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动态

1.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20世纪初期，国外兴起了对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60年代的“绿色革命”进一步激发了学者对农业新技术采用研究的热情，使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梳理国外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背景，运用不同统计分析方法与数理模型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和探讨，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并在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国外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转变。第一是从采用行为的研究转向采用结果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制定了农业补贴政策来鼓励农户采用农业环境保护节水技术，在项目开始实施的阶段，政府会对所有采用农业环境保护节水技术的农户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但项目最终取得的生态效益却未达到预期标准，由此促使学者对目前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将研究重点从技术采用行为转向技术采用结果（Kaiser et al.，2010；Matzdorf and Lorenz，2010；Osterburg and Techen，2011）。第二是从技术采用的静态分析转向动态研究。如早期学者研究指出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本质上是农户心理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具体包括了农户的认知、兴趣、评价、尝试和应用等五个阶段（Rogers，1962；Bell，1972），研究者不应只针对某个阶段进行分析，还应该动态跟踪农户整个技术采用过程。近年来，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农业技术采用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些学者开始利用长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例如，Dadi等（2004）利用25年间的埃塞俄比亚农户数据，采用久期分析模型研究了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和不变的变量对农户采用肥料和除草剂速度的影响。Alcon等（2011）利用西班牙干旱地区1975～2005年的调查数据，探索了农户采用滴灌技术的动态过程，并采用离散时间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农场特征、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与体制因素对农户采用速度的影响力。第三是从确定性研究转向不确定性研究。在早期研究中，学者关于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通常基于确定性的假设，然而后期学者逐渐意识到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将不确定性纳入模型分析较为准确，因此有关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逐渐由确定性研究转向不确定性研究。例如，Lindner（1980）研究发现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存在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农户可以通过搜寻信息、积累经验和互动交流等方式降低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Carey和Zilberman（2002）在对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研究中，把将来发生干旱的可能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以此探讨影响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条件；Schuck等（2005）对科罗拉多州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研究表明，地区的干旱程度与技术采用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Jack（2009）对贫困地区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新技术可能为农户带来较高收益，但由于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农户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冒险采用，最终可能导致新技术采用率较低。

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研究范式的改变使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新方法不断涌现，学者研究不再拘束于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重点的多样性使得学者不断积极探索研究新方法。国外研究已经运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法（Brocke et al.，2010）、元胞自动机模型（Balmann，1997）、SEM模型（Mohapatra，2011）、技术接受模型（Davis et al.，1989；Venkatesh and Davis，2000）以及多智能体模型等较为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此外，实物期权投资模型和传播模型等新模型也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与运用。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研究重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农户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Finger and Benni，2010）。二是重视农业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用的研究，如Sattler和Nagel（2010）、Espinosa等（2010）、Knowler和Bradshaw（2007）等学者认为影响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经营特征（如农地规模、农地产权）、环境特征（如区域环境水平、交易成本、社区环境）等方面。三是重视农业可持续性技术采用的研究。随着发达国家环保计划的实行，农业可持续技术越来越被大众熟识，但对看重短期收益的农户，他们更多考虑成本收益与风险水平，并不会把减少资源消耗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仅追求短期利益的农户并不会选择采用可持续技术。因此，如何激励和促进农户采用可持续性技术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2.社会网络与技术采用相关研究

作为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网络是由人际互动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从社会学向经济学过渡，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也开始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Jacobs（1961）在对城市化社区进行研究时将“邻里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首次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这种研究方法当前仍被广泛应用。Bourdieu（1986）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并将其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网络成员共同熟识或者被网络成员认可形成的。Coleman（1990）研究认为通过社会网络可以获取信息，对增加个人或集体利益有重要的影响，最早正式提出了社会网络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Putnam（1993）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社会资本，并指出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组成社会资本的三种重要因素。

从另一视角理解社会网络源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基于网络结构的角度，重点关注的是网络强度及其影响因素。Granovetter（1973）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网络的强度，通常认为异质性越大，社会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此外，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状也决定了社会网络的强度，如Lin等（1981）研究认为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社会地位。Burt（1992）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中的一些个体间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或出现联系中断，拥有“结构洞”的人对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整合及控制占绝对优势。

