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HI DILI PIAN 历史地理篇

改变历史进程的沙尘暴

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趁楚王项羽出兵齐地镇压反叛之机，联络各路诸侯，集兵56万，攻占了位于今日江苏徐州一带的楚国国都彭城。项羽闻讯后，将大部人马留下继续攻齐，亲率精锐兵卒3万人迅速南下，包抄到彭城西侧的萧县，切断联军退路，而后选在日出之际向猝不及防的汉王联军发起进攻，到中午时分已将联军逐入谷水与泅水（在今徐州市西），并斩杀敌兵十余万人，联军余部只好继续向南退却，楚军乘胜直追，一路砍杀，将联军余部十余万人赶入睢水（今安徽濉溪西南），以至于将睢水阻断。项羽所部将刘邦余兵围了三圈，意图将刘邦生擒，但是恰在此刻，一场巨大的沙尘暴从西北涌来，树木折断，房屋被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不由得乱了阵脚，刘邦率数十骑趁机冲出包围圈，一路向老家沛县奔去。

如果汉高祖元年四月间的那场沙尘暴没有发生，或者没有那么强烈的话，楚汉之争的结局或许是另一个版本。刘邦从心底里应当是十二万分地感激那场沙尘暴，否则他十年之后也不会发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

追溯历史文献中的沙尘暴，可以发现，黄帝战蚩尤的上古神话中，也多少有其影子。相传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双方相互作法，久战不下，直到黄帝召来天女魃，驱走风雨雾霾，带来晴日骄阳，黄帝才大败蚩尤。女魃后世也称“旱魃”，是旱灾的代名词，传说她身着青衣，原本住在昆仑山的共工台上，涿鹿助战之后因大伤元气无力返回，在北方到处流窜，但她住哪里哪里干旱不雨，所以走到哪儿都被驱赶，以至于周王室的先祖叔均给黄帝建议，女魃要去的地方先要修水利通沟渠。

女魃是主宰干旱的女神，也有“火神”之说，黄帝战蚩尤的传说中她着青衣从西天而下，又以骄阳酷日的形象出现，前者像极了沙尘暴天气，后者无疑代表着酷暑天气。

北魏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率魏军渡过黄河进攻大夏国都统万城（今陕西北部的靖边县白城子古城）。因统万城坚固无比，久攻不克，于是拓跋焘将主力埋伏在沟谷中，以少量骑兵到城下骚扰抢掠。夏王以为魏军粮草缺乏，军力疲弱，随即率3万大军出城。不成想沙尘暴大作，能见度骤降，夏兵逆风追击，魏军顺风夹击，结果夏军大败，赫连昌竟来不及入城而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统万城被魏军一举拿下，连带俘获了夏国的宫室万余人，马匹、骆驼、牛羊数以百万计。加上征伐柔然的成功，拓跋焘顺利地将北魏疆土从今山西、河北一带，拓展到今陕、甘、宁及内蒙古中西部。

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夏国君李元昊率领的西夏军队守候在贺兰山北，以逸待劳，诱敌深入，与辽兴宗耶律宗真率领的辽国大军拉开战幕。虽然西夏在银川平原立国不久，国力远不如辽国强盛，但他以逸待劳，而且天助西夏，一场沙尘暴恰在此时来临，于是夏军巧借风沙迷目、辽军阵乱之际，大举反击获得胜利，消灭辽军无数，并攻破辽营，擒获驸马及辽王近臣数十人，这次辽夏战争以弱小的一方完胜而画上句号。

沙尘暴在偶然中影响了战争的结局，而战争又在必然中影响乃至决定着历史的进程。虽然我们不能断然推论没有沙尘暴，上述战争会有相反的结局，但其中存在的变数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沙尘暴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并不是沙尘暴之于历史进程影响的唯一方面。《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27年）的一次沙尘暴天气：“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汉成帝急召大臣们征询对天气异相的看法，让他们不用避讳。于是谏官杨兴和太学老师驷胜等皆称其是因为“阴盛侵阳之气”，影射外戚权势过重，上天予以警告。大司马王风明白其所指，赶紧上书请辞，汉成帝虽未批准，并以自己初承大业，事情处理有所不妥，以致阴阳错位、日月无光而自寻台阶。但此事确实对王风集团构成一定的威慑。

沙尘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黄雾”“雨土”“风霾”“雨霾”之类，属于灾异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灾为“天谴”, “天反时为灾”的理念即已成形，后人称其为“天人感应论”。西汉大学者董仲舒有言：“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天人感应论”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灾异志》《灵征志》，地方志中的《祥异》《灾异》，政书中的《灾祥》《物异考》等，均以“灾异天谴”来解释自然灾害，对后世官员修正政策体制，多少都有一些作用。

但是在春秋以前的夏商时期，“灾异天谴”之说并不一定对帝王产生影响。西晋人氏张华（232—300年）的《博物志》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夏朝末代君主桀王当政时在一深谷之中修建了一所宫殿，名为长夜宫，桀王在其中放浪作乐，男女杂处，上百天不出来听政。其后一场大风在一夜之间将深谷掩埋，桀王不甘心，又派人在山上凿石开宫殿。大臣龙逄劝谏道：“君王对于老百姓就如同天上的太阳，天上的太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也存在不下去啊！”虽然这话更像是为君主的安全担心，但是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龙逄杀掉，更是在原来宫殿下部的山谷中重新修筑宫殿。又有一些老臣上言劝阻，但是暴虐的桀王对于一切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谁劝就杀掉谁。《博物志》里的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逆世而为必尝恶果的道理。

沙尘暴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池的兴废，如前述统万城。北魏占据之后，将统万城更名为统万镇城，其后又因原系夏国都城而更名为夏州城，唐宋时期一至沿用此名。唐代长庆二年（822年）十月，一场大沙暴过后，壅沙堆积到夏州城城墙那么高。到了宋代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赵光义以夏州已在沙漠的团团包围之下，又被奸雄强占为名，意欲将城中居民迁出后将城池毁掉。此想法一出，虽然臣僚们多有异议，但得到宰相吕蒙正等人力挺，随即下诏将夏州城拆毁。但是夏州城并没有被真正毁掉，原因是该城池过于坚固。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在修筑此城时调发了十万民众并由酷吏叱干阿利监工所建，当时号称用米汤、石灰拌到土中蒸过以后再用来筑墙，城墙必须刀剑不入，否则筑城者会掉脑袋。因此郦道元在一百多年后看到该城时还称其“雉堞虽久，崇墉若新”。即使是今天，统万城还是基本完整，其西南角楼目前高达三十米。

因沙尘暴和沙漠化而被宋室废弃的夏州城，却成为党项族的中兴之城。党项拓跋氏以此为基地周旋在宋、辽两个大国的夹缝中，直至在银川平原建国后，夏州城都是其重要的腹地城池。

沙尘暴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都是不可忽略的自然灾害，在现代社会更是不可小觑的生态问题。20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生态先行战略，主旨之一就是改善沙尘暴源地的生态环境，降低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很显然，这一政策的出台，与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特大沙尘暴关系密切。其中1998年4月5日，一场覆盖半个中国的强沙尘暴造成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兴许它就是那场改变中国中西部地区21世纪发展历史的沙尘暴。

宁夏八景的嬗变

“八景”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化表达形式，被认为是“汉文化与传统自然审美观融合的典型表现”，其“发源于先秦，萌芽于魏晋，成熟于两宋，繁荣于明清”。“八景”往往被赋予诗文乃至图画，大加传扬，一方面可能是“生态环境变迁后部分未被破坏的景物在自然界凸显的结果”；另一方面应当是人文建筑与地理环境完美融合缔造出的和谐美景使然。

宁夏“八景”的提法现于明清时代，薛正昌老师梳理史志文献，发现主要有四组宁夏“八景”存世，由于时代的递进、文化的沿革、个人的创新，不同时代的“八景”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景致，在“八景”序列中的先后排序又不尽相同。对比不同时期宁夏的“八景”文化，在追寻人们自然审美观时代变迁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慨叹：天地易老，世事沧桑！

不同版本的宁夏“八景”

明代陈宗大以《宁夏八景图》的图画形式，率先向世人昭示宁夏的八大美景。明庆王朱栴对陈宗大的“八景”加以改造，在《西夏八景图诗序》中提出了他理解的“八景”，流隅文人陈德武随后题八景诗附和。如对第一景“贺兰晴雪”附诗曰：“六花飞罢净尘裳，贵富家翁做意悭；满眼但知银世界，举头都是玉江山。严凝藉雪风威里，眩曜争光日色间；独有诗人怜短景，贺兰容易又青还。”同时还为此诗加序称“初秋至仲春，微雨即成雪，雪积在山，日照不融，山头常如披絮。”

明清四个版本的“宁夏八景”

至清代，宁夏巡抚黄图安在前代“八景”的基础上续题八景，都是当时宁夏府城内外的代表性建筑与四季景物结合构造的美景，属于“小八景”。乾隆年间修编的《宁夏府志》，将前代的“八景”进行改造，形成了以“山屏晚翠”为首的新八景，这也就是传扬至今影响深远的宁夏“乾隆八景”或“朔方八景”。书中称之所以修订“八景”，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河山风物固自不殊，名胜故迹亦复，时有兴废。恭酌其间，略为更定。要在举目凭眺，足供吟赏，非必求异前人也。”

长渠流润

南麓果园

张金城修《宁夏府志》截图一

远去的黑水故城与夏台秋草

黑水故城，一说指的是今黑河下游，即额济纳河北岸的黑水城；另一说指的是鄂尔多斯台地上黑水河（即今萨拉乌素河支流）上的统万城，笔者倾向于前者。黑水城是西夏的黑山威福监军司（相当于军区）治所所在，古城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大的城池。黑水在秦汉之际称为弱水，下游的尾闾湖居延泽也称居延海，明清以前可能是我国西北内陆最大的内陆湖，从祁连山奔腾而下的黑河水在此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也造就了荒漠地区难得的易居之地。自秦汉至宋夏时期，都是重要的边防要地和农牧兴盛之所，筑有城池要塞，元时在此设立了亦集乃路，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驿道必经之地，黑水城也是其总管府所在。明代初期，退居漠北的蒙元部落尚不敢频繁入套，自河套往来黑水城的驿路还算畅通，当时与西夏相去只有一二百年，想必陈宗大或其同僚有机会西行并一睹黑水古城雄伟壮观的景象，印象深刻，于是将其推为宁夏“八景”之首。

夏台秋草指的是西夏宫殿建筑遗址在秋草覆被下的苍凉与孤独。相传成吉思汗因中了西夏人的流矢伤重而亡，留下遗言要血洗西夏，对此且不论真假，西夏国都中兴府（今银川兴庆区）及其周边的宫殿亭阁的确是在1227年的兵焚中几乎全部被破坏，留下一个个建筑台基及其上残乱的瓦砾。贺兰山东麓考古探明有5处西夏宫殿建筑遗址，直至今天，贺兰山滚钟口、贺兰口、大西峰沟、大水沟等处，仍残存着高大的石砌护坡和墙基，地面散布琉璃瓦、砖等建筑残件，夏台秋草当指这些西夏离宫台基。秋季是宁夏雨水丰沛的季节，荒草与灌丛葳蕤，但还不足以将这些建筑台基掩蔽，于是连绵的建筑台基在秋草掩映中露出的沧桑与凄凉勾起文人们心底的共鸣，是为第二景。

