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报告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王灵桂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9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主席强调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文明多样性：文明互鉴还是文明冲突？

世界文明是多样的。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

一些史学家对世界文明进行多种划分，以此彰显文明的不同特征。《世界史》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指出了人类社会尚存的九种文明，巴格毕也认为当代存在九种文明，更有学者提出10分法、12分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以文明存在的悠久性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个类型：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和墨西哥文明，此外还有尚未完全形成的俄罗斯文明。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12册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按照原生文明与派生文明这一标准，把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3类，其中：（1）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有：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文明；（2）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有：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文明。1986年季羡林在《东方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特点》一文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欧洲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创始人——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按照文明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力，世界文明有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将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文明的多样性究竟给世界带来和谐还是冲突，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冲突论则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代表性说法。自人类进入文明发展阶段后，特别是工业文明出现后，随着人们活动地域的扩大和交流内容的不断加深，在如何看待彼此文明、如何认知各类文明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上，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文明互鉴论认为，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将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自古以来，世界各国之间文明交流活动多种多样，文明互鉴的效果也多种多样，如有的国家文字里包含诸多外来语，有的国家的历史需要从他国保存完好的文字记录中寻踪觅迹，有的国家食物来自他国，有的国家的用品来自他国，有的国家的建筑模仿他国等。最著名的成果莫过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数字。这些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明财富对推动世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物质交流、人文交流、文明交流互鉴带来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发展，也在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不过，也有人认为，文明之间是冲突的。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如下。一是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二是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三是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四是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八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或提出挑战等。亨廷顿的观点从全球政治角度出发，采用西方零和思维模式，认为文明是未来各国利益增长的源泉，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就表现为对利益的争夺，哪种文明有优势，哪种文明就能胜出，文明竞争成为国家利益竞争的最后归宿点，因此，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其观点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甚至今天，少数别有用心的美国人仍在试图用文明冲突来挑起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事实证明，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交流互鉴带来的是发展与和平，是安宁和幸福，而文明冲突带来的是战乱和伤亡，是发展停滞和不幸。中国自古就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提出“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与其他文明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明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随着技术进步，到了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已多达70多个，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长安，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都市。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经过东南亚，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至今各处仍留有郑和下西洋的痕迹。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今天人类社会能够取得如此丰富的成果，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取得的。相比之下，文明冲突往往带来的是对文明成果的毁灭，世界诸多的文物古迹不是毁于天灾，而恰恰是毁于人祸。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不少于和平时期的时间。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人类对战争记忆的思想反衬。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1]。今天，文明冲突论再次沉渣泛起，试图以战争思维来看待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蔑视和欺凌，其实质是一种文明霸凌行为。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进步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展示，更是推动未来发展和进步的源泉。文明，不是天赐的结果，而是人类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通过自身的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成果。《诗经》、《论语》、《塔木德》（Talmud）、《一千零一夜》（Tal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梨俱吠陀》（Rgveda）、《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等名篇经典，楔形文字、地图、玻璃、阿拉伯数字、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长城、麦加大清真寺、泰姬陵、吴哥窟等恢宏建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文明的创造来自两种力量，一种是本国民众创造出来的，另一种是各国之间的交流互鉴。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扩大，文明交流互鉴对各国的影响日益明显，成为推动人类进步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向世界讲述中国“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深刻阐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文明观，这一重要演讲在全球范围引起强烈共鸣。

