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作为当代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葛兰西从“实践哲学”到“文化领导权”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创见，展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西方革命理论家形象。由于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对于葛兰西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国内外感兴趣者一直不乏其人，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值得仔细梳理。

一 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现状

首先是国外学者研究葛兰西的状况。笔者于2019年2月28日在国家图书馆网站的“文津搜索”输入葛兰西的英文名“Gramsci”，一共命中1083条。其中，研究葛兰西的外文专著共有232部，包括132部英文著作、30部日文著作、43部意大利文著作、14部法文著作、10部德文著作、1部罗马尼亚语著作、1部阿尔巴尼亚文著作、1部西班牙语著作[1]。这些研究专著，尤其是数量最多的英文著作可以提供很好的研究参照。

除了专门性研究著作外，其他一些论及葛兰西的国外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麦克里兰的《意识形态》、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人的《图绘意识形态》和《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伊格尔顿的《文化的观念》、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特征。这些研究者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马耳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西、日本等，其中又以英国学者居多。在国外，“许多国家设立了葛兰西研究机构，许多大学讲授葛兰西思想”。[2]伦敦市立大学教授尚塔尔·墨菲说：“如果说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以阿尔都塞主义，作为其主要标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无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葛兰西主义阶段。”[3]研究人员国籍之多足以说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别的限制。可以说，葛兰西不仅是意大利思想界的一面精神旗帜，更是世界学术论坛中的风云人物。正是得益于文化背景多元、研究视角多样、理论旨趣各异的学者的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才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历史性特征。深刻的思想犹如美酒，时间越久越能酝酿成为“时代的精华”。从时间跨度来看，葛兰西是在20世纪初开始登上理论舞台的。虽然中间经历过调整，但是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因此止步。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理论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地得到扩展与深化。从地域范围来看，几乎每年都有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著作面世。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间，国外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注再次形成一股新的研究热潮。总体来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研究范式或者分析工具的角色。

第三，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具有综合性特征。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了葛兰西思想的方方面面，包括葛兰西传记、教育理论、党建理论、民主理论、知识分子理论、国家理论、市民社会理论、语言哲学理论、美学理论、历史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等。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葛兰西思想的全部，也为我们认识葛兰西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多重视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给予了重点关注，比如沃特尔·L.阿达姆松（Walter L.Adamson）在1980年出版的《文化领导权与革命》（Hegemony and Revolution）、罗伯特·鲍柯克（Robert Bocock）在1986年出版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黑泽惟昭在2007年出版的《葛兰西在当代：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与现实》（現代に生きるグラムシ：市民的ヘゲモニーの思想と現実）等。对此，俄国意识形态理论专家谢·卡拉-穆尔扎曾这样写道：“如果以‘葛兰西’为关键词搞一个西方科学文献资料总汇（就像美国巨大的‘学位论文’总汇那样）的话，那你准会感到吃惊：今天用葛兰西理论研究的社会现象领域是何等宽广。它既涉及挑起民族冲突的进程，又涉及教会上层在尼加拉瓜反对‘解放神学’斗争的策略，还涉及美国体育运动史及其对群众意识的影响、目前非洲文学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广告的效果。如果说，20～30年前西方实用主义社会学认为必须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然同其他方法一起）去分析重要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今天则认为必须用葛兰西的概念和方法论来‘研究’问题了”。[4]

第四，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具有非平衡性特征。这种非平衡性体现为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重点偏离其思想主体。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正在面临一种被边缘化或被配角化的状况。人们大多是借助葛兰西的某个理论主张，重心已经游离于葛兰西思想理论本身。这在证明葛兰西思想的生命力与生长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种研究趋向或者偏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用葛兰西的思想来论证自己所关注与关心的问题，葛兰西的思想沦为一种理论工具或者“开场白”，不再关心葛兰西真正的思想原貌，使葛兰西思想的精髓被淡化或被遗忘了。在一些研究中，“葛兰西”已经不是原始意义层面上的“葛兰西”了。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葛兰西是如何影响西方思想走向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或者弄清后人在运用、发挥和发展葛兰西理论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引用甚至改造葛兰西的。尽管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勾勒与还原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显然是一项前提性和基础性的理论工作。

其次是国内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78年）：根据目前的文献考察来看，中国学界最早开始关注葛兰西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中，1953年，意大利作家佐凡尼·杰曼尼托所撰写的《我们的陶里亚蒂》一文被译为中文，并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从此，国内理论界开始接触葛兰西。随后，195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意大利作家隆巴尔多·拉第斯和卡尔朋合著并由中国学者黄荫兴翻译的《葛兰西的生平》一书。此后由于多方面原因，葛兰西研究进入了长达20年的“空白期”或者“断档期”。

