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的余曦：张居正和他的时代
- 齐悦
- 10090字
- 2021-04-13 10:40:48
第二章 早年峥嵘
何为内阁
朱元璋原本只是个安徽的屌丝，开国之初毫无政治经验，索性照搬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统管六部九卿。中书省的一把手是左、右丞相，明朝以左为尊，左丞相比右丞相高出一头，左丞相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两个丞相下面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中书舍人等。
朱元璋性格多疑，眼看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逐渐坐大，心里越发恐慌。他大量裁剪中书省的官员，甚至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谋反罪名处死丞相胡惟庸，借此撤销中书省，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600多年之久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直接领导指挥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朱元璋可谓一代明君，事无巨细，一一躬问，真是尽职尽责到了极点。有记载称，当时朱元璋每天要批200多件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即使是“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也难以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二百年后的黄宗羲总结明代政治时就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高皇帝尚不能体会到丞相的缺失对帝国政坛的负面影响，他迷恋权力，迷恋江山，也爱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减少工作量，朱元璋仿照宋代制度，设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作为皇帝顾问。这些大学士官衔只有五品，并不参与实际决策，所以也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朱元璋还特意立下“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的至高祖训，来避免皇权与相权相争的后顾之忧。
朱元璋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他的后代子孙大多乃庸懒之辈，朱家继任者大多“自幼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明显不如东征西讨的洪武皇帝那样精力充沛，将治国重任寄托在皇帝的勤勉工作上已然不现实。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上皇帝，为了减轻皇帝的工作压力，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公务。
明成祖以后，政治运作的枢纽开始集中在内阁，有明一朝能延续276年之久，也全赖朱棣设立的“内阁制度”。
内阁的运作与其他衙门密不可分，各个环节如同流水线一般，依次工作。
第一个环节是分类。全国大臣们上了折子，先集中送到一个叫通政使司的部门。通政使司类似如今的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的主任称为通政使，正三品。奏疏分为两种，因公的叫题本，因私的叫奏本。通政司将这些奏疏分门别类，传递到不同的相关部门。
第二个环节便是内阁票拟。如果这份奏疏是题本，通政司就将其发往内阁，交付内阁大臣票拟。“票拟”就是让内阁大臣审阅各衙门题写的公文，然后把自己初步的处理意见用小字写在小纸条上，贴在题本上，然后把处理后的题本送往乾清宫或司礼监，以备皇帝参考。
第三个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是批红。票拟好的题本从内阁发出，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参考阁臣的意见后做出最终的决定，用红笔批复奏疏，故称为批红。
这样以来，内阁大臣可以通过票拟之权左右皇帝决策，影响大明政局，当然刚愎的皇帝也可以完全不采纳阁臣的建议，专行己意。因此，大明王朝好比一家朱氏家族的企业，内阁大臣则为皇家企业的总经理，管理权限取决于皇帝这位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小。
在内阁制推行早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著名阁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几人优势互补，各尽其责，在他们治理下，明朝的国力日渐鼎盛，阁臣也开始兼任六部尚书，地位空前提高，就连以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文章也风靡一时。
到了嘉靖、隆庆之间，内阁权势加重，阁臣身系天下安危，在内辅助主上，在外统帅百官，俨然唐宋时代位高权重的真宰相了。明末文人陈子龙在《皇明经世文编》中如是总结内阁发展史：
内阁的崇高地位也使得帝国精英为此明争暗斗，正常情况下，内阁中同时会有多位大学士（即阁臣），比如华盖殿（后改为中极殿）大学士、谨身殿（后改为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与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品级有高有低，其中以首席大学士为内阁大学士之首，俗称“内阁首辅”。
首辅作为阁臣中的领袖，与皇帝的联系最为密切，地位也非普通阁臣所能企及，尤其是首辅在拟定意见时，完全可以不征求他人意见，即使普通阁臣代拟文件，也要依照首辅之意落笔。
“三杨”之后，阁臣们小冲突持续不断，大体上尚能相处融洽；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种相对和谐的面貌，开启了阁臣间的倾轧之风，使得大明政坛布满腥风血雨，此后的内阁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权力斗争，踩着前任的鲜血才登上了万人瞩目的宝座。
