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士兵到将军
乱世出英雄。五代以来连年兵荒马乱、争战不休的乱世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宋太祖赵匡胤依靠精湛的技艺，演绎出了一场精彩生动的传奇故事，不仅征服了观众，而且征服了整个天下。
赵匡胤出生于烽烟四起、群雄割据的五代乱世，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直伴随着硝烟和战火，以及黎民百姓流亡失所的无助泪水而度过。各路割据势力凭借手中的甲兵利刃，在中原相互厮杀。一时之间，神州大地“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躏于明时”。皇帝轮流做，你方唱罢我登场。五十年间，仅在中原一带，就有5朝8姓14个君主；而在山西和南方，也先后存在过10个割据政权。可谓是山河破碎、政权丛立。
历史上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并非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皇帝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和平时点点滴滴的不断积累。所以说，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汉高祖刘邦是以仁义之名立业的。他本是一个市井流氓，起事之前仅仅是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小的亭长。后来，他迫于无奈，才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当了一个小头目。刘邦本人才学疏浅，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他的武功，也只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带兵打仗，对他来说更是外行。但有一点，却是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就是他的仁义之名远播四方。正因为这点，一大批有才有能的谋士猛将投奔到他的麾下，供其驱使。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刘邦手中的权力才逐渐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最后成就了汉家霸业。
与刘邦相同的是，赵匡胤也具有同样的仁义胸怀；与刘邦不同的是，赵匡胤是自己凭借战功而逐步获得权力的。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道小康。其父赵弘殷中年得子，十分希望儿子能够匡扶乱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故给儿子取名为“匡胤”。为培养儿子成材，赵弘殷聘请了一位绝学宿儒，教授四书五经及文章，又亲自传授儿子武艺，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够文武双全。所以赵匡胤从小就衣食无愁、习文练武。在父亲的教导和熏陶下，少年赵匡胤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底子，并从书本上学到了行军打仗的兵法，为以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年少的赵匡胤就表现出超凡的领导能力，是伙伴们心目中的领袖。他善良、勇敢又有智谋，在玩打仗的游戏时，总是充当指挥者的角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小伙伴们也都听从赵匡胤的指挥，排列成整齐的队形，秩序井然地回到家中。赵匡胤则在队列的后面，看着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
年龄稍大，赵匡胤便在练习武艺方面得到了伙伴们的认可和尊敬。有一次，他在练习骑术时，挑选了一匹没有缰绳和马鞍的烈马。当时，他家中最好的骑师都没有驯服这匹烈马。年少气盛的赵匡胤，下定决心要把这匹烈马制服。当他跃上马背后，烈马顽性大发，四啼狂蹬，仰天长啸一声，向城门外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到城门口的门楣之下，跌于马下。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认为他必死无疑。然而，赵匡胤揉了揉额头，一跃而起，迅速追上这匹烈马，纵身骑上马背，死死抓住马鬃不放。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缠，烈马终于停下了疲惫的脚步，老老实实地受主人摆布。这一次驯马后，赵匡胤便成了开封百姓心目中的少年英雄。
成年以后，赵匡胤看到各地战乱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认识到这正是好男儿从军报国、建业立功的好时机。赵匡胤从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便想出去闯荡一番，希望能在乱世中建立一番功业，光宗耀祖。
