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土炕

周永祥 1946年12月出生，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本科学历，高级教师。宁夏作家协会会员，连任三届盐池县民间艺术协会副主席。先后在《宁夏日报》《宁夏政协报》《黄河文学》《西部三边》等报刊上发表散文百余篇。曾参与《盐池县志》《盐池建设志》《王乐井乡志》等七部史书的编写工作。

◎周永祥

我本命属土，自从落到土炕上，就在上面滚爬跌打着长大。那时候，只知道土炕，不就是一盘长方形的土台子嘛，跟土房、土窑洞一样，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后来，全家搬进了县城，盖了砖瓦房，我说不打炕，母亲说：“没有炕那算什么房子，炕是屋的心，火炉子烧得再热，也不顶炕暖和。”我想，也就是，依了母亲的老脑筋，只是在她住的房间打了炕，我们都睡焊铁架子的木板床。一睡才知道，这家伙不实在，人稍一动，它就咯吱咯吱地直叫唤。越是夜静，响声越大，妻子说：“还是家乡的土炕好。”

一次我去银川开会，住新华饭店。那阔气十足的房间，让“陈奂生”乐不可支。可是到睡觉时，麻烦事来了：先是一拉枕头，轻飘飘的；再往席梦思上一躺，软晃晃的，身子全陷了进去。幸亏头还在枕头上，躯体陷得越深，脖筋就拉得越长，而且海绵枕头把脑袋壅得火辣辣的热，真是活受罪。什么席梦思，让人既不能梦，也不能思。仰卧不行，改侧卧，侧卧更难受。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搅得同房的老朱也不能安然。问：“你在家睡什么床？”我说：“睡硬板床。”“你活人拿屁胀死了，何不把床垫子揭掉睡在木板上呢！”我才醒悟了。于是搬掉了垫子，扔掉了枕头，躺在木板上，才算“梦思”了。但是心里总是悬着，天一见亮，就急忙把垫子给恢复原位，生怕服务员笑我是“土八路”。

打这以后，我越来越怀念家乡的荞麦皮枕头、土台子炕了。家乡的老屋，一进门盘一道大满间炕，占去堂屋的少一半，并排可睡十几个人。油漆彩画的炕围子，镶着瓷砖的炕沿面，棱角四正。炕上铺着白绵毡，衬着提花毯，罩着花炕单，一马平整。里拐角的几床新被子，叠得像刀切了一般四正，正面苫上一条绣花方巾，与侧面齐刷刷的各色被面相映争芳。墙上的“胖娃娃”与窗花“四君子”、门上的“大福字”相呼相应。满屋的活气从门口窗扇溢出，在玻璃镜上流动，惹得蜜蜂嘤嘤嗡嗡乱扑，诱得蝴蝶在玻璃窗外翩翩作舞。太阳透进门窗，光线洒在枕头上，逗得枕巾上的雀儿跃跃欲飞。夜晚，月光流进屋里，漫上鞋子，鞋垫上的鱼儿也会摆尾浮动了。

只要一跨进屋门，在外的烦闷便一扫而光，妻子接过你的外套，递上一杯茶水，跨在炕沿上，便会使你的五脏六腑都轻松得若有若无。或者劳累了一天，躺在妻子设计的展呀呀的土炕上，困顿全消，那种甜蜜与舒心，一下子年轻了许多。若有老母亲在你身边，用那永不变的目光端详你，仿佛你还睡在摇篮里……

冬季农闲夜长，乡民们都围在我家热炕上，听我父亲讲《三国演义》。土炕，成了村里的文化俱乐部。煤油灯罩子擦得晶亮。母亲纳鞋底抽线的韵律和着父亲说书的节奏，伴着乡亲的赞叹声，不知不觉到深夜。天天这样，年年如是。一直讲到村里通了电，讲到家家有了电视机，讲到电视里有了《三国演义》。

有时，社员们都被赶去读“红宝书”。父亲这个“编外人”就坐在炕沿边拉胡琴。拉秦腔窦娥冤狱的悲愤，拉王宝钏在寒窑的哀怨，有时也拉眉户剧《梁秋燕》，秧歌剧《小放牛》的自由与幸福。

这土炕，就是有心计的女人拴恋男人的“迷魂阵”，孩子们成长的游乐场，老母亲呵护的安乐窝，父亲育人的文化园，显耀家庭主妇才能的大舞台。

土炕，更是农村生活的风俗画，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文革”之前，富一点的人家炕上铺四六白绵毡，靠炕沿再罩上一块油布，色彩鲜明，映得满屋生辉。穷汉人家铺黑山羊毛沙毡，毡硬且毛扎人。穷人皮厚，虱子多，只要在沙毡上狠狠地糙几下，背上的痒痒即刻止住；那种快感当今人是难以享受到的。还有更穷的人，连一条沙毡也铺不起，只能“溜席子”。早晨起来，光屁股的孩子全身背着“人字纹”的席子印花。“铺笆子，印花子”这是穷苦人家生活的写照。更有“精屁打得炕响”的赤贫的人家，连席子都溜不起，只能溜土炕了。当然，能“打响”炕的那些女人，一般不可能赤条条地摆在土炕上，再穷也得有条补丁裤子护住下身的。但孩子们都处在“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状态，“小猿人”不论男女，不到十多岁，都不曾穿衣服。夏天好混，周身晒得像黑非洲的后代。冬天全盖着羊皮，围在土炕上。实在憋不住了，赤条条地往雪地里一蹲，拉撒完毕，在雪地上留下一长串小脚印子，急忙钻进羊皮里，在热炕上焐一焐，脚就不疼了。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就是结实，连感冒病菌也要让他们三分。

