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岭南哲学的含义、本质和特征
一 岭南哲学的命题
在讨论岭南哲学的含义之前，首先要讨论岭南哲学的命题。因为命题是否科学、正确，关系到整个研究是否有必要，是否有意义。
岭南哲学不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也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但对这一命题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对这一命题是否存在存有异议，即对这一命题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是科学命题，还是错误命题；是客观存在的命题，还是人们的主观杜撰出来的命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岭南地区有哲学和哲学家，属于中国哲学，但没有一个独立的、具有科学含义的“岭南哲学”，更没有一个结构严密、自成体系的岭南哲学，因而“岭南哲学”这一命题不能成立。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它涉及岭南哲学的含义，岭南哲学的研究对象，岭南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岭南哲学的概念、范畴和体系，岭南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其他地域哲学以及外国哲学的关系等许多理论问题。
我们认为，岭南哲学这个命题是成立的，岭南哲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范畴。岭南哲学属于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是具有岭南特色的、自成一体的一部分。我们提出岭南哲学的范畴，并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一种哲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相对封闭地理环境，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包括哲学理论在内的思想体系。古代岭南地区北山南海，交通不便，要与外界联系，绝非易事。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土生土长，有利于本根文化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包括岭南哲学在内的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文化，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文化，它在产生和发展中尽管受到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影响，但其原生性的特征、自成体系的特征始终非常鲜明，就是今天，岭南文化的原生特点也非常突出，还有“土”味。
第二，岭南发展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古代岭南比较落后，就观念文化而言，其出现是战国之后的事情，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发展，明朝中叶后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岭南这样的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一方面，表明前一历史发展阶段，岭南文化同中原文化的发展极不同步，尽管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辐射、影响，但由于两种文化反差大，两种文化交融中，岭南文化原生性未被根本动摇。另一方面，后一历史发展阶段，岭南地区首先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社会转型，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在岭南地区开始转轨，岭南文化包括岭南哲学走在全国前列，出现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岭南发展史表明，岭南文化包括岭南哲学的发展，自成一体的特征没有改变，岭南本根文化一直未中断，呈现出一个比较自然的自我发展过程。
第三，岭南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殊的本质和特征，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体系。岭南许多哲学家对岭南地区的哲学问题的思考，聚焦往往相同，诸如人本问题、价值问题、认知问题、伦理问题、审美问题等，趋同性较强，传承性也突出，因而岭南哲学的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其内在联系。
第四，岭南哲学有自己的哲学家、哲学著作和哲学派别。葛洪、惠能、陈献章、湛若水、朱次琦、陈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岭南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葛洪的道教神仙论、惠能的南宗顿教、陈献章的江门学派、朱次琦的九江学派、康梁的进化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自成一派，独树一帜，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岭南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地域性的哲学，能否概括为具有科学含义的一种理论体系，不仅要看它是否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而且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体系，是否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特征，是否有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岭南哲学具备了这些条件，岭南哲学这个命题是个科学命题，是个科学范畴。
二 岭南哲学的含义
研究岭南哲学的含义，要弄清哲学的含义。哲学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当代，哲学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哲学发展路向不断由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转向存在论、生存论、实践论。20世纪不断兴起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解释学、现象学和文化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的转向，表明哲学内部的变革，其主要特征是：哲学的至高无上地位受质疑和批判，“小写的哲学”要代替“大写的哲学”；庞大体系的认识论哲学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论哲学、解释学哲学和实践哲学；规范论哲学转向生活哲学。随着哲学发展路向不断发展变化，哲学的含义也不断发展变化。但不管这些哲学观如何五颜六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更加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界定岭南哲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同时又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把哲学定义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学问。学术界对这一哲学定义在总体上是认同的。我们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人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客观世界的主体，是世界观、方法论的主体，哲学应该及物又及人，见物又见人。研究岭南哲学含义，应该突出人，要把“物”与“人”结合起来。
