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清军指挥官下令停止强攻，决定采取围困的战术来对付敌人。他们派大军驻扎在雅克萨周围，在雅克萨城外修了堡垒，挖了壕沟，切断了雅城与外界的联系。由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得不到武器与粮草的补给，困守在雅克萨城内的俄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储备的水与粮草严重不足，饥饿时时刻刻威胁着全军的生存。许多伤员忍不住干渴和饥饿的折磨，大批地死去。到了这一年年底，城中的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多人，而且不少人得了败血症，能站岗放哨不过四五十人。指挥官拜顿向上级报告说：“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当中，……即使现在允许安葬，也已无人筹划此事。”而到1687年初，拜顿手下只剩下六十六个患着马腺疫、败血症的士兵了。清军的围困战取得了重大的效果。
然而，就在清军围困战即将取得全胜的时候，沙俄政府派出信使乞解雅克萨之围，并表示俄国愿意和谈。于是清军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开始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1689年中俄双方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签订了中俄第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
围困战是在古今战争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法。粮秣饮水，武器弹药是任何一支军队生存的最起码的物质保障。围困战就是用军事封锁的办法，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线和与外界的联系，破坏对方生存的物质条件，使对方陷入没有粮食、没有饮水，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治疗的绝地，极大地削弱其战斗力，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最后胜利。
【原文】
用兵作战原则的变化莫测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简评】
用兵作战的原则在于变幻莫测。其精要为：使用各种谋略及伪诈之术，使彼不知我，就我所范，尔后出奇胜之。“兵不厌诈”，古今皆然。历史证明，军争不是简单地靠兵力数量，其中谋略与技巧往往是军争决胜条件。
“兵以诈立”，概括了军争技术的主要内容。在军争中，将帅必须以“诡道”为指南，以奇正变化为术，立足于“诈”战胜敌人。“以利动”乃是“兵以诈立”的深化。“诈”术制敌的行动是以对我方是否有利为原则的。有利于我方的，则行；不利于我方的，则止。“以利动”的方式为“分合为变”，即使根据敌情变化，分别采取分散兵力，集中兵力的方式随机应变。
【战例】
智勇双全的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
墨索里尼建立非洲帝国的美梦破灭了。盟国的胜利来之不易。这归功于英联邦各国军队和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同时归功于智勇双全的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他凭着自己的智慧，用伪装和诡诈行动，扭转了战局，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虽然后来他败于狡黠的对手隆美尔，并因此被解除中东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创造的那种“独特的战争”，却被英国将领们广为效仿。韦维尔的事迹至今还在英国、非洲和全世界广为传颂。
1940年至1941年冬季，暴风雨和浓雾保护了英格兰的城市。英国因此缓慢而稳步地恢复元气。当他们的力量恢复过来的时候，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利比亚沙漠中，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英国人，在韦维尔将军领导下，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这样的胜利是鼓舞人心的。这一胜利也导致了伦敦监督处的诞生。这是英国第一个专门进行骗敌活动的国家机关。
独眼的韦维尔出生在温切斯特，体格强壮，是印度克莱夫式的人物。
丘吉尔领导英国军民进行不列颠战役之时，韦维尔成立对敌欺诈活动机构的计划酝酿成熟。兵不厌诈，作战时对敌人的欺诈活动是经常进行的。韦维尔总结了这种方法，同时指出，世界一切地方的一切行动，不管它们相距多么遥远，不管看来它们是如何互不相关，但彼此都会相互影响。如果在一个战场上对敌人进行欺骗活动并达到某一目的，那么，就要对其他战场的类似活动加以控制。要这样做，就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机构来监督、控制一切战区的欺敌行动。
