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不再升学，志在归心佛法，一心要出家当和尚。于是他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写出一部《究元决疑论》的著作，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义哲学。他拿着自己的这部哲学论文，大胆去拜访请教当时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过梁漱溟的哲学论著后，即与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学系做讲师，专门讲授印度哲学。只有中学学历，既没上过大学，又没出洋留学的梁漱溟就这样走上了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一年之后，他把自己撰写的讲义整理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讲授印度哲学的同时，梁漱溟又开授了儒家哲学、孔子绎旨等课程，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到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他根据这40天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一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论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哲学论著，是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著。梁漱溟在这部论著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了“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再版了十几次，影响很大，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亲自登门来向梁漱溟请教佛学和儒学的问题。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听了梁漱溟讲解儒学与佛学之后，也十分钦佩梁漱溟的学识。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7年的讲师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认为，讲学、做学问要与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但是，他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无法实施的，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梁漱溟于1924年暑期，毅然辞去了他在北大哲学系当了7年之久的讲师之职。同年秋，梁漱溟到山东省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为要急于整理编印父亲的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他将这所学校交给别人接办，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东曹州办高中部的时间虽然短，但影响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来追随他。梁漱溟与这些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共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这种新形式的教育持续了一年多。接着梁漱溟到了广东，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开办了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者千余人，但只办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参观乡村教育。他先后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昆山县考察黄炎培主持的中华置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再到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他亲自制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规章制度。第二年1月开学，他担任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到山东邹平县去办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去了。这一办就是7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停下来。

山东省建设研究院设在邹平县，开始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梁漱溟亲任研究院院长和研究部主讲。研究部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员，学生学习乡建理论后，再进修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总共14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3000多人。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经过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明显，试验区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正当梁漱溟在山东醉心于实验他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理念之时，日寇大举入侵山东，全省大部沦陷，研究院再也办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东。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山东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出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到敌后游击区巡视，到香港办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人物，为争取国内和平，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梁漱溟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于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后一部巨著——《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写这部著作的着眼点在于补正他1921年28岁时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错误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但书写出来之后，却找不到出版单位，直到1984年他91岁高龄时，才不得不“倾平日全部节余”自费出版，只印了2500册。不料，《人心与人生》出版后，供不应求。1985年9月，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热”，引起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学者的关注。

梁漱溟晚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顾。他从人生态度这个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三个概念。

他认为“人对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就全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启发了欧洲人，使得他们后来超过了中国。由此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的“人对人”的特色，表现在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

所谓社会和谐，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家庭及社会之上下左右，并为之尽心尽责，而不是把个人权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这一特色，显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处处以个人为出发点迥异；同时它亦不同于出现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体主义为本位者。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对人”这一点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会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近现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便落后了。

说到“人对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认为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据是作为印度文化之主体的佛教文化对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态度，所谓出世、做和尚、不问世事，便是集中表现。如果将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相比较，则恰恰相反，儒家是极力主张入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全社会，使人人亲切和美，相亲相爱，从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无边；儒家看到人生是乐，其乐无穷。但是，如果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特点是：早熟。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之迅速，梁漱溟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认识到它不但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认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融取近世以来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梁漱溟认为，“这个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哲人逝去，思想长存！大师梁漱溟的思想，必将伴随绵延不尽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