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河海”对我国水利事业之贡献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自1915年开办至1927年独立办学期间，共毕业学生10届232人，转入第四中山大学学生共5届90人。据1926年6月28日《河海周报》第十四卷第十七期《校闻》专栏刊载：“历届毕业生服务状况之调查：自六年级至十四年级止（注：六年级即民国6年毕业，十四年级即民国14年毕业），已将历届毕业生最近服务状况调查汇齐，分界统计（见表2-5）。共计毕业生总数168人，其中服务水利工程界者44人，占26.2%；其他工程界（道路、建筑、市政等）73人，占43.5%；教育界26人，占15.4%；政界3人，占1.78%；未详近况者12人，占7.16%；已故10人，占5.96%。”

由于“河海”办学方针明确，特别是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多数教师在学术和思想修养上对学生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从而使“河海”形成了“团结、爱国、谨严、朴实”的校风，造就了一大批有献身精神、有真才实学的埋头苦干的专门人才，成为我国现代水利界、工程技术界和水利高等教育的重要骨干力量。学生中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有汪胡桢、须恺、黄文熙、许心武等水利界老前辈、老专家和著名学术权威。

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水，政府设京畿水灾河工善后处，修复永定、大清、子牙、北运、南运五大河堤埝的技术工作都由河海特科毕业生担任，1918年春又调正科八年级全班29人分赴五大河协助工作，直至竣工。这一救灾机构后来改称顺直水利委员会，有“河海”毕业生顾世楫、江浚、穆苓园、刘秉璜、肖开瀛、张晓云等继续参加测绘华北地形图，规划整治方案。1921—1922年陕西省大旱，李仪祉教授率领毕业生须恺、孙绍宗、胡步川等人实地踏勘，制订蓄水灌溉工程计划。1928—1930年陕西又连年大旱，依靠救济金和国家拨款，先后兴建泾惠、洛惠、渭惠、梅惠等新型灌渠，李仪祉教授为总工程师，毕业生须恺为副总工程师，并有20多名毕业生先后参与，有的在施工中献身，有的终身参加工程的续建和维护管理。

“河海”的创办，对我国现代水利工程和科学研究事业，起着开拓和推动作用。1918年成立的顺直（后改华北）水利委员会、督办运河工程局，1920年成立的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及1929年成立的导淮委员会，1933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1934年成立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及一些地方水利机关，许多技术和工程负责人均由“河海”师生担任。最初水利建设很少，各水利机构仅限于勘查、测量、规划设计。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兴建一些现代水利工程，“河海”师生在这些工程中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水利，治水患、兴水利，“河海”师生重新焕发精神，在各水利领导机关和工程中发挥专长，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校至1927年河海工科大学并入第四中山大学，同期国内并没有其他高校设立水利科系，可以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变化发展就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水利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形态。作为一所独立办学、培养水利人才的专门学校，“河海”建校之初即明确了教育方针，健全了组织机构，设置了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召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师，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水利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有献身精神、有真才实学的水利高等专门人才，对我国水利高等教育事业起着开拓和推动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多年战乱结束，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国民政府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法规，高等教育的体制逐步完善、定型，质量、规模也稳步提升，水利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土木系水利组的设立，预示着中国水利高级人才的培养从单科性大学扩展到综合型大学。1935年武汉大学还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水利类研究生。此后，我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层次和形式结构不断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