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无前例的西迁南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后，沦陷区的机关、厂矿、文化机构和学校开始向后方大规模转移。平津两市的高等学校开始有组织地向西南和向西北迁徙。1937年9月10日，西安临大开始在西安面向全国战区和后方聘任教授，招收学生，处于沦陷区的原四校一院的教师、研究人员、未毕业的四校学生，穿越层层封锁线，向西安集中，从而演绎了令人终生难忘的大迁徙。

最早开始这种大迁徙的是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相继开始流离迁徙。其路径：沈阳→北平、开封和西安→陕西城固和四川三台，返回时再从三台→北平→沈阳，直到1949年2月在沈阳复校，历时15年、近3 000公里的大迁徙。其工学院在西安时即与西安临大共处一院，到陕南城固复与西北联大的工学院等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其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是日寇逼近山陕间的风陵渡时，西安临大于1938年3月16日至4月20日的千里大迁徙。西安临大全校1 400余名学生历时一个多月，先从西安乘火车沿陇海路行300公里至宝鸡，再徒步318公里，翻越秦岭到陕南城固、南郑一带办学，全程近1 300余华里。出发前在西安采购的锅饼就有317袋、8 676市斤，还有3 000余市斤咸菜。1938年3月19日还在秦岭马道一带遭遇土匪劫车。途中有一位教授、一位青年教师、一位学生不幸身亡。李书田常委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这次南迁，学校以常委徐诵明为大队长，将1 400余名学生，编为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教职员及其眷属、高中区队、女生2个区队皆无分队，为独立区队，每个中队500—600人，开始南迁汉中。从西安乘火车到宝鸡下车，住宿一宿。次日从宝鸡南行徒步翻越秦岭，三个中队又前后分为四批行军。由宝鸡至汉中分10站行进。按照次序，第一中队先行，依次为第二、第三中队。全校千余学生行程近千里，历时月余，并以沿途社会调查、抗战宣传、军事拉练、强身健体为目标。其每日需步行10余公里，多者30余公里。规定学生们自备背包1个，草鞋2双，两人合组轻便行李一件。每个中队一般由军训教官任队长、年轻教授任副队长，下设运输组、设营组、纠察组、交通组、医务组、警卫组等。每个中队配有民夫、驮运骡马等。迁徙途中发生了“买尽全城锅饼和咸菜”“刘艺民英雄救美”“谢似颜行不由径”“女生入观开先例”等很多流传至今的故事。

教师的应聘之路最为漫长的要数汪堃仁教授了。他就是后来我国组织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开拓者汪堃仁院士。汪堃仁接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聘任时尚在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实习教学。他多方筹借路费，与妻子杨淑清，携带2岁的长女、尚在襁褓中的次女，开始西北之行。从塘沽登船，经香港抵越南海防，换乘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到达山城重庆，已是盛夏酷暑的7月。在重庆停留期间，敌机不时狂轰滥炸，尸陈遍地。即便如此，他考虑到内地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他便找到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蔡翘办的教学仪器厂，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实验仪器，以备教学之用。复由重庆带着仪器、行李和妻女，乘江轮溯江而上，到了泸州，经成都、剑阁、广元，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有时还得步行，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南城固。前后历时4个月，行程万余里，受尽长途跋涉之劳，饱尝蜀道难行之苦，而此时向他发出聘书的西安临大已经改为国立西北联大，复改为各冠以“西北”二字的五所国立院校。他在陕南九年受聘为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教授期间，开出了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所开过的全部现代生理学实验课程，解剖实验没有尸体，就用动物来代替，没有骨骼就捡取无主尸体加工成骨骼，用于解剖教学，并未由于身处大山深处而降低一丁点的教学标准。

与汪堃仁从东向南，在由南向北的迁徙路程相反的是，在他抵达陕南城固的同年，另一支队伍在结束了由东往西和由北往南翻越秦岭的迁徙之后，在李书田常委的带领下却开始了由陕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迁徙，在那里筹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其代表人物也是后来的一位院士，叫魏寿昆。他也是携妻带女，与大家由陕南乘汽车出发，经四川广元至剑阁，到梓潼，进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成都接待处，再由成都乘汽车颠簸至雅安。然而，从雅安到西昌的450公里，就只能徒步跋涉或骑马、坐滑竿。这时，魏寿昆发现妻子已经怀孕，还有9岁的女儿，他只好将行李物品放在一滑竿上，妻子和女儿乘另一滑竿，自己则气喘吁吁地随图书设备驼队登山。一路上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细雨蒙蒙，一会儿又万里晴空，一会儿穿过土匪出没之地，经过了传说中唐僧西行取经的晒经关，也颤颤悠悠地经过了大渡河铁索桥，途经荥经、大相岭北麓、大相岭顶峰（海拔2 830米）、汉源、富林镇、越西、小相岭顶峰（海拔3 030米）、冕山、泸沽、安宁河平原、礼州，最终抵达西昌。从城固到西昌全程1 079公里，历时12天。就这样，刚一到驻地，他就和李书田在暗淡的灯光下谈起了开学的事。