“烟囱不利是狗窝的过，两亲家不和是女儿的过。”老式的土炕倒烟不倒烟全在“狗窝上”。这狗窝就是炕膛通往墙壁烟囱的拐角部位，这咽喉部位若堵塞了，就要挖开狗窝把烟尘掏尽，空间大到能卧下一只狗来，出烟自会通畅了。如今，这老式的填沙蒿柴的炕早二十年就淘汰了。改造了的节能炕，炕膛架空地面，靠炕洞门只设一个火坑，炕皮很薄，炕内只设若干个烟道，热烟一串，通炕全热。不需要大狗窝了。炕上任女人们施展才能，炕下靠地面的空间成了鞋柜子或保险箱。

“三十只羊，一对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旧社会自耕农所追求的“小康”梦想。三十只羊的家底，一对牛的庄稼，这是经济基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精神享受。“吃饭有糜子，穿衣有皮子”，不愁吃，不愁穿，老婆孩子乐融融，睡在炕上热乎乎，好一幅人间“极乐图”。

到生孩子时，铺上半炕细沙子，把炕烧热。女人坐在上面，羊水一破，孩子就掉在热沙子上，吓得乱蹬，哇哇直哭。浆浆水水和胞衣从母体中流下来，剪断脐带，把婴儿嘴上沾的沙子与浆水用粗糙的大手一抹，撕上一块旧布缠住脐带，就算把孩子包裹了。一道关口就这样渡过了。

农村家家户户盘大炕，猪娃儿狗娃儿不嫌多，“狗娃儿头上也有三升糠”。土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常常琢磨着土炕的神秘。凡睡土炕长大的人，各个腰板铁硬，但是，生在炕上的人，不一定都幸福，在炕上生的人，更是生死无常。有多少产妇，在冥冥中被抬下土炕。常言道：“生孩子那是女人在水缸沿上跑马”的凶险事。那时受医疗条件的限制，有许多女人闯不过这一关，尸体必须在野外寄存三年，等血水干了方能入土。入土时，这“屈死鬼”还是不能进老坟，只能埋在茔地外缘的地带！

炕是屋的心，女人是炕的心，这家中没了女人，炕永远是冷冰冰的，男人也就丢了魂，孩子成了没娘鬼，这家的门户就倒了殃。

“宁夏人，生来强，不置铺盖光烧炕，烙了左膀烙右膀，最后还要烙脊梁。”宁夏不产棉花，旧社会人们当然就置不起铺盖。但秸秆、树枝多得是，烧炕取暖，还可以当肥料。过去无化肥，穷人家无牲畜，也就没有粪便。唯一的方法就是拆炕。打碎炕坷垃与烧炕的草木灰掺一起当肥料。为了多积肥，冬季一月拆一次炕，这种“黄土搬家”的做法不知延续了多少代。如今，都施化肥了，川区人谁还背炕皮？但是，对待地皮就像给一个健康的人只输液体不吃饭一样，施化肥使种了几千年好端端的土地患上了“贫血症”。

乡村故事，都从炕上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的，好多故事都像如今小说中描写的床上镜头，酸溜溜的，端不上桌面的，但有两则现代故事，值得一提。

过去盐池县地广人稀，沙蒿柴就长在门槛上，烧炕就地取“柴”。沙蒿棵儿大，所以炕洞门也大。1940年，中共西北局派遣三边回民工作组一行六人从延安出发，到盐池县的回六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天夜里，突然遭到马家军的袭击，在慌乱中，一人钻进了炕洞脱了险，其余五人被押往银川审讯。工作组组长马文良在狱中坚贞不屈，于1941年与另外两位革命者崔景岳、孟长有，被马鸿逵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院。如今那个地方已开辟成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有位女知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这里生活很苦，我和一个老大狼（娘）睡在土坑（炕）上，三更半夜特害怕……”女儿在乡下竟然和狼睡在土坑里，自然会引起家人的一阵慌乱。这则故事的水分大小且不去推敲，就我所教的学生中，他们也常常把“炕”误写成了“坑”，究其原因，他们只知道炕是“土”筑的，但忽视了炕还有点“火”取暖的功能吧。

去年夏天，我回故乡睡在老屋的土炕上，皮肤又一次贴在土上了，脉搏伴着地脉，那种实落，只要不是七八级的地震，无论你怎样滚动，它都稳如磐石，那种清静，就是世外桃源。虽然鸡犬叫得慷慨，但一点也不噪人，一阵叫声过后，反而更为幽静，比城里的汽车喇叭与迪斯科亲切多了。那种凉爽，更是无与伦比。这土炕本身就接地气，没有空调，也不摇蒲扇，就可以安然梦周公了。

回城后，我干脆改睡地板了。但本人住的是二楼，稳是稳了点，但下面还隔着一层楼，接不上地气，闷热，噪音，污浊，咋也找不回家乡土炕的感觉来。但这世道的变化，也引起了我的反思。

如今，农村的大炕都改小了，只供上年纪的人享用。青年人自入洞房的那一日，就上了席梦思。产妇不再在“水缸沿上跑马了”，而是提前几天就坐上四个轱辘住进了县医院。昔日流鼻涕、光屁股的“黑非洲”，如今也抱上了嫩皮细肉的独生子，学着城里人的普通话……而我，还像民国时代的辜鸿铭先生，留恋着中国女人的小脚那样，留恋着土炕；正如张果老反骑在驴背上，只能用望远镜来审视现代化了，难道这也是一种怪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