在朱栴的“八景”中“黑水故城”为第五景，诗曰“日落荒郊蔓草黄，遗城犹在对残阳；秋风百雉藓苔景，夜月重关玉露凉。枯木有巢栖野雀，断碑留篆卧颓墙。绕城黑水西流去，不管兴亡事短长。”然而时过境迁，“黑水故城”和“夏台秋草”或因被异族占据音信阻断，或因风水侵蚀渐趋湮没，或因时过境迁被文人淡忘，再未入选后期的宁夏“八景”行列，于是从宁夏的文化视界中淡出了。

水色美景——从历史深处走来

“汉渠春水”是陈宗大的宁夏“八景”中最直接的水景，排在“八景”最末，这里的汉渠即今汉延渠，是从汉代古渠沿用和多次修葺而来。另有黄沙古渡、官桥柳色属于半个水景，其中黄沙古渡指的是今银川市东侧的横城古渡，一说是在今贺兰县的王澄（堡）一带，是古老的黄河渡口。官桥在永宁县杨显堡，胡汝砺编修的《宁夏志》称其“去城西南四十里”，在今永宁县城北，是一座横跨汉延渠的桥，出府城南行的官车行人必经之所，从仲春至中秋，汉渠两岸柳色依依，从桥上俯瞰这塞上江南少有的景致，定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张金城修《宁夏府志》截图二

至朱栴的宁夏“八景”, “汉渠春水”变成了“汉渠春涨”，并从第八景升格到第二景，一字之差将春水奔流的景色擢升为兼有草木和春水的图画，朱栴形容其为“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黄沙古渡”与“官桥柳色”依然，分别为第四景和第六景。“月湖夕照”此时横空出世，成为第三景。月湖，《宁夏志》载其“在城北三十五里，以形似名”；乾隆《宁夏府志》标明月湖“在张亮堡，去城三十里，以形似月故名”。朱栴的“月湖夕照”题名诗云：“万顷清波映夕阳，晚风时骤漾晴光。螟烟低接渔村近，远水高连碧汉长。两两忘机鸥戏浴，双双照水鹭游翔。北来南客添客思，仿佛江南水国乡。”字面读来，月湖应当在张亮堡东，汉延渠之西，渔业是当地农人的生计之一。

黄图安的宁夏“八景”可谓宁夏府城小“八景”，与前后几组“八景”虽不在同一个尺度上，但也似以水色风景见长。其中的“承天塔影”，字面上看应当是承天寺塔紧邻湖塘，可从湖塘中看到其倒影。张金城编修的《宁夏府志》按曰：“承天寺南廓之僧房有塔影倒垂，后又在东廓，理本难穷，说也非一”，显示“承天塔影”本是玄妙景致，也难怪其排行第二了。“泮池巍阁”则是指“郡学泮池引湖水流注，巍阁高峙，映带极星”，应当是道地的湖景（指今中山公园的文昌阁一带的景致）。南塘是南薰门外在积雨洼地上开辟的一处人工湖，乾隆《宁夏府志》记其在“永通桥西南。旧为停潦之区，嘉靖十五年，巡抚、都御史宇川张公文魁尝惜其废于不治，工作岁余未成。都御史南涧杨公守礼委指挥方舆，因势修之，植柳千株，缭以短墙，注以河流。周方百亩，菰蒲频菰藻，鸥鹭凫鱼，杂然于中。泛以楼船，人目之如西湖，居民喜为乐土。”雨中的南塘更有朦胧之美，故此“南塘雨霁”排名其六，题诗众多。另有第三景“南楼秋色”，字面上本无河湖之意，但《宁夏府志》按曰“南薰门楼傍山面湖，居民村落连属，当秋高气爽，可以远眺”，如此说明此乃一处近赏湖光远眺山色之处。

张金城的“改定宁夏八景”中有“河带晴光”“长渠流润”“西桥柳色”“连湖渔歌”四组湖塘河渠景色，其中除“西桥柳色”一景指在府城西门外的拱桥上赏柳色水景，俯视龙王庙，属于相对具体的小景；其余三景均为大景致，如“长渠流润”泛指汉延、唐徕、惠农诸干渠及其支、斗渠，“洪流分注，喷瀑溅涛，啸壤连畦”的气派和福祉；“连湖渔歌”泛指唐徕渠沿线大大小小断续相连的渚水湖塘，尤其指青铜峡邵岗堡与永宁县李俊堡之间的连湖。“河带晴光”则是在整个宁夏平原晴日里都能欣赏到的景色。

黄河是宁夏“八景”文化的灵魂。宁夏平原在黄河的滋润下，衍生出湖塘、渠桥等多样化的水色美景，而且随着水利建设与农业开发的推进，宁夏“八景”中的水色美景大有从汉延渠流域向惠农渠、唐徕渠流域传移、由小水色到大水景扩张的趋势。

古塔名刹——宗教文化的承继

从陈宗大的“长塔钟声”，到朱栴的“梵刹钟声”，再到黄图安的“承天塔影”“黑宝浮云”和“土塔名刹”，乃至张金城的“古塔凌霄”和“高台梵刹”，以古塔名刹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明清以来一直在宁夏“八景”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有愈来愈盛的趋势。

“长塔”“古塔”指的都是承天寺塔。承天寺塔始建于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大约用了5年时间方才建成，因位于承天寺内而得名，由于地处城西而俗称西塔。当时的西夏太后没藏氏携幼子登基，为了祈求佛祐其母子平安健康并坐稳皇位而修筑。其塔身11层，高64.5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砖塔，底部每边长5米，东西对边间距22米，塔身逢单层四面开设券门或明窗，逢双各层开设与券门相似的壁龛。外部挑檐，外形尖峭挺拔；内室是厚壁空心式结构，有盘旋式木梯通到顶层。承天寺塔虽然后期因地震等被毁坏，但屡坏屡建，目前还挺立在银川市兴庆区的中心地带，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翘首以观，无论其塔形、塔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非常醒目；其钟声、风铃声余音袅袅，清心明意。朱栴《西夏八景图诗序》中的“梵刹钟声”，张金城《宁夏府志》有注曰指承天寺，可见承天寺及其佛塔一直在宁夏“八景”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另有黄图安“小八景”中的“黑宝浮图”指的是今海宝塔，也即北塔，“浮图”即佛塔的意思，更说明佛塔景致的重要。实际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塔、北塔都还是银川及周边最富特色的风景点。

“改定宁夏八景”中的“梵刹”有前缀“高台”，无疑指府城东门外的高台寺，《宁夏府志》按曰：“郡城多古刹，以高台寺为绝胜。前明为小春园地，今园废寺存，寺房佛阁，闲静崇敞。前跨两台间为天桥，凭栏远眺，极目河表，数十里青畦绿树，皆俯为之下”。黄图安“小八景”中的“土塔名刹”所指为何有待商榷，张金城《宁夏府志》解释其为“龙兴寺，在西门外唐徕渠下，台阁高敞。远眺贺兰，俯临流水，与黑宝相辉映。”但从其他文献所记对比分析，“土塔名刹”也应当指高台寺。无论是府城西门外的俗称龙王庙的龙兴寺，还是东门外的高台寺，早已踪迹皆无，在文物地图上都未留下痕迹，只在地名中还能唤起些许记忆。

其实朱栴的宁夏八景所谓“灵武秋风”可能也有梵刹古韵的意味。此“灵武”指的是灵武山，位置在林皋堡西，而林皋堡在今青铜峡大坝镇一带，故此灵武山最有可能是指今牛首山，每岁老历七、八月从灵武山传出的风声，与其说是自然现象，不是说是农事活动后的佛事活动。

贺兰山——宁夏文化景观的核心

纵观不同时期的宁夏“八景”，但凡是其中的“大八景”，贺兰山景决不落下，或选其日光下的雪景——“贺兰晴雪”，或赞其斜阳晚景——“山屏晚翠”。元人有诗曰“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使君对坐兰山图，不数江南众山绿”。“不数”意为“不输”，一方面是说其风景之美；另一方面则显示元时林草植被相当茂盛。

乾隆宁夏“八景”将“山屏晚翠”推为第一景，准确定位了贺兰山的地位。在一马平川的宁夏平原，耸峙苍翠的贺兰山不仅是风景一号，更是生态屏障，在战乱时期还是山川险要，故此在历代文献中，有关贺兰山形胜的描述多为“峰峦苍翠”“连峦峭耸”“崖壁险削”等，更有“边防倚以为固”的作用。西夏时期在贺兰山许多沟道内及山麓地带大兴土木，建有多处皇家离宫、别院、佛寺，乃至陵墓。虽然因兵焚败落，反倒留下许多凭吊怀古之所，给文人墨客诸多遐想，诸多历史名人都留下了有贺兰山印记的诗句，此不赘述。民人百姓也将贺兰山作为游春踏青之地，所谓“每岁六月，城市村堡多进香山寺，轮蹄络绎，不绝于道，名曰朝山，亦藉以游览涤暑云。”

贺兰山景成为朔方八景之首名实殊归。明人王逊的《贺兰晴雪》题名诗当是最好的注解：

贺兰西望矗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

岩际云开青益显，峰头寒重白难融。

清光绚玉冲虚素，秀色拖岚映夕红。

胜概朔方真第一，徘徊把酒兴无穷。

几多“沙湖”在绿洲？

沙湖，顾名思义是与沙相伴或沙丘环绕的湖泊。提起宁夏的沙湖，平罗县西南部的那一处现今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方圆20多平方千米的沙湖心形湖面内凹处，一片北凸南凹的沙地停留其中，沙与湖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然而此沙湖得名莫过20余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发旅游时才叫起来的响亮名称，此前名为“前进农场鱼湖”，简称“前进湖”或“鱼湖”。若再往20世纪前半叶追溯，该湖只是平罗西大滩的一部分，其地数得上的名字只有“青草圈”，真正得名“沙湖”的湖泊却另有所在。

沙湖晨渔

平罗北沙湖

明代齐之鸾在其《北门关记》中提到一处沙湖，全文如下：

“自河东黄沙之长城百里，烽台十八，废不能守。于是河西三关遂弃，而虏得取径贺兰，以侵轶庄浪、西海。朝下其议于总督王公琼。琼谓副使牛天麟与之鸾：‘河东西之障烽，遗墟故在也，何名为复？第未有必守之策耳。如可复也，亦可失也。’因上议请于唐朔方军故址北数里，为深沟高垒，连属河山。徙堡之无屯种者近之，以助守望，则虏自不能入，可渐恢复。有诏镇巡官举行，时之鸾实董其役。由沙湖西至枣儿沟，凡三十五里，皆内墙外堑。为关门二：东曰平虏，中曰镇北。为二堡，围里百二十步。徙故威镇、镇北军实之，又徙内堡军之无屯种者于西隈，为临山堡。为敌台四、燧台八。沙湖东至河五里，涨则泽，竭则壖，虏可窃出，皆为墙，以旁窒其间道。于是河山如故，而险塞一新矣。”

北门关城墙后世也称北长城或大武口长城，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宁夏新志》卷一之“平虏守备”一条按曰：“平虏城北十里许，修筑长城一道，东西约五十里，西抵贺兰山，东抵沙湖，各设墩台，拨军哨望。又于墙之里，西北尽头，设临山堡，每年拨军防守。”上述两条史料都指明明代平罗县城北侧的一处沙湖，而且从前文来看，此沙湖水源主要来自黄河，涨水时即为湖泽，枯水时则为泥沙堆积之所。至清代该湖名为“北沙湖”，有人认为其为现今平罗明水湖的前身，明水湖北临沙地，也确实担当得起“沙湖”之名。也有人认为星海湖所处之所为明清的北沙湖，因此，2005年前后的挖湖工程就称为“北沙湖湿地综合整治项目”。但是比之黄河河道与贺兰山沟口的相对位置，此两处湖泊位置都过于偏西，最有可能的明清北沙湖位置在黄渠桥镇一带。

