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历史形成的认识现状

围绕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从现有的这些成果来看，学者在面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分期时，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其中，基本共识是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划入狱中时期；而主要分歧则体现在处理狱前与狱中两个阶段关系及其具体阶段的划分上。无论是共识还是分歧在根本上都存在着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及其根源的存在成了必须仔细梳理和清理的对象。

一 基本共识：将文化领导权理论划归狱中时期

随着葛兰西研究不断升温，相关论著与论文也不断涌现。无法回避的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一直处于“葛兰西热潮”中的“低温地带”。从这种“温差”中折射出一种“普遍共识”。这种共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狱中札记》中完成的——直接体现为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公式，即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历史=《狱中札记》的形成历史=1926～1937年。因此，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就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上述共识与其说是对历史形成问题的一种解答，不如说是一种回避。因为不难发现，这种共识——对于历史形成的起点和终点的界定准确与否暂且不说——关于如何对1926～1937年的狱中时期进行阶段划分的问题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探讨。然而，理论历史形成问题终究是一个躲不开也绕不过的基本问题。

即便“狱中形成论”的主张是成立的，也不能等同于对历史形成问题的回答，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站在了问题的门口。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走入问题之中，对狱中时期进行历史的划分。但是，由于葛兰西狱中文本的零散性与艰涩性，加之葛兰西全集并没有全部翻译为中文等客观原因的限制，要对狱中时期的思想形成加以细化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狱中形成论”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容易在研究者中比较快速地流传开来。在相当多的学者那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被不约而同地置放于葛兰西思想历程甚至人生历程之中，以此作为对该问题的一种解决。

从实质来看，这种置放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变相的问题置换。其结果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历史形成问题并没有被给予直接关照和真正揭示。与此同时，随之相伴随而来的是，关于葛兰西思想形成阶段划分的观点层出不穷。诸种观点的出现，看似将简单的问题明确化，不如说是增加了层层遮蔽而变得更加复杂。前人的这些成果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葛兰西的人生历程提供思想材料的同时，也成了我们为触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历史形成关键问题而不得不加以梳理与清理的对象。

二 主要分歧：葛兰西狱前思想的阶段划分

学界对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历史形成问题的总体观点认为，这一理论是葛兰西完成于1926～1937年，文本依据是《狱中札记》。在这种基本共识之下，由于研究者普遍采取的是将理论历史与人生历程相融合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思想结晶。而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划分葛兰西狱前思想的历史阶段。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见表2-1）。

表2-1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狱中形成论”的主要观点

观点之一：六阶段论。第一阶段（1891～1914年），主要介绍幼年尤其是学生时代，葛兰西受到的思想影响；第二阶段（1915～1918年），社会党成员时期，重点考察了葛兰西对文化的重视以及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对葛兰西的影响；第三阶段（1919～1920年），参与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时期，此时葛兰西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领导工厂委员会运动；第四阶段（1921～1924年），创建共产党与反思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第五阶段（1924～1926年），撰写《里昂提纲》并集中思考南方问题；第六阶段（1926～1937年），从被捕入狱到逝世，以撰写《狱中札记》和《狱中书信》为主。其实，这种划分，更准确地说，是对葛兰西生平活动的一种划分，而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思想过程的划分。[1]

观点之二：五阶段论。第一阶段（1891～1910年），即从葛兰西幼年到入读都灵大学之前，这一时期，葛兰西的思想主要呈现出的是一种撒丁情结；第二阶段（1911～1917年），即从葛兰西进入大学到十月革命胜利，这一时期，葛兰西的思想立场从克罗齐转向了马克思；第三阶段（1918～1921年），即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到1922年离开意大利赴共产国际任职，这时的葛兰西的思想呈现为一种工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第四阶段（1922～1926年），即从到达共产国际到被捕入狱，这一时期如何推翻法西斯主义构成了葛兰西革命活动的重要主题，同时在1926年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葛兰西首次使用“霸权”概念；第五阶段（1926～1937年），即从被捕入狱到逝世，从《狱中札记》中可以反映出，狱中时期，葛兰西思想主要关注意大利历史与知识分子问题，对克罗齐哲学的分析、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关于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讨论以及对过去革命策略的反思。[2]

