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

传统社会的财政，是一种“理财之政”，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形成以国家为主体的收入与分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公”“私”两套管理系统。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已经有明确的划分，形成较为严密的内廷和外朝的制度分野，内库的收入与储藏，越来越具有皇室私藏的性质，户部的收入与储备，越来越具有国家财政的性质。松井义夫在早期的著作中已经注意到清朝户部与内务府的关系：“作为皇室的经费，一般有皇室财产收入、例贡和各省解输的内务府经费三项，但又不拘泥于此，内务府经常向户部‘借拨’银两以充经费，然而这种所谓的‘借拨’，又往往成为永久的借入。”^[1]同时，内库的私藏也有拨充国家财政的事例。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或内库与部库的交叉混同。这实际上是帝制时代在“家国一体”的制度环境下，两套管理系统之间存在财政上的不可避免的交织关系。公为私用或私为公用，几成为传统社会财政运作的两种常态。因此，对于传统社会财政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方面或一个视角。

我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对皇室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明代以何本方、高寿仙、赵中男、苏新红等人为代表，近年又有李园的相关研究。清代以台湾学者赖慧敏的研究最为突出，我恰好评阅了她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2014）的送审稿，其送审稿的名称就是《乾隆朝的皇室财政》，该书对乾隆一朝涉及皇室财政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大陆学者祁美琴、汪茂和、成嘉玲、魏鉴勋、关嘉录、滕德永、申学锋、陈锋等人也有相关论文，但未见系统全面的专著。”^[2]其意旨在说明学界对皇室财政研究的薄弱。

明代是我国传统财政的重要变革时期，这种“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以明代中后期的货币白银化为契机，国家财政的运作形态经历了一场以实物为主体到以白银货币为主体的财政转型，这一转型的直观体现就是皇室库藏和国家库藏收支形态（实物——白银）的变化，而在收支统计口径上的变化，则是由粮食为统计标准转变为以银两为统计标准，笔者称之为“统计银两化”。^[3]其次，内库作为宫廷御用库藏和皇室财政的体现，在明代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特别是明初的内库，虽然有皇室收支的职能，但更多地体现着国家财政的职能，或者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高度混同。在户部太仓银库和南京户部银库设立后，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才趋向明晰化。明代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及其变动，要远比清代复杂。最后，从学理上讲，皇室财政以内库为载体，国家财政以户部为载体，除了明初内库明显的承担过户部的职能外，在其他时期，除了户部外，兵部、工部在相当程度上也承担了国家财政的职能，兵部太常寺常盈库和工部节慎库独立于户部的财政体系之外。这种状况，也远比清代复杂。因此，研究明代财政，在许多方面具有挑战意义和广阔的研究空间。该书选取明代内库为研究对象，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此前较为“神秘”的明代内廷财务的运作机制，也为我们认识明代财政的体制设计及其变迁路径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选取内库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说属于皇室财政的研究范畴，作者在对内库的规制、内库的监管体制、内库的收支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对内库与基层上供负担以及内库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进行了个案考察和宏观探讨，可以说是独辟蹊径。通过对明代内库收贮结构及其形态变迁的考察，探讨了明代中央财政体制从单一到多元，从高度集权到相对分权，从明初实物体制到后期白银货币体制的转型路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内库与部寺财政之间围绕财权、财力、事权、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学界注意。

而该书提出的一些新见，如通过考察洪武时期内库钱、银、钞等货币支取情况，对明初“实物型财政体制”的重新评估；通过考察内库物料折银对内廷既得利益的损害，分析晚明“财政白银化”的局限原因；通过对万历“矿税”之征的后期变动考察，重新估算了万历“矿税”的上解内库数额；通过对明末内库支帑和金花银逋欠情况的数据考察，反驳了自清代以来出现的明亡内库“厚积”之说；通过选取松江府的地域个案考察，探讨了明代基层赋役变革与上供构成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账簿以外的地方实际上供承担问题。凡此见解，也值得学界注意。

该书是作者在武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本专著，相信该书出版后，会促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陈锋

2019年5月8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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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松井义夫：《清朝经费的研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年（1935），第17～18页。

[2]陈锋：《近40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

[3]陈锋：《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