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失去比尔的第三天

早晨，沃洛翰夫人好心给我打来电话，却不得不在答录机中留言，我知道她不喜欢这样。一大早，我就出门去了，因为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站在岸边看海。顺着海上航线走过去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在我的感觉里，更是变得愈发漫长了。但是，当我来到岸边凝望大海时，心里十分惬意。只要一看到水，我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风吹拂起咸湿的空气，轻柔地裹挟住我，如游丝一般，抚慰着可怜的灵魂。哦，没错儿，我在想，人的灵魂那么微不足道，恐怕从来没有经过多少进化。它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在人体中甚至都找不出一个恰当的位置。然而，上帝用来衡量我们的只有这个。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缠绕着这些毫无用处的念头，然后便拖着疲惫的脚步沿着原路往回走，动动腿脚至少在我这把老骨头里注入了一点儿热力。我走进木头搭建的门厅，看见电话答录机的灯在闪烁。里面传出的是沃洛翰夫人令人愉快的话音。“嗨，莉莉，”她一上来就招呼道，她一贯如此——“嗨，亨利”，“嗨，某某”，不管给谁打电话都这么说，“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想着你。晚一点儿我会带些草莓过去。很棒的草莓，我等会儿就带去给你。我得先照管一下那条狗。”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也许有人会说这太突兀了，可我不这么想，我非常了解她，或者是我自以为如此。我了解我的沃洛翰夫人。对于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多年前，当我嫁给乔·金德曼的时候，我问克利夫兰的那位牧师——当然，他信奉的是天主教，我问他，如果我要和一个来历不明，连自己的宗教信仰都不清楚的人结婚，他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乔自以为或者说自称是犹太人，但他并不是犹太人，而且也不反对加入新婚妻子信仰的宗教。那位斯库里教父说，这桩婚姻是“无可非议”的。我觉得这是个很恰切的词语，经常挂在嘴边，作为一种至高的赞美。

沃洛翰夫人，是无可非议的。在她丈夫身患重病的那段时间，她一直精心照顾他，最后埋葬了他，她确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如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孤独，我的确是这么想的，虽然她很有钱，整天忙个没完没了。她有着惊人的生存能力，她经历的一个个人生片段，足可以陈列在教堂里，让观者为之潸然泪下。她已经让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年，当她对我说，她为我“找到了一座小房子”时，我觉得她一定没有打算完全由自己承担这笔花费。前不久，我跟她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她说，“你烤的糕点那么棒”，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方是绝对应该和必要的。她用惯常的轻松语调这么对我说，让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给她烤糕点也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倾注了自己过去对厨艺的全部热情。就拿小松糕来说吧，做法简单得很，但要做得恰到好处却并不容易。说起来，连一个五岁的孩子也能动手制作。然而，完全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连厨师本人也毫无察觉——小松糕里可能会悄悄溜进去另一样东西——那是一种感觉，是对母亲当年烤制糕点的回忆，就我而言，那情景是在一座爱尔兰农舍的院落里，姨妈围着锅灶团团转，风风火火的场面让人感到几分畏怯，她端着一托盘还没有烤过的蛋糕，像盘旋的鸟儿一样飞过院子，手脚麻利地将托盘放进炉膛的盖子下面，好不让噼里啪啦落下来的雨点把糕饼打得水淋淋，还得倍加小心，不让糕点挨着熏黑的锅盖，以免蹭上一块黑灰。这种超乎寻常的舞蹈兴许也在我身上有所延续，理应如此，我希望会是这样。这话不该由我来说。

她的丈夫，实实在在是个和我一样饱含热情的人，只是他不仅仅对制作糕点感兴趣，他确实值得她付出那么多。她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值得她付出双倍，因为她是这样认为的。我不能说自己在丈夫这个话题上有多少发言权。不过，从1955年到1970年，只要他在家，都是我给他做早餐，这可不是件小事儿，想想看，在某个奇异的天堂里，所有的薄煎饼堆叠起来，会形成一根香喷喷的柱子。

无可非议。我如此钦佩她，敬爱她，单是答录机里传出她的声音就让我的心情豁然明朗，这也许是一个旧仆对女主人一味顺从——除了这个身份，在生活的小词典里还能把我定义成什么呢？我发现那个答录机看上去有点儿污渍斑斑。一座房子里的物品总是得不到适当的料理，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儿。