这件对大明政局影响重大的事情，便是嘉靖初年的大议礼事件。
残酷的内阁斗争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膝下无子。首辅杨廷和依照《皇明祖训》，选定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他即位不久后，就为了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世宗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考，而以他的生父为叔父。
嘉靖皇帝恰恰又是个死要面子的拗孩子。父亲就一个，由不得大臣们选来选去，一不做二不休，小皇帝开始摆出拗脾气的架势，他不仅称父亲为皇考，伯父孝宗皇帝为皇伯考，甚至还想把父亲追封为皇帝入祀太庙，母亲尊为皇太后。
杨廷和等阁臣当然不从，他们联络朝官，一再抗疏，迫使嘉靖就范，屈从廷议。君臣矛盾日益尖锐，双方起初还处于较为缓和的冷战状态，随着大礼之议的逐步展开，新皇帝与旧大臣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
小皇帝此时羽翼未丰，他所等待的就是一个理论依据，一个让自己能在百官面前立威的机会。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小皇帝陷于孤立无助之时，这年的新科进士张璁兵行险招，费尽心思写成《大礼或问》一文奏上，支持皇帝将亲爹封为皇帝的做法，他认为皇上大孝，继承的正是大统。
此言正中小皇帝下怀，为他找到了可以依循的礼法，在张璁、桂鄂、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嘉靖皇帝动用强权击败了反对派，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如愿颁布诏书，议定大礼并拟定杨廷和等人的罪状。
议礼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赞助嘉靖皇帝议礼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议礼”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对此，明末文豪李维祯有公允之言：“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国家重臣，他们不在乎世人的俗谤，一心为国谋福，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有明一朝出了两位功业彪炳千秋的张文忠公。”
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明世宗实录》中对张璁勇敢任事的胆识赞誉有加。
不过，张璁和桂萼毕竟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未佳，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张璁与桂萼也知道自己不受人待见，两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希望用圣宠压制朝野士人的不满；而嘉靖的偏心偏爱和张璁的权势薰天更加剧了清流对他的厌恶。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
张居正入仕的时候，明朝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可谓天下无敌，直到嘉靖十四年春，张璁得疾，屡疏致仕，被护送回乡，三年后病逝。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动。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而后夏言被罢，严嵩入阁；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据上风；嘉靖二十四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在内阁中与严嵩形成对峙。
夏言、严嵩两位内阁同僚都是江西人，夏言来自广信府贵溪县，严嵩来自袁州府分宜县。虽是同乡，两人的人品性格迥然不同，夏言豪迈强直，严嵩柔佞邪恶；夏言敢于匡扶嘉靖的过失，严嵩只知一味地迎合皇帝。
夏言东山再起后，雄心勃勃地渴望有所作为。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就是西北的蒙古鞑靼，鞑靼占据河套地区，侵扰边疆将近百年。
河套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必争之地。天顺五年（1461年），鞑靼首领孛来占领河套，并不时骚扰明朝北方边境。明孝宗时有心收复而不能，武宗想征讨也没有实现。
夏言任用能征善战的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即甘肃、延绥、宁夏三边）军务，企图收复被蒙古人占领的河套地区，完成大明几代君王的未竟事业，此事起初得到嘉靖皇帝的高度赞赏，嘉靖下令曾铣与诸镇臣子悉心研究方略，并特意拨二十万两银支持收复河套。
没多久，嘉靖皇帝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他忽然拿出亲笔诏书晓谕辅臣说：“现在驱逐河套逆贼，师出果真有名吗？土兵粮食果真有余，一定能够成功吗？一个曾铣何足道之，如果生民荼毒怎么办？”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趁机攻击夏言，他利用嘉靖对蒙古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会“轻启边衅”，是穷兵黩武之举。
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生怕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捣北京老窝，早已没了主见。严嵩更是抓着机会猛攻夏言，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说，鞑靼入侵，数万百姓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就是夏言和曾铣。他还指使他的亲信仇鸾诬告曾铣掩败不奏，克扣上万军饷，儿子曾淳和他的亲信苏纲贿赂当权者夏言，才当上三边总督的要职。