开始的两三年，独自在外漂泊的赵匡胤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他的足迹所至，西北到达陕甘二省，南面到达湖北。他四处寻找成功的机会，却一无所得。在流浪期间，有一段时间赵匡胤盘缠用光，为赚些钱，他与一帮市井无赖赌博，期望能有所收获，以解燃眉之急。依靠高明的赌技和绝好的运气，赵匡胤很快就赢了不少钱。正当他满心欢喜，准备罢手离开时，却遭到了这些无赖的围攻。虽然赵匡胤有一身武艺，但无奈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对方是一帮天天打架斗殴的无赖地痞。在经过奋起反抗之后，赵匡胤终于被狂殴一顿，鼻青脸肿，赢来的钱也被无赖们一抢而空。在这次打架事件中，赵匡胤作为一个外乡人，而且势单力孤，仍然毫不畏惧，以一人之力敌十余人，其勇气确实非同一般。但是，他也深深感受到了作为弱者的无奈和无助，于是下定决心，要创出一番功业来。
有得必有失，有苦必有甜。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挫折对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说，并非仅仅是一种苦痛，更是迈向成功的宝贵财富。
三年的流浪生活虽然苦不堪言，但赵匡胤从中也获益匪浅。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赵匡胤在流浪过程中遍尝了人间甘苦。曾经被人欺负毒打，受过寄人篱下时的冷嘲热讽，因饥饿而偷过食物，因无钱住店而困卧树下。这段经历，是他一生中最感黑暗的部分，但也给他带来很多阅历和体验：走南闯北，熟悉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明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锻炼了个人的意志。所有这些经历，都为赵匡胤以后的统军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青睐刻苦努力的人。”《封神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姜子牙学艺归乡后，一直过着平淡而清贫的日子。凭他的才学，出将入相绝对是轻而易举，但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年届七旬也无所作为。一天，姜子牙在渭水河边垂钓，半天未见有鱼上钩。等到姜子牙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时，一路的人看到姜子牙的渔钩竟然是直的，于是惊诧之余便向他讨教。姜子牙只说了一句“该来的总会来”。路人都以为姜子牙疯了，但他们哪里知道，姜子牙之意不在鱼，他在等待贤明的君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后来便有了周武王请贤出山、灭商而建周的真实故事。
对于武将来说，战争就是一种机遇。武艺和兵法是武将谋生的基本条件。正当赵匡胤苦闷彷徨之际，他抓住了一个小机遇，加入正在四处招兵买马的郭威军中，成为一名普通士兵。郭威是五代时期后周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51年建立周国，即历史上的后周。正是这个小机遇，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改变了。
选择从军是赵匡胤的人生追求之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乱世之中，只能通过军功才可以出人头地。从军的士兵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战功赫赫而迅速得到提升和重用，出将入相；另一种是战死沙场。赵匡胤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便是战死沙场，他也要为了理想而放手一搏。于是，他从士兵做起，不断上进。
赵匡胤加入郭威的军队后，非常努力，很快便从一名普通士兵升为一名小军官。这次升迁，使赵匡胤信心大增，更加坚定了建功立业的信念和理想。
第二节 义社十兄弟
能够被皇子柴荣眷顾，是赵匡胤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像赵匡胤这样资历甚浅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军功之外，还需要伯乐的提携和明主的荫庇。而柴荣，恰恰就是慧眼识宝马的伯乐，也是赵匡胤可以依靠的大树。公元953年，赵匡胤因表现出色而被提升为滑州副指挥使，未及赴任，便由于太子柴荣的赏识而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成为柴荣的心腹。
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死，柴荣继位。北汉联合辽国，趁机大举进犯，一路攻城略地，杀烧抢掠。为稳定政局，周世宗柴荣决定御驾亲征，消灭来犯之敌。两军在高平城下展开决战。赵匡胤在此战役中功劳最大，一举跻身高级将领之列。
高平战役之前，后周军队早已作了严密部署，并确定了各自的分工，赵匡胤的任务是率2000侍卫亲兵保护世宗的安全。战役一打响，北汉便发动了凶猛的进攻。面对凶猛之敌，周军虽已部署妥当，但负责右翼的统帅樊爱能、何徽二人临阵脱逃，并扰乱军心，完全打乱了整个阵势，周军面临全线崩溃的恶劣形势。
