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水利和高等教育发展催生了水利高等教育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列强侵略和民族危亡，许多志士仁人力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纷纷兴学校、办教育、开民智。同时大量西方先进技术传入中国，效仿西方教育机构的各类专门学校蓬勃发展。近代中国洪旱灾害十分严重，尤其是黄淮平原，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严重破坏了水系，淮河流域尤其突出，治水的呼声日益高涨。长期以来水利技术落后，水利人才匮乏，20世纪初的中国还没有一所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学校，创建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势在必行。

一、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

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民族危难，要想改变当时的现状，必须让人们在思想上解放，技术上革新，兴西学、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思想的根源上改变民众；“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洋务派于1862年创立京师同文馆，随后陆续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7所学习西文的学堂。1866年创立福州船政学堂，随后陆续创立天津水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等26所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主的学堂。到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在全国兴办具有专门学校性质的各类教育机构30所左右，办学宗旨是“中体西用论”。尽管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些学堂陆续关闭，但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业人才，丰富了社会文化知识资源，引起了社会新的变化和发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清政府变革图强，加之维新派的推动，清政府地方官员积极创办新式学堂。1895年在天津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1898年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在河南开封创办“河南大学堂”，都是效仿西方的教育机构，是新式的高等学府。

教会大学也是中国近代特殊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指欧美各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如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立的“文会馆”，也称“山东书院”，在上海创立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到1900年，中国已经有了5所教会大学。虽然教会大学最初扮演的角色具有政治目的，但因其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传教士直接创办的西式教育，教会大学将西方比较成熟的近代大学办学理念、教育方式和近代先进的自然科学引入中国，为中国近代的科学发展、人才培养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正式提出了初、中、高等实业教育的制度设计。1905年废止了沿用1300年的科举制度，为近代教育发展扫清了障碍。清政府将鼓励留学作为新政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除官费、公费有目的地选派学子到美国、欧洲、日本留学外，还有大量自费留学人员。这一时期培养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各个领域发挥了应有作用，同时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大量师资，为各类专门学校的创办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2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仿效美国政府制度，设立9个部，各部的核心成员大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留德归国的蔡元培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是典型的由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构成的政府，他们注重崇尚科学，重视新式教育，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1年内，教育部相继颁布一系列法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制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有三个体系：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作为《壬子癸丑学制》的一部分，教育部在1912年10月22日公布《专门学校令》，专门学校的培养宗旨是教授高等学术、培养专门人才。

20世纪初，各类专门学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统计，1912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15所，其中大学4所，专门学校111所。

二、近代中国水利的发展与社会需求

（一） 近代中国水患严重

清朝中后期的嘉庆、道光时期灾荒严重，其中尤以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最为严重。仅就黄河而言，“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黄河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区别于其他河流的显著特点，晚清更是如此。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对当地人民造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曾经严重影响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黄河夺淮，黄运关系开始复杂，政府基本采取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措施，但是效果不佳。黄河夺淮后，苏北的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进而影响了苏北经济发展，使其长期明显滞后于苏南。黄河的泛滥与改道导致开封附近地理环境恶化，进而使开封城失去了宋代经济中心的地位，明清时期衰落之势不可逆转。黄河长期在商丘的迁徙给商丘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土壤的沙化、盐碱化，原有水系遭到了破坏，地势也有所抬高，泥沙问题也日益突出。