远眺贺兰山

清代宁夏府城东侧的沙湖

乾隆《宁夏府志》卷三《地理》还记录了另一处沙湖，称该湖“在府东二十里”。因“去城十五里”的张政堡（今掌政乡住地）尚有长湖“泓浩渺，水光澄碧”，所以沙湖应当是比长湖更东的一处湖泊。长湖是今鸣翠湖一线包括闫家湖、陈家湖等诸多湖泊的前身。按方位里程推算，府城东侧的沙湖应位于今掌政乡永固村一带，靠近黄河，最有可能就是黄河河滩支汊河道脱离主河道以后形成的牛轭湖；也有可能是惠农渠斗口引出的渠水形成的尾闾湖。惠农渠成渠于雍正七年（1729年），距《宁夏府志》重修的乾隆己亥年（1779年）只有50年，在当时的灌溉条件下，不排除斗渠排水不畅形成尾闾湖的可能性。

青铜峡邵岗镇沙湖

青铜峡邵岗的沙湖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沙地湖泊，并因此而得名。半个多世纪以前，从北京迁赶来的人员在此地落户，他们打起地窝子居住下来，挑沟排水，平沙整地，通渠引流，将原本的沙丘湖沼，整治成良田，建起了农舍。

邵岗镇沙湖村

今天的沙湖村是青铜峡市有名的小康村，虽然处在灌区边缘地带，土壤沙性重，但以葡萄种植、设施蔬菜和养牛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使农户的收入近年来增长迅速。来到沙湖村，从其整齐划一的村舍、村道旁的健身设施、村民的穿着、谈吐及口音，感觉像京郊小镇一般。

沙湖村的沙湖今天只是一个百亩左右的湖沼，湖沼西北侧开挖了鱼湖以兼营休闲渔业，几座草亭、几只大白鹅、几只大狗，几位垂钓渔翁，营造出一幅渔家乐场景。昔时的沙丘和平沙地在沙湖村及其周边不见踪迹，目视范围内不是农田农舍，就是湖沼沟渠。沙湖村属于20世纪50~60年代唐徕渠扩灌范围，也是银川平原上的第一排水沟集排区域的沟头所在，当年的沙湖村人为开挖第一排水沟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在1960年前后的饥荒岁月，有不少人因劳累、饥饿和疾病，长眠在这条大沟的沟堪拜之下。

缘何塞上多沙湖？

其实除上述“沙湖”以外，银川平原上的被称为“沙湖”的湖沼还很多。例如，在邵岗镇北侧的永宁县增岗乡与闽宁镇之间，有一处南北向的狭长湖泊，因西靠沙丘也被当地群众称为沙湖，据介绍原来的沙丘非常高大，而现今已因开垦拉平。另有贺兰县南梁台子边缘的余祥湖，当地吊庄群众也往往称之为沙湖。可见水沙相伴景观在宁夏平原并不鲜见。

永宁县增岗乡上湾村的沙湖

塞上缘何多“沙湖”？这既要归结于它多沙、多水的地理环境，又与它的人工绿洲开发史紧密相关。

银川平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泥沙与边缘山地山洪带出的砂石堆积而成的，即所谓冲积洪积平原，加之强大的冬季风又将西侧腾格里沙漠、北侧乌兰布和沙漠的风沙吹运至此，形成了这里多沙的地面组成。地面干燥的沙物质在风力的作用下往往形成沙丘，一个个沙丘又串成沙带，沙丘和沙丘链之间是相对低凹的丘间洼地。而多泥沙的黄河，因泥沙在河道中沉积，也形成了心滩、边滩等滩地，一旦滩地成长到河水难以淹没时，就成为沙洲。

银川平原南北狭长，西侧有贺兰山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向东延伸至黄河岸边，为黄河冲积平原。由于黄河河道不断地变迁东移，在黄河冲积平原上形成了三级阶地，各级阶地间平均高差3~5米，每一级阶地上都曾经有地势相对较低的黄河古河道，这里往往也是风沙堆积之所和暴雨洪水汇聚之地，尤其在二级和三级阶地上，沙丘与湖泊并存的景观极易并存，只不过不是永久的，往往是年际性或季节性的。但是在一级阶地和黄河河滩地上，多为黄河洪水漫患以后古河道积水形成湖沼与沙滩相间分布格局。这是自然状态下的银川平原景观。

秦汉以来，银川平原的土地开发是从青铜峡的黄河河道上开口引渠，自流灌溉发展农业。渠系所到之处，原本沙水相伴的土地或被疏干湖水，或被拉平沙丘，变为绿野平畴、阡陌相连的人工绿洲。原本的积水湖或季节性积水大坑，因为渠道的修筑和灌溉抬高了地下水位，灌渠的尾水也被排入，变成了一个个常年湖，较小的沙丘淹没在湖水之中，较大的沙丘和沙带则列阵于湖泊周边。

民国时期唐徕渠沿线的渠道和湖泊（1935年）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湖沼和沙地变为农田，银川绿洲沙水相伴的景色再也没有那么常见了，即使有些湖泊重新被恢复，但周围的景致却无以复原，可能只有那些从事土方作业的人们还能从沙土与缁泥相间相连的地层中悟出些端倪。曾经的沙湖正在远去，后来的沙湖又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多远呢？

由统万城看毛乌素沙地的生态环境今昔

统万城——十六国时期匈奴首领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自公元413年开始修筑，五年后建成，赫连勃勃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宏大志愿给其定名为“统万城”。公元427年，大夏国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统万城即行结束了它作为国都的历史，成为北魏国的统万军镇。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在统万城一带设置夏州，虽然郦道元（472—527年）在其《水经注》中对他所见的统万城还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此后“统万”一名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了1300多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的怀远县（今横山县）知县何丙勋在曾任榆林知府的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徐松的委托下，实地寻找和踏勘，确定了当地人称“白城子”的古城池即统万城。1973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的学术文章，奠定了统万城作为毛乌素沙地乃至鄂尔多斯台地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时空坐标地位。

考古挖掘出的统万城内房址

“宁夏”地名的源头可上溯至赫连勃勃的大夏国。统万城一带在北魏后期变更名为夏州，党项拓拔唐末入住夏州后经过200余年的经营， 1038年立国时虽将国都设在银川平原上，但以国号为“夏”也是自然而然的。元初在原西夏的土地上设立政区时取意“夏地安宁”而为“宁夏行省”。“统万城”与“宁夏”两个地名在明清时也未完全脱离干系，宁夏八景之一的“黑水故城”在嘉靖《宁夏志》中还被解释为统万城。

笔者从2003年始，曾对统万城有过9次程度不同的考察，对古城及其周边的毛乌素沙地都有了比较系统的观察，对历史时期的相关信息也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抛砖引玉，以期对后人理解和解读这一区域的人地关系有所帮助。

统万城及毛乌素沙地的当代生态环境

统万城所在的毛乌素沙地处于波伏状的鄂尔多斯高原的中南部，海拔在1600～1100米之间，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地表由梁地和滩地相间组成，多呈西北- 东南或南北向延伸，东北- 西南向更替。梁地上程度不同地出露石炭系- 侏罗系的砂岩或泥岩，并覆盖厚度不等的第四系黄土或湖相堆积物；滩地则堆积着厚度在40～200米的洪积湖积物、风成砂和黄土。毛乌素沙地的气候是温带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冬寒、夏热，降水少，多大风、年日较差大等气候特征，并有自西北向东南温湿状况逐步缓和的更替变化，其总体盛行风向为西北风，冬春两季风力强劲而且频繁，年平均风速为每秒4.8米（一般的起沙风为每秒4～5米），最大风速为每秒28米；夏季以偏南风为主，年大风日数变化在100～190日，个别地方可达220日以上。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植被和土壤除有显示地带性特征的半荒漠棕钙土和灰钙土- 典型草原淡栗钙土- 黄土高原淡黑垆土更替变化外，广泛分布的则是沙生植被和新积土、盐生植被与盐渍土等非地带性植被土壤。在水文分区上，其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大约60%的范围属于内陆闭流区；东部、南部及西北边缘区大约40%的区域属于外流区。外流区河流多呈树枝状，主要依靠降水直接补给和下渗后侧向补给，流量的年内与年际变化很大，但地下水较为丰富，滩地的浅层地下水埋深一般在数米以内。

统万城位于毛乌素沙地的中南部，处于翁滚梁（吴公梁）与刘梁、大梁等梁地之间的滩地上，无定河自西向东在古城南侧形成宽度数百米不等的深切沟谷和河流阶地。由于这两条大梁间还有小梁地隆起，形成次一级的梁地与滩地、小盆地复域分布的格局。在滩地和小盆地上，多数为干滩地，以风沙堆积为主，有一定风蚀作用，发育沙生植被和盐生草甸，但是个别小滩地中央有时有地下水出露为季节性浅水湖沼和俗称“马尿碱”的盐斑，但多为平沙地或盐生草甸；在盐碱湖滩外围一带常有白刺沙包分布，其外缘则为流动或半固定沙地。在大梁地和小梁地上，风蚀与风积过程同时存在，具有风蚀残丘和流动与半固定沙丘比例不同的分布。

统万城即今天的白城子古城。其西城虽然城垣高大，但一半面积已被从西墙跃入的流丘所覆盖，东城城垣虽不甚明显，但未有严重积沙，尽为撂荒耕地，土壤为沙质。古城除南侧外其他三面尽为固定、半固定沙丘所环绕，其中西侧为高大的沙丘链，流动性较强；北侧为连绵的半固定小沙丘；东侧尚有大片耕地，其上也有流沙分布；南侧流沙从古城正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向无定河谷堆积。如果从无定河谷的白城子村到统万城所在的台地，需要上攀40多米的流沙。近年来得益于大规模的生态治理，从西侧跃入统万城的沙带近于固定。

统万城一带的历史时期水环境

统万城修筑时，有关当地的环境特征的记载，在《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和《元和郡县志》里有大同小异的说法，这就是赫连勃勃在契吴山一带发出的感慨：“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状矣！”马岭是西汉时北地郡治所，一般认为在今甘肃环县的马岭镇一带，笔者认为“马岭以北”应当指马岭所辖区域以北，相当于今陕西白于山与宁夏麻黄山以北的区域，即陕宁两省区通常所说的黄土区以北的风沙区。这也说明该区域在十六国时期，临湖泽水域又接清澈水流的景观在风沙区已然少见。

《水经注》卷3《河水注》记载：“汉破羌将军段颎破羌于奢延泽，虏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径其县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由此可知，“广泽”即为《汉书·地理志》中所记“奢延泽”，多数研究者也据此认定统万城前身是汉代的奢延县城。据《太平御览》卷五十的记载，契吴山在统万城北七十里，今人亦考证契吴山的方位在统万城之北无疑。如此说来，“清流”应当指的是黑水，黑水之南的奢延水也称洛川。奢延泽在西汉至魏晋至少是一个南北长20～30千米的大湖，即所谓“广泽”，或者至少是逶迤20～30千米的湖泽草滩。

