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法与史料

史学研究的特征在于过去性，是一门探索已发事实和规律的学科，因此，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于史料和考证。故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遵循实证主义，尽可能做到言必有征，论从史出，“考而后信”。从笔者前期史料的准备来看，其来源可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

实录、政书类。本书作为制度史研究，以《明实录》《诸司职掌》《祖训录》《皇明祖训》《明会典》《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等为代表的官方政书类文献，既是课题研究的入手史料，也是本书的核心史料来源。上述史料的收集与归纳，为我们系统掌握明代内库及财政体制的规制、变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奏议类。奏议是指臣下上奏帝王，陈说政事的文书。在明代，朝臣主要通过奏议方式干涉内库财务活动，故此类奏议往往对当时宫廷财务情况有所呈现。2005年由线装书局集中出版的《明代基本史料丛刊·奏折卷》对大量明代奏议文集进行了合编，其中不乏涉及内库财务的相关史料，而该“丛刊”电子化为笔者的资料搜集提供了便利。另外，未纳入“丛刊”的毕自严《度支奏议》，保留了天启、崇祯两朝大量内库财物的数额、改折、逋欠等相关资料，弥足珍贵。

笔记小说类。明清文人的笔记小说近年来日益为学界所重视，作为私人著述，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修政书的“事多隐讳”“语焉不详”等缺陷，本书也将大量采用此类文献。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刘若愚的《酌中志》、孙承泽的《春明梦馀录》、徐复祚的《花当阁丛谈》等文献，对明代内库的财政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考虑到此类史料存在的著者主观色彩浓厚问题，故笔者在采用过程中将做必要甄别。

档案、碑刻类。本书涉及的档案、碑刻史料主要体现在明末金花银逋欠和内库宦官设置方面，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对明末金花银的实征情况有部分记载，是考察后期内府库储问题重要史料。碑刻史料的采用则以任职内库宦官的墓志铭为主，其履历是考察内库管理体制的重要线索。

方志类。方志作为地方史志，是了解基层赋役的重要文献。明代各地史志多设“食货”“贡赋”等财政卷目，对于地方的上供名目、数额以及变革等情况有不同程度记载，成为掌握基层上供负担和差异问题的重要史料，故本书在方志史料的采用上较为广泛。特别在对基层赋役与上供关系的个案考察方面，其立言依据主要源于明清松江府地区的府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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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汉代以来内库的公共职能，学界已有关注，具体可参见〔日〕加藤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之一斑》，收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03～104页）；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第151～157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071～1076页；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25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第601页；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李伟国《论宋代内库的地位与作用》，收入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42页；赵轶峰《明代宫廷典制的特色》，收入《故宫学与明代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1～12页；苏新红《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朱云飞《中国古代皇室财政制度的沿革：轨迹、规律与启示——基于权力异化与公权私有的视角》，《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4页。（按序该书写于1955年）

[3]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4卷第1期，1936年5月。

[4]万明：《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张居正改革的重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7月4日，第A05版。

[5]参见刘光临《嘉靖朝抗倭战争和一条鞭法的展开》，《明清论丛》第12辑，故宫出版社，2012。

[6]不同观点可分别参见R.Von Glahn，“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in Smith P.，R.Von Glahn，eds.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pp.35-70.转引自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350～351页；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7]参见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251页；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内库收支的特点及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8]（明）杨嗣昌：《杨嗣昌集》之《恭承召问疏》，梁颂成校点，岳麓书社，2008，第249页。

[9]（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奄宦一》，段志强译注，中华书局，2011，第172页。

[10]《万历会计录》卷1，《旧额现额岁入岁出总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22页。（根据笔者后文的探讨，该数额比重仅为各类钱粮物资的单位简单叠加，并不代表内库物料的实际折银价值）

[11]参见刘利平《明代户部与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第89页。

[12]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第237～268页。

[13]参见苏新红《从太仓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4。

[14]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7页。

[15]〔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35页；赵中男：《明代物料征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第81～82页。

[16]转自R.A.Musgrare《熊彼特的〈税务国家的危机〉：一篇财政社会学论文》，杨少文译，刘志广校，http：//max.book118.com/html/2015/0415/14977103.s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15日。

