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一级支流遇龙河流域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的探讨
——一项中小流域综合规划的设想

1 流域概况

遇龙河发源于广西临桂县境白粘岺，由西北向东南蜿蜒流经中低山区和谷地田园30余个村庄，在金龙桥汇入流经“世外桃源”的葡萄支流，在旧县汇入白沙河，在潘庄与流经大榕树的金宝河汇合后，于书童山汇入漓江。潘庄以上遇龙河干流长约47km，流域面积约346km²（不含金宝河），属漓江一级中小支流，是阳朔县境内除漓江外最大江河（图1）。

流域地貌主要有中低山地貌、丘陵地貌、岩溶地貌。其中岩溶地貌有峰丛洼地、峰丛谷地、孤峰丛地、岩溶和地下暗河等。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1617～1764mm（川地～山区），笔者据仅有的1960年5月至1961年3月，1966年4月至12月的水文观测记录分析，金牛桥断面年平均径流量约2.6亿m³，潘庄断面年平均径流量约3.8亿m³，即遇龙河干流年平均流量12m³/s，80%分布在3—8月。

流域内现有六迪、木浪岗和白沙等小（1）型水库三座，总库容1300万m³，灌溉面积约1.5万亩；由一峁之隔的金宝河上游的久大水库（中型）跨流域引水入遇龙河上游灌溉面积约1.5万亩；金牛桥以下沿河坝堰引水灌溉面积约1.0万亩；以上合计灌溉面积约4.0万亩。

流域内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辅以金桔、橘子和柚子等水果。工业生产有竹制品加工制作和大理石开采。

遇龙河中上游山区和丘陵区的植被覆盖良好，林木茂密，山溪潺潺，鸟语翠竹，民居隐现，环境幽静，是发展生态环境游览的境地；遇龙桥以下至潘庄（大榕树），名胜古迹众多，美丽的田园风光，清澈的江水，是徒步游览和水上漂流佳境。

遇龙河不仅是一条美丽的江河，两岸众多的文化古迹中，有如唐代县城遗址、古村、古寨、古井、古桥、古代坝堰和水车等文化遗产，也是一条历史文化长廊。

2 包括水文化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

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得到发展，开发了遇龙桥—潘庄的遇龙河景区游览，特别是遇龙桥—旧县—潘庄（大榕树）的水上漂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照片H-10）。

金龙桥以下的遇龙河，汇流水域逐渐增大，清澈的河水，鱼虾可见。人们称遇龙河是“藏在深闺人未识”，一旦撩开它的面纱，就会惊喜发现，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山水交融的岩溶地貌，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遇龙河流经这多姿秀态的连绵山峦和奇峰拔地的田园间，一幅幅秀丽景象沿河上下，人称“小漓江”，不是漓江，胜似漓江（照片H-10、照片H-11）。更可贵的是包括水文化在内的历史文化底蕴。

两岸民宅典雅，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旧县的青砖瓦顶马头墙，屋脊翘起，梁檐精雕，气势恢宏，颇具明清建筑风貌（照片H-19、照片H-20），引人注目的是“黎氏家祠”颇具风格，祠人中人才辈出，有举人、进士、将军和教授等，有举人祠、将军府和高知族之称。

遇龙河上有广西三座古老石桥，即建于明代初年的富里桥，至今仍保持在支流乌龟河上（照片H-16），桥长30 m，高10m，远远望去，桥拱与倒映相连，酷似一轮浮月，立桥头观四野，青山环抱，绿水绕行，该桥曾在1944年遭受日本侵略者破坏，至今依然巍然壮观。遇龙桥横跨遇龙河，桥长60m，宽5m，高9 m，跨径20.5m，为明代永乐10年（1412年）所建，由拱形大理石科学排列，无灰浆镶嵌而成，既不松动，也不塌陷，巍峨壮丽至今600百年，桥头古树参天，青藤紧垂，桥下流水潺潺，桥上游人络绎，是广西单跨古石桥中跨径最大的一座，遇龙桥见证人世沧桑却依然坚固如初，观者无不赞叹先辈的智慧（照片H-14、照片H-15）。位于旧县村白沙河上的仙桂桥，是一座桥长25.8m、宽4.16m、高2.2m的单拱石桥，系由“卷石”（拱形料石）无灰浆镶嵌而成，由桥下仰视可见料石分成9组，每组29～35块不等，共用料石281块，在料石上刻有建桥记载，字体工整清晰，由文字记载可知，仙桂桥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4年后（1127年）重架，是广西最古老石桥，至今890年完好无损，也是先辈们精心设计和精心施工的宝贵遗产，可见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照片H-17）。

唐代武德四年（621年）的归义县城遗址紧靠旧县村旁遇龙河畔，土筑城墙四周长800m，东、南、西三门依然可见。另外，古村、古井、古寨、古树等等无不留下了遇龙河历史岁月的痕迹，是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

由唐代县城遗址到罕见的古桥遗产，可见这里曾是富饶之地，交通要道，鱼米之乡，不难理解遇龙河原名称之安乐水的由来，是中华文化的一角。26座坝堰曾形成近百架竹筒水车，日夜旋转，浇灌着两岸田园，是我国最早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大部分水车已被水轮泵代替，竹筒水车所剩无几。古为今用，26座坝堰形成各具特色的小瀑布，如今却为水上漂流所用，古今相融，也可谓是一条天然水文化博览线。各坝堰的壅水形成一座座“平湖”，清平如镜，天光云影衬托绿意盎然的群山，倒影水中，清澈自然，美妙绝伦，更显水利的魅力，国内外不少学者称之为人类历史遗产。