胡义周《统万城铭》中除言及该城的地理大势是“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之外，还述及其周边环境是“石郭天池，周绵千里”。“石郭”是指城郭坚如岩石，“天池”乃指周边的湖泊，“周绵千里”则是形容湖泊和城池的范围之广长。实地调查发现统万城西乌审旗沙格利尔镇至八一牧场一带的现代风成沙层下，的确有深厚的灰白色湖相地层，农牧民家现今使用的牛棚羊圈往往都是当地人所称的“白泥墙”，即用湖泥夯筑。沙格利尔东方红林场有一地名称之白泥圐圙，实地已开垦，无圐圙墙体，但局部残留的大块白泥，被认为是墙体残块。2007年春在该地湖相地层最上部采得螺壳，测年显示为公元4世纪前后，说明东汉末至魏晋时期该地还为浅湖相环境。统万城西北约5千米处的查干圪台和东北约7千米处的浩雅乌苏等地，也都有与白泥圐圙类似的湖相地层，并且自下而上沉积层有深湖相变为浅湖相的特征，显示不仅统万城西北侧曾有湖泊，东北侧亦然。

毛乌素沙地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还是北魏的猎场，据侯甬坚统计，仅《魏书》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幸河西”就有9次，射猎动物有虎、豹、野马等。夏州一带还产鱼和白鸠、白雉等飞禽，这些物产也从侧面说明夏州一带当时有较大的湖泊，过境候鸟会在此停留。

统万城一带的历史植被特征

有关统万城一带植被类型的最直接线索是考古证据，在统万城考古挖掘中，南垣一号马面曾出土过松、柏、侧柏、杉、臭椿、杨、柠条、沙大王（即沙打旺，也称直立黄芪）、沙蒿、沙柳等植物的木材和残体，其贮存时代当为统万城使用之时，至少是宋夏以前。其中的柠条、沙大王、沙蒿、沙柳属于沙旱生的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不适合作为材用，采集并贮存的原因只能是作为薪柴或饲用，必然产于周边。这些植物基本上都是沙荒地上生长的植物，对应的植被类型不是沙质荒漠，就是荒漠草原。其中柠条还有很强的耐盐碱性，自然状态下多生长在盐碱滩地，因此这些植物残体的存在表明荒漠至荒漠草原植被类型在统万城周边的存在。没有草甸和草原植物残体的存在并不说明这些植被类型不存在，主要是因为草甸和干草原植物多为多年生草本，饲用价值高，但枯萎后干生物量很小，采集和贮藏既困难又没有必要。

统万城一带的畜牧业物产情况可以提供当地植被环境的旁证。《魏书》卷110《食货志》记载，始光四年（427年）六月魏始祖拓跋焘攻陷统万城时，“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北魏统治鄂尔多斯以后，继续了畜牧业生产方式，获得极大的收益，所谓“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据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六国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当时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也特别支撑畜牧业，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只有很好并且多样化的草场，才能有如此规模并多样化的畜牧业生产。

统万城一带历史时期地表积沙情形

考古钻探发现，统万城西南角外侧的建筑瓦砾之下是原生自然堆积的细沙，钻探13米至墙基之下，仍为一色的黄沙，说明统万城的城垣当初是直接建造在古风成沙之上的。近期在实地考察中，看到考古挖掘的探槽中暴露出的城池东北侧原始地表为青灰- 灰黑色的湖相沉积，当为全新世的大沟湾组沉积物（距今5000～11000年），那么城墙下部的厚层黄沙或为距今11000～80000年前的城川组沉积物，或为距今5000年的全新世风成沙，综合判断应为后者。即是说统万城城址的西南部在建城之时已为高大沙丘，但东北部可能还是湖滩草地。

前述统万城南墙马面中挖出的柠条、沙打旺、沙蒿、沙柳等，均为比较典型的沙生植物。其中沙蒿和沙柳生长在半流动、半固定至固定沙地上；柠条和沙打旺适合在沙丘间的平沙地上或盐碱地上生长。但是由于固土作用最强且分布广泛的白刺植物残体未被发现，故而认为统万城周边的沙地为相对高大的半流动- 半固定沙丘，丘间地上有碱滩和平沙地。考虑到统万城西南角楼修筑得特别宏伟高大，北魏每次攻夏时轻骑设伏都选在黑水河谷，而非南侧的无定河谷，等等因素，推测城址南侧和西南侧可能有较大积沙，最有可能是统万城西南- 南侧有一条移动的沙带，也即是说统万城当时就建于湖沼草滩边缘的一条沙带上。

而统万城北三十余里的黑水边，彼时应当是很好的草滩湿地，北魏两次进攻统万城都在此驻扎，而且每次与夏军交战，也在城北数里范围内。其中在第一次攻夏时，“魏军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杀获数万，得牛马十余万”。统万城北既是军兵宿营之所和轻骑交战之所，而且多有人口和牛马，想必既不会有大范围的湖沼，应当也无大沙，故此推测当时统万城北侧向北三十里为浅湖、草滩、平沙地景观。

统万城反演的毛乌素沙地生态环境变化

统万城自赫连勃勃于此建都起，在其后的很长时期都是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北魏孝文帝于477年立为夏州，历北周到隋代下设岩绿、德静、长泽等县，其地在这一阶段一直是个亦农亦牧的地区。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地方豪强梁师都曾割据夏州称帝。《旧唐书》卷56记：“颉利政乱，太宗知师都势危援孤，以书谕之，不从。遣夏州长史刘旻、司马刘兰经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辄纵遣令为反间，离其君臣之计。频选轻骑践其禾稼，城中渐虚，归命者相继，皆善遇之。”说明当时夏州一带以农业人口和农耕为主业。贞观八年（634年），党项首领拓跋赤辞率部降唐，被安置在统万城一带。畜牧业是党项民族长期从事的主要生产方式，西夏建国前后莫不如此，但农业在此依然有一定规模，如贞观七年（791年），夏州的朔方县修筑了名为延化渠的灌渠，将乌水引入库狄泽，灌溉二百顷农田。唐初在统万城设夏州都督府，唐末夏州一带就被认为其“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日部。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囊驼。”到了唐代后期的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虽然从五世纪到十世纪的几百年中，统万城一带的生产方式经历了由游牧- 耕牧- 牧耕的变化，但并非因为沙漠化驱动，主要是该区域民族更替带来固有生业方式的结果。虽然长庆二年的那场大风在统万城造成了积沙问题，但是这更加表明统万城处于沙带之上，地面平坦、气流通畅的湖泊草滩，一般不会有巨量的降尘。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五月，宋太宗派遣供奉官王延德等出使高昌（今吐鲁番），其行走路线是至统万城后，向西北穿越鄂尔多斯，大约在今磴口一带过黄河，越乌兰布和沙漠，穿腾格里沙漠，过走廊北山后出玉门关。雍熙元年（984年）四月，王延德等回到京城后叙述其路途，在今鄂尔多斯一带是“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渡沙碛，无水，行人皆载水。”由上文可知，统万城至玉亭镇（西夏时有“王亭镇”，恐为同一地）一带宋初尚无严重积沙，玉亭镇北的黄羊平一带地势平坦并有黄羊出没，之后才到达“沙碛”（即今库布齐沙漠）。虽然《水经注》记载黑水发源于夏州西北的沙溪，说明南北朝时期夏州北部已有积沙，但王延德等从夏州出来的前两日可能主要是穿行在河道、湖群或盐地、草滩中，所以并没有记载道路沿线有多少沙地。

宋淳化五年（994年），中原政权对时为夏州州城的统万城不得不因“深陷沙漠中”而弃之。当时积沙最严重的，当数统万城南侧的无定河一线。《梦溪笔谈》卷3有记：“予尝过无定河，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文中“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的记载非常耸人听闻，但这说明无定河岸边不仅积沙严重，可能还由于季节性的水淹，使其湿陷性很强。

统万城所在的夏州，文献显示的宋夏时期区域环境整体上是多沙而相对恶劣的，所谓“横山之北，沙漠隔限”“吉叛涣沙碛中十年矣”“保吉远窜，千里穷碛”“灵、夏并隔沙碛”，等等。即使是“善水草，便畜牧”的地斤泽，也被认为是“四面沙碛，兵难骤进”。顾祖禹记《九域志》有云：“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银州一百八十里。绥州（治在今绥德县）西至夏州四百里，皆翰海及无定河川之地，所谓银夏碛中者也。”说明元丰时期（1078—1085年），夏州以东的土地主要为沙碛地和无定河的河川地，毛乌素沙地在彼时已经存在。此外，统万城周边在该时期树木也非常之少，所谓“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农牧交错区历史移民活动的当代启示

生态移民从一般意义上讲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使部分民众改换生活地点的人口流动现象”。国内的生态移民概念最初是指为了保护或修复某地的生态环境而进行的人口迁移，如将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的原住民搬迁到其他区域的现象，可以将这一理解看成是生态移民的狭义定义。但是随着生态建设和区域整治力度的加强，目前将生态恶化区域分散人口搬迁安置都称为生态移民，也即生态移民的定义开始广义化。国际移民组织将气候和环境变化导致的移民均称为环境移民。无论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定义来看，生态移民活动与环境变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移民的迁出地要么是生态环境恶化而不适于生存的区域，要么是生态环境需要更好地加以保护的区域。至于迁入地，或者是生态环境较好适于生存的区域，或者是生态环境有条件加以改善供更多人口安身立命的区域。研究生态移民必须关注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环境变化，这关系到移民活动的成败兴替。

农牧交错区的移民与环境变化

农牧交错区亦称半农半牧区，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交错与过渡地带，在我国北方地区相当于降水量200～400毫米的区域，范围从北部的大兴安岭东麓起，经辽河中上游地区、阴山南麓与鄂尔多斯高原、直至东祁连山和青藏高原东缘，总面积达80余万平方千米。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生态过渡带，农牧交错区属于生态系统空间转换的相变区域，环境因子、生物类群以及生产方式均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无论对气候变化还是人类干扰的反应都极端敏感，环境变化频繁而幅度大，是生态风险较大的区域。这一区域还是我国自秦汉至今的重大移民开发安置地区，具有产业构成复杂、移民开发模式多样、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多变的特征。有关这一区域移民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北方农牧交错带地理位置及范围

观点之一强调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农牧交错区的环境变化过程。例如侯仁之先生在毛乌素沙地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沙漠历史地理实地研究，认为农牧交错带的一些沙地的形成是“由于不断地开荒和撂荒”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马正林先生也认为农牧交错区即使原来有沙漠，范围也比较小，后来的扩张是历史时期人类不合理的耕垦、放牧造成的。朱震达先生等的研究则认为“民族战争和过度开发使沙地活化”，结果“流沙不断扩大发展”“气候因素对于荒漠化的发展进程只是起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陈育宁、景爱、李并成、邓辉等研究者也都强调在农牧交错区原有的脆弱的生态系统下，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战争破坏等引发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是形成以沙漠化为主要环境变化特征的根本原因。

