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新运动的主旨
《海潮音》“道德新运动”专号目录页的一段导读开宗明义：
集团的恶止善行，洵是一个道德新运动。然佛教在佛世时，律仪化的僧伽，便是恶止善行的集团。但今日的佛教僧伽，此种道德力量式微已极，且加入僧团的只能是少数人，故现今觉得需要来一个五戒十善的集团行动。向来受持五戒的或持行十善的只是个人的事，今应由持五戒的组成五戒团，行十善的组成十善团，对团内则互相监督，犯则当众悔过或摈除，对团外则普遍宣传劝导，展开运动。[6]
这个简短的导读题为《集团的道德新运动》，扼要阐明了“道德新运动”的主旨，署“本社”显然代表《海潮音》的立场与态度，也可以说是太虚的意思表达，因为它与尘空写的《卷头语》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事实上都是对太虚《集团的恶止善行》一文的发挥，这里就结合太虚的这篇“弘论”[7]以关键词解读的方式来梳理“道德新运动”的初衷与特点。
第一，道德新运动。“道德新运动”，还是“新道德运动”？这两个词在《海潮音》的征稿启事与征文中都被使用过。这说明倡导方与响应者在理解上是略有差异的，或者说是有个变化过程的。如前文所说《海潮音》第27卷第9期太虚《集团的恶止善行》一文的副标题是“新道德运动”；第10期的征文启事为“人类的新道德运动”；第11期发布的“征文酬例”题为“道德新运动”，内文是“新道德运动”；第12期的预告“特别启事”又称“新道德运动”专号。但是第二年第28卷第1期正式出版的专号封面醒目标示的是“道德新运动”，卷头语也是“道德新运动”，并且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从倡导者的角度统一了名称。尘空在《卷头语》中如是说：“道德原无新旧，而实践之方法则有公私大小新旧之不同，故本刊所提倡者，非谓舍旧道德另倡‘新道德’，乃是就道德原理加以‘新运动’！”[8]
第二，恶止善行。既然是就“道德原理”加以新运动，那么道德原理是什么呢？太虚说：“解之豁然大通之谓道，践之浩然均得之谓德，果有可解而践者乎？曰：是惟恶止善行而已矣。”[9]石孚认为太虚的这两句话“道破了道德的极蕴，或可作为新道德运动欲达其登峰造极的指针”。他以苏格拉底的“道德者，知识也”（现在通译为“知识即美德”）来解读说：“唯有知识愈益真确——解之豁然大通之谓道，则所见之行事才能益得此心，此理之同——践之浩然均得之谓德。”[10]石孚的这种解读主要是他自己观点的发挥，后文再述。太虚原句的落脚点还是“恶止善行”。在他看来，“恶止善行”既是佛教的宗极，也是“道德之宗极”，是“人间超人间道德之大宗也”，是“人类能安乐生活之定则，舍此则人类安乐生活必不能得也”。那么什么是善恶？太虚给出了一个简明的界定——“害他为恶，利他为善”，并且指出实施的程序是由“恶止”而“善行”，恶不止，善不能实行，止一分恶就应行一分善，不能充实善行，恶也就不能终止，“以恶止开导善行，以善行完成恶止”，也就是“以不害他为止恶行善之始”。继之，太虚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之说对比儒家五常之论来说明，“若能遵五戒之佛律，其五常之儒行自在其中”，意谓佛教比儒学更为高明，更究竟，“要之，不害他而止恶，能利他以行善，始乎立人，终乎成佛”。[11]在《海潮音》“道德新运动”专号上，太虚特别撰文《转凡小旧道德成菩萨新道德》进一步表述这个观点，认为传统中国儒道都是“为己之学”，是循着“为己”的路线修身养性，所谓儒家伦理是为人，其五伦实质也是“都在身家所系，君不过父之扩充，朋友不过兄弟的推广，皆仍倚重为己”，大乘佛教的出发点则与此完全相反，所以其过程与结果也大不相同。大乘佛教“其出发点是极端舍自（不为己）利他（为人）的，绝无一点为自己的心，唯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大利益而发菩提愿”。[12]