沃洛翰夫人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道风景，是整个故乡，或者是海滨最远处一个岬角上那座给人带来喜悦的灯塔——那里的海滩变得崎岖不平，更像是被大西洋的波涛冲刷、侵蚀的爱尔兰海岸。即使她说自己打算“等会儿”就来，也许并不代表她真的会出现，我还是感到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我总可以在餐桌旁坐下来了，桌上的塑料贴面把阳光投射到我身后的门厅里，仿佛是反射在海面上的光影，宛若一块平坦的巨石。

思索，回忆。试图去追想往昔。所有那些艰涩的阴暗的时刻，封锁在记忆里的陈年往事，就像塞进旧枕套里的旧袜子。真不知道这些故事到底还有几分真实。很久以来，为了过得轻松愉快，我对它们不理不睬，至少我曾经一天天心满意足，认为自己是幸福日子的主人。每每把一道菜肴做得恰到好处，我就会感到非常愉快，瞧着一托盘刚出炉的饼干，我心里会漾起小小的快乐，说来也怪，那快乐却又是绵绵不绝的，就像是自己刚刚建成帕台农神殿，或者在岩石上雕刻出杰弗逊的面孔，再或许像是一头熊用爪子从水里抓起一条鲑鱼的时候，它的肌体在那一瞬间所产生的快感。那快乐犹如灵丹妙药，深深地抚慰着你，我们来到这世上，除了感受这种小小的成功带来的喜悦，还有可能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打垮和毁灭胜利者的大获全胜，不是战争和市民骚乱，而是把荷兰酸辣酱完美地涂在一块肥厚的鳕鱼排上，呈现出的色泽就像是一页金黄色的祈祷文，从而避免了厨房里可能发生的任何“灾难”——出奇制胜。

虽然我就要走了，脑子里却还在琢磨这些事儿。妈妈调制的酱汁。双层蒸锅的无穷奥妙。“莉莉，温度是锅的思考方式。就像我奶奶在哼唱摇篮曲，声音太大会让你睡不着，声音太轻柔小宝宝听不清歌词。莉莉，你听听温度的声音。听听锅思考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就在那儿噗噗响呢。你会听见的。等你听见了温度的声音，你就能做出世界上任何一种酱汁。”她用粗壮的胳膊指给我看，哦，没错儿，她的胳膊足可以把人打得晕头转向，不省人事，不过她从来不这么干。我亲爱的卡西·布莱克，她给了我在漫长的一生中战斗下去的武器。最终她被抛进了克利夫兰的暗夜中。

我所眷恋的一切都萦绕在脑海里，虽然每件事情多多少少都缝进了悲剧的线索——如果你追踪这条线索有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

其中一条线索，大概是从比尔一直追溯到我的哥哥威利，其间经历了多少战争，至少有三场吧？不，是四场。四场夺取人性命的战争，把多少人家的儿子，还有女儿，都卷了进去，碾得粉碎。对于所有那些为了美国的利益，为了美国的安危而背井离乡投入战争的人，我感到痛彻肺腑。哦，我知道美国对我来说是安息所，是避风港，因此，我怎么会不明白我也必须要为她付出些什么？我付出的是我至亲至爱的东西，真真切切相当于我生命的一部分。哦，比尔。

过去，他老是喜欢看挂在走廊上的照片，走廊一直通到我的卧室，那里光线不好，因为没有窗户，但在大白天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张照片是身穿军装的威利。比尔很小的时候常常盯着那张照片看啊看，因为，说真的，比尔长得酷似威利，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不是慢慢长成自己的模样，而是最终有了一张威利的脸孔。威利参加了他们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跟比尔参加沙漠战争的时候一样，他兴高采烈地走了，几年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过家，虽然他确实曾经休假回来过。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遗失在了法国，埋葬在他们挖开的壕沟里，所以，当他好端端地出现在都柏林城堡的家里时，浑身上下却像是缠绕着幽灵，也许是因为他周身笼罩着一层恐惧，像浮动的微尘一般。可他终究是个可爱的男孩，我记得真真切切，或者说这是我对他的记忆——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留给上帝去评说吧，不过，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深爱着他，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仍然能感觉到对他的爱。虽然我坐在这儿，可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大概跟任何一个沉浸在哀伤中的人没有两样吧，肝肠寸断，伤心欲绝，即使这样，在这悲痛的层层缠绕之中，在所有思绪的内心，在一个仿佛遥不可及的地方，我还是能听到我对威利的爱停留在那里，就像双层蒸锅里的热气在涌动。有时候，你倍加小心收藏在抽屉里的东西却偏偏怎么也找不到。踪影全无，真的是这样——但它确实还在原来的地方。