[17]关于内库白粮、官布、上供物料等财物的进纳负担问题，后文研究述评将分别涉及，此不赘列。

[18]吴滔、〔日〕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76～77页。

[19]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20]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1]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2]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该书最早于1940年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23]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4]参见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等《田赋会要·第三编·田赋史》（下），正中书局，1944。

[2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该书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

[26]钱健夫：《明代亡国的经济因素》，《启示》1949年新2。

[27]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一文中，将皇庄归于皇族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发展的第二阶段（安史之乱至清初），并认为“在后一期庄田形式的官庄、皇庄、官田、皇田等直接领有之下，地租的形态虽有改变，特别是明末的货币地租‘见亩征银’，但土地所有制的古老形式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李埏在《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一文中将皇庄归于大土地占有制，并认为大土地占有制与土地国有制之间存在严格的区别。

[28]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陈诗启：《明代的官手工业及其演变》，《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9]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0]何本方：《明代宫中财政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31]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2]陈秀夔：《中国财政制度史》，正中书局，1973，第90～92、147页；陈秀夔：《中国财政史》（增订本），正中书局，1983，第211～212、280页。

[33]〔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该书英文版于1974年出版）

[34]具体研究内容详见后文。

[35]分别为：明代宫廷典制史、明代宫廷政治史、明代宫廷财政史、明代宫廷外交史、明代宫廷建筑史、明代宫廷园林史、明代宫廷生活史、明代宫廷宗教史、明代宫廷女性史、明代宫廷宦官史、明代宫廷书画史、明代宫廷陶瓷史、明代宫廷工艺史、明代宫廷织绣史、明代宫廷家具史、明代宫廷文学史、明代宫廷图书史、明代宫廷戏剧史等18个研究专题。

[36]赵中男：《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4期。

[37]〔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11～12页；〔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下）第2章“明代的财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94、102页。（该章由黄仁宇撰写）

[38]参见刘利平《明代户部与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第55页。

[39]参见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利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第186页；方志远、杜婉言《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修订本）卷9《明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59～260、294页。

[40]参见林延清《明朝皇室的财务审计》，《中国审计报》2004年8月25日；林延清《论明代财政监督体制》，《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1]参见吴晗《论明史》，武汉出版社，2013，第143页。（《明代的军兵》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42]全汉昇：《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收入《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2，第410页；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暨南史学》第5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509页；〔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39页。

[43]〔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第7页。

[44]刘利平：《明代户部与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第89～92页。

[45]朱云飞：《中国古代皇室财政制度的沿革：轨迹、规律与启示——基于权力异化与公权私有的视角》，《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46]〔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7]祁美琴：《清代内务府》，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第2～10页。

[48]苏新红：《明朝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载《故宫学与明代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85～204页。

[49]王根泉：《明代内承运库的建立、演变及其后果》，《江西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2期。

[50]刘颖：《明代内承运库试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

[51]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2]赖建诚：《万历初年的内库供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3]肖立军：《明代财政制度中的起运与存留》，《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

[54]李义琼：《亦存亦废的明代承运库》，台湾《史原》复刊第4期，2013。

[55]苏新红：《明代的内府十库——兼对清代〈明史〉等进行考证》，载《第十五届明史国家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13。

[56]潘岳：《明代女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

[57]参见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251页。

[58]参见苏新红《明代太仓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苏新红《明代洪武时期内库收支的特点及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苏新红《从太仓岁入类项看明代财政制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苏新红《明代内库的皇室财政专属化演变》，台湾《明代研究》2015年第24期，第35～71页。

[59]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之《明皇城》，北京出版社，1988，第33～34页；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建筑》第4卷，图2-5、2-1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102、107页；徐苹芳：《明清北京城图》之《明北京城复原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0]〔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张皓、张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61]〔日〕川胜守：《明清贡纳制度与大都市连锁——长江与大运河》，汲古书院，2009。

[62]梅伟强：《明代贡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成功大学，2014。

[63]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胡铁球：《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胡铁球：《明及清初“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史林》2007年第3期；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第232页；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4]参见〔美〕万志英《11—18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王文成译，《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该文为《财富之源：11—18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的结论部分，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242～243页；万明《〈万历会计录〉与明代国家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陈昆《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任均尚《明代货币政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230、264页；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