观点之三：四阶段论。第一种是从葛兰西出生开始算起，将葛兰西思想与生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91～1920年），苦难、纷乱、狂飙的时代；第二阶段（1920～1922年），即意大利共产党的兴起；第三阶段（1922～1926年），即新领导集团的形成；第四阶段（1926～1937年），即被捕和囚徒生活。这一种划分方法在表中未体现。

第二种是从大学开始算起。第一阶段（1911～1918年），即从进入都灵大学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阶段（1919～1920年），即从创办《新秩序》周刊到领导“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为止，主要围绕“工厂委员会”的理论问题和社会党更新问题；第三阶段（1921～1926年），即从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到他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为止；第四阶段（1926～1937年），即从葛兰西被捕入狱到他逝世为止，这是他从年轻的鼓动家、政治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期。表中显示的就是这一划分方式。

第三种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算起。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葛兰西的生活和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8年以前，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成员，他一直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批判。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红色年’中，他是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幕后的主要鼓动者，是《新秩序报》（Ordine Nuovo）的主编。1921～1926年，从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起，他便是该党的领导人之一，而忙于制定党的政策，并与第三国际进行谈判。最后一个阶段是自1926年入狱到1937年逝世，他都在撰写他的重要理论著作——《狱中札记》。”[3]

观点之四：三阶段论。一种是从大学时期算起。葛兰西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3～1919年），葛兰西在政治上思想上渐趋成熟。1917年社会党领导都灵群众举行为面包与和平而斗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葛兰西总结了教训，提出要加强北方的工人和南方的贫苦农民的联盟。第二阶段（1919～1926年），葛兰西运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实践，把理论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在这期间，他在意共《团结报》和《工人国家》理论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了政党和工会的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以及党的战略与策略等问题。第三阶段（1926～1937年），这是葛兰西遭受迫害、身陷牢狱的十年，也是葛兰西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从事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果的时期。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篇章），进行理论总结和探索，在32个笔记本上写了共2848页的《狱中札记》，约450封书信，其内容包括意大利历史、教育、文化、哲学、知识分子、国家理论和宗教等，比较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形成了葛兰西独特的思想体系。[4]

另一种主张从葛兰西出生算起。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其中，1919年之前是葛兰西求学以及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和社会运动的时期。1919～1926年是葛兰西的主要革命实践时期，在此期间他组织都灵地区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同其他人一起创立并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6年以后，葛兰西开始了狱中生活，直至1937年病逝。这是葛兰西的主要创作时期。[5]

观点之五：两阶段论。葛兰西思想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时期。其中早期思想以“自治思想”[6]为主，后期思想以“文化领导权思想”为主。两阶段论者认为：“自治思想是葛兰西早期政论的重要内容，他凭借自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观察分析，结合对意大利社会党与工会的反思与批判，在领导意大利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治思想。”[7]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是在狱中时期完成的。尽管在自治思想中已经孕育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但狱前时期的领导权概念仍停留在与列宁领导权概念相近的层面。尽管这种观点一再强调狱前阶段——尤其是在工人委员会运动中——正在形成的葛兰西自治思想中孕育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但是从整个论述与论证的倾向来看，仍然是将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划入了狱中时期。

以上关于葛兰西思想或生平的阶段划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这些分歧主要集中于葛兰西狱前时期，而对于葛兰西最后一个阶段的划分则是一致。也就是说，不管葛兰西整个一生如何划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在1926～1937年在狱中浇铸而成的“一块整钢”或者“铁板一块”。这种比喻意在说明人们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过程限定在狱中时期。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整个人生历程中就是狱中时期的思想结晶。这一总体观点着力突出葛兰西思想在狱前与狱中前后所发生的“转变”，侧重强调的是葛兰西思想发展前后阶段之间的对立性，忽视内在的一贯性和一致性。