依据这一思路来规范岭南哲学的含义，岭南哲学是一个标志着岭南人本质力量发展水平的哲学范畴，是岭南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及其思维一般规律的学问，是岭南人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哲学知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遵循从物到感觉、思维的原则，来规范岭南哲学的含义。这一定义从不同的三个方面去诠释和把握岭南哲学的含义。
第一，从人的本质力量方面去界定岭南哲学。任何思想文化都是人的产物，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思想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岭南哲学是岭南人本质力量在人的哲学观念中的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凝结物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社会的，一切烙上人的印记的“第二性的存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但不是所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产物都属于哲学，只有那些属于哲学范畴的观念文化，才是哲学。岭南哲学就是岭南人本质力量及其发展水平在哲学范畴中的抽象、概括、升华的一种理论体系。
第二，从人的实践方面去界定岭南哲学。承认岭南哲学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必然承认岭南哲学是岭南人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表现出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社会、人以及人的思维的理论，都是实践的结果，但不是所有在实践中获得的这些理论都是哲学，哲学是关于客观世界一般规律的学问，只有在实践中获得的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才是哲学。因此，我们将岭南哲学界定为岭南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人及人的思维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问。
第三，从人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去界定岭南哲学。岭南哲学是岭南人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一种理论升华、哲学抽象，是岭南人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哲学知识。人类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就活动方式而言，包括行为活动方式和精神活动方式，行为活动方式包括生产活动方式、生活活动方式，诸如经济活动方式，政治活动方式，文化活动方式以及家庭、婚姻和社会等活动方式。精神活动方式包括心理活动方式和意识活动方式。这些活动方式包括“类”的活动方式，又包括群体的活动方式和个体、单个人的活动方式。岭南人这些活动方式抽象出的哲学范畴，都是岭南哲学。
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去揭示岭南哲学的含义，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要求，其主要特点是：着力从人的方面去揭示岭南哲学的含义。人是世界的主体，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都是人的作品、写照和创造，反过来又为人服务，没有人就没有哲学。岭南哲学是岭南人的作品，只有科学地把握岭南人的本质和特征及其活动规律，才能科学揭示岭南哲学的含义，其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突出了人。突出了主体和主体性，从人的方面去解读哲学，哲学就不会是空洞无物、贫乏无味的教条，而是同人息息相关、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科学知识。
二是见物更见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尽管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没有把人摆在中心位置上，对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是什么、怎么样，回答得很详尽，但对人是什么，人与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怎么样，涉及不多。从人的方面去揭示哲学的含义，并充分揭示人与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既见物更见人。
三是强调人的多样性。人是多样的，有类的人、群体的人、个体的人。人的多样性，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多样性，人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哲学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过去的哲学往往强调哲学的普遍性、绝对性、规律性、系统性、规范性，而往往忽略了人的生存和生活，特别是忽视单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因而往往忽略了哲学的层次性、多样性、特殊性。我们揭示岭南哲学的含义时，既强调“类”中的人、群体中的“人”、大写中的“人”，又重视个体中的“人”、小写中的“人”，既注意普遍性的“大写的哲学”“规范的哲学”，又注意多元的、异质的、开放的、实现与发展个体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个体生活哲学。
三 岭南哲学的本质
岭南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无疑属中国哲学。但把岭南哲学仅定性为中国哲学，显然过于笼统，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揭示岭南哲学的特殊本质。我们要科学地把握岭南哲学的特殊本质，必须科学把握岭南哲学形成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古代岭南开发较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但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发展迅速，实现跨越发展，从边沿走向了前沿，特别是明朝中叶后，一直成为我国首发地区，走在全国的前列。由于这一地区多元一体的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开放度较高，兼收众长，发展较快，较早萌发了资本主义因素，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开始了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岭南地区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又不同于工业文明的市井社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城镇众多，交通方便，产业多元，贸易频繁，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社会祥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市井社会。这种市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出的文化是世俗文化，其哲学思想的属性应是世俗哲学。
世俗哲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内容和特征，要科学把握岭南哲学的特殊本质，还要考察岭南世俗哲学的具体形态和内容。岭南哲学是一种原生型、以人为本、多元性、感性化、重功利、非规范的世俗哲学。