此时，世宗柴荣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张永德所率的4000名亲兵，柴荣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初次参加大规模作战的赵匡胤，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应变能力。他迅速判断战场上的情势，然后镇定地告诉张永德：“您手下的将士都是神箭手，可以迅速占领西面的那个山坡，居高临下，射乱汉军阵脚。我率部下骑兵从左边包抄，两面夹攻，一定可以取胜。国家存亡，就看这一次了。”他又激励部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皇上处境危急，正是我辈效命立功之时。”说完，身先士卒，冲向敌阵。
在赵匡胤的激励和带动下，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以一敌十。经过激烈的白刃战，汉军因主将被击毙，群龙无首，斗志全无。张永德手下的弓箭手也箭不虚发，汉军伤亡无数。在战场局势向周军倾斜之时，周军的后援部队也适时赶到，汉军仓皇败逃。
战后，周世宗对此次战役深为感慨：平时官高位隆的将领竟然临阵脱逃，几乎送了自己的性命；而身份普通的赵匡胤，却能临危不乱，表现出大将的风范，奋勇痛挫敌军的锐气。为惩恶扬善，周世宗下令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何徽等70多名将校全部斩首示众，以儆军心。同时，对立下大功的赵匡胤和张永德给予重赏。赵匡胤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仅凭此一战役便成为位高权重的禁军高级将领——殿前都虞侯，而且受命改组、整顿禁军。
禁军是皇帝的侍卫亲军，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也是全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之师。后周的禁军由两部分组成：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二司的主官为都指挥使，副官有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殿前司下辖左右两厢骑兵和左右两厢步兵，总共3万人。侍卫亲军司下设马、步军各左右两厢，总共约8万人左右。
高平之役后，赵匡胤以殿前都虞侯的身份奉命改组禁军，便采取充实殿前司、压抑侍卫亲军司的计谋。因为在高平之役中，临阵脱逃的都是侍卫亲军司的部队，而英勇救驾的大多是殿前司的将士。赵匡胤借此机会，从禁军中精选出“武艺超绝”的士兵编入殿前司，同时大批裁撤侍卫亲军司中老弱士兵，使其总数下降为6万左右。
赵匡胤在整顿禁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在禁军中树立起威信。由于赵匡胤的三年游历，以及他也是从士兵做起，所以，他非常清楚士兵的需求。他经常广布薄施，得到的奖赏大多分发给部下的将士，很得士兵的拥护。另外，在作战中，赵匡胤不仅指挥得当，而且能与士兵同甘共苦，经常身先士卒，由此，将士们对赵匡胤也非常敬佩和尊重。
赵匡胤利用整顿禁军之机，结交了一批支持和拥护他的将领。他的这项感情投资，是通过拜把子和提拔中下级军官来实现的。拜把子，又称结为异姓兄弟，很早以来就成为增进感情的一种手段。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焚香设炉，饮完结义血酒，对天盟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便结成了异姓兄弟，并相约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历史上有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便属此类。周太祖郭威早年也曾集合十人，刺臂结誓：“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结成“十军主”。后来，郭威在“十军主”的支持和拥护下，推翻后汉的统治，建立了后周。
赵匡胤也效法郭威，与一帮生死之交的将领结成“义社十兄弟”。他们中有在禁军中担任要职的军官，如后来成为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等。此外，慕容延钊、张令铎、高怀德等将领也都是赵匡胤的好朋友，甘愿为赵匡胤效命。赵匡胤以结拜的方式，得到了“义社十兄弟”的信任和支持，无形之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他在后周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
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把往日松散懈怠的禁军改造成了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铁军，禁军的战斗力明显加强了，史书中用“士卒精强，近代无比”这八个字来形容。