[65]参见史五一《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255页。

[66]吴承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收入《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37页。

[67]万明：《16世纪明代财政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68]朱希祖：《明代金花银考》，《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7·先君文存》，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66～472。（由于该文未予发表，故依据作者生平，该文应为1944年前所作）

[69]刘芟：《金花银、轻赍与金花籽粒》，《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

[70]唐文基：《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71]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39～140、197页。

[72]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146页。

[73]李小萍：《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

[74]胡克诚：《明代江南逋赋治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第148～155页。

[75]王昌：《明代金花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

[76]〔日〕堀井一雄：《金花银の展开》，《东洋史研究》第5卷第2号，1940，第50～52页；〔日〕星斌夫：《金花银考》，载《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9，第123～155页。

[77]〔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218页。

[78]〔日〕谷口规矩雄：《明末の金花银について》，收入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同朋舍，1993。

[79]〔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0]吴智和：《明代江南五府北差白粮》，《明史研究专刊》第1辑，台湾大立出版社，1978；鲍彦邦：《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胡铁球：《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以白粮解运为例》，《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81]田雨、赵毅：《明代白粮与明代士人白粮之议》，《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田雨、赵毅：《明代杭州府北运白粮征收考辨》，《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

[82]田雨：《明代白粮赋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

[83]秦博：《明代白粮的加耗与改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84]万国鼎：《明代庄田考略》，《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1933年。

[85]何建民：《明代皇庄论》，《中国经济》第2卷第3期，1934年。

[86]鞠清远：《皇庄起源论》，《中国经济》第2卷第7期，1934年。

[87]许宏烋：《明代土地整理之考察》，《食货》第3卷第10期，1936年。

[88]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第175～182页。

[89]聂国清：《中国土地问题之史的发展》，上海华通书局，1930，第95～96页；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第266～270页；陈伯瀛：《中国田制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217～220页；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等：《田赋会要·第三编·田赋史》（下）。

[90]〔日〕清水泰次：《明代の皇庄》，《东亚经济研究》第6卷第2号，1922；〔日〕清水泰次：《明代庄田考》，《东洋学报》第16卷第3、4号，1926；〔日〕清水泰次：《皇庄の起源及び发达》，《史苑》第8卷第2号，1932；〔日〕清水泰次：《皇庄的意义とその内容》，《东亚经济研究》第25卷第1号，1940。

[91]〔日〕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孙怀仁译，中华书局，1936，第233～235页。

[92]郑克晟：《明代庄田的设立与管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93]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兼论皇店、塌房、“店肆”等工商业的经营性质》，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346～396页；蒋大椿：《明代最早的皇庄》，《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94]施正康：《明代南方的安陆皇庄》，《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95]官美堞：《明代皇庄发展探源》，《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

[96]郑克晟：《关于明代皇庄的几个问题》，《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陈东生：《试论明代皇庄》，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编《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辑，1983；常沙：《明代京畿“庄田”小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李三谋：《明代庄田的经济性质及租额问题》，《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林延清：《论明代中期京畿地区庄田的膨胀和清理》，《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

[97]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173～184页。

[98]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兼论皇店、塌房、“店肆”等工商业的经营性质》，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346～396页。

[99]韩大成：《明代的官店与皇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史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第374～377页；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修订版），中华书局，2009，第421页；覃延欢：《明代皇商官商刍议》，《学术论坛》1989年第4期。

[100]韦庆远：《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史学集刊》2002年第1期。

[101]方志远：《明代的御马监》，《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02]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7～242页。

[103]参见〔日〕山根幸夫《对里长职责的一点考察》，《研究》3，1952；〔日〕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第73～74页。

[104]梁方仲：《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收入《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第467～472页。（原文载于《学术研究》1963年第4、5期）

[105]〔日〕岩见宏：《明代における上供物料と徭役》，《东洋学报》第55卷第2号，1972，第1～31页。

[106]〔日〕岩见宏：《明代地方财政之一考察》，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中华书局，1993。

[107]〔日〕岩见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6，第34～40页。

[108]刘志伟：《关于明初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109]〔日〕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范金民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59页；〔日〕岩井茂树：《赋役负担团体的里甲与村》，收入《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13，第166页。（该书日文版于1997年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110]丁亮：《明代浙江地区存留钱粮的财政功能与杂办银的成立》，《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111]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5～146、167页。

