）、英国（1960）、法国（1965）、德国（1969）、日本（1970）、澳大利亚（1970）、西班牙（1972）、意大利（1976）、中国台湾（1986）、韩国（1992）。

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更多使用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这些服务业需要更多受高等教育劳动的投入，文献中也经常把这类产业称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布埃拉和考博斯基（Buera and Kaboski，2012b）观察到，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佣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也有类似经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等13个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较多使用人力资本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等行业无论是增加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都在持续上升；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交通等行业的增加值占比则是下降或者持平。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台阶式下降。横向比较来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速往往高于服务业主导的高收入经济体（Lucas，1988）。纵向比较来看，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经济增速也往往低于工业化高峰期的经济增速。如图2所示，我们比较了主要高收入经济体经济结构转型拐点前后1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之前可以看作工业化的高峰期，之后看作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期，11个样本经济体当中，法国、中国台湾、加拿大转型前后经济平均增速基本持平，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韩国、中国香港等其他7个经济体转型后10年的经济平均增速都有显著下滑，只有英国转型后10年经济增速高于转型前10年。

从机制上理解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富有挑战。早期的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能容纳结构变化，不关注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构变化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以罗斯托、库茨涅茨、鲍莫尔等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强调经济结构变化带来了经济速度的变化。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更严格的讨论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内融入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制造业部门生产率进步速度高于服务业）以及消费者非同质偏好（消费者更偏爱服务），利用模型演绎出这些因素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只是个结果，并不是结构转型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而是那些带来结构转型的因素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增速变化。

结构转型可能伴随加总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众多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学者（Duarte and Restuccia，2010）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会带来加总生产率提高，这是个赶超过程；而经济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是经济资源从相对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加总生产率下降，这是经济增速下滑、停滞甚至下降的过程。还有学者（Bah and Brada，2009）发现，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过度强调农业和工业，轻视服务业，时至今日，欧盟国家中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份额仍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他们还发现这些国家中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远低于制造业，因此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会带来人均GDP增速的显著下滑。

加总生产率变化可能导致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变化。埃切瓦里亚（Echevarria，1997）将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和偏好变化融入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不仅看到结构转型和加总生产率变化，还看到储蓄率增速的先增（农业向工业）后降（工业向服务业）。埃切瓦里亚的数值模拟结论与经验事实吻合较好，但是对于储蓄率变化原因没有做出进一步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机制是经济转型带来的加总生产率下降会带来资本边际回报下降，降低储蓄和投资动机。

结构转型角度也为理解劳动力市场变化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罗杰森（Rogerson，2008）发现，1956年欧洲大陆工作年龄人口的人均劳动时间高于美国5%，但是到了2003年后者高于前者30%。劳动时间短了也是解释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会这样？欧洲大陆单位劳动时间下降主要来自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相对平稳。乍看上去，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工业部门劳动时间下降。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内欧洲工业部门劳动时间下降来自经济结构转型，理解欧洲单位劳动时间下降问题的关键就发生了变化。罗杰森认为欧洲大陆相对于美国单位劳动时间下降的真正原因在于欧洲的服务业部门增长落后于美国的服务业部门。

结构转型进程中经济增速下降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影响渠道：（1）生产率加总效应，即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份额在需求上升和相对价格上升双重力量驱使下扩张，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份额收缩，加总生产率增速下降。（2）资本积累，部门间资源转移影响到资本边际回报率，进而影响资本积累。（3）劳动时间，劳动在部门间的转移和部门间的平均劳动时间差异，带来加总劳动时间变化。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间接但可能很重要的派生机制值得关注。（4）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面临着需求的持续性下降，企业面临的产能过剩甚至被彻底淘汰的压力增加，政府出于救助困难企业的目的采取了持续干预/补贴措施，并由此带来了资源错配持续加剧，资源错配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经济结构转型绝不是几个产业增加值占比数字的拐点变化那么抽象，而是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会迫使产业结构随之调整并同时带来大量新生机会和大量企业破产，会改变经济增长速度，会驱动新的人口流动轨迹，会改变城市的命运，会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会要求政府职能转型，会带来更多的焦虑和挑战，但最终会提升大部分人的生活品质。这些问题我们在后续章节中会逐个涉及。

总结一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不仅都要经历经济结构转型，而且发生转型的拐点也高度一致。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国际元，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增加值份额持续上升到30%~40%的某个峰值后开始出现持续下降，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份额都会上升。进入转型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下一个台阶，这可能来自加总生产率增长放慢、资本积累放慢以及劳动投入的下降，也可能是持续的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

经济结构转型文献从一组可以相互印证的指标体系而不是某个单一指标判断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拐点指的是制造业份额在驼峰形变化由升转降过程中的临界点。我们这里参考文献的做法，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份额、主要工业品需求收入弹性、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等几个维度，综合考查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收入、真实增加值份额、消费份额等指向的拐点均在2010—2012年。工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和农民工就业份额指向的拐点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也是在2008年以后加快上升。结合这些证据，中国经济最迟在2012年之后全面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

人均收入

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使用与上述文献中一致的人均GDP度量口径，即购买力平价下的1990年不变价格国际元。以1990年国际元为计价单位的人均GDP来自麦迪森项目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更新至2008年，中国在2008年的人均GDP达到6725美元，2008年以后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不变价格人均GDP增速推算，2010年人均GDP达到8063美元，2012年9404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拐点集中发生在人均GDP达到8000~9000美元的年份。