威利在战争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年。他先是在科克[5]进行了九个月的训练。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家的时候我十二岁，还是个孩子。等到他最终再也不能回来了，我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威利回不来了……在那场战争中，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个年轻小伙子再也没有回家。他们的父母亲在孩子阵亡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会收到几封来信，接着是一天天老去。那些善意的信件是尽职尽责的军官们写来的，有的自己本身也还是个小伙子。信里全都是陈词滥调，除此以外还能写什么呢？每天都有年轻的士兵在战壕里丧生。当你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兄弟时，不管是什么亲人，此后你也随他们而去了，虽然你还在四处走动，还在呼吸，还在思想，但你已经没有了生气。

我已是虽生犹死。虽然我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已经身如枯槁，这对我来说多少算是个安慰吧。似乎这样罪孽要轻一些。因为我知道自杀是一种深重的罪。在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这种罪孽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的，死后一定会下地狱。

我想大概真是如此。谁知道呢？

我可怜的父亲总共收到过三封关于威利的信。第一封是他所在战斗部队的军官写来的正式信函，读过之后让人悲痛欲绝。父亲是都柏林都市警察署的一名警官，那封信是夹在一堆公务信件中送给他的。他说，在读到那封信的时候，他感到信纸仿佛灼痛了他的手。他趁下午茶时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他迈步走进客厅的时候，宽大的脸膛因为惊骇而涨得通红，仿佛整张脸换成了一盏提灯，简直能把一束光线一路照到巴尔廷格拉斯[6]去。我一眼就看出了异样。我的两个姐姐安妮和莫德正在餐桌上瞎忙一气，我一定得实话实说，当时她们俩正冲着我大呼小叫，支使我干这干那给她们帮忙，这种争吵真是永远没完没了。身穿宽大的制服的父亲走了进来，脸孔像燃烧着一团火。他从光秃的脑袋上摘下头盔。我比安妮和莫德早几秒钟发现父亲有些不对劲儿，我站在屋子中央，正要放肆地嘲笑两个姐姐，话却哽在了喉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遭到斥责的狗，想大声咆哮却又发不出声音。父亲的眼神悬在半空中。我觉得，此后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里。

至少安妮马上就感觉到了什么。她小心地放下手里的大盘子。

“怎么啦，爸爸？”她问道。

“可怕极了……”父亲的话已出口，却忽然好像再也说不下去。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个信封，上面带有都柏林近卫步兵连队的标志——刻在菠萝上的大象。当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反反复复检查那封信，想找出破绽和谎言，结果一无所获。

“他是在皮卡第阵亡的。”父亲说。他拖出自己那把老旧的弯木椅，轻轻地坐了下来。他是个大块头，那把椅子细骨伶仃的，他大概是因为这个才特别喜欢坐在上面。

莫德手里的盘子不够走运，哗啦一声掉落在地板上，摔成了十几块碎片。没有一个人朝她看一眼。

“对，”父亲说，“是在皮卡第。一个叫圣考特的小村子里。我不知道那个村子在哪儿？是的，没错儿。”其实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是整个世界上最后一声叹息。

安妮站着一动不动。我一看她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她经常发脾气，很少有笑容，可我还从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仿佛是受了她的感染，再加上父亲的话也窝在我胸口，我禁不住放声痛哭，同时也为自己已经十六岁了还号啕大哭感到难为情。我当然从来没有读过悲痛情绪排解指南一类的书，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心里。那种悲伤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的。

“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父亲喃喃地说，语调很平静，“他最后一次回家，我在浴盆里给他洗澡，把你们三个赶到厨房里。他身上的泥垢真吓人，满是虱子和跳蚤，还长了皮癣，你们还记得吗？天啊！你们还记得吗？安妮，你那会儿站在门口跟我们开玩笑，说你要进来了，莉莉止不住哈哈大笑。可怜的孩子，上帝保佑他。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肉，我用大毛巾裹住他的时候，感觉他简直会出溜到褶缝里让我找不见，他真是太瘦了。但他很壮实，虽然瘦得可怜，可也壮实得很。威利就是那样。他是个好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待在家里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悲痛和忧伤先是坐在我们中间，然后慢慢钻进椅子里，最后又渗进四周的墙壁，和灰泥融为一体。我感觉，我们的悲伤一定还留在那里，只要有人悉心去感受，只要还有人记得威利·邓恩这个在世界历史上被遗忘的名字。