韦维尔把他的建议写成《备忘录》，送交英国总参谋部。韦维尔在《备忘录》中说，“从人追捕人的时代以来，战争的一切计谋和策略，都是人在人身上用过的几种简单诡计的变种和发展。”他粗略地把这些诡计分为四类：伪情报或伪装，以退为进，鼓励判卖和削弱敌人的士气。
“每一个司令官，应当经常考虑如何使对手误入歧途，利用对手的恐惧且使他们心慌意乱。”他说，“一切欺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你想要它注意的地方。高明的魔术师用的就是这些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迫使敌人做些有利于我们行动的事。例如把他的后备队调到错误的地方，或者不肯调到应该调去的地方，或者诱使敌人浪费精力”。
韦维尔《备忘录》广泛地谈到期敌的方法，即特殊手段，包括可以用于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方面的计谋。《备忘录》还讨论了一个无比有效的策略——讯号欺骗。敌人能够从无线电通讯、电台的位置、不同环节所用的密码类型和通讯量来推断部队实力的大小、性质和目的。有时，为了欺骗敌人，须使敌人从它所截获的讯号、所得到的印象同敌人从其他欺骗来源得到的印象一致。
欺骗成功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它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除非透露给敌人的明显意图已经完全合情合理地包括在敌人的判断之内，否则诈骗是达不到目的的”。《备忘录》还强调了解敌人司令官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时刻大力追索这一级的情报。知道对方一个将军非常容易激动，比知道他某年毕业于某参谋学院要有用得多。
《备忘录》最后着重说，使诈骗成功的辅助手段是保密。将诈骗掩藏起来不让敌人知道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倘若敌人看穿了虚构的事实，他就能够推断出真实情况。因此，知道诈骗计划的人愈少愈好。
韦维尔将军的意见和他所写的《备忘录》受到丘吉尔首相的高度重视，这和首相本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韦维尔得到批准，把他的理论在北非战场进行了试验。试验为日后实施战略、战术和使用诈骗技术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韦维尔率领的作战部队，面对着数十万人的意大利法西斯部队，比例是1:10。
对英国来说，控制地中海是重要的，它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生命线”。通往苏伊士以东的自治领和波斯湾油田的最短航线，都要穿过地中海。墨索里尼在1940年7月10日向英国宣战后，立即制定计划，企图从利比亚向东，从意属东非向西北，从两个方面大规模出击，切断这条生命线。墨索里尼深知，切断这条生命线，就等于卡住了英国在非洲的咽喉。为了攫取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他在利比亚驻有完全处于战备状态的二十万军队，在红海国家驻有十多万军队，加上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在非洲的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同这支数目庞大的法西斯军队相对，韦维尔手下的军队仅有三万六千人，计有一个不完整的坦克师，以及在中东、波斯湾和东非担任卫戍任务的几支小股部队。这些部队中，很多人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或者是土著武装，或者是行政人员，几乎都没有完成作战准备，而且迅速得到增援的前景是渺茫的。英国本土在严阵以待，希特勒正对英伦三岛进行狂轰滥炸，各条战线都很吃紧。人们都指望韦维尔将军用这支力量去守卫、确保和防卫英联邦在下列地区：埃及、苏丹、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法属和英属索马里、伊拉克、亚丁、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叙利亚和黎巴嫩等。
对韦维尔说，墨索里尼不是英国人在近东的唯一威胁。韦维尔预料希特勒随时有可能进军巴尔干，以控制地中海北岸，甚至直接出兵非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当前只有一个因素对韦维尔是有利的，那就是，不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不知道英国在这地区的实力多大。为了虚张声势，欺骗敌人，英国曾经煞费苦心地大力渲染这个地区的巨大潜力。所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认为这很可能是真的，这对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对付墨索里尼咄咄逼人的威胁。韦维尔记起，在1917年加沙第三次战役中，英国人曾用诡计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当时，韦维尔是埃得蒙·艾伦比爵士手下的一名军官。现在，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他不得不再次运用诡计，变得狡诈了。