岭南哲学是一种原生型世俗哲学。作为观念文化的哲学理论，岭南哲学产生较晚。岭南学术思想的出现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但不能因此否认岭南哲学的原生性、本根性。岭南哲学深受中原哲学思想的影响，岭南最早出现的哲学思想是从岭外引进的，其代表人物是广信人“三陈”（陈钦、陈元、陈坚祖孙三代）、“四士”（士燮、士壹、士、士武兄弟四人）。这些哲学思想进入岭南后，同岭南本根文化交融，在岭南古代哲学意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创新了有岭南特色的岭南哲学思想，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岭南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从未动摇其本根文化的根基。岭南哲学一出现就充满岭南特色，有别于其他地域的哲学。岭南哲学的根在岭南，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而不是外来的。岭南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已独立发展了十多万年，这是以后岭南文化一直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坚实基础。即使在接受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时，其本根文化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是今天岭南文化还保持着不少“土”味。
岭南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世俗哲学。人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几千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哲学形态、哲学派别和哲学家，它们讲了许多哲学问题，但人的问题始终是它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人本性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性。岭南哲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以人为本的思想，其积极贡献是岭南哲学人本思想讲的人更多的是大众之人、普通之人、现实之人、有血有肉之人，更具有人民性、现实性、实践性和深刻性，更贴近实际生活，更有人情味。惠能的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陈献章的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思想等，无不闪烁着以人为本思想之光，在一定意义上说，岭南哲学是人之学，人本之学。
岭南哲学是一种多元性的世俗哲学。在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中，再也没有像岭南文化那样多种多样多元了。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岭南哲学的多元性。岭南哲学的多元性表现在多方面：在空间方面，有各地区不同的哲学；在时间方面，有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当代哲学等；在部类方面，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生态哲学、道德哲学等；在政治方面，有官方哲学与非官方（民间）哲学等；在功能方面，有实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哲学、工具主义哲学等；在认知方式方面，有感觉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哲学等；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佛教哲学、道教哲学、伊斯兰教哲学、基督教哲学等。岭南哲学的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并存的现象，丰富多样。
岭南哲学是一种感性化的世俗哲学。哲学是一种比较理论化抽象化的学科，大凡哲学都有自己的概念、范畴以至理论体系，都是理论思维抽象的结果。但不同哲学的认知方式则不尽相同，岭南哲学的认知理论基础是感觉论、经验论，相对于我国北方哲学而言，它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抽象，却非常重视感觉经验，往往重感觉，轻思维；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轻思辨。葛洪、惠能、陈献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的认知方式基本上都属这一认识论范畴。感觉论、经验论强调感性经验，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形态，并不是说它没有抽象，没有理论。感觉论、经验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
岭南哲学是一种重功利的世俗哲学。功利与世俗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开化后的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特别是明中叶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市井社会。这样的地区形成的价值哲学，必然重功利。岭南人自古以来就讲实惠，不薄利。宋代就有“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2]的记载。明清以来，广东人抛弃“以农为本”的信条，选择“以商致富”道路，其因是“贪财重利”。“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3]。在“趋利”意识支配下，岭南人不再恪守“君子不言利”的信条，不再鄙视“为利”的商人。湛若水曾大声疾呼：“欲我当欲，与人同欲”[4]，他斥责“无欲之说”为“惑人之谈”，指出“理欲只是一念”，用世俗的“理欲合一论”，代替“存理去欲论”。杨起元强调“人心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主张学问求仁，不离日用。何启、胡礼垣则直言“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功利是岭南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功利的价值导向下，岭南哲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非常突出。
岭南哲学是一种非规范的世俗哲学。非规范性是对正统的、不合时宜的、陈旧落后的文化规范的反叛。在传统的岭南社会中，非规范性的文化心理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是商品经济较发达。商业活动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和私有权的保护，商业精神必然与封建的等级专制相对抗。在儒家文化里，“士农工商”，天然合理，但在岭南却把商居于四民之首。二是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较少受王权政治和强制性规范的束缚，三纲五常等道德意识也较淡薄。三是古代岭南是“化外”之地，“罪官”流放之地，移民之地，“流民”意识较重，不愿规范束缚。岭南人对正统的、规范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往往持蔑视和反叛的态度。这种社会心理，在岭南哲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四 岭南哲学的特征
哲学特征是哲学本质的显现。要科学把握岭南哲学的本质，不仅要把握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还要把握其外部的显著的表征。岭南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
第一，岭南哲学的人本性。岭南哲学突出了人，见物更见人，强调人的本体地位。其人本内容非常丰富、突出，崔与之的“宽民”说、丘濬的“养民”说、惠能的“佛性”说、陈献章的“救民”说、湛若水的“畏民”说、海瑞的“惜民”说、康有为的“公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的理论等，无不闪烁着人本思想的光辉。