消费支出份额

中国家庭部门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占比在2011年达到高点，2012年以后持续下降。2005—2012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里面增长最快的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衣着开支，食品支出增速接近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速。结构转型期之后的2013—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从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信开支增速依然稳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开支增速从倒数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来的是居住开支，然后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开支，对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支出增速垫底。见图3。

需求收入弹性

收入增长对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是随着收入增长对标准化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逐渐饱和，而对服务业消费支出增长更快。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是该项产品的支出增速除以收入增速，度量这种产品的支出增长相对于收入增长更快还是更慢，可以作为解释和支持经济转型的间接证据。这里计算了主要标准化制造业消费品、主要工业原料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了便于判断趋势，我们使用HP滤波的方法对计算结果做了平滑处理。如图4所示，电视、冰箱、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依次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10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降。截至2014年，除了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还大于1，其他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在0.2~0.5，即便是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在下降趋势通道当中。钢、电、水泥、煤和原油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在2000—2006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降。截至2014年，钢、电、水泥的需求收入弹性在0.5~0.6，煤和原油的需求收入弹性在0.1附近。没有完整的服务业消费数量数据，这里用服务业真实增加值作为代理变量，以服务业真实增加值增速除以可支配收入增速，以此作为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的替代。计算得到的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

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份额

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份额在2006年达到过去30年的高点41.8%，此后开始持续下降。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较短，只能看到2004年以来的数据，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份额达到高点32.9%，此后开始持续下降。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在过去30年呈持续上升走势。以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增加值份额同时受到数量和价格变化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观察剔除了价格影响的真实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2011年以前，真实工业增加值增速多数年份都高于真实服务业增加值增速，1985—2011年前者真实增速12.2%，后者10.8%。2012—2014年，真实工业增加值增速落后于真实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前者7.5%，后者8.1%，此后二者差距进一步增大。以真实工业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2012年。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更突出（见图5）。2012—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业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类似。

就业份额

中国缺少较长时间序列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数据。目前能够获得的相关就业数据包括：过去30年的第二产业就业份额，2006年以来的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以及过去30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高点是2012年的30.3%，此后开始下降；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相对稳定，自发布统计数据以来一直在28%~29%；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自2008年发布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37.2%下降至2014年的31.3%；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在过去30年中持续上升，2008年以来上升势头加快，1985—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平均每年增加0.7%个百分点，2008—2014年平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以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2012年。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就业增长更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细分行业就业数据，2012—2018年农业部门就业大幅下降，制造业就业小幅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显著增长（见图6）。我们把服务业区分为两类，服务业1是劳动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12—2018年就业积累增长2.2%；服务业2是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12—2018年就业积累增长3.2%。

总结一下，从人均收入、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消费构成变化等众多指标综合判断，中国在2012年以后全面进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历高度一致。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

工业化是经济腾飞的引擎。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导致了经济发展停滞，有一些学者担心中国会不会过早开始去工业化，也有学者倡议中国应该避免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持续下降，要把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保持在一定高度。如何看待这些看法呢？对比一下中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进程，或者是对比一下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商场，都能帮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从国际经验对比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拐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在8000~900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份额在GDP中占比的峰值分别超过30%和40%。这些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转型拐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峰值高度一致。拉美国家不然，在同样的计算标准下，巴西和智利在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水平上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就开始持续下降。

中国不仅是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制造业份额峰值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接近，高峰期过后的制造业份额变化也与高收入经济体很接近。如图7所示，工业化高峰过后10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均值分别是30.3%、30.5%、34.8%、25.3%、33.7%、25.6%，中国大陆2012—2019年的份额均值是30.0%，说明中国相对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并没有更大幅地退出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份额的变化轨迹是标准动作。

结构转型的关键逻辑在于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制造业部门在经历充分发展，制造业产品消费逐渐饱和以后才开始转型。中国的情况基本如此，中国先是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充分的竞争力之后才开始转型，这是拉美国家没有经历的。从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主要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变化来看，中国是经历了对一般制造业产品消费的逐渐饱和以后，才开始过渡到向服务业的转型。

中国的商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场有什么不同？首先你会发现中国的商场更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商场，不说北京和上海，即便是三四线城市的商场和超市，商品的丰富程度也不逊于发达国家小城市的商场。再有，中国商场里面卖的绝大部分商品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其他大部分国家商场里面本国货占比没那么多，很多是Made in China。这些观察是中国制造业成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最直观证据。

制造业取得了发展和积累，跨过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拐点，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空间已经用完。比如汽车，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远低于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高收入经济体，2019年中国百人汽车保有量还不足15辆，日本和韩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达到25辆。很多家用电器也是这样，人均保有量水平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存在大量在城市工作但是难以在城市安家的人口，这些人口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通过土地、户籍、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城市化水平提高，制造业产品在规模上也有潜力可挖。即便制造业消费潜力得到释放，仍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大格局，制造业消费的潜力释放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增长以及对服务业更高的支出。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潜力释放带来的是经济增速的提高，而不会是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上升。

跨过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拐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压力会更大。市场没有原来那么旺了，要想活下去要更多依靠产品质量提升，依靠国际市场。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的时候并非日本工业化的高峰期，而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制造业份额开始持续下降的时期，更残酷的竞争压力逼出来了日本的国际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企业目前也面临同样的压力，这也是我们下一章要关注的问题。

总结一下，从国际经验对比和逻辑顺序来看，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与高收入国家的经历高度相似，与拉美国家的经历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充分释放，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