其次，赵匡胤在改造禁军的过程中广交朋友，结识了一大帮与他生死与共的兄弟，并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再次，赵匡胤成功地完成了皇帝交付的任务，赢得了周世宗的信赖与奖赏，逐渐成为周世宗身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赵匡胤的这一着棋，可谓一举三得，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匡胤成就功业也与周世宗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周世宗在五代帝王中，是最具雄才大略的一位，即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虽然只有五年，但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对内，周世宗奖励发展生产，废除苛捐杂税，革除弊政，整顿军队，使得饱经战乱的社会重现勃勃生机。对外，致力于国家统一，收复失地，通过有效的军事打击，严重削弱了周边强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日子里奋力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赵匡胤抓住每一次战机，将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
在收复被后蜀占领的秦、凤、成、阶四州时，由于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周军受挫，两军形成对峙。赵匡胤遵照周世宗的指示前往观察形势，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他经过仔细调查，周密论证，认为只要方法得当，攻取四州应该不成问题。他的建议被周世宗采用，周世宗也坚定了统一的信心，最终收复四州，取得了统一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在随后的战争中，赵匡胤作为统兵的将领，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先是在寿州外围，以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兵，大败南唐军。接着又在滁州以少胜多，出奇兵攻敌后方，取得全胜。
公元956年，赵匡胤随周世宗伐南唐。后周部队在滁州遇到南唐的垂死抵抗，赵匡胤受命攻打滁州。在强攻失利后，赵匡胤决定智取。在高人指点下，他率军从小路绕到敌后，突然袭击，攻下滁州城。随后，赵匡胤又率军救援扬州，以少胜多；在六合大败南唐大军；稳定寿州军心。在这场战争中，赵匡胤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被加升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向着权力的塔尖又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年，赵匡胤又随周世宗南征。他指挥部众，连破寿州、濠州、泗州、楚州等城，高奏凯歌，以至沿途敌军听到他的名字，便不战而逃。这一场战争，南唐水军的主力在赵匡胤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大部分被歼灭。后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在周军全线追击南唐溃军时，赵匡胤虽然只有两千军马，却敢于同敌军两万直接对阵，因为他清楚，虽然在数量上敌众我寡，但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却相反，要趁敌军无心恋战、四处溃散之机，痛打落水狗，这样才能取胜。结果，赵匡胤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赵匡胤因战功卓著，被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兼殿前都指挥使。后又改封为忠武军节度使。
赵匡胤在跟随周世宗的征战中，不但以赫赫战功赢得了周世宗的赏识，而且结识了与他共生死的“义社十兄弟”，为以后他闯天下积攒了强大的实力。
第三节 读书的将军
宋太祖赵匡胤后来曾经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可见他对读书的重视。
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策略大多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的。赵匡胤作为一个草莽英雄，因为孜孜不倦地好读书、读好书，才转变成为见识广博的治世明君，他的仁义之名和权术之精，大多得益于此。
书籍是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浓缩。在封建时代，士人以读书通史为荣，并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说法。长期以来，儒家的“四书五经”是读书人的必修课，读书人从中而知礼义廉耻，从中得到做人处世的道理。另一方面，书中的史实和经验又为后人留下借鉴，使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取捷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使唐代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被纷乱的政局所打碎，许多士大夫“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即便位列宰辅，身居高位，也只不过在经济上稍为宽裕，而且备受有实权的武将欺凌，动辄性命不保。在这种环境中，赵匡胤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读书无用论”。于是对读书学习毫无兴趣，成天活跃在练武场上，苦练骑术、箭术和兵法。