嘉靖听到这些后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他们的妻子也被流放到三千里以外的穷乡僻壤，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家破人亡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严嵩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内阁的头把交椅。
小翰林的蛰伏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为他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他在这里可以零距离接触那些国家栋梁之臣，目睹世人仰慕的鸿学硕儒的风采。
他也在这里饱览外人难以见到的各类政府邸报、六曹章奏和历朝实录，时政观察与文献研究参稽比较，他从历史的大脉络中看清了现实政治。原来，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有的崇高伟大，也有的龌龊狠毒。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得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他不追求去做“前七子”、“后七子”这样的文苑精英，他只想一门心思解决现实的政治危机。他用心编写史书，以史为鉴；冷眼旁观现实，剖析政务。即便是闲暇娱乐之时，他也心系军国大政。
有次翰林院组织青年才俊收看戏剧《千金传奇》，演到萧何追韩信一幕时，张编修目不转睛，全身心都投入到戏剧中去，同列看到他如此专注，便戏谑他。只听张居正正色道：“君臣将相，遇合之难如此。毋得草草。”[6]
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张居正却热衷于结交天下贤良，善取各家之长。同科进士中，他和浙江陆光祖、江西胡杰最为友善；同乡士人中，他和方逢时、李幼滋最为投缘。
张居正和胡杰同时考入翰林院，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两人胸怀报国之志，时常促膝长谈，砥砺德行。后来，胡杰离开翰林院，相继做了广平府通判，南京太仆寺丞，张居正一直和他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工作心得。
陆光祖初为浚县县令，为民请愿；后来做了吏部考功郎，不遗余力为蒙冤官员辩白，破格擢升廉能官员，深受吏部尚书严讷器重。陆同学熟知朝章典故，议论朝政总能一语中的，张居正对他敬慕不已；他笃信佛教，自号五台居士，和张同学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两人遂结为知己。
方逢时先后出任宜兴、宁津、曲周三地县令，他通达政务，简化审理案件的程序，敢于为民做主，惩办不法官吏。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张居正佩服方逢时的才干，两人交往密切。
李幼滋出身于湖广应城一个官宦家庭，祖上三代为官，家世兴旺。张居正和李幼滋不仅是同乡，又一同考中举人和进士，张居正是二甲第十二名，李同学中三甲第十二名，从此与张居正同朝为官，先后做过行人、邵武县丞、刑科给事中，是张居正的“四同”友人。
李幼滋体态肥胖、笑容可掬，谈吐诙谐幽默，与严毅端重、不苟言谈的小张形成鲜明对比，互补式的性格使他们在生活、工作上相得益彰。小张遇到李大哥，从平日的沉默不语一下子变得非常健谈，两人用乡音纵论国是，有时竟能交心畅谈几天几夜。李大哥酒量大，茶瘾深，无论到哪里，手中少不得提着茶壶、酒壶和便壶，张居正戏谑他为“三壶清客”。
正是这群朋友，日后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左膀右臂，他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无论方逢时、陆光祖，还是翰林出身的胡杰，他们都有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深知社会弊病，民生疾苦；而自己身处散局，徒有满腹经纶，却不能亲历政事，无从由职任践履中获取经验，培养谋略。他给当时著名学者罗汝芳的信中，吐露了这种无奈：
由于缺乏基层政事历练而缺少实践经验，张居正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渠道弥补自身的不足。他与分隔在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工作心得。他向他的同乡，时任辽东巡抚的王之诰询问辽东地势山形；向坐镇东南的福建巡抚谭纶请教海防问题；向甘肃巡按御史耿定向咨询西夏风土和边事。
每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察使从边塞巡视还朝，他总是提着酒菜前去探望，与基层官员饮酒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7]
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张居正深切感受到年少时那经世安邦的远大理想变得越发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论时政疏》，试图让皇上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现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居正热切呼吁嘉靖皇帝摒弃幽居深宫，隔绝臣民的消极态度，励精图治，振奋乾纲。在奏疏中，张居正列举了臃肿痿痹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宗室骄恣、庶官疾旷、吏治因循、边备不修和财用大亏。
朱元璋实行封藩制度，儿子封为藩王，女儿封为公主，藩王的女儿封为郡主，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龙子龙孙多达一万余人。分封在各地的藩王揣摩帝意，迎合嘉靖癖好，借此取得宠信，苛虐百姓。国家机器濒于瘫痪，文官爱财，武将怕死，因循腐败遍及全国，各级衙门都充斥着一批批得过且过的官吏，敷衍了事，贪贿舞弊成风，恰似扩散的癌细胞，慢慢吞噬着帝国的肌体。北方九边、东南要塞，将无韬略、兵无斗志，防务废弛，皇帝却沉溺于炼丹、修道，向人民苛取滥用，财政崩溃，社会动荡。