第二，岭南哲学的务实性。古代岭南，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古越人第一要务是学会生存的本领。同时，岭南开发比较晚，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没有什么经济社会资源。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逼迫他们不得不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形成了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他们重实际，重实效，重实利，重实惠。这种务实的现实取向的思维方式，一直贯穿岭南哲学发展的始终。惠能主张众生平等，自心即净，自心即佛的理论，全面肯定现实日常事务，使平民百姓日常的、平庸的、繁杂的生活与行为获得价值论的意义。陈献章倡导的“以自然为宗”的“自得”之学，要求独立思考，不受圣贤经传教条和程朱烦琐的注经束缚，经他弟子湛若水的延伸，形成了独具一格注重日常感性，不为教条所拘的新学派。朱次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明理以处事”“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郑观应则提出以“合于时宜”为言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他说：“今使天下之大，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腾其说……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5]“士夫宜实践，经世耻空言”[6]，他要求“崇事实，去浮文”，“博通古今，审时度势”。这种务实的学风与唯古、唯书，不越先人雷池的传统迥然不同。在近代中国，这种实用性的追求，显现为务实的政治行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率先走出传统士子读书仕进的窠臼，成为中国著名改革家。孙中山终生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政治革命。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始终以务实精神，围绕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以有用于世为目标。
第三，岭南哲学的多元性。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岭南哲学的多元性。岭南哲学有多种性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岭南哲学多元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表现为不同质的哲学领域的多元性，又表现为同质的哲学领域的多元性，还表现为同一哲学、同一学派、同一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多元性。在我国地域哲学的多元性方面，再也没有像岭南哲学那样丰富多彩了。岭南哲学的多元性，促进了岭南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四，岭南哲学的兼容性。岭南哲学是个多元、开放的体系。兼容是多元、开放的前提，也是多元、开放的结果。岭南哲学的多元性、开放性，必然导致岭南哲学的兼容性。岭南哲学的产生就是岭南文化多种元素、多种成分、多种形态兼容的产物。兼容性在岭南哲学的发展中时时处处都可以找到痕迹。在时间上，兼容一直伴随着岭南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贯穿其整个历史过程。在空间上，兼容覆盖了岭南哲学的方方面面。从岭南哲学宏观层面考察，其兼容性既体现在同质的不同哲学形态，又体现在异质的不同哲学形态和不同的外国哲学形态，儒、释、道的哲学并存并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道德哲学等共生共长，唯物论、唯心论、进化论、经验论、唯理论以及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和谐发展。从岭南哲学的微观层面考察，兼容性既体现在各个哲学派和各个哲学家上，又体现在它们的许多理论的具体概念和范畴上。牟子是岭南早期的思想家，他的《理惑论》是我国早期的一种宣讲佛学的著作，它以道家的观念去理解与说明佛教，企图以汉人固有观念融入佛教，宣讲佛教，把道教与佛教糅合起来。康僧会把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论糅合起来，以图借助佛教的理论框架去弘扬儒家的思想。惠能顿教既受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和印宗法师的影响，继承了佛教的传统，又大量吸纳孔孟的理论和民间的思想，创立了新的教派。葛洪吸纳了两汉的元气本源论，为道教神仙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走向宗教神学。陈献章的岭南心学作为儒家的正宗学派，但不排斥佛道，接受了禅宗南派惠能顿悟心中佛性的启迪，更融通了老庄的“道生万物”，以及“天地一体”的理念，兼容了张载的“气论”，吸纳了周敦颐的“主静”，二程“静坐之说”。它融汇了儒、释、道，吸取了宋代理学诸家之长，创建了岭南心学的新学派。康有为借助西方自然科学新理，接受西方进化论科学成果，运用进化论改造三世循环说和形而上学“不变论”，形成了具有非爆发式飞跃的进化论。孙中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吸收了传统中国哲学大量的精华，又接纳了西方19世纪哲学在突破近代机械论所获得的重要思想——辩证法，糅合了东西方哲学的硕果，建构了富于东方特色的哲学体系。
第五，岭南哲学的创新性。兼容是通向创新的大道，文化兼容的结果必然导致文化的创新。文化在兼容中，各种文化因素在碰撞、交融，势必产生新的文化因素，以至新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学派。岭南哲学就是在不断的兼容中不断创新的结果。其创新是多方面的：命题创新、概念创新、范畴创新、体系创新以及思维方式、认知方法的创新等。纵观岭南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自汉代后特别是唐代之后，岭南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很多闪光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划时期历史意义的岭南哲学的创新就出现过多次。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是佛教史上重大的创新和变革，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什么是佛以及在如何成佛的修行途径上和具体修行方法上，都焕然一新，把佛教中国化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汤用彤在评价惠能的《坛经》时指出：“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陈献章创立的岭南心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创新，黄明同教授在《岭南心学》的专著中指出：“陈献章创立岭南心学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发明了‘静养端倪’，用简易而便捷的涵养与认知方法，取代了朱熹那繁杂而难以奏效的‘格物致知’，并一改压抑人性的理论路向，开启了思想解放，以及人性解放的新路向，打破了朱熹理学独尊，学界一片寂静，无人敢改错的禁锢格局，体现了岭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品格。”陈献章岭南心学创新的重大贡献，就是冲破了儒学的藩篱，开始偏离儒家发展轨道，改变了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发展的路向，率先向近现代文化转向，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转换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思想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他的革命哲学，为三民主义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在他的建设哲学中，也有许多突破。黄明同教授在《孙中山建设哲学》专著中，对孙中山建设哲学做了全面且深刻的分析和高度评价。中国哲学史表明，惠能创立顿教，使佛教中国化。陈白沙创立岭南心学，改变了岭南乃至中国文化发展路向。孙中山哲学促使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转换。这些成果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六，岭南哲学的平民性。平民性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贵族文化而言的。古代岭南文化就已显露出平民性的特征。