第二阶段（1978～1987年）：国内葛兰西思想研究真正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徐崇温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包括葛兰西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重点人物与主要流派开始逐渐被国内学者熟知。随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始与开展，有关葛兰西的著作开始陆陆续续被引进来。其中，吴高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朱塞佩·费奥里的《葛兰西传》，袁华清等人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陶里亚蒂论葛兰西》，葆煦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狱中札记》，吕同六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论文学》，郝其睿在1988年翻译出版了詹·约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除了以上译著出版之外，还有毛韵泽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半传记性质的著作：《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此处还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论文，其中葛兰西与列宁主义、葛兰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界定是当时理论研究的重点。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葛兰西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准备阶段。

第三阶段（1988～2000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迅速升温，并成为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焦点。[5]更为确切地说，“从1988年开始，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历时多年、扩展到海峡对岸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论战”。[6]1993年，台湾学者洪镰德便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可见当时论争之“激烈”。在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中，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性质辨析与历史评价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在客观上推动了葛兰西思想的普及。葛兰西思想的魅力加上这场影响巨大的学术论争，激发了更多的学者的研究兴趣。理论兴趣与学术论争[7]共同加快和加大了对葛兰西相关著作的翻译速度和研究力度。徐崇温在1990年翻译出版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田心喻在1991年翻译出版了波寇克的《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局在1992年编辑出版了《葛兰西选集：1916—1935》，石智青在1992年翻译出版了詹·约尔的《葛兰西传》，毛韵泽在1993年翻译出版了《政治著作选（一）》，曹雷雨在2000年翻译出版了《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在2000年翻译出版了《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至此，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核心思想材料初具规模”，[8]从而为更深入、系统地研究葛兰西思想提供了文本基础。这一时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名之争还在继续，并且变得更加激烈。但不同于上一阶段的地方在于，一些学者在论争之外，开始深入葛兰西思想的诸多核心环节，尤其是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市民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数量也有所增加，为此后的专门研究开阔了空间、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书籍主要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影印版的《葛兰西狱前著作选》、陈越在2006年翻译出版了《现代君主论》、田时纲在2007年与2008年分别翻译出版了《狱中书简：1926—1937 葛兰西书信一集》与《火与玫瑰：1908—1926 葛兰西书信二集》、李鹏程在2008年编辑出版了《葛兰西文选》。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文本支撑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历经半个世纪的理论积淀，加之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思潮的研究的升温，对葛兰西思想研究产生了“倒逼”的反作用力，这些共同推动葛兰西思想研究进入了“快车道”。与之前的零散论文居多的研究局面不同，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专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9]其中，包括孙晶在2004年出版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刘莉在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霸权：对后殖民理论的文本再解读》、仰海峰在2009年出版的《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胡爱玲在200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知识分子：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周兴杰在2011年出版的《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和磊在2011年出版的《葛兰西和文化研究》、马广利在2011年出版的《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孙民在2012年出版的《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潘西华在2012年出版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叶惠珍在2016年出版的《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等。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著基本上是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研究是从哲学或者文艺学方面进行的，理论视线主要集中在葛兰西的哲学思想或者文艺思想之上。而葛兰西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他最有资格称为“革命的理论家”，因为葛兰西的一生首先不是一位哲学家或文艺家，而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理论贡献也恰恰体现于此，所以仅仅揭示其思想的哲学和文艺学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对葛兰西思想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者应担当起相应的理论工作。

二 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选题意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一位出身贫寒、经历坎坷，但身残志坚、愈挫愈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位身陷囹圄、不屈不挠，被边缘化、被“抛弃”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一位思想虽然片段化，但内容丰富深刻、可进行多种诠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位痛苦地挣扎于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革命的理论家”与“理论的革命家”。众所周知，葛兰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无产阶级运动史中，能够同时将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战斗经验、超人的革命意志、独特的思想洞见与广泛的历史影响集于一身的，葛兰西当属其中之一。葛兰西既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理论的革命家的说法并不为过。而无论是哪种身份，都与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近些年来，作为葛兰西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化领导权理论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有关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总体来看，大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走进葛兰西的思想之中，将碎片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骨架和思想总貌清晰地“描画”出来。但是，由于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学科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些努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真”和“色差”。由于这些“失真”和“色差”的存在和扩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图像”也随之变得模糊、扭曲起来。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在当下看来，仍然是值得做，也是应该要做的。