在随郭威征战过程中，赵匡胤以其忠诚和英勇善战而崭露头角，逐渐受到郭威的重视。郭威称帝后，水涨船高，赵匡胤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赵匡胤深感所学文化知识甚少，如果不抓紧充实，一辈子只能做一个有勇无谋，或勇而寡谋的猛将。
项羽的故事，赵匡胤早在少年时便听老师讲过。项羽少时读书不成，转而学剑，又不成，自言“不足学，学万人敌”。虽然在战争中异军突起，以力大无穷、英勇盖世而著称，却胸无点墨，手下虽有雄兵百万，战车无数，却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只能演绎出一曲“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项羽的悲剧给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赵匡胤当头棒喝，也促使赵匡胤在打仗之暇，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
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赵匡胤意识到仅凭武艺是很难实现远大抱负，要想创一番事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军中的武将大多信奉“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所以在实践中，他们只知行军打仗，只想做一个风风光光的将军。赵匡胤则与之截然不同。为尽快弥补知识的不足，赵匡胤表现出求知若渴的胸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他一面加紧网罗多谋善断的读书人，组建自己的智囊团；一面发奋读书，充实自己，甚至在行军途中也是手不释卷。如果听到民间有奇书，便不吝千金购之。行军之时，别的兵将携带的都是抢来的金银珠宝，而他的马背上基本全都是书本。
有一次，赵匡胤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夺取寿州后，收集了不少木箱，足足装了几辆马车。有人嫉妒他，认为他借机搜刮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便向周世宗告发。周世宗派使臣前往核查，箱子打开后，那些告发者们不禁大失所望。所谓的金银财宝一样也没有，装在箱中的全部都是书籍。周世宗知道此事后，十分不解，便问赵匡胤：“你作为一员大将，为我开疆辟土，应当努力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作为皇帝的亲信大臣，却不能经常出谋划策，为皇帝分忧，心中十分不安，也害怕见识浅薄而不能领会您的意图，所以我到处搜集图书观看，目的是想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增广见闻和智慧。”
赵匡胤从少时的重武轻文，转变成为文武双修，到尤重文学这一过程，体现了他对知识与日俱增的重视过程。正是因为对读书的重视，他的学识和胸怀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才形成了后来的以“仁”治天下的统治思想。
赵匡胤读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制定了以“仁”治天下的国策。
赵匡胤登基后，深感“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之理，于是倡导以文治国。他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还劝勉文臣武将多读书。据载，他刚刚即位几天，就召山人郭无为到宗政殿为宋代君臣讲解立国兴邦之策。他还经常对左右侍从说：“我想下诏让全国的武将都读书，让他们通晓治国的方法和道理。”于是全国上下，不论文臣武将，还是商贾百姓，都崇尚读书，成为一时之风尚。
据史书记载，赵匡胤读书颇杂。晚年喜欢读的书，一为儒学经典，一为史书。《尚书》《论语》是他常诵之典，旧史、国志为其久习之文。他常说：“我常常观读、研习过去的史书，非常仰慕以前的贤君明主。他们不让贤明的人不得志，任用的都是这些贤能的人。”因此，赵匡胤表示要效法先贤，录用那些忠孝仁义、德才兼备、文经武略的人才。
说到儒学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应属“五经”，其核心就是“仁义”二字。