流域内除已供人游览的“世外桃源”、大榕树、刘三姐对歌台等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不少文化古迹，如天作寨、潘庄画室等。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民自觉组织抗日队伍保卫天作寨，与日本侵略者激战六昼夜，消灭日军数百名，赢得了保卫战胜利，为抗日战争写下光辉一页。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0年），在潘庄建有悲鸿画室，徐悲鸿的《青厄渡》等价值连城的著名山水画就是在此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许多名师到此作画，如李可染的“群牛戏水图”等亦在此完成。

当人们来到这里，分明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更体会到水的魅力，可获得一次历史文化的熏陶。

3 存在的问题

流域内自然风貌优美，千百年来幽静的河水浇灌着两岸田园，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历史上称之为安乐水的遇龙河，含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但由于工农业发展、城镇扩容，以及旅游业兴起，水利生态环境也有着潜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1）年径流分布偏差较大，枯季水量不足。

（2）部分山林受到砍伐裸露，大理石开采不规范，破坏了水土保持。

（3）部分生产生活污水或垃圾排入遇龙河。

（4）防洪标准偏低。

（5）水上漂流欠安全。

（6）部分古建筑受到损毁。

4 流域整治的探讨

遇龙河是漓江一级中小支流，至今尚缺一个全流域规划来指导上下游综合整治，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建议由当地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安排此项中小流域规划工作。笔者据所了解的情况，探讨如下。

4.1 关于涵养水源

遇龙河中下游景区河段，全年水量较丰富，75%年保证率可补给漓江径流约2.4亿m³，但枯水期（9月至翌年2月）流量偏小，不能完全满足城镇引水和水上漂流需要，从全流域长远考虑，应进一步从流域生态环境入手，水土资源保护和涵养水源出发，按照坡地退耕还林的国策，规划实施，进一步增长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削减洪水，增加枯季水量，这是该流域及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4.2 节水灌溉和水库改建加固

流域内水稻灌溉是主要用水，实践表明适时节水灌溉，不仅是达到高产稳产的一项措施，也是节约用水之举。现有几座水库的灌溉渠系配套不佳，渗漏现象普遍。实施灌区节水改建可使中下游枯季流量得到增加。另外，对上述四座水库改建加固，也可使枯季流量得到调节。

4.3 大理石开采区整治

现有大理石矿区数十处，对没有科学的规划设计、没有环保措施、破坏水利土地资源的开采区，应进行全面整治。在全面规划设计的基础上，有计划的科学开采，强化管理，开采一片保护好一片。对山岭覆盖遭到破坏的区域，应尽快恢复。

4.4 雨污分流和垃圾处理

沿遇龙河干流，除农田退排水外，也有部分生活污水和小型企业污水排入，甚至也有临河居民点的垃圾倒入河中，旅游发展也带来新的污染，对水质有潜在的威胁，应在流域规划的基础上，搞好景区设计，逐步实施，加强管理，解决好雨污分流和垃圾处理。

4.5 关于漂流安全问题

2001年以来，从景区的遇龙桥—旧县—潘庄（大榕树）的水上漂流和骑自行车游览，对农村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水上竹筏漂流存在漂流不畅和安全隐患问题，值得研究完善。

景区漂流段水程约16km，，其间有用于灌溉的透水堰坝26座（包括已废堰坝），平均约610m就有一座。这些堰坝具有悠久历史，随着时代进程，坝端用于提水的古式竹筒水车已被如今的水轮泵取代。由于坝体透水，不能形成完整的堰顶溢流，特别是枯季，许多堰顶露出水面，需要人力把竹筏移过堰顶，影响了漂流效果和游客兴趣（照片H-13）。

通常3—8月期间的丰水季节，许多堰坝上下游水位差大于1.5m，部分堰坝达到2m，由于没有筏道，竹筏任意漂流过坝时，受到坝顶单宽流量分布不均和流势影响，容易造成竹筏横漂过坝，导致竹筏倾翻，形成事故，如此漂流存在一定不安全性（照片H-12）。

针对上述状况，除加强水资源保护外，宜对坝堰进行全面规划，对保留的堰坝进行加固，减少漏水量，使枯季能形成堰顶溢流，免去游客下筏人力移筏。另外，根据水文条件和水力学计算，可考虑在堰坝一侧建1～2道水坡式筏道建筑物，使竹筏漂流完全达到有惊无险，从而激发人们的兴奋点，使景区水上游览进入一个新阶段。

4.6 防洪减灾和水生态保护

据调查，遇龙河部分河岸和堰坝的防洪减灾能力低于20%防洪标准，常遭到洪水水毁，应据防洪标准，结合上述情况及河流生态环境，按中小河流治理标准进行坝堰和河岸加固。

沿河水生物种繁衍也属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如今河中鱼类稀少，稀有鱼种枯竭，应在保护水域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鱼种繁衍生息措施，还水域生态环境

4.7 文化古建保护

千百年来，沿遇龙河畔曾有数十架古式竹筒水车，靠各坝堰形成的水力条件，日夜不停旋转，浇灌着两岸千万亩田园，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照片H-18），宜选择性恢复几架，以体现素有安乐水—鱼米之乡之称的悠久历史文化，激起人们怀古颂今的水利游览。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文化古建受到不同程度损坏，应予整修保护。

本文刊于《现代珠江建设》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