撇开个人命运的幸与不幸，葛兰西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征程中为我们竖立了一块伟大的理论丰碑。“实践哲学”“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现代君主”“有机知识分子”“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阵地战”等诸多概念已经成为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语词。对此，国家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米利班德指出：“葛兰西是最伟大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他写的‘政论性文章’影响之深无人能出其右。无论是从书的内在品质上看还是从它的外在影响力看，它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罕见之作’。”[10]拉克劳、墨菲也曾深有体会地指出：“葛兰西著作中所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葛兰西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显学。“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从事研究，一批有分量的专著相继出版。”[12]近年来，再度出现“葛兰西热”。例如，2009～2011年，英语世界出版了多部以“葛兰西”为主题的著作；2007年以来，德语世界每年组织“不伦瑞克葛兰西日”；同时，卢森堡基金会决定，持续四年的“阅读《资本论》”活动告一段落，“2012年阅读葛兰西”。[13]在汉语世界，2012年4月，由中央编译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主办了“葛兰西与我们——纪念葛兰西逝世7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由武汉大学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主办了“列宁思想在21世纪：阐释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相关学者就葛兰西思想展开了讨论。葛兰西思想之所以至今仍然备受关注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我们认为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者意义。

一方面，葛兰西思想的学术价值。葛兰西始终在探索一条适合于西方社会的革命道路。其探索是艰辛的，但取得的理论突破却是影响深远的。正因为他没有拘泥于俄国暴力的革命道路，他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对“市民社会”“领导权”“知识分子”“国家”等核心问题提出了颇具个人特色的独到见解，从而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空间。阿尔都塞学派、伯明翰学派、新葛兰西学派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等都是在其思想上的再发展。

另一方面，葛兰西思想的现实意义。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14]当前，与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的不断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或文化主权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文化战线越来越成为国家的隐形生命线，可谓“无形胜有形”。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中国形成的巨大挑战和威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现实启示。

三 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葛兰西反对理论完全脱离具体的实践，就理论谈理论，这种倒退倾向被其称为“拜占庭主义”或“经院哲学”。[15]在他看来，理论不是“经院哲学”，不是追求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这种实践更为具体的就是一种革命的理论。他以时代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这种追求最终形成了富有“葛式风格”的革命理论。这种致力于革命的理论，尽管至今仍然没有化为现实，但是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理论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葛兰西既是革命的理论家，也是理论的革命家。

葛兰西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适应西方社会的革命的理论。以20世纪初期作为时代背景或历史语境，以葛兰西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作为出发点与主线，这一时代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可以说，葛兰西的革命生涯都是在为这一问题进行不懈探索。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看作对这一问题的“葛式答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厂委员会运动之后的葛兰西开始从逆向思维出发，并没有一味地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的经验。尽管葛兰西本人十分赞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但从意大利等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中，葛兰西开始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葛兰西从意大利与俄国在社会结构等基本国情方面进行的比较中找寻到了他要的答案：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符合俄国国情的结果，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并不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从根本上来说，两国所存在的国情差异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发达与不发达、成熟与不成熟。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借用后人哈贝马斯的一种表述，就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发生了市民社会国家化与国家市民社会化。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之上，葛兰西提出资产阶级国家是“统治+领导权”。通过对社会现实与国家历史的双重分析，两种不同的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在革命道路上的选择差异。葛兰西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或者直接通过武装革命，即使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或者政治统治，最终仍然难免再次出现“复辟”的危险。因此，他在没有否定暴力革命或者运动战的前提下，提出了另一条道路就是“阵地战”。阵地战的首要目标是夺取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阵地战如何实施，谁来实施的问题成为葛兰西思考的又一核心问题。在历史考察与现实审视的基础之上，葛兰西发现，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主力军：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阵地战—知识分子，突破口就在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通过以上对葛兰西围绕时代问题进行的反思与解答所做的一种解读，也反映了本书的基本思路。具体来说，围绕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本书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