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汲取和控制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目前在个体层面上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收入与分配、风险分担、劳动力转移、投资与融资等方面。Angelucci等（2008）研究认为，由于网络成员之间通过信息传播或共享等方式可以分担风险，因此以姓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具有提高网络成员间平滑消费的能力。Fafchamps和Lund（2003）指出社会网络可以扩大融资机会，Karlan（2007）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成员交往较为密切，相互监督成本较低，有利于规避风险问题，同时Banerjee等（2013）、Samphantharak和Townsend（2010）研究发现由于网络成员之间相互熟识，在信贷市场上可以较为容易地将信用较低或盲目追逐风险的网络成员排除在外，能够有效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此外，社会网络还能制定相应的社会规范或规则，对违约者进行处置或惩罚，从而降低网络成员违约的可能性（Karlan and Morduch，2009）。在投融资方面，社会网络可以为成员间的投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从而增加网络成员进行投融资的机会（Karlan et al.，2009；Kinnan and Townsend，2012）。社会网络在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促进信息共享、为迁徙成本提供融资渠道和配给就业三个方面。Munshi（2011）研究认为安置在同一社区的成员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后来的移民在新的迁入地找到高薪的非农工作岗位，原因在于新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提供共享的信息和资源。Dolfin和Genicot（2010）利用美国和墨西哥迁移数据对迁移网络如何促进外出打工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网络成员之间可以共享各种渠道的就业信息、互相提供资金支持以及迁移后相互扶持等，从而提高网络成员外出打工的可能性。Munshi和Rosenzweig（2006）对印度家庭中低种姓成员在教育和职业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低种姓男性成员从其社会网络中获益更大，更多地就读当地学校和从事低收入工作，低种姓女性成员从其社会网络中获益较小，更多地选择英语教育和从事中等或高收入工作。Mogues和Carter（2005）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可以被当作一种无形资产或担保品，具有提供资源和增加财富的功能，社会网络的不平等会加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McKenzie和Rapoport（2007）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也可能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随着社会网络概念的兴起，由于其强大的解释力使之成为解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的信息渠道和学习功能在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Genius et al.，2013）。受自身文化水平和周围环境影响，农村地区多数农户获取的信息具有不完全性，信息来源和与外界沟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农户通过内部关系网络进行有关新技术采用的交流和学习，能够加速新技术信息在农户间的传播速度，改善农户对技术的认知和知识水平，从而减少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Conley and Udry，2010），提升技术采用效果（Bandiera and Rasul，2006）。国外不少学者从社会学习、信息获取的视角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对技术采用的影响效应。如Foster和Rosenzweig（1995）发现绿色革命期间，印度农户采用高产杂种品种主要通过学习邻居经验，但效应比自身经验效应小；Udry和Conley（2001）研究表明加纳农户在菠萝种植过程中投入要素使用量的信息主要通过农户网络交流；Bandiera等（2005）基于莫桑比克农户向日葵种植研究发现农户的采用决策与家族和朋友群组有关，而与宗教群组关系较小，且在不同宗教群组间没有差别。Liverpool和Winter（2010）研究认为人际社会网络比地理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更大。

3.政府推广与技术采用相关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业技术扩散相关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量的描述和解释技术扩散过程的研究。时至今日，国外研究大多应用数理经济模型对农业技术推广和扩散进行定量分析，且更加注重从农户视角探讨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相关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关于农业技术扩散及推广过程的研究。概括来说，国外研究中对技术扩散的定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技术扩散视作创新的扩散，并将这种扩散看作一种模仿行为。一些学者认为技术采用过程是技术扩散的主导过程，如Rogers（1962）研究发现一项新技术从最初出现到最终被采用者采用主要经历了认知、评价、决策、尝试和确定五个阶段，且后期学者研究同样表明技术扩散的确会经历以上阶段或部分阶段（Mason，1963）。第二种是将技术扩散表述为将技术看作特定渠道的传播，学者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禀赋条件、市场发育情况、政策制度支持、配套设施建设和技术本身特性等因素决定了新技术是否具有适应性，从而对农业新技术的扩散产生影响（Moore et al.，1991）。此外，第三种认为技术扩散是新旧技术在时间上的交替，如Munshi（2004）研究认为，在技术扩散过程中，信息的有效流动是至关重要的，个体技术采用行为主要是其进行学习和信息交流的结果。