在数次大迁徙中，迁徙距离最长的要数北洋工学院，从天津—西安—宝鸡—城固—广元—成都—雅安—西昌—贵阳—泰顺，全程5 400余公里。李书田院长与部分师生从陕南城固到西昌，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又在贵州、泰顺、西安等地办学，历经艰辛，将联大火种播撒到了康藏、云贵高原东部，浙南等地。1946年4月，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38名学生，在李书田院长率领下，经韩城、临汾断续乘车或步行返回天津复校。

最后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奉令迁徙。稍过数年的1942年，由西北联大分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又奉令西迁甘肃兰州，遂有又一次西迁。记得那是1942年秋，前西北联大常委、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携全家和其他几位老师开始踏上了由城固迁往兰州700余公里的艰辛历程。他们从陕南城固出发，经汉中、褒城，抵石门后，进入山区，又经庙台子、凤凰岭、双石铺、徽县，再经过甘肃的江洛镇、兴隆镇、天水、通渭、华家岭山脉、定西，历时8天终于抵达兰州。途中乘坐卡车穿越山路，行程七八天，时时都会遇到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当卡车行驶过天水后不久，便在一个山坡的拐弯处，突然翻倒在一侧，车上的人和行李全被甩了出去，待大家稍有一点清醒时，才挣脱出车外。卡车司机闯了大祸，便溜出驾驶室逃跑了。后来跑了一段路，见未出人命，便又回到车旁。李蒸院长当时并未严厉训斥，只是对他进行了教育，责任问题以后再说，安心等待救援车。

抗战胜利后的回迁同样曲折艰难。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从兰州返北平复校，全程近1 800公里，只有两途：一是陆路，每人路费约需时币法币20万元，由西安经临汾、太原、石家庄到北平；二是绕道上海，由西安经郑州、汉口、上海乘船到平津，每人路费需法币百万元以上。学生的费用则全部自理，教师也大多拿不到还乡费。徐英超教授卧病多年的妻子刚刚离世，一家五口人在西北过着勉强吃饭的生活，教育部给了50万元还乡费，同事们又凑了30万元。1946年8月21日，徐英超教授由兰州动身返平，24日抵西安，并带上一群穷苦学生，9月3日抵郑州，成立“师大复员返平团”。他们乘火车15小时到新乡，15日再由新乡出发抵安阳，次日复有西安来的一大队学生加入，达200余人。在中共解放区代表的陪同下，步行通过了火线地雷区，又逢前线交火，枪声大作，大队匆匆穿过两个村庄，才离开火线。19日抵达晋冀鲁豫边区政治中心所在地邯郸，受到边区主席、北师大校友杨秀峰等的热情接待。复步行经邢台、高邑，到元氏县火车站，再乘火车经石家庄，于26日回到北平。全程近2 000公里（其中新乡到元氏县的步行历程约300公里），历时一个半月多。在这困难重重的路途中，徐英超一行途经解放区邯郸，受到了热烈欢迎，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致欢迎词，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报告；在邢台，北师大校友、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校友，举行了感人的欢迎大会，他们参观了北方大学，观看了话剧《白毛女》。解放区之行，使得徐英超一行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许多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1946年，还有另外一支北师大回迁队伍，选择乘坐马车，又乘羊皮筏走黄河水路到今内蒙古境内（今呼和浩特），复辗转回到北平。

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如何做出抉择？是眼看着国族文脉将折断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甘当亡国奴吗？这时，一群民族的知识精英果断地逃出敌占区，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屡屡遭受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跋涉数千里，最曲折地经北平、天津、越南、云南、重庆、成都，万里迢迢聚集到大后方的西北联大。在日机逼近山陕交界处的风陵渡后，复徒步千里征服难于上青天的秦蜀故道，翻越秦岭，再迁至秦巴盆地的陕南继续办学，又分支跋涉千里在兰州、在西康、贵州办学。像西安临大、西北联大与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一样，全国200余所学校的70万师生，从东到西、从北向南，数千里大迁徙，不啻一次“文长征”。除莫斯科大学曾短暂迁出年余之外，中国的大学迁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西南、西北两个战时大学联合体，一路南渡，一路西去，一个止于彩云之南，一个止于西北大漠边缘和西南古邛都大凉山，一个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南推进了数千公里，一个向西北和向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