第一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条件，以此来回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为何形成的问题。与其他很多思想一样，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也离不开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两个部分。其中，关于实践基础部分，主要是根据葛兰西是否参与革命来划分的间接性革命实践和直接性革命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葛兰西没有直接参与，但却给葛兰西造成巨大思想震动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者是指葛兰西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在意大利做出的一种革命实践：工厂委员会运动。此外，还涉及葛兰西参与的反法西斯运动。这两种不同的革命实践，为葛兰西后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共同构筑了一个思考的“对照表”和“参照系”。关于思想资源部分，主要是根据思想来源的地域划分为本土思想资源和外部思想资源两个部分。其中，关于本土思想资源，主要涉及马基雅维利（又译“马基雅维里”）、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关于外部思想资源，则主要涉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需要指出的是，思想资源有别于思想来源，因此，上述思想家作为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问题上的思想资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一种全盘接受和被接受或者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第二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历史，以此来回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何时形成的问题。其中，首先是对学界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和主要分歧进行大致的梳理，并对其中若干历史节点的误差进行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之上，找出分歧和误差产生的方法论根源，并提出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阶段划分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最后，依据所提出的方法和原则，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三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核心概念“egemonia”，以此澄清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概念理解上的真实关系。首先，是关于“egemonia”的译法分析，在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国内学界关于“egemonia”五种译法的基础上，提出将其译为“领导权”的主张和两个支撑依据。其次，是关于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特征分析，从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入手，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做出说明。最后，是关于领导权概念的比较研究的研究。通过文本考察，重点反驳了学界在葛兰西与列宁领导权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三种“对立论”主张，在反驳中正确把握葛兰西与列宁的思想关系。

第四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构建，进而从概念和体系两个层面回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什么的问题。首先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市民社会切入，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西方思想史传统的追溯，更加直观地把握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新颖之处。工人运动的直接进攻，之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奏效，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掌握着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从理论逻辑来看，正是由于葛兰西发现了东西方国家在市民社会方面的差异，葛兰西才开始寻找另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而这种探索大致经历了狱前和狱中两个时期。在经历了狱前反复多次的思考之后，最终在《狱中札记》中被明确为阵地战策略。最后，在革命道路和策略选定之后，葛兰西的理论目光开始寻找将阵地战付诸实践的历史主体，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理论。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评价。通过对现有评价观点进行梳理，并从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评价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考。其中，首先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休谟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辩证关系做了简要的阐述。然后，对学界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四种否定性评价进行了归纳和重点评析。进而，对否定性评价出现的原因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反思。最后，在方法论反思基础上，尝试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评价。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对此，我们尝试从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和在中国所具有的现实启发两个方面进行阐发。其中，就其在西方的思想影响来说，主要涉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思想。就其在中国的现实启示来说，我们主要从如何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上加以集中探讨。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启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本身可以供我们直接使用而是可能含有微观的实务层面指导、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宏观的理念层面指导。

在明确研究思路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强调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需要遵循以下方法。

（1）文献研究的方法。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践与思考是持续而系统的，同时在理论形式上又呈现出片段化、跳跃式的思想特征。因此，需要我们立足于葛兰西现有的思想文本基础之上，紧密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归纳，进而勾勒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总貌。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我们尤其需要努力凸显文本意识。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葛兰西，应当首先回到葛兰西有关文本中寻找文化领导权理论。

（2）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其中，一方面是历时的比较，通过系统考察黑格尔、马克思、卢森堡的思想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说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以上思想的吸收与发展；同时探讨葛兰西之后，文化领导权理论在阿尔都塞、拉克劳、墨菲、伯明翰学派等人的思想中呈现出的不尽相同的理论演变。另一方面是共时的比较，重点比较葛兰西与列宁在领导权问题上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对葛兰西与列宁领导权理论比较研究的一种再研究，从而澄清葛兰西与列宁在此问题上到底呈现何种理论姿态。

（3）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本书以思想研究为主旨，侧重于从逻辑体系上赋予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所做的松散思考以系统性，揭示诸多思想片段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根本指向。在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某个具体思想时，又以其发展历史及国内外形势为依据。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遵循并实现逻辑再现历史与历史决定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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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附录部分。

[2] 薛民：《葛兰西以后的葛兰西主义》，《哲学动态》1987年第7期。

[3] 薛民：《葛兰西以后的葛兰西主义》，《哲学动态》1987年第7期。

[4]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册），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76～77页。

[5] 参见张一兵《当代国外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理论主干》，《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

[6] 徐崇温：《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兼论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7] 为了使我国学术界的同人，能够不凭想象、凭主观上的好恶，而是根据客观事实和原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作用做出正确的判断，从1988年起，徐崇温主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这一丛书1989年出版11本，1990年出版9本，1993年出版13本，1997年出版9本，累计共出版了42本。参见徐崇温《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兼论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

[8] 仰海峰：《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9] 仰海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构图》，《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0] 参见〔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编《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51页。

[11]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3页。

[12]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现代外国哲学》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5，第5页。

[13] 王凤才：《重新诠释葛兰西（专题讨论）》，《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0期。

[14] 参见孔明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问题评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年第2期。

[15]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