（2）关于农业技术推广作用的研究。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农业技术推广对农户产出具有重要影响。James（1990）对埃塞俄比亚地区小麦品种采用的研究发现，政府技术推广项目对小麦良种采用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AI-Hassan和Jatoe（2002）研究表明技术推广活动可以为农户节约生产成本、促进农户技术采用以及技术转化，推广活动对加纳农户采用粮食作物新品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Marsh等（2004）通过对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可以提高农户生产率并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Waddington等（2010）、Ali等（2012）学者研究发现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具有节约生产成本、扩大技术传播范围、提高技术传播速率的重要作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3）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农户个体、制度安排、市场状况、技术特征等视角对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农户特征方面，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早期技术采用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例如，Ragasa等（2013）、Guo等（2015）和Jiyawan等（2016）学者研究表明，农户的性别、文化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经营规模和劳动力结构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在技术特征方面，Rogers（1962）认为技术本身特征和性质对技术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在制度安排方面，信贷可获性、信息水平、种植规模、土地制度、区域投资情况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Glendenning et al.，2010；Labarthe and Laurent，2013；Spielman et al.，2011）。在市场状况方面，Aker（2011）研究发现，市场信息是否完全与畅通、交易成本的大小能够对农户技术采用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对技术推广效果产生影响。

（4）关于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研究。由于农业技术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早期很多国外学者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应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然而随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概念的延伸，推广服务的供给主体也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国外研究中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经历了先由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综合型服务模式的历程。在1980年之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大多由政府部门供给，政府在推广服务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之后随着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私营化的政策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农业推广权利应该下放，例如，Ssemakula和Mutimba（2011）研究认为政府将农业推广权力下放后，农户可以获得与其自身利益更加相关的服务，进而提高了农户参与政府推广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应该摒弃政府主导的传统推广模式，增加推广活动的分散性。Karuhanga等（2013）研究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提供者应该具有多元化、多层次特征，与不同类型农户交流时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提供和获得将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公平。Singh和Swanson（2006）、Babu等（2013）认为，不同推广模式下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根本在于满足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需求。

4.社会网络与政府推广相关研究

社会网络不仅可以促进采用者之间的技术信息传播与交流，还可以改变技术推广者和采用者的认知和行为（Rogers，2010）。国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在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社会网络与政府推广之间的关系。例如，Ramirez等（2014）从关系嵌入视角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的弱连接关系可以获取更多的异质性信息，进而加快新技术在不同主体中的推广。Burt（2009）从结构嵌入视角研究发现，占据结构洞的行为主体可以获取较多的非冗余信息，从而使嵌入结构松散、密度低的社会网络在推广过程中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Reagans和McEvily（2003）从共有知识、社会内聚性、联结强度和网络范围四个维度对网络特性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网络特性对技术推广过程中知识转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Glendinning等（2001）对印度东部林业推广方式和对农民技术采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户主要从林业推广人员处获取技术信息，其次为大众媒体和邻居。Arellanes和Lee（2003）对孟加拉国现代品种采用的研究发现，仅有12%的农户选择从农业推广中获得现代品种的信息，大约90%的种子是由农户留种或与邻居换种所得。学者研究逐渐意识到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来源于农户内部的交流，推广人员传播的信息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不同的农户进行传播，因而考察技术推广服务的影响时要将农户间的交流互动内在化，同时，面对不同的农户群体可以采用不同的推广策略。由此，国外一些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技术推广方式，旨在通过农户间的信息传播和领导示范，增强政府技术推广效果。如Feder和Slade（1986）建议用农业推广的培训与观摩系统降低农户信息的不对称性，利用政府机构的服务功能改善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在这种推广服务指导模式下，有能力的农户还可能成为积极的传播者。Goyal和Netessine（2007）等研究发现，依赖“示范户”进行信息传播的模式，能够有效减少周围农户信息的搜集时间和成本，进而促进农户采用新技术。Mobarak和Rosenzweig（2012）研究指出识别领导型农户和跟随者，并对其施以经济刺激是提高技术采用效率的有效办法。但在已有关于技术采用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对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关系进行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也尚未有结论。Duflo等（2011）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从正规渠道（如政府技术推广活动）获得技术信息，进行社会学习的倾向因此变小；Genius等（2013）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社会学习是农户技术采用和推广的强决定因素，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社会学习两种渠道的有效性会因对方的存在而增强。