三 文化领导权理论重要历史节点的失准与校正

正确地回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历史形成的问题，无疑是正确和准确把握葛兰西思想原貌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进行细致的文本对照，我们发现：即便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构建是在狱中完成的，上述观点在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开始时间、终止时间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差。真正科学、准确地划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阶段，首先需要对这些误差进行重新校正。对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狱中阶段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应当从1926年入狱算起，到1937年去世为止。其实，这样的时间起止点并不符合葛兰西思想理论发展的真实过程。在札记《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葛兰西阐发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一种世界观的产生经过（形成发展）而其创始人对此又从未作过系统的说明，首先必须重视该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那就必须先在文献学方面下一番工夫。这一工夫来不得半点先入为主的成见、先验论或者说不能事先带着框框。必须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去做。”[8]这一点对于葛兰西自身思想的研究来说，同样适用。

1.始点误差：葛兰西从1926年入狱便开始构建文化领导权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或者《狱中书信》是入狱就开始创作的。因此，文化领导权思想也就开始了建构过程，时间为1926年。其实，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葛兰西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入狱开始便立即投入《狱中札记》的创作活动之中。换句话说，即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阐发确实是在狱中完成的观点成立，也不能因此断言葛兰西从被捕入狱之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因为葛兰西入狱前也就是关押等待法西斯法庭做出最后宣判之前，葛兰西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处20年监禁。他预想自己并不会关押多久，最多在几年之后就可以出狱，并重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去。在正式宣判之前，葛兰西转押了两次监狱，其间并没有条件进行理论工作，仅仅有的就是一些监狱图书馆的图书和报纸可以阅读。即便是和外界进行简单的书信来往，都要经过严格的监狱审查。在正式宣判之后，葛兰西意识到自己很长时期内将在监狱度过。他开始计划利用监狱时间开展一些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工作。这种设想或者计划直到1929年被获准获得笔纸和单身狱室之后才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所以，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葛兰西都没有也不可能这么早开始着手相关的理论研究。

正像不能简单地认为葛兰西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一样，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葛兰西从入狱之日起便开始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工作。实际上，《狱中札记》的创作时间则是1929～1935年。[9]然而，严格地说，1929年仍然不够准确。《狱中札记》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的首要文本但并非唯一文本。因此，《狱中札记》与文化领导权理论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换句话说，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也不能直接从1929年《狱中札记》开始动笔算起，尽管葛兰西的第一篇札记的写作日期确实是1929年2月8日。那么，从1926年入狱到开始正式撰写文化领导权方面的札记，这期间葛兰西在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狱中书简》留下了可供我们回溯的线索和轨迹。

从入狱到1930年期间，尽管葛兰西也不断地索要其他书籍，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但葛兰西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了语言学习上面。在一开始，葛兰西便重新燃起了大学时期形成的语言学兴趣。在刚刚被捕后便给原房东夫人写信，特意索要德语语法，贝尔托尼和巴尔托利合著的《语言学纲要》。[10]另外，搜集图书、筹建监狱图书馆和开办监狱学校也占据了葛兰西一定的精力。为了更加客观地呈现葛兰西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妨对有关书信加以梳理和引述。

1926年12月9日，葛兰西被暂时关押在乌斯蒂卡。在那里，葛兰西为自己制订了生活计划：第一，精神愉快，身体健康；第二，学习德语和俄语；第三，学习经济与历史。并且希望家人立即将德语语法和俄语语法、德意·意德词典等工具书寄来。[11]

1926年12月19日，葛兰西继续写信索要贝利兹所著的德语与俄语语法。[12]

1926年12月27日，葛兰西在给塔尼娅的信中写道：“从斯拉法处我收到几本书，但还不能致力于确定和系统的研究。我尤其期待着向你要的语法书。”[13]1927年1月7日，葛兰西在给塔尼娅的信中写道：“我尚未开始任何严肃的工作，尽管有为数不少的图书供我使用，不过我已开始为我们组织的普通文化班讲授历史课。”[14]