第二封信，或者说第二份通知送到我们手上，是在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之后的几个月。跟爱尔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还有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幸的家庭一样，我们铆足了劲儿拼命摩擦两根生命的木柴，燃起一小堆火，好让日子能过下去。父亲毕竟是让威利来到世界上的那个人，我想，他的哀伤一定最深重，最痛苦。他所拿到的威利的全部遗物只有一本士兵手册，一本稀奇古怪的俄罗斯小说，磨损得破破烂烂，还有他不知从哪儿捡来的一尊小马雕塑。威利在士兵手册里写下了父亲的名字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还写了我们在都柏林城堡的住处，作为自己的家庭地址。这些东西是威利所在的部队寄还给父亲的。父亲把那尊小马雕塑给了安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给了我，他自己保留威利的士兵手册，那本小册子历经过战火的洗礼，如此想来真算是一件圣物，我想象着威利可能一直把它包裹在一块防雨布里，用他胸膛的体温烘得暖暖的。这回轮到父亲把它放在制服内侧贴近胸膛的一个口袋里，用自己身体燃烧的炉火温暖着那些纸页——要说起来，他的警察制服真是有不少口袋。我确信我们三个已然是大姑娘了，我们自己尤其是这么觉得，威利死后我们的的确确长大了不少。突如其来的悲伤让安妮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她居然变得愉快开朗起来，对我的态度比以前友好得多，也温和得多。如此一来，在那段时间，家里沉重的悲痛氛围里交织着一丝温柔美好的情感，若是换到从前，她的舌头足可以充当剃须刀。

父亲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和威利并肩战斗过的一名中士寄来的，父亲把它看得和威利的士兵手册一样珍贵，还小心翼翼地夹进了那本小册子里。有多少家庭连同它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渐渐变得湮没无闻，如今那封信也许被丢弃在废物堆上，已经化为乌有。在我看来，那是一封奇怪的信，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措辞，大概是因为那位名叫克里斯多夫·莫兰的中士知道我父亲是个警官，他在写信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结果写成了一篇古里古怪的官样文章。他在信中说，自己写这封信是带着“郑重而荣幸”的心情。然而，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大为惊讶，只是因为他坦率地说出了威利在皮卡第死于非命的经过。事情非常简单，当时他听到一个德军士兵在唱歌，于是就隔着无人区用歌声回应对方，不料竟然中了一个狙击手的枪弹。

“威利就是这个样子，”父亲也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老是爱唱歌。”

虽然我只有十六岁，但我非常清楚，经过三年的战争，威利整个人已经被恐惧和死亡掏空了，父亲大概也知道，所以那位中士的来信把威利在最后时刻描述得如此豁达，如此轻松，对他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

可怜的威利。除了我和比尔，活着的人几乎没有谁还记得他。安妮和莫德不在了，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去世，当然，比尔也死了，除了我，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还记得他。比尔站在美国的一幢房子里，凝视着伯祖父的照片，穿越几十年光阴，朝照片上那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人露出微笑，现在想来，他参军入伍也许算是继承了威利身上的某种东西。

后来，塔格·布里来看望父亲。总共有三个人向我们讲述威利的故事，第三个便是塔格。

塔格·布里。他看上去就像是从英吉利海峡游泳过来的，被海水冲刷得一尘不染，他的面孔是那么干净清爽，这真是很难得，毕竟他曾经在战壕里待过好几年。我总觉得战壕里的泥污一定不是轻易能洗掉的。他坐在我父亲身旁，以威利的朋友和同一个排战友的身份，讲述自己对威利的回忆。我心里暗想，他算是个干净漂亮的男孩。他对我父亲说，威利死后，他继续留在部队里，一连几个月和南爱尔兰骑兵队驻守在科隆负责交通勤务，因为他自己原先所在的团在战争中被摧毁了。他说，他一直渴望能到都柏林和威利的家人说说话，因为他感觉威利会很乐意他这么做。听他如此一说，我才真正认识到威利在军队里很受人敬重，我想，大家一定都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对于面前这个小伙子，我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科克，和我们谈过话就直接回家去，只知道他曾经是威利世界的一部分，那个陌生、黑暗、令人恐惧的世界，但也是个萌生友情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为什么特别让我为之心动，在我脑子里上上下下地翻腾。