[112]李晓路：《明代里甲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113]刘伟：《明代里甲制度初探》，《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114]唐文基：《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的变革》，《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唐文基：《试论明代里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115]刘志伟：《关于明初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第510～511页。

[116]唐文基：《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的变革》，《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17]牛亚贵：《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兼与唐文基先生商榷》，《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Z1期。

[118]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3、101～102、105～106、145页。

[119]赵毅、丁亮：《明代上供物料的增长趋势与办纳方式的变迁——以浙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丁亮：《明代浙江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

[120]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侯鹏：《明代地方财政的形成与扩张——以浙江“均平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档案》2013年第3期；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21]陈铿、赵建群：《明代纲银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日〕山根幸夫：《明代福建的丁料和纲银》，李小林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22]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37～149页；程利英：《明代北直隶的财政支出——上供物料》，《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6期。

[123]李义琼：《明王朝的国库——以京师银库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4。

[124]赵中男：《明代物料征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

[125]赵中男：《明代物料征收的名目及其差别》，《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26]许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召商买办”初探》，《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许敏：《关于明代铺户的几个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27]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128]对于买办制度的三种形式及变迁，赵毅在《铺户、商役与明代城市经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一文亦有具体论述，指出“明代的买办制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洪武至宣德时期，主要是当行买办。正统至正德时期，主要是召商买办。嘉靖至明末，主要是佥商买办”。

[129]参见胡海峰《明代北京城市的铺户》，《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3年第1期；胡海峰《明代北京铺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3；胡海峰《徭役与城市控制：明代北京“铺户”内涵再探》，《学术研究》2014年第11期。

[130]参见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收入《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高寿仙《财竭商罄：晚明北京的“公私困惫”问题——以〈宛署杂记〉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高寿仙《“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31]李世财：《论明成化时期的宫廷采买》，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6。

[132]王毓蔺：《四方之极：明代北京营建中的物料采办》，《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7月9日。

[133]其中五篇论文收入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第六篇《明代的官手工业及其演变》收入《历史教学》1962年第10期。

[134]尹钧科：《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第272页。

[135]章永俊：《北京手工业史》，人民出版社，2011；章永俊：《元明时期北京手工业生产管理析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2012年；章永俊：《明代北京官营手工业》，《北京文博文丛》2014年第3期。

[136]张斐然：《江西陶瓷沿革》，江西省建设厅，1930，第11～19页。

[137]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第79～82页。

[138]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第360～369页。

[139]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

[140]参见〔日〕佐久间重男《景德镇窑业史研究》，第一书房株式会社，1999。

[141]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沈祖炜：《明清两代官营织造业生产规模的比较分析》，《史林》1986年第3期；范金民：《明清两代官营织造业生产规模的比较研究——兼与沈祖炜先生商榷》，《史林》1990年第4期。

[143]范金民：《明代丝织品加派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范金民、夏维中：《明代中央织染机构考述》，《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范金民：《明代官营丝织业三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44]参见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7章“明代江南兴盛的官营织造业”，农业出版社，1993。

[145]魏文静、夏维中、汪亮：《从岁造任务看明代地方织造的兴衰变迁》，《丝绸》2014年第3期。

[146]汪建红、吴建华：《中央皇朝与江南社会：“苏州织造”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47]参见〔日〕百濑弘《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郭有义译，《食货》第4卷第1期，1936年。（原文刊于日本《东亚》杂志第8卷7月号）

[148]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收入《梁方仲文集·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08，第515、518页。（原文刊于《中国经济社会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12月）

[149]参见田培栋《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存研究》，《明史研究——纪念谢国桢先生九十诞辰专辑》第2辑，黄山书社，1992；田培栋：《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与所获财富的估计》，收入《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2005，第270～272页。

[150]李金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终止与历史回顾》，收入《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2005，第273～279页；樊千瑜：《明朝的禁海与开海——政府与民间对市场的争夺》，《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151]李云泉：《明清朝贡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3，第50页。