观点之二则强调是环境变化过程决定了农牧交错区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例如，董光荣等地质和地理学家采用地层学、孢粉学、生物地球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借助于碳十四、古地磁、热释光等测年手段进行的研究，证明我国北方地区在1万多年来的全新世，特别是近2000年的历史时期，尽管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已越来越大，但环境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千年和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在鄂尔多斯高原上，黄土区和风沙区的界线会随着气候波动，时而南移，时而北推，人类的土地利用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实际上，农牧交错区史前人类活动完全受制于气候为主导的环境变化过程支配，这一点为国内研究者所公认。田广金、周昆叔等学者采用环境考古学方法研究农牧交错区史前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时，都程度不同地发现了农业文化与暖湿环境、畜牧业文化与凉湿或冷干环境的对应关系。尽管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一区域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完全的民族归属，但是在历史时期，则是伴随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进退迁移，在农牧交错区形成了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频繁交替。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必然产生不尽相同的环境影响，若就此得出农牧交错区的农耕生产使环境恶化，游牧生产方式使环境恢复的结论未免牵强，毕竟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强度过大时都会产生不良的环境后果。笔者认为，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环境变化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移入人口选择什么样的生计方式都是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而各路移民——无论是营种植业的还是营畜牧业的，都对这一区域的环境变化或生态退化难辞其咎。

环境变化与移民的关系

环境变化与移民活动有着深刻的关联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变化是移民活动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环境变化又是移民活动引发的后果。

气候变化是环境变化的肇因。据研究，全新世一万多年以来，气候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变化，不同的温度和降水条件组合出不同的变化过程，在千年尺度上有数个波动周期，如历史时期我国西部地区主要经历了秦汉、隋唐和明清的三次重大开发过程，其中前两次开发都兴起于暖湿期，后一次开发与小冰期的冷湿气候变化过程基本同步。而当气候变得相对寒冷和干燥时，生态环境往往开始恶化，上一轮的移民开发活动常常难以持续，新一轮的移民又将开始，如西北地区诸多西汉时期的移民城镇到了东汉和魏晋的气候冷干期，纷纷废弃。又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全球变冷使欧洲的夏天异常寒冷，原来因养牛业繁荣起来的中北欧一带的人口因干草供应不足，不得不向温暖的南欧、南亚甚至中国西北部迁移，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向南迁移也与气候变化有密切联系。

人类活动本身也是环境变化的影响因子。据史念海研究，先秦时期当周人初到周塬时，当地森林还是很多的，人力砍伐使森林缓慢减少，后来为了开辟农田，尧舜两帝命人用火烧掉森林，草木灰增加农田肥力，有利于提高产量，于是从殷代开始，这种开垦方法就相沿成俗。移民出于生计需求必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当人口繁衍超出资源承载能力后，资源的过度利用问题必将出现，导致土地资源退化，进而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于是再次移民成为谋求生计的重要选择。从古至今，这样的轮回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计其数。

在我国历史上，凡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时期，通常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干且旱灾、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的时期，环境变化表现为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方金琪采用湖泊面积变化的能量平衡计算表明：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在准干期的降水量较湿润期减少35%～40%，畜牧业严重减产，畜牧人口不得已向外流动，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据许靖华研究，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中低纬度变得更干旱，两种过程都不利于农业生产，于是会产生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因之而发生民族大迁徙，公元2～3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大迁移即因为此。

农牧交错区人地矛盾产生的背景

农牧交错区最突出的自然特征就是其生态脆弱性，表现为气候变化频繁，降水变率在25%~50%之间；植被的过渡性明显，多样性差，自我恢复能力低；土壤疏松，质地粗，生物化学作用过程缓慢微弱，易遭风力和水力侵蚀；生态系统对人类作用的反应敏感，抗干扰能力弱。

农牧交错区还具有“突发转换”“界面变化速度快”的特征。史培军对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研究表明，其年内降水变率在4～6月达30%~35%, 7～8月为25%~40%，年际降水变率一般在20%~50%之间，越向西部变率越大；温度的波动性变化也非常明显，必然引起生物的物候变化，进而使生态系统发生年际波动。长时段中也存在着不同尺度的温度和降水变化，如距今3500年前后的降水突变。从较长时间尺度审视，农牧交错区的空间范围可以随着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而南移北推，南界在暖湿时期可推到鄂尔多斯到黄河河套以北，冷干时移至汾渭谷地一线，大约围绕着北纬40°（西段）～42°（东段）南北摆动，陕、甘、宁、蒙地区早在距今3500年前后经历的原始农业衰落和牧业兴起的文化大转折，就是农牧交错带推移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编制我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时，按照气候因素的组合特征及其对比关系，将我国领土划分出11个自然地区，具体的划分指标有≥10℃积温及其持续日数、干燥度、熟制和无霜期等，这都是一些反映土地生产力高低的指标，因而划出的自然地区是“具有等级含义的区域单位”，台湾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一带是我国土地资源生产潜力最大的一类自然地区，而青藏高原的大部只能放牧和适种青稞的地区是土地资源生产潜力最小的十一类地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处在6～10类自然地区之间，其主体为九类或十类地区，是我国土地生产潜力比较低下的地区。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则显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是我国旱灾的高频发生区，一般都在每年1.0～1.2次之间，其中重旱（连续2个月少于平常年份降雨量的80%以上）和极重旱（连续3个月少于平常年份降雨量的80%以上）年景大约每两年一遇，干旱持续时间一般平均在2个月以上，最长可达9个月。北方农牧交错区还是沙漠化灾害严重的区域，沙漠化程度都在中度以上，其中如毛乌素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属极重度沙漠化地区。

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易变性和土地生产潜力低下、干旱等灾害频发的自然背景状况，决定了这一区域人地关系的敏感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土地利用活动，在这一区域很快就能表现出一定的环境响应，因此，农牧交错区是我国土地利用与环境变化研究（LUCC）的重点区域。农牧交错区成为历代移民的热点区域也是上述自然背景条件决定的，气候波动引起环境变化，农牧交错区因之向东南和西北方向的往复移动，都足以打破人们熟悉的生计方式，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迁移，这一地区因之而成为频繁移民的地域。

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区移民成败的当代启示

1．移民开发活动要顺应气候波动节律

西北地区几次重大的移民戍边、农垦开发活动都是在较好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较好气候条件与较高的土地资源生产潜力是农业移民开发活动成功的基础。气候恶化时也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但那往往与政治动荡、民族冲突相伴。王莽时期的气候寒冷而干燥，饥民四起；东汉末年连续灾荒引发了黄巾起义和人口分布格局变化；魏晋末年中国中北部发生大干旱，北方入侵者强力入侵，汉族人口大批南迁；北宋至南宋的人口南移与气候变冷在时序上也极为对应。11～13世纪的冷干期匈奴人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虽然气候变暖更有利于他们的征服，但当气候变得恶劣、灾害频繁发生时，他们的力量也衰弱了。明代天启和崇祯时期的中国北方，出现过2次八年连旱，甚至河南一带三年无雨，这些极端气候事件导致了新一轮移民的产生；清代的中后期受小冰期影响寒冷干旱，蒙地的开边放垦式移民成为清廷缓解内地人地矛盾的策略。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地球进入了一个温暖期，虽然其中也有诸如60～70年代初的低温波动期，但是全球变暖的趋势比较明朗。我国东北、西北地区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大移民就是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形成并存在下来，水工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及作物栽培技术的进步是这一时期农业移民开发的保障。移民活动一定要顺应气候变化过程，是否移民、移多少农户、如何安置生活和生产、水源如何保障、后续生计维持和社区维稳等诸多问题都与气候波动变化有紧密的关系。

2．移民区的资源利用强度要适度

移民区的人口数量要受当地资源承载力的制约。所谓资源承载力是指一定区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区域内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当人们的活动未超出资源承载力时，地域系统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和完善来不断满足人口各项需求；如若超出这一承载力，地域系统就会崩溃，表现为灾害和饥荒频发，使人们的生计无以为继。此外，地域系统的资源承载力不可能同时满足人口增长和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双重要求，生活质量越高，能承载的人口越少。农牧交错区的所有资源类型中，草地资源和光热资源比较丰沛，但是水资源缺乏，目前主要通过水资源调控来提升发展能力。我国西北内陆河流域近年来纷纷提出了“以水定产业，以水定地，以水定人口，以水定发展规模”的原则，这是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准确把握，也是对水资源合理与适度利用的基本诠释。

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层面上看，必须首先保障区域的生态环境需水。生态环境需水是指维持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的用水，《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中指出，广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维持全球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平衡所需用的水，包括水热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水量平衡等，都是生态环境用水”；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区域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黄委会匡算的黄河生态用水量是280亿立方，相当于黄河流域总径流量的49%。移民安置区水资源利用要在保证生态用水前提下，并在充分考虑农牧交错区的生态脆弱性和易变性之后，来安排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适度的资源利用，尤其是适度的水资源利用，是移民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3．移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要加以控制

聚落包括城镇聚落和乡村聚落，其形成发展主要受到水源、地形、气候、土壤、资源、交通等条件的制约，这些因素本身及其组合越好的地区，聚落的密度和规模就越大，反之就越差。农牧交错带的土地承载力低，城市发展的水资源条件差，各种因素配置不佳，加上地域相对偏远，交通不便，游牧民族以散居为主，农耕开发历史的连续性不强等，聚落的发育水平远低于农区，但是高于纯牧区。目前农牧交错区的城镇聚落中，明清以前形成而沿用至今的很少，诸如大夏国都统万城、元大都这样的国都级城市尚且如此，一般的城镇就更不用说。宁夏中部地带历史时期著名的城镇如汉代的三水县（在今同心县红城水一带）、朐衍县（在今盐池县柳杨堡村一带）、隋唐的弘静县（不详）、白池县（在今盐池县花马池镇柳杨堡村与鄂前旗交界处）、温池县（在今惠安堡一带）、静塞军城（在韦州一带）、清远军城（在盐池与环县交界处）等等，都在使用一个或几个朝代，甚至数十年以后而废弃。农牧交错区的农村聚落中很少像农业区那样有千人以上的自然村，这是土地承载力决定的，条件较好的农区一般情况下一亩耕地可以养育一个人，而畜牧区需要上百亩草地才能载育一个人。草场生产力在干草原天然草场每只羊需要6亩草场，荒漠草原需要10～24亩草场。条件越差的地区农户的生产活动需要越大的耕作半径（放牧半径），以较小的规模稀疏分布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聚落格局。农牧交错区无论是城镇聚落还是乡村聚落，规模越大其资源和生态的负外部性越大，聚落的生态安全性越差，维系可持续发展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节约下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因此，这一区域移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要加以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牧交错区的城镇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是资源开采、集中屯垦、行政建制、极端自然条件下生存的需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样形成的城镇聚落往往功能单一。例如宁夏中部地区尽管在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中，曾有过大规模的畜牧业、旱作和灌溉农业、盐业、陶瓷业以及砖瓦石料等建材产业开发，但都没有延续下来形成区域主导产业，其结果是一轮又一轮的资源开发过后，一次又一次的人口聚集和流失，基本上没有形成稳定的城镇体系，这也说明功能单一型的城镇聚落很难有持续性。

4．对移民的生计关怀要持之以恒

农牧交错区的移民，尤其是被动式的生态移民，其自我发展能力非常薄弱，历灾能力极差，在很长时期内（也许是永久性的）都需要外界的扶助才能维持生计。历史时期移民安置活动的成败往往与政府对移民生计关怀的程度有很大关系。西汉时在今农牧交错带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一是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二是公元前120年，关东大水，强行迁徙关东贫民70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宁夏中北部属北地郡）。当时汉武帝采纳了晁错提出的极为优厚的移民安置政策：建好城池、篱障、室屋，修渠通水，发放农具、衣食，先遣戴罪之人，后招引贫农赴边地进行开发，甚至不惜加官晋爵，配与妻室，等等。而王莽时期和东汉以后内地移民的散佚，不仅是对气候冷干化波动的响应，而且与政局动荡、政府无暇顾及有直接关系。

