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六日战争后的土地斗争和民族觉醒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社会重塑及其在1967年战争之后的生存战略中，有两个主要趋势是：农业经济增速下降和新政治的发展。[21]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1963年，以色列的阿拉伯农业劳动力百分比略高于阿拉伯总人口的1/3，仅仅10年之后，阿拉伯农业劳动力仅占1/5。[22]尽管阿拉伯人的职业阶层仍然较低，与犹太人相比，阿拉伯人经营的产业规模也很小，主要集中在食品等相对低级的产业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经济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阿拉伯人致力于政治斗争的意识以及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增长。

对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许多问题围绕着土地展开。在阿拉伯人大流散事件发生后，逃亡的巴勒斯坦人从未停止过在停火期间索要自己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土地和财产。以色列的《缺席者财产法》将从以色列逃离的阿拉伯人留下的“缺席者”的财产权移交给了政府任命的缺席财产保管人。其中被归类为“缺席者”的属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的土地也被没收。1954年，以色列1/3的犹太人口以及近1/3的新移民（25万人）定居在阿拉伯人遗弃的城市地区。在1948～1953年建立的370个新的犹太人定居点中，有350个处于“缺席者”财产之列。[23]

1976年后的十年，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土地再次成为所有阿拉伯人凝聚力的关键催化剂。关键事件发生在1976年3月30日，当时一个声称代表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居民的政治组织全国阿拉伯土地防御委员会宣布大罢工，以回应在加利利地区宣布征用土地供官方使用的计划，示威很快就失控。[24]在这一关键事件中，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之间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积累的愤怒的源头，巴勒斯坦人身份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达到了顶峰。

村庄的儿子（The Sons of the Villages，政治运动，源于学生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中组织起来的运动）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议会，以收集群众意见并努力摆脱以色列议会的束缚。 与之相伴的是在阿拉伯群体中不断壮大的各种阿拉伯委员会和政治组织。实际上，在1980年初，由以色列共产党和“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组织的全国性会议遭到了政府的反对，但其目的主要是抗议以色列在领土上的歧视性政策。

从外部情况看，六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泛阿拉伯主义，因此对于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并考虑自己的未来。 这直接影响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鼓舞了巴勒斯坦人在停火线内、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捍卫他们逐渐被限制的权利，并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中取得初步成功。从那时起，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出高度的团结精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未来不仅仅是阿拉伯政党的关切，也已成为许多犹太人的关切。在第十二届议会末期，马帕姆党（Mapam），拉茨党（Ratz）和变革党（Shinui）左翼议会集团合并为一个名为“梅雷兹党”（Meretz）的议会集团，拥有12个席位，其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排在工党和利库德之后。[25]这三个集团的共同点是，他们主张在领土妥协的基础上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建立巴勒斯坦国，保障公民人权，以及政教分离。[26]当时，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诉求与以色列以外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诉求相近，他们的利益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77年，拉卡和一些无党派议会团体将其名称更改为“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哈达什党，Hadash）。尽管是一个阿拉伯-犹太政党，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主要吸引阿拉伯选民的选票，呼吁以色列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所有领土，要求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及所有以色列公民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27]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对消极的政治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活跃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