[152]〔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3页。

[153]晁中辰：《明代海外贸易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

[154]〔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1、179页。

[155]按照上田信的观点，虽然国家付以较大代价的回赐，但中国赐给外国使节的物品，是户制之下朝廷所控制的匠户等缴纳的徭役，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明朝通过向他们提供国内的东西，从而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苏木等，在帝国尤其是内廷看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156]赵轶峰：《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以洪武到正统》，《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

[157]参见杨涛《明朝万历年间矿税大兴的原因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侯家驹《中国经济史》，第649～650页；唐立宗《万历朝矿税事件研究回顾与起因补论》，《明清论丛》第12辑，故宫出版社，2012，第149～159页；方兴《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中州学刊》2013年第9期。

[158]杨涛：《明朝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南炳文、李小林：《关于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侯家驹：《中国经济史》，第649～650页；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59]刘利平：《略论明代的金银矿业政策》，《肇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60]魏林：《试论明代的钞关》，收入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738～792页；余清良：《明代钞关制度研究（1429—1644）——以浒墅关和北新关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余清良：《明代钞关制度研究中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

[161]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收入《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第322～327；刘利平《论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支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

[162]孙兵：《明洪武朝宝钞的印造与支出探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8期；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陈昆、李志斌：《财政压力、货币超发与明代宝钞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7期。

[163]张瑞威：《皇帝的钱包——明中叶宫廷消费与铜钱铸造的关系》，台湾《新史学》2011年第4期。

[164]高寿仙：《明代北京杂役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6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第176页。

[166]侯家驹：《中国财金制度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243～246页。

[167]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68]赵轶峰：《明代宫廷典制的特色》，收入《故宫学与明代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243、251、255、257、270页；赵中男等：《明代宫廷典制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42～43页。

[169]佚名：《明代官工之浮冒》，《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170]参见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1、2、3、4期，1933年；第5卷1、2、3期，1934年。

[171]胡汉生：《明十三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第74～75页。

[172]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翟志强：《明代皇家营建的运作与管理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翟志强：《明代财政管理的特征——以明代皇家营建经费管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晋阳学刊》2015年第6期；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

[173]邱仲麟：《〈宝日堂杂钞〉所载万历朝宫膳底账考释》，台湾《明史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

[174]邱仲麟：《皇帝的餐桌：明代的宫膳制度及其相关问题》，台湾《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第34期。

[175]赵中男等：《明代宫廷典制史》，紫禁城出版社，2010。

[176]刘淼：《明代食盐配给法研究》，《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77]张毅：《试述明清时期的长芦贡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5期。

[178]张勃：《〈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79]刘朴兵：《试论明代宫廷饮食机构与饮食特点》，《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

[180]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81]参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82]庄赢：《明代皇帝赏赐现象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2。

[183]参见〔日〕清水泰次《明末之军饷》，方纪生译，《正风》第3卷第12期，1937年。

[184]〔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42～43页；张松梅：《明代军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8，第157页；范传南：《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及其经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第57页。

[185]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中华书局，2012，第58～78页；赵克生：《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86]何孝荣：《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8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张先德等《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4期；白芳《郑和时代的瑰宝：明梁庄王墓文物展》，《收藏家》2005年第10期。

[188]高寿仙：《明代北京燃料的使用与采供》，《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189]赵中男：《明前期减免宫廷财政初探——以目前所见相关诏书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

[190]〔日〕岩井茂树：《张居正的财政课题与方法》，魏常海、张希清等译，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林延清：《张居正抑制宫廷支出的努力及其作用》，收入《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191]《魏书》卷110，《志十五》，中华书局，1974，第2851页。

[192]正德《明会典》卷33，《户部十八·库藏二·内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65～366页。

[193]万历《明会典》卷30，《户部十七·库藏一·内府库》，中华书局，1989，第220～221页。

[194]《明太祖实录》卷236，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壬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后文所引明实录均为此版本）

[195]《明武宗实录》卷122，正德十年十二月癸未。

[196]（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7，《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144、152页。

[197]参见〔日〕加藤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之一斑》，收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26页。（原文发表于1918年5月-1919年8月，《东洋学报》第8期第1分册、第9期第1、2分册）

[198]关于明代宫廷财政与国家财政的混淆关系，参见〔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刘利平《明代户部与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第88～89页。

[199]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第3页。

[200]Rudolf Goldscheid，“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Public Finance，”in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