农牧交错区的当代移民聚落

环境变化的短期表现是各种极端气候事件，当其达到一定强度时即成为气候灾害，移民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有效的避灾措施，宁夏周边的“就食”传统即是应对短期气候异常的对策。西非的萨赫勒地区逢旱季时，农户往往采取多样化的迁移策略，如离开家到城市寻找工作，从一个村庄搬迁到另外的村庄，将小孩托付到亲戚家寄养等。中国农科院草原所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荒漠草原开展的农户感知和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表明：农户对于干旱有很强的敏感度，其次是大风和沙尘暴等灾害，他们的应对措施通常是大量处理牲畜、购买储备草料、走场、圈养和外出打工等5种，但一般在直接感知到灾害发生时才被动应对，在不利的连锁反应下往往蒙受极大损失。有关2010年云南省大旱后农村人口迁移行为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在政府和公众的多方面帮扶与救助下，受灾农户也采取了多样化的适应措施，社会各界的协同作用使特大旱灾给农户带来的生计压力得以缓解，因而移民没有成为农户家庭成员的首选避灾措施。

5．建立健全移民安置区的防灾抗灾救助体系

目前来看，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水旱灾害的突发性、异常性、不可预见性日显突出，强暴雨、极端高温干旱以及超强台风等事件呈突发、多发、并发态势，如宁夏2010年4月的一次强降温天气，先后出现并伴生大风、扬沙、沙尘暴、阵雨、雷电、阵雪、霰、雨夹雪、霜冻天气现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00多万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变化引发暴风雨、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因天气灾害而支付的保险赔偿只有50亿美元左右，到2000年前后已达到270亿美元。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极其迅捷，农牧交错区的农牧业生产尤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农牧交错区在移民安置中必须对灾害问题做足够的考虑，建立不同周期的灾害预警、预防、抗灾、减灾工作预案和应对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分工比较明确的灾害防御救助体系，对小范围、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雹灾、霜冻、风灾等，一般能做到反应灵敏，救助及时，但是对于大范围、持续性的自然灾害却能力有限。干旱和洪涝是我国影响力最大的自然灾害，国家和地方层面都通过加强防洪能力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及强化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等举措来应对，相信在举国上下的协同努力下，农牧交错区移民社会会形成一定的应灾能力。但是凡事救急不救穷，移民的脱贫和灾后脱困，还是要通过自身和外界、上上下下长期而不懈的努力。

银川平原湖泊湿地的历史演变

银川平原是在新生代断陷盆地基础上发育的堆积平原。新生代以来，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银川平原持续下沉，堆积了巨厚的冲积洪积物。中更新世，黄河切穿银川盆地成为外流河；此后黄河不断发展壮大，到中晚更新世时，有宽广的河面，在银川平原发育了2～3级阶地，河道在摆动过程中，沉积了厚达数百至千余米的河湖相物质，其中银川平原下沉中心的银北至平罗一带，第四纪沉积物厚达1600米。

至全新世，黄河河道向东游移，大致流动在今银川市金凤区西侧至石嘴山西河桥一带，原有的河道，即从今青铜峡市蒋顶至增岗- 银川市五里台和西大湖- 石嘴山市明水湖一线成为故道，而分布着大片的湖泊洼地。从银川平原新石器遗址的分布，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即所有已发现的遗址均分布在银川平原边缘高阶地和洪积扇上，这即是湖沼湿地分布格局的佐证。由于黄河出青铜峡后水流束放出来，形成众多支汊，泥沙淤积，滩涂发育。从贺兰山西侧随冬季风搬运而来的风成沙，与银川平原上的冲洪积物原碎屑物就地起沙共同作用，形成了沙丘与湖沼、大河与湿滩地以及大面积干涸的盐碱滩地相间分布状态，这就是人类的土地开发活动干扰以前的银川平原自然景观。

根据构造成因，银川平原被划分为以下地貌单元，自西向东依次为贺兰山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冲积洪积平原、河西冲积湖积平原、黄河河道滩地、河东冲积湖积平原、青铜峡冲洪积扇和黄河三角洲平原等六个部分。根据地表地貌形态，还可以划出二级阶地、低平碱滩地和沙丘地等类型。黄河河道滩地及其两侧的冲积湖积平原、西大滩等地是银川平原湿地集中分布区域，各地貌单元交接处也是易形成湿地的区域。

黄河及其周边湿地的变迁

秦汉时期，黄河河道在银川平原中北部向东迁移到目前的二级阶地和一级阶地一带；南部主河道则很有可能东延至今汉渠一线，过吴忠市利通区后才折向北去。东汉初，北地郡治富平县由马岭迁至宁夏中部吴忠市利通区一带，考古显示其遗址在今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扁担沟村西侧，东干渠南侧，考虑我国古代有“高勿近阜而用水足，低勿近岸而洫防省”的筑城原则，可以认定当时黄河流经富平县治所西北侧，《水经注》载“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可见当时流经富平县城的应为黄河的东侧汊河，位置大抵相当于今关马湖、巴浪湖农场八队、十队一带，今青铜峡大坝镇以东，吴忠城区以南，扁担沟乡以北皆为河道或河滩湿地。

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置灵洲县，故址在今吴忠市利通区，东汉为灵州，《汉书·地理志二》记载其地有两个国家级马场——河奇苑与号非苑，唐人颜师古按曰“苑为马牧也，水中国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又曰河奇也”，说明灵州本身就在一个很大的黄河滩涂上，有良好的沼泽与草甸湿地适宜牧马。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在汉代河奇苑所在的黄河古沙洲上设立了薄骨律镇。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镇将刁雍主持开凿了艾山渠，把古高渠渠首下移8里，接入西则汊河，引水40里后复入古高渠，而后该渠又延伸80里，形成了一个长120里，灌溉4万余顷的灌区。而西汊河整个被“绝断”，由原来的河流湿地成为牛轭湖，该牛轭湖湿地会逐渐破碎成若干小湖存在几个世纪，也可能成为后世的排灌体系而存在下去。汉代的河奇苑即北魏的薄骨律镇，至唐宋时为灵州，考古显示其位于今吴忠市利通区西北的古城镇，唐代诗人吕温（771—811年）“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笔下的灵州还是黄河中的洲岛，但是随着河道的变迁、侵蚀，加之人为筑渠改道，大约在唐末，灵州城已位居黄河东岸，因而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的宋夏战争中，宋军已兵临“高三丈，尽以毡裹水沃之”的灵州城下，结果被西夏军队扒开七级渠淹没军营，大败而归。至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旧灵州被黄河水淹没，加之黄河河道的不断右侵，于是有了明代的“灵州三迁”，直至张九德采用丁坝挑流与顺坝护岸相结合，才基本遏制了明时黄河东蚀的局面。

始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的惠农渠是目前银川平原河西灌区最靠近黄河的干渠，据《惠农渠碑记》载：“查汉托护地方，沃野膏壤，因汉唐二渠余波所不及，遂旷为牧野。”清廷要员侍郎通智，率人“相土宜，度形势，以陶家嘴南花家湾为进水口，近在叶升堡之东南也。黄流自青铜峡口而下，支派分流至此，而滔滔汩汩顺流远引，足溉数万顷之田。其渠口石子层累底岸维坚，由此而东北遍历大滩，择地脉崇阜处开大渠三百里，口宽十三丈，至尾收为四五丈，底深丈一二以至五六尺不等。高者洼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并归黄河。”由此可见，惠农渠是在黄河西河之内的心滩湿地上的，渠成之后，查汉托护湖滩成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农耕之区。通智随后还在惠农渠东主持开凿了昌润渠。按《钦定昌润渠碑记》记载，在惠农渠灌区东南隅有一片处于河水之上的广阔滩地，其上有从黄河伸出纵列的支汊，称为六羊河，在下游合为一股注入黄河，通智等采用“循其已然之迹，顺其势而利导之。凡堪拜岸之倾圮者，培之使平；河流之淤塞者，浚之使通。爰于渠口建正闸一，曰昌润闸；外设退水闸，曰清安，使水有所泄，以备岁修堵口也。内设退水闸，曰清畅，使水有所分，以杀湍流涨溢也。相地制宜，分列支渠二十余道。中多高壤不能尽达，复设逼水闸三：曰永惠、永润、永屏，束之，使其势昂而盈，科而进，仍由故道以入于河，诸闸既建，俱跨桥，以通耕牧往来。正闸之上覆以桥房，其旁则立有龙王庙碑记亭。渠两旁俱插柳秧资其根力，以固堪拜岸。自此启闭以时，蓄泄有方，而大渠以东遂无不溉之田矣。”

由此可见，银川平原历史时期黄河的河流湿地与其周边滩地（湿草甸湿地或盐草甸湿地）或被逐渐开发成农地，“易畜牧为桑麻”；或因来水不断减小导致河道萎缩，范围在不断缩小中。黄河汊河与河滩地在近半个多世纪中也被看成是荒地，是后备耕地资源，大片大片地被开垦或造林，即使有些滩地可能发生洪水漫滩，也被占据种撞田，因此，黄河及其周边湿地被人为蚕食不断减少是大势所趋。据李文开等人利用遥感数据判读得到的数据，1987年银川平原河流湿地面积为197.18平方千米，到1997年为115.76平方千米，2004年为109.14平方千米，呈直线下降趋势。据卢焕章先生考证，查汉托户湖滩是明清时期黄河主河道逐渐东移而成的，可见黄河在银川平原的“淤高——改道——再淤高——再改道”的往复，也是导致河流湿地变迁的推动力。

沟渠带状湿地的变迁

银川平原河东的秦渠相传为秦代开挖，但有按可考的最早渠道，应为汉代开凿，今天河西灌区的汉延渠和唐徕渠的前身，河东灌区的汉伯渠（今汉渠）均开凿于汉代。黄河以西的银川平原，汉时也筑渠开发，《魏书·刁雍传》中记载的高渠可能就是汉代渠道，今天的汉延渠相传最早也是凿于汉代。北魏时期，开凿了艾山渠，将古高渠改造一新。

隋唐时期，银川平原的灌溉系统更加发达，不仅兴修了原来的渠道，还新开发了一些渠道，有按可考的渠道名称有光禄渠、薄骨律渠、特进渠、汉渠、御史渠、尚书渠、胡渠、百家渠等。宋夏时期，在继承和重修先代渠道的同时，还兴修了长达300里的昊王渠，但因为渠首太高进水不畅，昊王渠并未发挥持续的灌溉作用。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主持疏浚了银川平原的唐东渠（唐徕渠前身）、汉延渠，秦家渠等；明代银川平原屯田规模浩大，水利建设也发展迅速，到嘉靖年代（1522—1566年）已有大小正渠18条，全长700千米，溉田156万亩。清代除对原有渠道全面整修外，还在原贺兰渠基础上改修了大清渠，新修了惠农渠、昌润渠。民国时期新筑的渠道最著名的有唐徕渠支渠云亭渠、湛恩渠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大小干渠14道，全长951千米，灌溉面积164.35万亩（表1）。