（二）国内研究动态

1.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国内在农户技术采用行为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背景下，农户成为生产经营决策的主体，但由于我国宏观技术供给由政府主导，未能充分考虑农户技术偏好，最终导致了技术有效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逐渐发生转变，以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扩散研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研究大多以利用横截面数据为主，针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结果及影响因素进行静态分析，仅有少数研究对某一区域技术扩散和采用状况进行了长时间的动态观察，多数研究缺乏对农户的长期跟踪调查及动态研究。从技术属性数量来看，大多数研究以对一种技术的研究为主，仅有少数学者对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满明俊等，2010）。此外，目前学者有关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户个体，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合作组织、农场等）的研究相对少见。李小建（2009）研究发现，位于组织群体中的农户由于从事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经营活动更容易产生压力，从而会更加主动地探索学习农业新技术，因此认为合作经营组织能够促进技术扩散。张晓山（2004）、李建军和刘平（2010）等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组织功能日益强大，与农户个体相比，农业组织在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方面将发挥重大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自21世纪以来，关于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方法与之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近十年来在实证研究方面发展迅速，且有了一定的创新，目前学者采用较多的实证模型是二元选择模型，即Logistic模型（李南田、朱明芬，2000；王志刚等，2007；刘红梅等，2008；王秀东、王永春，2008；喻永红、张巨勇，2009；庄道元等，2013）和Probit模型（王静、霍学喜，2012；褚彩虹等，2012）。其次是博弈模型（韩青，2005；王克强等，2006；赵珊等，2008；蔡荣、蔡书凯，2013），但较为科学、合理或者能够模拟现实的方法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尝试（陈海等，2009；韦志扬等，2011；庄丽娟等，2010；李后建，2012；黄玉祥等，2012）。

在研究内容方面，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文献越来越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农户特征与需求意愿的研究（林毅夫，2008；刘宇等，2009；黄武，2009；王浩、刘芳，2012；何可等，2014；朱萌等，2015），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了农户技术需求情况，并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特征分析。二是关于农户新技术采用决定因素的研究，一方面，部分学者利用效用分析的方法，基于农户是完全理性人的假设，认为技术采用带来的效用最大化是农户决定采用新技术的根本因素（林毅夫、沈明高，1991；朱希刚，1999）；另一方面，学者通过风险分析，基于“生存小农”的观点，认为农户选择技术的动机取决于技术风险是否最小化（汪三贵、刘晓展，1996；满明俊等，2010）。三是关于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探究了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国内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影响因素的选取具有多元化和分散性。从宏观层面来讲，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主要概况为驱动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从微观层面来讲，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营特征、技术本身特征、外部环境特征、政策制度特征等诸多方面。