张居正殷挚寄望于嘉靖皇帝的幡然醒悟，企盼他能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撰写的奏疏如同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
从此，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他把改革朝政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恩师徐阶身上。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不得不使张居正对徐阶“另眼相看”，看到了人性的冷漠与阴暗。徐阶的另一位学生，张居正的同年进士杨继盛因痛斥严嵩恶行，被押入大牢，重刑伺候，朝野上下卷舌侧目，唯独张居正所尊敬的徐老师竟装聋作哑，没有丝毫动静，任凭一条年轻的生命陨落逝去……
当年夏言被冤杀，举朝为之鸣冤，唯独作为夏言学生的徐阶不敢相救；如今杨继盛有难，徐阶仍然是一言不发。如果徐阶仅仅是明哲保身也罢，可他为了讨好严嵩，甚至低三下四到把自己亲生孙女嫁给严世蕃儿子，还和严嵩党羽——号称明朝第一锦衣卫的陆炳联姻。这一切，张居正都看在眼里，不禁对老师异常失望。
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沉重的打击。
张居正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而去，念妻、怀友、感叹时局，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张居正年轻的胸怀中，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临行前，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长信，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
张居正首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混乱的政局有所改观。他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才不敢出一言劝慰皇帝励精图治，相公这样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忍到何时才是尽头？习弊至此，不如起而抗争，万不可如欧阳尚书，抓住敌柄却又操刀不割，壮志未酬身先死，如果有朝一日，相公与诸贤臣一起振刷朝纲，居正一定回朝，以死相报！”
张翰林颇费心机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政治是双方实力的博弈，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他读着信，苦苦地摇了摇头，心想如此血气方刚的张同学若要堪当大任，必须经过磨练。唯一令徐阶欣慰的是，又得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
居江湖而忧庙堂
张居正抱病回乡之初，帝国的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复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鞑靼入寇，北虏南倭并为国患，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湖广荆州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滔滔江水直冲郡城，邑无安居之户，里无乐业之家，民穷财尽。
此情此景令休假在野的张居正没有心思如其他在野文官一般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京城见闻。他寻得一处风光秀丽的湖畔，亲手在此筑起几间房子，起名曰“学农园”，张翰林在他亲手所筑的“学农园”中博览群书，“究心当世之务”。
读书之余，他游走于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获固然令人欣喜，每观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能免于饥饿。
官吏催征过急，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这些情状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象，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
田赋以外，还有商税。明朝开始在大运河航线上设立钞关，钞关巧立名目，专门负责对往来船只征收商业税。近年来，荆州一带的榷税负担日益加重。商人奔波千里做贸易，难得挣到点血汗钱，也被繁重的商税压得气喘吁吁。
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年少成名的张翰林，一路成长起来虽不是官运亨通，倒也少经波折。求学和做官过程本身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去认识底层社会。这次回乡，所见所闻不由促使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向深处考虑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祛除顽疾。
恰逢工部都水司税使周汉浦来荆州收税，张居正与他一同探讨国家大计，认为要转变荆州商旅萧条的景象，只有从整顿榷税制度、减少重复征税入手。
他饶有见地地指出：古代的执政者，使商人互通有无，农民种植粮食。如果商人不能互通有无，农民不得便利，农业就会衰败；反之，如果农民不好好种地，商人没有饭吃，商业就会衰败。商业与农业常常是处在天平的两端，不能厚此薄彼。如今商业衰败，就是因为农商不能互相协同配合。要想增强物力，则不如减少征发徭役，厚农而资商；要想充实民用，则不如减少税收，厚商而利农。
农商相互倚赖，农与商职业分工不同，但异业而同心，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
张居正毕竟只是赋闲在家的人，他独到的见解并不能为世所用，如今所能做的除了读书考察，就是欣赏荆襄大地的秀美景色。六年的休假生活中，最令他身心愉快的当属衡山之行。