在塔格·布里说话的时候，父亲静静地坐着，只是偶尔点点头，有时候也摇摇头。至此，我断定那是在1919年的某个时候，当时父亲就要退休回到维克罗去了。都柏林到处都在发生新的谋杀事件，几十名爱尔兰皇家警队的成员丢了性命，有的遭到伏击，有的被杀死在酒馆里，有的死在自己的床上。父亲正当六十五岁，他所熟知的整个世界开始燃烧，熊熊烈焰，滚滚黑烟，交织成一片火海。

“威利是这样一个人，”塔格·布里说，“你不仅仅可以依靠他，而且你心里明白，他在时时刻刻替你留意着危险，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所以我总是在想，这种美德大概跟他的家庭有关，是他的家里人培养了他的思想品质。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自从我们把他埋葬那天起，我就一直想对你们说这些话，可怜的老兄，我们把他的来复枪插在他的坟墓上，上面顶着他的头盔，当时有我和中士，还有威利最好的朋友乔·基尔蒂——他后来也死了。自打那天起，我就待在圣考特村附近，在那些地方，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该死的混蛋德国佬已经被赶走了，请原谅我说话粗鲁，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就是……”说到这儿，塔格深吸了口气，不知何故，他的目光投向空荡荡的地板，扫过地板中央那块小小的土耳其地毯，然后落到我身上，他微微一笑，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在他的笑容里读出了某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就像是一篇宣言。“我想说的是，他爱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听他说起过安妮和莫德，听他说起过您，还有坐在那边的小莉莉，邓恩小姐，他总对我们说你有多么好，长得多么漂亮，说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心想，有朝一日，我最好能来一趟，只为了告诉你们这些话。”

“我们非常感激，”父亲终于开口说道，他浑厚的声音从暗沉沉的胸腔里传出来，充满了整个房间，“非常感谢。你在回家的路上还停下来看我们，真是个好心人，你家里的人一定正盼着见你呢，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他们该有多么庆幸啊。你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塔格·布里站起身来，觉得自己该走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没有一个人能像威利那样，”他说，“这是真的。”

“嗳，莉莉，”父亲也站起身，拉住塔格的手握了握，“你把这个小伙子送到门口。塔格，你穿过镇子到火车站去的路上，得留神四周。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人不喜欢看见你的军装。我们这里最近刚刚举行了一次大游行，你知道，是庆祝胜利的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街上纪念战争胜利，感谢你们这些小伙子，但是现在也有另外一些人偷偷地混在人群里，他们不喜欢看到卡其布军装。真的是不喜欢。”

“好的，先生，我一定会注意安全。谢谢您，先生。”

我走在他身边穿过鹅卵石铺成的广场，突然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因为自己穿着一件夏天的旧连衣裙，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希望自己出门前带上一件开襟羊毛衫就好了，因为现在是秋天，有一丝寒意，黑沉沉的灰云像一个巨大的盖子罩在城市上空。像塔格这样的小伙子，十八岁就参了军，大概跟威利一样，很快就满二十二岁了，我猜想，除了那种在战火摧毁的城镇里给士兵提供性服务的野女人以外，他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和女性接触过。这并不是说在蒙哥马利和马尔伯勒大街上没有成群结队的妓女，由于驻扎了军营，就是在都柏林城区里也不乏这类女人。不过，我感觉他不知道怎么和我这样的普通女孩聊天，一路上他几乎没对我说几句话。当我们来到通往女爵士街的出口，从卫兵身边经过的时候，那几个爱开玩笑的小伙子硬要逗引我们说几句俏皮话，否则就不让我过去，这时候，塔格让我吃了一惊。他在古老的花岗岩大门的背风处停下脚步，仿佛和我相识了一辈子，说话的语调是那么平静、温和。

“威利经常提起你，”他说，“他非常替你担心。几年前，你们这儿发生了暴动，他更是担心得要命。我经常看见他坐在战壕里，像开水里的龙虾一样，烦躁不安，无缘无故地发火，看样子苦恼极了。所以我特别来看看你，对你说一句：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的。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现在我见到了你，我知道他所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是真的，能见到你我简直太高兴了，真的是这样。”

他伸出手要和我握一下。我一时惊呆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事实上，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作成年女子而不是小姑娘来看待。我觉得，当时的自己仍旧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不过，我感到有一股热流涌遍了全身，我猜想自己的脸颊和脖颈一定像盛开的玫瑰那样炽烈、红艳，我都能感觉得到。