面对墨索里尼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进攻，伦敦统帅部在短期内还不能派出部队前来支援，丘吉尔只派来了一个杰出的军官参加了韦维尔的参谋部。他是达德利·兰格尔·克拉克准将。他当时四十一岁，和平时期是个律师和关于布尔人和爱尔兰人“叛乱战术”的研究者。在敦刻尔克海上大撤退之后，克拉克应丘吉尔之请，曾负责起草过一项《备忘录》，促成了突击队的建立。现在他要用他的机灵的头脑和律师的技巧，帮助韦维尔用狡计欺骗意大利人了。
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后，即指令意大利参谋总部，从利比亚进攻英国军队，从而展开了他们的非洲战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于1940年9月13日，沿着海岸的狭窄前线进入埃及。英国人退却了，而且韦维尔似乎不大可能在英国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以西的远处阻止格拉齐亚尼前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韦维尔认为，硬拼是不行的，只能靠智力取胜。
在韦维尔总司令的授意下，克拉克准将具体领导各个小分队的欺诈敌军的工作。他们假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数百个橡皮做的巡逻坦克，它们能够装进板球袋里，然后取出，像气球那样打进气去；“野炮”可装进饼干盒内；“两吨重”的载重卡车和发动机，放掉空气后还没有弹药箱大。在一次初级战术诈骗中，克拉克的工程兵修建了假公路和制造了坦克履带痕迹。公路一直修到西迪巴拉尼以南靠近格拉齐亚尼的军队驻地。然后，他们领来成群的带着骆驼和马的阿拉伯人，后面拖着耙形装置，掀起漫天云状灰尘，从空中观察像移动中的庞大的坦克纵队。
为了探听虚实，意大利的飞机飞来空中摄影。但高射炮使他们不能低飞，这样就阻止了他们侦察出地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格拉齐亚尼发现，在他的右翼像是有强大的坦克和大炮群，而且比他自己的坦克和大炮还要多得多。这位墨索里尼的元帅还获得情报说，来自伦敦、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格拉齐亚尼害怕了，他担心侧翼受敌并被坦克部队切断。于是，他随即命令他的部队，沿着亚历山大公路掘壕防守，停止进攻，静观局势。
对此，墨索里尼大发脾气，对前线指挥十分不满。尽管这位法西斯领袖一再催促尽早发动进攻，但是格拉齐亚尼仍不敢轻举妄动。从齐亚诺的日记里可以看到“领袖”与将帅之间的矛盾。
“1940年9月16日，在埃及前线，进展缓慢，墨索里尼焦急不安。他对前线司令行动迟缓感到恼怒，这样可能使我们得不到战利品。其实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只是一些后卫战而已。”
“1940年10月12日，领袖归来。他对格拉齐亚尼非常生气，因为这位元帅对领袖要他发动进攻的命令又一次答复得拖拖拉拉。领袖说要撤换他，并提名让梅塞将军和韦尔切利诺将军接替他。”
“1940年10月16日，收到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报告副本。他说，在埃及重新开始进军至少需两个月。我立即将此件交给领袖。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愤怒心情。”
时间就是生命。韦维尔和克拉克持续采用这些战术，推迟了墨索里尼军队的进攻，使英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并接受从英国来的增援部队。韦维尔极其秘密地调动部队，然后于1940年12月9日出击。这次进攻是二次大战中最大胆的战役之一。尽管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结果全面退却了，而韦维尔的军队前进六百五十英里进入了利比亚。到1941年2月7日，已俘获十三万战俘、四百辆坦克和一千二百九十门大炮，虽然韦维尔从来没有超过两个师的“沙漠耗子”——这是沙漠中英国军队的代号。韦维尔的胜利如此巨大，而损失却小得惊人。他手下只有五百人死亡，一千四百人受伤，五十五人失踪或被认为当了战俘。
同时，在意属东非的英联邦小部队，仅以一百三十五人死亡、三百一十人受伤和五十二人失踪的代价，在另一次大胆进攻中，俘获了阿奥斯塔公爵军队的五万名士兵。意大利的军队垮台了，在韦维尔前后发动的两次大战役中，共歼灭敌军二十多万。墨索里尼建立非洲帝国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英国的这些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意大利军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此后，由韦维尔开创的欺诈战术，在非洲和地中海广泛使用。后来丘吉尔首相把它命名为“特种战争”。它在打击敌人、保护自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