长江流域水患骤增是嘉道时期灾害的特点。1848—1850年，也就是清道光最后三年，江、淮流域八省连续三年大水灾。1848年长江中、下游湘、鄂、苏、浙形成大范围水灾。湖南全省被淹人、畜、房屋不计其数，滨湖地区尤为严重，围垸多溃，湘阴一带“水深齐屋脊，次年犹未退”。湖北也有30余州县被淹，武昌城外“江潮几与城平”。此外，江西20余州县被淹，江苏65厅州县大水成灾。浙江因风暴潮成灾，31州县缓征田粮。1849年，长江中下游再次发生大水灾，灾情比上年还要严重。夏季江苏、浙江、安徽、湖广等地大雨连绵，洪水百年不遇。苏南34个厅州县全部受灾。苏州大水入城，江宁省城也被大水浸泡，就连两江总督署衙门也积水一二尺。湘、鄂两省灾情也十分严重，江汉平原汪洋一片，河湖不分。1850年水灾虽不像前两年那么严重，但江、浙、皖、湘、鄂仍然有大片地区被淹。江苏受灾地区达65厅州县，浙江受风暴潮袭击，加上海塘决口，共有50州县受灾。安徽霍山、望江等地山洪暴发，房屋地亩尽数被冲。湖北江汉河湖并涨，低洼地区变成泽国。湖南洞庭湖附近十余县也遭水淹。连续三年的洪灾导致中国经济最富庶的东南八省元气大伤，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一些省份还瘟疫流行。一时间，数以千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造成社会急剧动荡。此后，1860年、1870年，长江上中游又发生了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

就地区而言，嘉道时期东南各省灾害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湖南与湖北长期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可见，其粮食生产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但这一时期，本是粮食输出地区的湖北省却不能保证本地需求，反而依靠他省的粮食来维系。湖南也是水患灾害不断，并造成严重的后果。184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自三月至六月仍淫雨不止，很多滨湖围垸溃决，全省大荒。史料记载当时“长沙、善化聚集饥民数十万人。宁乡饥民相率闯入富室，伐廪出谷，采枯草充饥，盈路皆饿殍。湘潭城乡散居饥民数万人”。

东南各省为当时相对富庶的地区，灾害打击尚如此严重，其他地区自不待言，甚至连京师也不例外。1801年六月初一起，京畿地区遭受数百年来特大水灾，“实非寻常偏灾可比”（《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八十六）。京城地区受灾严重，由于连日雨势过大，“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卷八十四）。因猝被水灾，房屋倒塌，右安门外关厢内各庙宇，存留被水难民四百七十多人，中顶庙内存有难民千余人，永定门外海会寺各庙，有被水难民三百八十多人。土山上还有难民二十多人。卢沟桥因“桥洞出水不及，以致东西两边漫水二三尺不等，将桥上栏杆、狮子全行打坏，东岸十四号漫开十余丈，桥南东岸刷开百余丈”。这一带“几成泽国”。这次决口后果严重，“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

直隶地区也有众多州县受灾，据《清实录》记载，“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数千万黎民，荡析离居，漂流昏垫，诚从来未有之大灾患”，并淹及邻省地区。其他如1813年冀鲁豫三省旱灾，1823年北方直隶、南方江苏等数省水灾，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的决口，道光末年东南各省大水灾等，都是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破坏较为严重的特大灾害。

（二）近代中国水利技术状况

曾经引以为傲的我国古代科技文明，伴随着闭关锁国、封建专制，到了近代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的科技发展。特别是在治水方面，明清以来，政府腐败无能，水利技术人才匮乏，虽然也在不同时期治理水患，但大多采取围堵的方式，水利技术落后，灌溉、江河治导、航运、水力四类工程废弛。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开始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也逐步渗透到我国的水利事业中。1878年，开始采用西方测绘技术测量湖口水位；1889年，开始用电报传递水情；1899年，黄河两岸开始架设电话，用于遇有险工及水势涨落随时通报信息；1899年，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来华进行黄河考察，撰写《勘河情形原稿》，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客观分析了当时山东黄河形势，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治理举措和标本兼治的设想。清朝末年，在黄河治河中，已开始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取代黄河堤防工程传统落后的人工操作方式，如采用机船挖泥、铁路运输、水泥砌石、架设电灯等。1908年设“永定河河工研究所”，1910年设“山东黄河河工研究所”，旨在解决我国水利专业人才匮乏和河工专业知识不足问题。

中国近代的水利技术还处在非常低端的水平，培养的治河人才也是层次低、系统性不够。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期间，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他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力主培养水利高等专门人才。他多方呼吁，亲自联络，筹措经费，聘定教师，商定校址，审订办学方案，于1915年在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河海工程专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