2.社会网络与技术采用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内涵分析与测度方面。多数学者采用代理变量方式对社会网络进行表征，但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对象的社会网络测度指标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一些学者采用“调动工作时估计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的数目”（李爽等，2008）、“找工作时有多少人帮忙”（陈钊等，2009）、“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章元、陆铭，2009）等行为指标来进行社会网络测度，但这些行为指标与被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存在较大的联系。由于被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可能使测度值出现较大偏差，还有一些学者采用“在政府、学校和医院工作的亲友数量”（张爽等，2007）、“家庭在政府和城里工作的关系密切的亲友”（赵剑治、陆铭，2009）、“过年是否给中小学老师拜年”（周群力、陆铭，2009）、“赠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章元、陆铭，2009）、“非亲友的直接或间接相识、朋友关系及血缘或姻亲关系”（边燕杰、张文宏，2001）等指标来衡量社会网络，这些指标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问题，即社会网络的构建和规模可能会与个人行为或是家庭条件互为因果。此外，目前学者采用的一些行为指标如“亲友间礼金往来”等可能造成遗漏变量的问题，因为礼金支出的金额受个体特征或家庭特征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同时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如相较于内向的人，外向的人更可能外出打工，这些性格特征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网络和被解释变量，但又是无法观测和度量的，由此便出现了上述遗漏变量的问题。国内还有少数文献采用“人口规模”对社会网络进行直接测度，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分担、集体行动和企业发展等方面。郭云南等（2015）研究指出，相比于行为指标，社会网络的直接测度存在明显的优势。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云南等（2013）选取了“姓氏宗族人口比例”和“姓氏宗族是否有祠堂或家谱”两个指标对宗族网络的规模大小和强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规模对家庭劳动力流动、融资和创业方面的影响不大，而宗族网络强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借贷、投资行为及创业等方面（胡金焱、张博，2014；何翠香、晏冰，2015；乔丹等，2016；苏岚岚等，2017）。由于社会网络具有信息共享的功能，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在目前正规金融制度发展较为缓慢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杨汝岱等，2011；胡枫、陈玉宇，2012；李锐、朱喜，2007），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有助于农民自主创业（马光荣、杨恩艳，2011；郭云南等，2013）。章元和陆铭（2009）以及章元等（2008）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具有为农民工配给工作和增强农民工流动性的作用，在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民的工作类型，从而提升农民工的薪资水平。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方面的国内文献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基于社会网络的特点、作用与技术扩散等视角进行探讨（邝小军等，2013；胡海华，2016；王格玲、陆迁，2015；李玉贝等，2017）。例如，曾明彬和周超文（2010）研究认为大众传媒对复杂农业技术推广与运用的推动作用有限，可以利用政府的强连带优势，在村庄中挑选有“意见领袖潜质”的农民（如能人、村支书等），向其宣传和传授新技术，带动地缘与血缘等人际网络之中的农民运用，从而实现技术的扩散。旷浩源（2014）研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为网络成员提供技术信息、资金支持，能够有效促进农业技术扩散，同时农业技术的扩散也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网络。郑继兴（2015）对两个村屯整体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表明，网络结构特征显著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影响较大。在社会网络规模研究方面，学者对农户社会网络规模与其技术采用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确定性的结论。通常认为农户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成员间交流互动的机会越多，获取的技术信息越完整（张群，2012），由此会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信息外部性与搭便车行为越会推迟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王格玲和陆迁（2015）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在技术采用初期，社会网络越丰富的农户技术采用率越高，而在技术采用的中后期，农户社会网络对其技术采用率的影响不断降低。

3.政府推广与技术采用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技术扩散与推广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技术创新扩散与推广问题，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技术领域，关于农业技术的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且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推广供需分析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

首先，在农业技术推广的供需分析方面。有学者提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是政府引导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农户获取技术信息的主渠道（陈新忠、李芳芳，2014；乔丹等，2017）。有学者认为，基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学习和模仿对农户提升技术水平至关重要，如果农户能够主动参加有关新技术的培训，他们就会根据掌握的技术信息来预估成本收益情况，那么他们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较大。农户获得信息程度、受教育程度、得到技术推广服务和指导以及推广部门联系次数均与农户采用概率呈高度正相关（李丰，2015；韩一军等，2015；李曼等，2017）。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农户的多样化需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李波等（2010）、焦源等（2014）研究发现政府的技术推广行为与农户的技术需求行为相背离的现象非常普遍。韩洪云和杨增旭（2001）等学者认为，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失衡是目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服务的供需平衡方面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旷宗仁等（2011）指出目前的推广体制、推广理念、推广方法及推广内容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农户生产的技术需求，最终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效果。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以需求为主导的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吴敬学等，2008；卫龙宝、张菲，2013；高强、孔祥智，2013），对于解决此矛盾，张能坤（2012）、李学婷等（2013）学者建议应当完善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以满足农户生产的技术需求为出发点，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提升农户科学文化水平，从而降低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提升其对技术采用收益的预期。