虽然银川平原在2000年的农业开发中都注重渠道建设，灌溉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但是却没有大规模的挖沟排水工程见于史料，说明开挖新渠与疏浚工程是政府行为，而挖沟排水问题不在政府考虑之列，即使有需求，可能也不是政府的重要工程，抑或只能是民间或农户个人行为。民国末期银川平原的主要排水沟如林皋沟（东沟）、王洪沟（西沟）、黑阴沟、黄阳沟、北大沟、西大沟以及河东的清水沟等，无不是断面狭小、沟身弯曲、淤塞严重、水流不畅，排水作用非常有限。

1949年以后，银川平原的水利建设得到空前发展，通过裁弯取直、疏浚、加堪拜、建闸等措施修整了旧有渠道；新建了河东灌区的东干渠、第一农场渠、第二农场渠、河西灌区的西干渠等一大批重点灌溉渠道；随着青铜峡水利工程的兴建，开通了河东、河西两道总干渠，改变了多头引水渠道混乱的局面；开挖了第一、二、三、四、五、六以及反帝沟、永二干沟、银新沟、灵武东西沟等多条排水大沟和各级支沟，整修了清水沟，扩延了黑烟沟；在银北地区兴建了一大批电排站和排水机井，形成沟、站、井相结合的排水系统。目前，银川平原有总干渠、干渠和支干渠18条，总长度为1084千米，总引水流量为603立方米/秒，灌溉面积为33.0万公顷；有骨干排水沟道24条，总长度为660千米，控制排水面积为41.9万公顷，排水能力达955立方米/秒。由于沟渠湿地--尤其是斗渠（沟）以下级别的沟渠湿地--属线状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大多未计入湿地类型。据笔者在典型区测算，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9～1/16。

表1宁夏引黄灌区主要灌溉渠道相关信息一览表（据卢德明，李景牧，2006）

湖泊沼泽湿地的变迁

西汉时期出于屯田植谷、移民实边的需要，在银川平原设置一个县级政区单元——廉县，位置在今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相当于洪积扇前缘，新莽时更名为西河亭，考古显示其为一东西宽100米、南北长200米的土夯城池，应当是当时的重要交通节点，考虑中国古代选址筑城对水源和地形条件的选择原则，故认为这一线应当为银川平原历史时期湖泊湿地分布的西缘。一方面，这一地带有简泉、暖泉这样的地名遗留，说明其为贺兰山前的泉水出露带；另一方面，即使到目前，银川平原的冲积洪积平原和二级阶地后缘，也是贺兰山洪水汇聚之所，故此形成银川平原西侧的一个湖沼湿地带，其位置相当于西干渠一线，但由于山洪水补给的年际与年内变化大，常年性湖沼可能面积并不很大，湿地的景观大抵与西干渠以北几个滞洪区相当，即以干湿草甸和红柳、沙枣林为主，清代宁夏府城西的“多水草便孳牧”的“快活林”即是这种景观。

在城西第四滞洪区的湿草甸上放羊

渠道的开挖使当时得以灌溉的滩地及沙地变为良田，而渠水下泄的洼地则归为湖沼。实际上，排水问题在银川平原不容小觑，席伟彦按照银南灌区的水量转化模型和水平衡方程，以多年的实测灌排水量为依据计算出的排灌比为0.58，表明银南地区进入农田的灌溉用水的58%都要通过垂直和侧向下渗排出。银川平原地势整体来说是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从地貌单元来看是冲积扇高、阶地顺序降低，河道和河滩地最低；银北西大滩一带因为是平原地区的沉降中心，地面高程与同纬度的黄河水面基本齐平，在1090～1100米之间；从局部地形来看，干支渠均为渠道内侧高外侧低，渠首高渠尾低。由于黄河泥沙的落淤和澄浑排清作用，加之人为挖低补高，渠道和农田与周边未利用土地的高差也呈加大趋势，因此，在干支渠边、尾闾和两片灌区的交接地带势必形成洼地乃至出现一串串的湖沼湿地，唐徕渠流域著名的“七十二连湖”即因之产生。对于处于银川灌区中下游的银川平原中北部地带而言，排灌比应当更高，在排水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必然形成积涝严重，灌溉退水向洼地汇聚的情形。

清人李培荣的《南北涝河记》记述吴忠秦、汉二渠“渠水入田，其尾潴而为湖。北湖自金积堡下至吴忠堡之东西，共十二处，汪洋清澈，几数千顷；南湖自忠营堡至汉伯堡，虽势不甚广，而渠之所经偶破冲口，洼处辄钟聚。夏秋之交，洪河盛溢，渠流张王，游波入湖，湖不能受，则漫衍田亩，浸坏屋庐，亦其势然也。”后在李培荣主持下疏浚了南侧的浑涝河和北侧的清涝河后，迅速解决了吴忠灌区的内涝问题，涝河即排水沟。由此可见，银川平原绿洲区大片的尾闾湖湿地在重灌轻排中形成，在灌排通畅中消亡。

银川平原的湖泊一般为浅水湖。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排水系统的完善，许多湖泊都有条件被排水疏干，宁夏农垦十五个农场的一半，在建设初期都是通过挖沟排水、引水灌淤的方式将湿地开发成农田，如灵武农场、连湖农场、巴浪湖农场、西湖农场、贺兰山农牧场等，导致了灵武东湖、青铜峡连湖、吴忠巴浪湖、大西湖、大北湖等湖沼的消亡。但是随着农垦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在银北低洼之区，一些新的退水湖泊也随之出现，如沙湖、暖泉湖、简泉湖等。据张建云等对宁夏农垦45309公顷耕地土壤的调查研究，“垦区耕地土壤分9个类型，19个亚类，不同土类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依次是灰钙土占44.9%、潮土占20.6%、灌淤土占20.3%、新积土占11.1%、风砂土占2.4%，粗骨土、沼泽土、草甸盐土和碱土共占0.7%；成土母质以洪积物、人工淤积物和冲积物为主”。潮土为半水成土，灌淤土是黄河泥沙落淤形成的耕作土，沼泽土、草甸盐土和碱土更是典型的湿地土壤，由此判断，宁夏农垦大约41%的耕地来源于湖沼与周边草滩。

泛滥湿地的变迁

渠首混乱是银川平原渠道溃决、泛滥湿地广泛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许多渠道是在黄河沙质河道上开口，随着河床的摆动，引水口每年变迁，甚至一年几变，每年春季修渠时，往往临时现找引水口，次级渠道的渠口也时常被泥沙堵塞，渠道退水外溢、渠堪拜决口的问题很容易发生。各级渠口周围因水流泛滥极易出现片状泛滥湿地。1953年，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和平罗县境内的昌润渠、滂渠、东官、西官、永润、永惠等六道干渠被陆续并入惠农渠而成为支渠，大清渠也被并入唐徕渠，各渠口都设置了节制闸，使渠首积水湿地面积大大减少。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后，从根本上改变了银川平原无坝引水的历史，在青铜峡东西两岸建成有坝引水的干渠八道，坝上新开东干渠一道，坝下开西干渠一道，旧有的30多条干渠逐步合为干渠10条，总干渠2条，使沟头混乱、“岁岁儿清淤，年年找渠口”的局面完全改观，也使渠道泛滥湿地面积大大减少。

水稻田人工湿地的变迁

据汪一鸣先生考证：宁夏自唐代先天元年（712年）郭元振任朔方军大总管始，即在银北的定远城（今平罗县姚伏镇）一带大规模推广种植水稻。《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岁无旱涝之虞”，说明西夏（1038—1227年）时期其属地灌溉农业已很发达，银川平原无疑是其水稻的主产地。至明清，水稻种植规模当有增无减，嘉靖《宁夏新志》中记录的当地物产中，稻谷是当地排行第一的谷类物产，其他有稷、大麦、小麦、豌豆、黑豆、青豆等；乾隆《宁夏府志》记载的物产中，在“谷之属”一栏中排在第一的依然是稻，其后才是糜、稷、大麦、小麦之类。至上世纪中叶，宁夏水稻种植面积大约5.25万亩；60年代猛增到40万亩；2006年达到120万亩。在灌区节水的大背景下，水稻种植面积被大幅度压减，目前基本维持在100万亩左右。

银川平原是全国优质粳稻种植区，其气候干燥，降雨稀少，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轻，有利于干物质积累。黄河宁夏段泥沙含量在每方水2.7～4.1千克之间，灌溉既是施肥，具有“且溉且粪”的作用，灌淤作用还有利于水稻生长和根系呼吸，加之技术成熟，品种优良，因此优质高产，平均产量能达到700千克左右，单产800～900千克的也不在少数。

水稻种植耗水量大，亩均耗水量一般在2000立方左右，最多的可达到3000立方，由于银川平原蒸发强烈，需不断灌溉补水，一年灌溉次数达8～11次。随着许多节水措施的实施，水稻耗水量已减到1000～1200立方，新型控灌技术推广试点区域已控制到800立方左右。

“逐水草而居”解析

在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中，“逐水草而居”是“草原人家”一课中的一节，主要概括了马赛人在东非高原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居住和生产方式。众所周知，“逐水草而居”长久以来是我们对草原民族生活方式的理解，意思是哪里有水草，游牧民族就会赶着牲畜迁到那里居住下来。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两处相关表达可谓是对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生活场景最早的记载，其一是开篇形容匈奴人放牧时驱赶着马、牛、羊、驼等牧畜“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其二在介绍匈奴官职封地时称“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多个民族的游牧生计，如婼羌族“随畜逐水草”，不种地，但需要从鄯善、且末等国输入粮食；鄯善国，本名楼兰，也有“民随畜牧逐水草”的习俗，而且“有驴马，多橐它（骆驼）”；西夜国，位于今天南疆叶城一带，“随畜逐水草往来”；休循国，在今葱岭以西的吉尔吉斯斯坦，“因畜随水草”；捐毒国，在今新疆乌恰县一带，“随水草，依葱领（岭）”；尉头国，位于今新疆阿合奇县境内，“田畜随水草”。范晔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后汉书·西羌传》中则称其“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且弥国“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蒲类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由上可知，关于汉代以前的草原民族游牧生活描述都是强调人随畜牧追逐水草而迁徙，居室为庐帐，居住地不固定，即使有农作，大约也选择在水草丰美的地方。

此后的史志中，有关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记述更加多样。如《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述乌丸、鲜卑的先祖是东胡，他们“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魏书·序纪一》载“鲜卑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晋书·四夷传》中记载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而《南齐书·河南传》中记吐谷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旧唐书·回纥传》称“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随逐水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人。”《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纥人“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新唐书·北狄传》中记载东胡的一支奚族时，称其“与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氈庐，环车为营。”同卷记载室韦族（东胡的另一支）“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北史·魏书》中则记载失韦（即室韦）人“夏则城居，冬逐水草”。《辽史·食货志》称：“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食潼酪，挽弓射猎，以给日用，粮饷刍秣，尽赖于此。”《金史·列传第三十四》中载有梁公赞对契丹人的描述，称“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北史·突厥传》中则记“突厥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等等。由此可见，随畜牧逐水草的民族有的有城池，有的有永久性定居点，并非一年四季都在游牧；居住的庐帐有的从材料上说为氈庐或毡庐，有的从形状上得名为“穹庐”；而居住地则在游牧中不断迁移。

《元史·本纪第一》因于《蒙古秘史》，开篇都记载铁木真的十世祖收留并征服了“自统急里忽鲁之里逐水草来迁”的数十家牧民后，才建立了自己的部落。《元史·兵志三》载“蒙古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明初蒙古人退居河套，以至于“河套地方千里，虏数万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已然又恢复了原来的生业方式。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在其《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一文中阐明了游牧生产方式的根本，即“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内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草原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的发展。”