张居正偕同应城李幼滋，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长沙李石棠等几位湖广友人，趁着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遍历潇湘大地。
张甑山是当时著名理学家，李石棠与李义河后来都位列公卿，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左膀右臂，几个年轻人正是在此结为剪不断、紧相连的致密亲友。
同游五人起先在山间行走，遥望芙蓉、烟霞、石廪、天柱等山峰，皆是直耸云霄，好象是排列有序的森森刀戟一般，争相表现出奇绝秀丽；祝融峰隐于众峰之间，羞赧般只露出发髻样的峰顶。等到几人身临祝融峰顶，才惊然发现其余众峰原来都在脚下，它们似作揖，似退却，似低头，似拱手，好不畅快。
蒸腾的潇江湘江，像一缕碧带环绕，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蒸腾的潇江湘江，却如一缕碧带环绕。
荆楚洞庭，三湘大地，骚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文人雅士在这里尽兴。
八百年前，李白来到这里，写下了“五峰晴雪，飞花洞庭”；孟浩然来到这里，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张居正也忘却一切烦恼，脚踩峰顶，侧视苍梧九嶷山，俯首江汉，大千世界，尽收眼底，下面那些连绵山峦，都仿佛土狗虫蚁一般。
从妙高台到祝融峰，几位年轻人完成了“欲骋万里”的共勉和相托，归途中，张居正等人溯江西行，途径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张居正在游山玩水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两者交织在张居正胸臆之中，他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化为两首七律诗：
山居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无动于衷吗？
重返淤泥政坛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其间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深思。在彷徨中，张居正坚定了自我，洞悉了社会百态，成熟了自己的治国方略，重新燃起了一股报效国家的热情。
他那位屡试不第的父亲张文明看着儿子数年如一日地宅在家中消磨日子，早就忧虑重重。老人家逢人便抱怨说：“我家三代都无人中第，入朝做官。这个儿子难得入选翰林，本想靠他光宗耀祖，可他现在却无所事事。”言罢，深深叹气。
的确，张家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几代人终身的遗憾全都指望这位年轻人来弥补，眼看儿子业已进入“储相”的行列，岂能长久在家逗留，把生命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闭门读书与游玩休闲上？
国运的召唤，父命的嘱托，肩负着兴国、兴家的双重使命，使张居正不能不重返政坛。
三十六岁的少壮青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北上的旅程。人刚启程，一种略带犹豫，担心前景的复杂情绪便盘回胸际。
他此去京城，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区区七品的官俸，他忧虑如何面对紫禁城中那个变幻莫测的官场，而想要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施展抱负，是何其艰巨！
他留恋美好的故乡，十三年前，他从这里进京赶考，其后发妻顾氏去世一度南回。数度往来，十三个春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江岸依旧，而人近中年。
既然已经选择了惊涛骇浪，那么无论是否会有无尽的颠簸，抑或是倾船的风险，也唯有义无反顾地驶向前方了。怀着“除奸革弊”的理想，张居正深吟一首《割股行》以表达他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耿耿，激励自己献身国家：
天不遂人愿。长安道上，京师城中，金碧依旧，黄土依旧，豪门依旧夜夜笙歌，疾苦百姓也俯仰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张居正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
身为九重天子的嘉靖皇帝则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丝毫无动于衷，他毕生只琢磨两件事情：一是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权，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此君性格残暴，喜怒无常，对待大臣和后宫都极为冷酷刻薄。
他荒嬉怠政，偏偏又喜好弄权，宫人只要犯下一点小错，就痛加责打，多达二百多位宫女死在他的皮鞭之下。宫女不堪苦痛，宫女领袖杨金英索性串联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谋划除掉嘉靖。不幸的是，她们用丝线勒嘉靖帝脖子的时候，打的是活结，使嘉靖帝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她们也被自己的失误丧送性命。
在守卫森严的宫廷，一群弱小的女子，竟敢与皇帝拼命，旷古未有。事情虽然很快平息，嘉靖皇帝幸而未死，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本来他就是怕死之徒，如今再遭受这一生死大难，慌恐的内心愈发要紧紧抓住求仙长寿这根救命稻草。
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从此避居西苑（今中南海），潜心修道，再也不敢回到临朝议政的乾清宫。皇帝不上朝，一切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污吏提供更多渎职枉法的机会。一时，严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乌云密布的朝政能否给张居正这颗新星闪耀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