1927年1月15日，上午，葛兰西与狱友一起去学习，其中，一部分作为教师，另一部分作为学员。中午，大家在一起共用午餐。晚上，葛兰西和其他狱友们在狱室内玩纸牌游戏。我为了方便阅读和学习，葛兰西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图书角。[15]

1927年3月19日，在给妻姐塔尼娅的信中，葛兰西写道：“我的生活过得单调乏味。就连研究也比人们想象困难得多。一个想法一直缠绕心间：人总应该完成某些‘永恒’的东西，这正是歌德博大精深的思想。总之，我想根据一个预定计划，集中、系统地致力于某些题目的研究。迄今我想到四个题目，但我尚未全神贯注地投入。它们是：（一）研究上世纪意大利公众精神的形成。换言之，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及其起源，根据文化思潮其派别的划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等。总之，这是个引人入胜的题目。由于绝无可能获得大量必需的材料，我只能勾勒一个大致轮廓。你还记得我那篇一挥而就浅论意大利南方和克罗齐重要性的论文（1926年的《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吗？的确，我想以‘超然’的观点将那时提出的论题充分展开。[16]（二）比较语言学研究。名副其实的比较语言学研究。什么能比它更‘超然’更‘永恒’呢？当然，主要侧重论述其方法论和纯理论部分。甚至尚无人从反对新语法学派的新语言学院派的新观点加以完整系统的论述。我生平最大的‘内疚’之一是给我的良师、都灵大学巴尔托利教授带来的巨大痛苦。他确信我是最终摧毁‘新语法学派’的大天使。（三）研究皮兰德娄戏剧及意大利戏剧趣味的变化。从1915年至1920年，我关于皮兰德娄的文章足以编成200页的文集。我对他的评价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四）撰写一篇研究连载小说与文学中的民众趣味的论文。其实，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四个题目贯穿一条红线：人民的创造精神，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是它们的基础。”[17]

1927年4月11日，葛兰西写道，对其身体来说，写信已经成为一种折磨。因为监狱方面只提供给葛兰西简单的蘸水笔，笔尖很容易把信纸划破，在书写时需要特别小心、如履薄冰。此前，葛兰西曾以为会获准长期使用钢笔，并开始着手开展之前向塔尼娅谈到过的研究工作。但葛兰西的要求并未获得批准，他本人也不愿再坚持申请。受限于此，在那段时间，葛兰西只能用两个半或三个小时急忙写完一周的信函（两封信）。同样是由于没有获准长期使用钢笔，葛兰西自然也不能撰写相关的研究札记。用葛兰西本人的话说：“实际上我还不能从事系统、获益匪浅的研究工作。”[18]

1927年5月2日，葛兰西写道：“我还学习俄语和德语，全文背诵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村姑小姐》。但我发现实际上在狱中学习不好（同我以前设想的正相反），由于种种原因，技术上与心理上的原因都有。”[19]

1927年5月23日，葛兰西希望塔尼娅不要以为他学习了很多。由于心理原因和技术原因等种种困难的影响，葛兰西还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在他看来，所谓“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学习”，意味着“要全身心地投入，仅研究一个题目或一个学科，并深入展开，以便把握一切可能关系，然后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而这一点对于葛兰西来说显得十分困难。因此，葛兰西再次重申，他已决定把学习语言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想在学好德语和俄语之后，回过头来对前几年以及有过初步学习的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进行重新系统的学习。另外，对于葛兰西在大学时仅学过新拉丁语部分的罗马尼亚语，葛兰西也想进行完整地学习。葛兰西在信中指出，他之所以提到这么多关于语言学习的计划和设想，目的在于使塔尼娅和朱丽娅能够大致了解他的生活及思想进程。[20]

1927年7月4日，葛兰西写道：“前段时间因家事思虑过度，此时神经极度衰弱、性情暴躁；我不能集中精力研究任何题目。”[21]

1927年8月8日，葛兰西写道：“我未做什么事，因为单纯阅读不能称作工作。我读了不少东西，但缺乏章法。外面寄来一些书，我又从监狱图书馆借点，一周周就这样度过。”[22]