岭南历史上少有世袭贵族，其开发后，商业又较发达，正统的封建意识较为淡薄，官本位思想不浓，“田可耕不可置，书可读不可试”，入仕做官并非主要生活出路，人们甚至宁可出钱请人做吏，也不愿出仕。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人们较少受封建体制下土地、家庭和礼教的束缚，比较追求平等的人际关系，人性的自然性和俗世生活的享乐和情趣，产生了早期的“平民阶层”“平民社会”“平民文化”。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岭南文化的平民性色彩日益浓厚。它没有什么官方哲学，也很少有达官贵人的政治说教和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它更多的是对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它通过市民日常生活或消费行为展示其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这种平民性的文化特征在岭南哲学中也鲜明显露出来。惠能关于人人皆可成佛，把百姓的日常生活赋予佛教意义的思想；陈献章关于“人皆可为尧舜”的平等观；湛若水关于“畏民”“重民”“爱民”“为民”的治国理念和“立大公以普天下”的理想人格；康有为提出的自然人性论，认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不着眼于广大百姓众生，它们高扬人的主体精神，高举着人本、启蒙、世俗、现代的旗帜，引领时代风骚。平民化一直是岭南地区发展的一条主线，它贯穿岭南发展的始终，不断促使岭南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它是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意识的基石。包括岭南哲学在内的岭南文化沿着平民化的路向发展，有力引导和推动岭南地区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换。
五 岭南哲学的时代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一定时代精华的集中体现。岭南哲学不仅集中反映了岭南的时代精神风貌，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以来发展的时代精神。
古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北方，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明代陈献章创立了岭南心学，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深远的重要转向，岭南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走在时代的前面。从陈献章的“江门学派”，到朱次琦的“九江学派”、陈澧的岭南儒学，到洪仁玕、郑观应的实业救国论与张之洞、容闳的洋务思想，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等。我们不难看出岭南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可以看到它们的思想理论洋溢着时代精神，具有先导性，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引领作用。特别是惠能哲学、陈献章哲学和孙中山哲学都是他们所处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反映时代精神是哲学的本质规定。黑格尔说过：“每一哲学都是时代的哲学，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是满足那适合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7]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8]岭南哲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该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根本原因是它们能及时准确地抓住当时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并回答了这些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呼声。每一个重要的时代，都会提出或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理论的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土壤。
惠能创新的顿教，特别是其“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观，把佛教中国化，成为平民化的宗教，这是我国唐代佛教的时代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精华。惠能平民化、平等观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平等的理念，又大大超越过它们，更比欧洲大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提出的平等观早许多世纪，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惠能这些成就与其个人经历、努力有关，但根本的是，它是当时社会问题呼声的结果。惠能的学说产生于唐代，一方面，当时社会是中古时代一个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空前发展，给城乡带来勃勃生机，底层平民要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当时佛教比较消沉，要求改革佛教呼声四起，惠能这种思想便顺应而生，这是唐代社会问题的呼声的结果。时代的主题，产生了时代精神，惠能顿教正是时代的骄子。
明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明代中叶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珠江三角洲等比较发达地区萌发，这是一种具有新质的经济因素。新的经济关系要求新的文化同其相适应，新的历史时代呼唤新的时代精神，陈献章的岭南心学正是这一时代呼唤的产物，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产物。陈献章岭南心学的创立，其时代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标志”、两个“转变”上：一是它标志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二是它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的中心由北向南的转变。这一文化的转变不仅仅是文化中心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转变，它改变了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发展的路向。明代中叶之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沿着儒家的轨道前行的，一千多年来，儒学尽管有很大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一直未能改变其发展的路向。岭南心学的诞生，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诸如它的人文性、启蒙性、现代性的思想，冲破了儒学的藩篱，开始偏离儒家发展轨道，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向，率先向近现代文化转向，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遗憾的是陈白沙的思想和地位长期被忽视、被误读、被遗忘。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问题。孙中山作为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的代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沿和时代的高度，创立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和革命纲领，回答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