太虚在此所述的观点无论就他自己还是佛教界而言，都不算新鲜。他自己1935年12月在广州复旦中学的一次演讲（题为“佛学之人生道德”）中就已经做过较为系统的阐述，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亦是佛教经典之论，故而太虚也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虽然如此，就如鸟窠禅师以“三岁小儿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回答白居易的质疑一样，太虚也指出“其事无人不易知乐行，其量惟佛能究竟穷尽”。更何况当今世界虽是“政治莫尚于民主，经济莫高于共产，知识技能莫备于科学”，却依然“大地人类汹汹，危乱苦逼，益无以安其生乐其活者”，若要“救今之民，拯今之世”，就必须“使不害他之精神，融彻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危苦之害可除；使利他之精神，贯通于民主、共产、科学，则安乐之利斯得矣！”[13]
第三，集团。既是“老生常谈”，何以言“新运动”？新就新在“集团”二字。太虚说：“今日非个人恶止善行能达成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集团之恶止善行乃能达成之也。”在太虚看来，其时民众或者陷溺于集团恶习惯，或者遭受集团恶势力之侵害，故而“必养成集团善习惯之对治，振兴集团善势力之弘利”，这样才能“以集团之不害他而止恶，以集团之能利他而行善。变革人群之危苦，造成民众之安乐”。[14]根据太虚的这个设想，尘空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采佛教僧团制度，以浅近的五戒十善，组织五戒团与十善团，由曾受三皈五戒的在家信徒先行组织，对内则相规相勉共守信条，对外则宣传劝导普引加入。将此种组织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各团体中，以期人人持五戒行十善，一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世界人人皆为善友，则人间暴戾之气必将转为祥和矣。[15]
从太虚之文与《海潮音》的组织运作来看，他们对本次运动非常重视与期待。《海潮音》创刊时立意与定位高远宏阔，不仅要做佛教界的“全国研究佛学、宣传佛法者精神上团结联合、融会通贯之机关”，[16]而且要面向全体大众“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17]在编辑方针上，以“博大”求“悠久”，每一期都编选学理、评议、新闻、历史、诗歌等多种类型的数十篇文稿，总页码基本保持在120页以上，“每季的第一月，更附出增刊一种”，[18]另外，每年还策划与组织各类专号与特号，如“唯识专号”“禅宗专号”“密宗专号”“人间佛教特号”等。但是随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展开，交通阻塞、物资匮乏，《海潮音》更是辗转奔波，“文章与经费两感缺乏，印刷条件尤属不易，故只求维持期刊”，自1937年8月号开始大幅缩减厚度，每期页码不到以往的一半，甚至经常合并期号出版，到1940年每期已缩减至30页以内。故而尘空感叹，《海潮音》“无能作额外贡献者，已八九年矣”。本次发起“道德新运动”专号的征文，呼吁新道德的建设，得到踊跃响应，本拟增加篇幅，将征文一期刊完，但因“纸价飞腾”，甚至“旬日间京中无货无价”，只从友人那里得到陈纸一批，仍不够，不得已减少页数，分两期刊出。[19]虽如此，这也是《海潮音》前后十年间编辑的唯一的“专号”，足见其对本次运动的看重。
虽然如前所述，作为一次运动，“道德新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次主题征文活动，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佛教界第一次如此集中地就道德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讨论。诸位论者以佛教义理为依据，用佛教的术语对道德的本质、起源与发展，道德的最高原则与标准、道德规范体系、道德的修持、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人与他者、社会的关系，乃至人生意义、生活态度以及佛教道德与儒家道德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发表了较为丰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佛教界的道德观。以下三节即以这20余篇征文来具体分析其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