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的缘由，《汉书·晁错传》中概括为“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游牧实际上也是群牧，牧草的生长需要时日，大量马牛羊啃食之后牧草更新不上，水源快速消耗也会枯竭，迁徙转场是必然的选择。“逐水草”其实也是草原乃至荒漠地区的基本生存本领，一旦久留于没有水草的多沙地带，畜牧必然大量死亡，军队也会失去战斗力。《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张骞在跟随军出征时，因为“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会辨识和追逐有好水草的地方，是草原地区生存不可缺少的本领。

翻捡正史，笔者并未找到“逐水草而居”之说的早期出处，反倒随处可见“马逐水草”、人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之类的记载，其中“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逐水草而处”等多少有些随水草迁移中不断变换居住地的意思。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意即在随水草迁徙的过程中，用草和块垒搭起临时居家，而牛羊布满田野，犹如蜂蚁般聚集，直至草尽水竭后牲畜全部迁徙。如果把“逐水草而徙”看成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无疑是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前者为主导，后者为从属。

“逐水草而居”中值得推敲的还有“水草”二字。“水草”可以是水和草的复合词，一如“水土不服”中的“水”和“土”；也可以是一个专有名词，如“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中，“水草”一定指的是水中的草，如藻类、蒲草、荇菜等。“逐水草而居”中的“水草”则兼备两重含义，如在司马光《资治通鉴·齐记五》中，记载“世祖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戌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显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立国之初还有从河西（陕西北部、宁夏及甘肃）至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及周边）再到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市域）的游牧。“河西水草丰美”除了有水美草丰两层意思外，之所以能够蕃息如此巨大数量的牲畜，的确是因为有大面积的水草，这里的“水草”必定是湿地。在“有水就是绿洲，无水便是荒漠”的河西地区，只有在河谷滩地、山前洪积扇泉水出露带和缓坡丘陵的下湿滩地上，才有好草，才“不乏水草”。

古今黄河过沙头

古河道变迁留遗痕

河道变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民间俗语原本所表达的就是河道变迁的现象。河道的自然变迁通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河曲地带河道的裁弯取直，使原来的曲流部分逐渐断流成为湖泊——即所谓的牛轭湖；第二种是河流出山流入平原地带时，水流突然变宽变缓，大量泥沙卸载下来，使得部分河床淤高，发生特大洪水时河道冲决，在相对低洼处形成新的河道；第三种是由于地壳差异性升降运动，致使河道向相对下降的一侧偏移。

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入海的过程中，逐步接纳众多支流带来的泥沙，越往下游，河水中的泥沙越多，因而自古就有“浊河”之称，所谓“一石水而六斗泥”。历史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其混浊的程度不断增加，到了唐宋时期，这个古代史中的“河”开始因其最显著特征而被称为“黄河”。从春秋时期到上世纪中叶，有记载的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共计1593次，其中大改道事件就有26次，改道范围南达淮河，北至海河，洪泛区面积约25万平方千米。

宁夏平原处在黄河上游的中下段，适中的含沙量和落差，是“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必要条件。扼守黑山峡、把住宁夏平原最上游地段的中卫沙坡头区，其灌溉平原的形成与黄河有怎样的关系呢？

在黄河上看沙坡头

据水利专家吴尚贤、卢德明等考证，古代黄河出黑山峡后，曾沿腾格里沙漠的边缘绕胜金关而下泄，存在于这一带的连续湖泊——包括碱碱湖、荒草湖、马场湖、高墩湖、龙宫湖、八塘湖、九塘湖等，都是古黄河河道经过后遗留下来的；而钓鱼台等地点突出的石山嘴以及河卵石遍布的高灌区，都显示卫宁平原北端即腾格里沙漠南缘，曾为古黄河河道。由于河卵石的堆积淤高和沙漠侵袭的双重影响，原河道被阻塞，黄河主河道向右岸摆动，形成南山台子高达百余米的陡坎。其实在今中宁县的泉眼山下曾发现古渠遗迹，高出现在的河水位近20米，目前看来是不可能引上水的，但在黄河尚未下切形成南山台子陡坎的时代，完全有可能从泉眼山向香山洪积扇边缘开渠，用这一带河坡较陡的有利条件而引水灌溉。

吴尚贤先生还认为：“在沙坡头旅游区童家园子村黄河左岸有河卵石台地，显示黄河曾在此流过，并高出现河水位5米以上；右岸上河沿大石头以上的陡坎与下段的南山台子类似。这一带的河床有几处岩石裸露，河水小时，有明显的跌差，这就说明黄河主流因卵石堆积阻塞而向右岸迁移就低，遂将原河道置于高处，形成现时的台地。”

根据元代在今沙坡头区河南一带布设羚羊三渠，而河北只布设蜘蛛渠的史实，专家们判断：在古代的沙坡头区一带，河南岸大于北岸，元代以后，主流南移，北岸才出现了大片灌区。近代在河南岸形成的狭长灌区，显示主流南移的情势已减弱。

百户、百户滩与滩渠

明初宁夏中卫下辖着柔远、镇靖、永康、宣和、宁安、威武、石空寺、枣园、常乐、镇虏、宁安新堡、控夷、古水井等13堡，在今沙坡头区的有8个，其中位于河北的有柔远、镇靖、镇虏（今镇罗镇）和控夷（在文昌镇以北，具体位置不详），位于河南的有永康、宣和、常乐和古水井。史志记载，中卫“偏在西隅，地狭易守”，故在此置中卫指挥使司，属陕西都司，在元应理州城的基础上，反复扩修中卫城，后在天顺四年（1460年）成为周回七里三分，城池深一丈、阔七丈八尺，城墙增筑至三丈五尺，有东、西2个城门的城池，后又增建了南城门，嘉靖年间驻扎马步官兵7102名。万历初年（1573年）还兴修了周回二百四十八丈的东关城，使中卫城的军事地位更加稳固。

按照明代的军政建制，卫下置守御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宁夏中卫有千户所5个，百户所50个。每千户所管10个百户所，编制1120人。每百户所编制112人，50人编为总旗，10人定为小旗。已知今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为二百户、今中宁县恩和镇曾为四百户、永康镇曾为五百户、宣和镇曾为七百户、常乐镇曾为八百户。从人口规模上看，卫宁平原的河南部分明初的人口规模可能只稍逊于河北部分。

在没有抽水和扬水的条件下，无论是军屯、民屯或商屯，开发的土地一定是有灌溉条件的黄河滩地。而滩地又有与河岸相连的边滩和夹于各汊河（当地称夹河）之间的心滩，可以肯定的是：建有军堡、营所的即使不是边滩，也必然是离岸较近的心滩，与岸边只隔着小的夹河，如中宁县宁安堡的南河即是旧时的夹河，人们在常识上认为都是陆地的地方。小的聚落则往往是占据一个个的小滩地，或为心滩，或为边滩，一如永康镇永丰村所在的二百户滩，大约自明至清末，一直未与南岸相连。若将沙坡头区河南灌区的常乐、永康、宣和三镇连一条线，几乎老灌区所有有“滩”字的地名都分布在这一线以北，即是明证。

定居在滩上的人们，会在迎着黄河来水方向的滩头向滩尾开一道大渠，再从大渠开出一道道小渠，让黄河水自流到各家的田地中，二百户滩的滩渠抑或就是其中最长也最著名的一道。直到20世纪末，卫宁平原上的大滩、田滩、孔滩、李滩、康滩、长兴滩、黄羊滩、永丰滩、马滩等，都还拥有各自的滩渠，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随着黄河两岸标准化堤防与滨河大道的修建，滩渠陆续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

黄河的夹河

百滩归岸，河水中流

沙坡头区的黄河河道及其两侧目前有多少个滩，数出来可能并不难，从各类卫星地图上一目了然，但是要搞清楚历史上有过哪些滩，或者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滩到底在何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查阅沙坡头区不同比例尺的新旧地图，可以找到不下50个滩，它们是百花滩、柳马滩、薛家滩、大水滩、北芨芨滩、马路滩、滕家滩、红五滩、郭家滩、范家滩、王家碱滩、白家滩、南长滩、北长滩、上滩（2处）、下滩（2处）、高滩、马路滩、倪滩、杨滩、南滩（2处）、北滩、申家滩、牛圈滩、永丰滩（二百永滩）、詹家滩、俞家滩、赵滩（2处）、马滩、常滩、长滩、一心滩、小河滩、郭滩、大滩、何滩、杨滩、老河滩、谢滩、毛剌滩、龙宫滩、红五滩、姚滩、新滩、庙子滩、星星庙滩、詹滩、鹿角滩（陆家滩）、二百户滩、张家滩、沙梁滩……这其中也有龙宫滩这样的湖滩，但若按专家们对黄河河道变迁的论断，龙宫湖属于黄河的牛轭湖，其周边滩地自然也是古老的黄河滩地。

羚羊夹渠是沙坡头区著名的羚羊三渠之一，简称夹渠，又名夹河渠，显然筑渠之时其为一条夹河。明嘉靖《宁夏新志》载其建于明代，最初与羚羊寿渠受水于一口，长27里，溉田140余顷，并肩负着为羚羊寿渠排水的任务。据《续修中卫县志》清时该渠因灌溉面积扩大而供水不足，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于永康堡东北3里开新口，引水东流至泉眼山入河，渠道宽两丈、深五尺、长40里，灌地1.53万亩；光绪五年（1880年），渠口被黄河泛水冲坏，又于旧口下15里二百户滩东北开新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河道变迁，新旧两渠口俱不能受水，又将渠口向上游移至杨滩北。1963年，夹渠渠首被上延至申滩；1972年，七星渠扩建将渠道上延接入夹渠，渠道分新开部分和宽劈改造两部分，夹渠及其渠系自此归入七星渠流域。在沙坡头区，还有刘家夹渠、夹渠湾等地名，不仅记录了从夹河到灌渠演变的历史故事，更承载着人们对土地和水系协同开发的历史。

由夹河到夹渠再到灌渠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利用自然之力的顺势开发；而另一种开发过程则可以称之为借势开发，最成功的范例当数民国时期中卫一带的治水专家苏芳的杰作。他针对黄河出黑山峡时对北岸的严重侵蚀，在实地勘测以后，引导民众在枯水期修筑“丁字坂”，迫使河道向正东流去。与此同时，又在新墩上段康家庄、黑林滩一带筑安泰坂，在新墩下段炭场子、星星庙一带沿河筑蝴蝶坂，并在新墩两侧沿河筑起一连串护岸码头，数年后淤出农田千余亩。

正是在不断的顺势和借势开发中，沙坡头区的黄河边滩面积越来越大，夹河则越来越少，相当的河段已无支汊可言。今天在沙坡头区，当问及农人们黄河上有什么滩时，基本只有一个指向——一心滩。即使他们脚下的那边土地在不远的几十年前还是一片滩地，但是谁想得到呢？在宣和镇一个叫做八公台子的小村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乡闲聊，说起他们村子出过拨贡的事他一无所知，而谈起黄河时他却滔滔不绝，最撼动我的有两点：一是他们小时候抬眼就望见河，晚上睡下水声吵得很，现在走一半个时辰才望见河，根本听不到水声了；二是黄河归了道，农人们不再担心下大雨水涨了、田淹了之类的灾情发生了。

长河落日圆

当我看着河水在两岸丁坝的拱卫下温顺地流过，在感叹世事变换的同时，心底也泛起莫名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