一是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创造新的物质文明，推动社会的进步。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二是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推动各国之间相互开放。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中国历史有过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沉痛教训，郑和下西洋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国家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而清朝推行的长期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迅速衰退和落后。与会专家阿尔巴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理事吉尔吉·西纳尼先生（Gjergji Sinani）认为：“伏尔泰以中华文明为例，通过批判欧洲的罪恶与对比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来寻求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欧洲。17～18世纪被认为是欧洲意识出现危机的时期。造成这场危机的一个因素是欧洲的优越感”。可见，“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三是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推进民心相通、推进各国之间和平相处。“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与会专家国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联盟首席执行官拉尔夫·卡德先生（Ralph Kader）认为：“正确的文化传播观不仅不会因为互不信任和猜疑而产生争端，反而会使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不尊重、贬低和排他性的群体阻碍了不同文化之间所有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把民心相通作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列入其中。近几年，中国同各国一道，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2018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超过1.6亿人次，入境游客超过1.4亿人次，这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自二战之后，亚洲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这期间，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相互投资获得两位数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具增长活力的中心，同时亚洲各国民众进行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交流，也为消除曾经留下的战争创伤提供了可能。大量的数据和实例表明，亚洲获得发展的外部来源之一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文明交流与合作，它们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与和平发展创造了发展的前提。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2013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时第一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各种重要场合，特别是重大国际演讲中，反复阐述中国积极倡导推动建设、努力迈向“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核心思想。习近平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目标，“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答案。

在上述阐述中，我们看到，文明交流互鉴被看作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是文明交流互鉴是“和而不同”的实践，是不同文明实现相互包容的过程，为世界各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了前提。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几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强调的是对不同文明的承认，然后才能开展交流互鉴，也就是进行所谓的“和”。每个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历史文化形成的条件不同，承认这种差异性，也才能从内心尊重这种差异性，才不会产生一种文明胜于另一种文明的心理优势，才会产生对各种文明生而平等的敬畏，才会不强迫他国追求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才会在尊重各国差异之下，促进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对不同发展模式的认同实质是对不同文明的认同。与会专家孟加拉国库什蒂亚伊斯兰大学副校长哈伦-拉希德·阿斯卡里博士（Md.Harun-Ur-Rashid Askari）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故意歪曲对正确理解亚洲文明构成了巨大威胁。这是一种在长期殖民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现象。然而，在后殖民时代去殖民化进程开始后，东方出现了新的持不同意见的声音，支持迄今仍被歪曲的文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将欧洲或西方描述或解释东方的计划称作‘对差异的夸大’，是一种西方优越感的傲慢体现，并称这种做法是用陈词滥调的分析模型来感知东方世界”。因此，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他国文明误解、误读进行澄清的最好方式，通过对不同文明的认可，承认不同文明在推进人类社会向更美好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从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

二是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不同文明优势的认可，是推进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和共同创造的过程，有助于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指出，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鼓励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也就是说，要承认不同文明各有所长，才能给彼此创造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迈进。比如，阿拉伯数字写作简单，便于记忆和通行，因此比其他计数文字更有优势，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因此，中国积极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与会专家汤加太平洋事务理事会主席易立亚博士（Hiria Ottino）认为：“中国强调的绝不仅仅是‘援助’，还有‘合作’。中国的做法也一直为太平洋岛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对话的机会，让他们认识到需要保护太平洋文化、太平洋经验，甚至是太平洋的国际视角。中国这种截然不同的参与地区事务的方式对该地区传统大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传统大国认为该地区是‘它们的’。这不应阻止太平洋岛国人民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也不应阻止西方将各种外国发展援助来源政治化的企图，也不应阻止太平洋岛国参与中国提出计划的进程。我们对发展援助的接受不应成为零和的国际政治竞争，我们太平洋岛国人民不应被视为天真地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因为中国的模式和建议显示出其真正有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发展目标做出实际贡献”。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三是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设和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与会专家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主任张添财博士（Peter T.C.Chang）认为：“亚洲多种多样的民族、语言和信仰体系能够和平共处，甚至能够通过跨文化交流和融合而相互丰富。诚然，这种多元化的局面并非没有冲突。亚洲的历史也受到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亚洲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存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与会专家阿富汗萨达特·曼苏尔·纳德里基金会主席萨达特·曼苏尔·纳德里先生（Sadat Mansoor Naderi）认为：“‘命运共同体’概念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运用新手段促进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发展”。雨果（Victor Hugo）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正如参会的外国领导人所说，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成功举办，开启了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篇章，为促进和平、友谊、合作，共圆亚洲人民共同的美好梦想发出了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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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1945年签订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序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