“要是我给你写信，你会给我回信吗？很抱歉，我说话这么唐突。可是，我住在科克城，当然，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回到德国。接下来我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我不愿意告诉长官，我的老父亲加入了爱尔兰志愿军[7]，他根本不希望我待在军队里，所以，我不知道等我脱下这身军装还能不能回到科克。我也许会来都柏林，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很难找到工作。”

我只是点了点头，因为他让我太吃惊了。

“你同意给我写信？”

我拼命想挤出一句话，快说话呀，莉莉，快说话呀，莉莉，说呀。

“是的。”我终于说出了口，这对我来说真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值得来一次大游行，我心想。

他朝卫兵敬了个礼，顺着小路走上女爵士街，然后就一路而去。他在街角转身向后张望，看见我原地不动，双脚在单薄的裙子下面瑟瑟发抖，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朝我挥了一下手，然后又挥了一下。我的手也举了起来，轻轻一挥。那几个士兵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个劲儿地笑啊笑。

我深深地陷入对塔格·布里的回忆中，这时候，我听见一辆汽车开到门前，我感觉那发动机的声响很熟悉。沃洛翰夫人还是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进了大门，为什么不能呢，这座房子其实是属于她的，自打我退休以后，她就让我住在里面。她并没有义务为我做任何事情。房子是那种非常舒适的别墅，她本来可以租给来避暑的人，租金相当可观。但她并没有这么做。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被安置在这里，我猜想，她的慷慨大方可能会随时间被消磨掉吧。可事情并非如此。

“嘿，嘿，你这儿收拾得真叫一个干净整齐。”她说着走进了厨房。她用一块布兜着一包湿淋淋的东西，一路走到水槽边上，我想那就是她说要带给我的草莓。她身穿白色裤子和浅蓝色衬衫，跟浆洗过的枕头一样洁净。她有六十岁了，按理说，她这辈子经历的所有苦难早就把她压垮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学会了从痛苦中挣脱出来。一路上荆棘丛生，她都左躲右闪地绕开了。也许她是最近才战胜了自己的悲哀。在我照料她的那段日子，有几个年头她一直沉浸在哀伤里，习惯性地沉默不语，很少外出与人交往。她丈夫死后，一开头那种深切的丧夫之痛慢慢减缓之后，新的生活让她重新变了个人。她做起事儿来干净利索，说话也是，就像有人把一篮子要说的话一股脑儿放在清水里漂洗、搓揉、上浆。年轻时代的风趣和机敏又回到了她身上。她喜欢开玩笑，尤其是在别人可能说了些真心实意的客套话之后，比方说现在——比尔的葬礼刚过去没几天。不过，我还是更愿意听她那些打趣的话。对现在的我来说，任何安慰都毫无意义，所以我更喜欢她的伶牙俐齿，何况我从小到大跟姐姐安妮斗嘴，练就了唇枪舌剑。

“我看我必须要带你去收拾收拾头发，”她说，“下星期你跟我一起进城，让杰拉德帮你做个发型。咱们的好朋友杰拉德，”她模仿着外国腔说，“他的真名我听说是查克，不过这没什么要紧。”

“你觉得，会有人在意一个八十九岁的老太婆把头发弄成什么样儿吗？”我问。

“这才是头等大事儿。等我到了八十九岁，我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来个造型。我要漂亮得让人无法形容。让他们目瞪口呆去吧。”

我们俩哈哈大笑。

喝过一杯茶，我随她走到外面的前廊。

“这儿一切都好吗？”她问。我生怕她终于要把话题扯到葬礼上，心猛地一沉。我知道这是她最关切的事情，她只字不提让我心里很感激。她自己经历过那么多次痛苦的煎熬，平日里说话总是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我猜想自己的脸一定稍稍有点儿往下耷拉。

“站在这儿，我总会想起可怜的诺兰先生。”她说，“我觉得那个该死的排水沟好像有点儿歪。肯定是去年冬天下雪造成的。”

“我看是比以前歪了点儿。”我应了一句，心里非常感激她岔开了话题，虽然她提到诺兰先生让我有些不安。当然，我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我猜沃洛翰夫人也没去，她一向不喜欢葬礼，不过她对诺兰先生很有好感。

“要说排水沟，我一窍不通，可我觉得这个排水沟方向不对。夏天雨水会流到客厅里去。”

她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便钻进汽车开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直愣愣地看着那条惹人心烦的排水沟。夏天的雨水。也许真会流进屋子。可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