其次，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供给主体、供给机制、政策保障、服务效率和体系完善等方面展开。尹丽辉等（2003）研究认为未来农业协会将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中的新型主体，农业企业会成为其服务的主要新对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主要形式是为农民开展技术培训。王玄文和胡瑞法（2003）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目前对技术服务内容的需求并对其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经济条件、土地禀赋、技术推广、专业协会和养殖规模等因素是影响农户目前技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简小鹰（2005）基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资源配置的视角对多种农技服务模式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市场机制提供发展环境。单昆（2010）从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对我国农技推广服务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需要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提供农技服务，支持通过大众传媒、组织传播等方式传递农业技术信息，从而提高农技推广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简小鹰等（2007）基于微观视角，考察了农户技术获取的不同方式，及其在学习和应用新技术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障碍，结果发现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在贫困地区存在缺位的状况，因此建议在贫困地区应将政府和市场发挥的作用有机结合，制定有效的战略和措施来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李荣（2012）研究中构建了农技服务供给的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对政府边界与市场边界进行了细分。孔祥智和楼栋（2012）对农户技术需求和技术获取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该从农技推广机构和非政府农技推广组织两个方面着手。

4.社会网络与政府推广相关研究

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是由农民（主要行动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的。费孝通（1948）在《乡土中国》分析到我国农村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宗法血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即便是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也至少是“邻居”或“熟人”，农技推广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因此，推广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势必对推广者和采纳者的行动和行为起作用。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某项农业技术从最初的出现到被特定的农户接受，其间经历了众多主体的参与，并受到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以往国内关于农户社会网络与政府推广相关联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网络在农业技术扩散与采用过程中的作用逐渐显现，近期逐渐有学者关注农户间的关系网络与农业技术推广间的关系。例如，胡海华（2016）以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为例，运用ABMS方法建立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并比较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加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数量、提高社会网络关系间的互惠互助水平，都能显著促进农业技术扩散。陈辉等（2016）通过对猕猴桃技术推广的研究发现，可以在村庄内部建立农技推广的小环境并与政府推广体系相衔接，从而使农户与政府技术推广机构充分互动。郑阳阳等（2017）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农业技术来源、社会嵌入与农业技术推广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中，农业技术推广绩效存在差异。这些研究为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绩效提供了新的借鉴和研究思路。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以上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理论与方法均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关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较为完善，社会网络、推广服务与农业技术采用关系方面的相关研究在国外较为超前，国内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总结已有文献，尚有以下方面问题有待解决。

（1）国内学者对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多为单一过程的静态分析，未将农业技术采用视为一个动态变化或多阶段的过程，与农户现实技术采用的动态过程并不相符。农户在采用农业技术时往往存在试采用、采用决策、技术学习与提升等行为，而已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农户在技术采用中的学习行为。此外，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目前学者在农户个体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方面较为简单，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差异性不大，可能忽视了重要变量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2）学者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数量较多，内容也较为丰富，在社会网络的测度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指标和方法。目前大多数研究中，学者选择1～2个代理变量对社会网络进行测度，较为简单，不足以表征和解释社会网络的内涵。

（3）有关社会网络在个体行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分担与平滑消费、融资与投资、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家庭收入及分布等方面，在农业技术采用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此外，国外学者大多关注社会网络的信息渠道和学习功能在农业技术采用中的作用，国内鲜有学者探讨社会网络在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机理。

（4）在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政府推广组织和农户社会网络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两者对农户技术采用的交互影响关系尚不清楚，尤其在国内，尚未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时，关于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中的农户社会网络效应和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效果缺乏系统和细致的实证研究，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有待深入研究。

（5）针对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国外学者已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索采取何种推广模式能够实现农技服务效率的最大化问题上，国内学者主要从推广服务体系和制度构建的视角探讨提高技术推广效率的途径与对策。缺乏基于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借助社会网络以及相互匹配提高技术采用效率路径的研究，如何协调农户社会网络与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以提高农户技术采用效率尚未有结论。

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网络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双重视角，在对农户社会网络与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测度的基础上，针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信息获取、采用决策、实际采用行为、技术学习、采用效果等不同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主要探索社会网络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各阶段的影响及路径，最终为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