1928年2月20日，葛兰西写道，他可以阅读，但还是不能从事理论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仍未被允许拥有纸张与钢笔。[23]

1928年4月30日，葛兰西写道：“在从乌斯蒂卡迁移到米兰之后，最初几月我身体确实不好；其后我得到休息并令人满意地复原……从事系统的智力工作不可能，因为缺少技术手段。”[24]

1928年5月28日到6月4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接受法西斯的审判。[25]

1928年7月20日，葛兰西写道：“昨天早晨我到达目的地。[26]从今以后我每15天只能写一封信。我将竭力最大限度地安排并利用获准的书信。”[27]

1928年7月30日，葛兰西计划争取独立的狱室。他并不习惯大房间里的混杂生活（六人同住一间牢房）。在这种环境中，葛兰西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他计划在取得较长经验后，尝试向司法部和特别法庭提出特别要求，以便获得一间单人牢房。对于葛兰西而言，这将使他的写作变得更加便利，从而有可能开展有计划的研究。[28]

1928年8月13日，葛兰西写道：“在书面申请中，你还要补充，由于我以往从事的智力工作，当我和那些病人同居一室时，使我强烈地感受到研究和阅读的困难；你还要要求，当我独居一室时，允许我拥有纸张和墨水，以便让我能从事某种学术性质的工作和学习语言。”[29]

1928年8月27日，葛兰西写道：“我现在住单人牢房。从这一观点看，我比以前好多了。但还需要继续申请，从而让司法部允许我拥有纸张和钢笔。当我能够有计划地从事某种学术研究或进行某种翻译工作，我将很容易度过时光。”[30]

1928年9月11日，葛兰西写道：“我的境况已大为改善，因为几星期来我住在单人牢房里。获准使用钢笔和纸张的问题没有任何进展；我不知道由你和塔尼娅提出的申请有何结果。你必须坚持争取获得批准，这同条例并不冲突，其他监狱的某些人已经获准。”[31]

1928年12月3日，葛兰西写道：“只要求一件事，现在只申请写作。申请这事足矣。”[32]

1929年1月28日，葛兰西写道：“请告诉卡尔洛，我已获准在牢房写作。”[33]

1929年1月29日，葛兰西写道：“现在我可以写作，我将制订一个研究计划，所需书我将自己索要。目前还不需要。”[34]

1929年2月9日，葛兰西写道：“不要再给我寄新书。现在我可以在牢房里写作，我将留意有用的书，并经常地将书目寄往书店。我现在想要记些札记，我想根据计划阅读并深入研究某些确定题目，不想再‘吞噬’图书。我已经在牢房写作了。目前只搞翻译，为了练练手。”[35]

1929年3月11日，葛兰西写道：“我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德语翻译，这一工作使我的神经平静，使我的心境更平和。”[36]

1929年4月22日，葛兰西写道：“‘在狱中怎样才能不浪费时光，以何种方式学习某些东西？’我认为首先必须去掉‘经院式的’思想方法，不要空想开设正规的深入的课程……最有益的学习之一肯定是学习现代语言，只需要一部语法，花几个小钱就可在旧书摊上买到，和几本选择学习语言的书籍。”[37]

1929年11月18日，葛兰西写道：“现在我只从德文翻译，以便不使我的记忆力过于疲劳并且不丧失注意力，但来年，当我完成制订的德文学习计划，我将重新开始深入学习俄文。”[38]

1929年12月16日，葛兰西写道：“当我在米兰监狱中时，每周写两封信都不够：我曾痴迷于通过写信聊天……现在我再也不知写什么，如何开头。我正在作茧自缚。我的注意力转向阅读和翻译的东西。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桑德（Sandeh）人称呼的念念（Niam Niam）语是否属于东苏丹语分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39]

1929年12月19日，葛兰西写道：“我的精神状态是：即使判处我死刑，我仍然心静如水，在行刑的前夜甚至再学一课汉语。”[40]

1930年3月10日，葛兰西写道：“在我留在罗马的书中，你是否发现贝利兹德语和俄语教科书。”[41]

1930年5月19日，葛兰西写道：“我不想继续写了，因为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而看来什么不写，也比写论文好。”[42]

通过对葛兰西狱中书信的扫描和梳理，葛兰西思想活动的真实过程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呈现。毋庸置疑的是《狱中札记》对于文化领导权理论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不能因此便将《狱中札记》的时间直接等同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时间。《狱中书简》也是不能不重视的思想文本。翻阅《狱中书简》可以看到，葛兰西在1927年3月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开展了实质性的研究。

综合来看，相对于葛兰西对于语言学习的反复强调、相关书籍的反复搜集以及研究条件的反复申请来说，将1927～1930年这段时间相对独立出来，进而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显得更为合适。而这段时间内，葛兰西确实也对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设计和设想，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身体健康问题的影响，只能是处于一种非常宏观的，非常抽象的状态。葛兰西在狱中从转换监狱，到学习语言学，再到争取单人房间，直至写作的申请最终成功。这段过程中，语言学或者语言翻译无疑是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尽管葛兰西《狱中札记》的第一篇是在2月8日撰写的，但是，将其后延至1930年，具体地说是1930年5月更为合适。

2.终点误差：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构建直到1937年去世

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完成节点上，学界通行做法是几乎没有例外地标定在1937年。这也恰恰是对于文化领导权理论历史形成问题重视不够的典型表现。葛兰西1937年去世，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葛兰西在1937年还在思考领导权问题。很多时候，用类似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语言来描述伟大革命家的人生历程是一种习惯表达。但是，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而言，则需要更加客观和准确。

我们知道，《狱中札记》的撰写结束于1935年。“1935年夏，葛兰西中断了工作，没有能够再修改和有机地整理他的部分笔记。”[43]1937年4月，葛兰西“有条件的自由期结束，获完全自由。4月25日夜晚突发脑溢血。两天后凌晨与世长辞”。[44]《狱中书简》可以视作《狱中札记》的姊妹篇和参照书，葛兰西的某些理论思考会在《狱中书简》中有所体现。在1935年停止撰写札记之后，尽管葛兰西与家人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但并没有留下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考痕迹。翻阅《狱中书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件没有再像入狱之初那样，时不时地发表自己撰写札记过程中的一些相关思考，而主要是与子女的聊天或者谈心、简单的感情交流。葛兰西在最后的两年时间内，之所以停止撰写狱中札记，主要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使其无法再继续进行对其而言颇具强度的理论思考和写作活动。

在193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葛兰西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理想。在给儿子尤利克的信中，葛兰西写道：“今天我的头很疼，我不能写长。”[45]“我身体很不好，因此我写得很糟糕，请你全打零分。”[46]“我感到有点累，不能给你写很多。”[47]在给儿子德利奥的信中，葛兰西写道：“我应当同你展开系列论战。但我不能，因为我受到头痛的折磨，脑力不能集中，即使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行。”[48]总之，由于葛兰西的健康状况的恶化，葛兰西最后两年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撰写札记。与此同时，在1935年之后，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一年1937年，葛兰西即使同家人有信件往来，但是，信件内容主要是关于孩子的成长情况。1933年11月27日，在离开杜里监狱，转往库苏马诺诊所的途中，葛兰西仍在给塔尼娅娜的信中写道：“旅行箱装着我研究所需的书（鉴于还有能力研究）。”[49]1935年7月22日，葛兰西在给塔尼娅娜的信中写道：“我下定决心离开库苏马诺诊所。我已不能把我的思想准确地写给你。”[50]可以说，葛兰西在去世前两年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处于转院与接受治疗的状态。

因此，对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最终形成定位为1935年更为合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葛兰西《狱中札记》具有不同的主题，其中并不是任何主题的任何篇章都可以归入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文本范围之内。但是，受限于葛兰西《狱中札记》不同篇目的具体创作时间还不够准确，在目前阶段，只能从宏观上，更加宽泛地将《狱中札记》的创作结束时间1935年作为理论形成的时间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