“仁义”作为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孔子在我国政治、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它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政治领域直接发挥作用，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而且可以评判人们行为的是非，辨别真伪善恶。孔子在总结以往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把零散的道德规范系统地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他把自己认为的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人类社会规范，都包括在“仁义”的内涵之中。因此，“仁义”成了社会美德的代名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
《论语》是孔子思想言行的权威代表。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109次，其中作为道德原则使用的就有105次。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君主要以仁义立国安邦，臣民要以仁义对待他人。
儒家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定也；义，人之正路也。”也就是说，“仁”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道德的总原则；“义”是实现“仁”的具体规范和规定。然而，仔细一想，仁义概念的区分不是非常严格，而且二者相互渗透和支撑。
赵匡胤通过反复阅读并思考儒学经典后，愈发认识到知识的宝贵，也认识到仁义对治国的重要性：“仁义”是宝贵的，但施行“仁义”却是简单的、廉价的；虽然施行“仁义”是简单的、廉价的，但施行“仁义”的效果却是宝贵的、无价的。
赵匡胤通过读书，学到了很多灵活应敌的战略和方法。其中送给吴越国王钱俶包袱一事便是从古书中活学活用的例子。
赵匡胤在书上看到荀巨伯仁义驱胡的故事。汉代有一名士荀巨伯，在徐州以仁义著称。一次，他去远方探望重病卧床的友人，正好赶上胡人攻打友人所居的城市，城里的人纷纷弃城逃命。
友人对他说：“我现在是走不了了，你赶出城逃命去吧。”
荀巨伯说：“我荀巨伯难道是那种为了求生而抛弃仁义、不讲信用的人吗？”并坚辞不去。
城陷后，胡人问荀巨伯是什么人，为何能够行走却不逃命，竟敢独自留在城中。
荀巨伯正色答道：“我的朋友身患重病而不能行走，我不忍心把他丢下而独自逃命，我宁愿以自己的身躯来换取朋友的生命。”
胡人听后，非常感慨：“你真是个仁义之士。我们这些无仁寡义之人，算是闯进有仁有义之地了。”于是，胡人放弃了杀掠，撤兵离去。一郡的生灵由此得以保全。
于是，赵匡胤把这种方法运用在对吴越国王钱俶的计策中。
宋军兵伐江南之时，赵匡胤对吴越使者说：“待平定江南后，你主钱俶可暂来开封与朕一见，以慰相念之情，见后即可复还。”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吴越王钱俶迫于形势，冒死前往开封朝见。虽然每天赵匡胤盛情盛宴款待，但钱俶内心仍然不能平静，生怕赵匡胤为了统一大业而食言，将自己扣为人质，趁机要挟吴越投降。在这种惶恐和焦虑中度过了两个月后，赵匡胤忽然诏令钱俶可以返回故国。在送行的宴会上，赵匡胤还送给钱俶一个黄布包袱，并嘱咐他到了途中方可打开观看。钱俶开始非常高兴，以为是赵匡胤赏赐给自己的财物。但到了途中打开包袱，吓得钱俶差点背过气去。原来，包袱中根本不是原来所想的封赐，而是朝中数十位大臣要求扣留钱俶做人质的奏章。这样一来，赵匡胤假群臣之手给钱俶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迫使钱俶向宋朝投降。另一方面，赵匡胤又将群臣要求扣留钱俶的奏章交给他，并放他回去，让钱俶感受到赵匡胤的仁慈与宽厚，用恩情来感化他投降，这正是对书中知识的运用。
汉代刘向说：“少年好学，就像早上的太阳；壮年好学，就像十五的月亮；老年好学，就像点燃的蜡烛。”赵匡胤少时重武轻文，青年时代顿然悔悟，嗜书如命，晚年仍然手不释卷。
据宋人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开国第一个年号“建隆”用到第四年时，赵匡胤便诏令宰相更改，希望选用一个前所未有的年号。宰相们苦思冥想，确定以“乾德”为新年号。三年之后，赵匡胤在后宫观赏原后蜀宫人的奁盒时，发现一面铜镜的背后铸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非常惊讶，急召赵普等宰相面询，质问他们说：“今始三年，怎么会在四年铸此铜镜？”宰相们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不得已，赵匡胤命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入见。窦仪看后答道：“此必蜀物，昔日伪蜀王孟衍当政时有此年号，当是那时候所铸。”至此，赵匡胤方恍然大悟，感慨而言道：“宰相须用读书人。”
赵匡胤通过读书观史，学会了治国之术，将书中的知识运用到治军和治国之中去，树立了以“仁”治国的方针，成为一个既能文又能武的君主。
第四节 孤儿寡母
俗话说，功高盖世，必遭杀身之祸。周世宗本是个疑心极重的人，对领兵的武将尤其严加防范，即使是亲戚和心腹也是如此。对赵匡胤这样的心腹亲信，周世宗也并不是十分放心。
据说，周世宗迷信地认为，皇帝必须生得方面大耳，有尊贵之相。所以，为避免皇位被那些方面大耳者夺去，周世宗曾密令一些心腹，背地里罗织罪名，将生得方面大耳的大臣基本上杀干净了。碰巧，赵匡胤也长得方面大耳。一次，周世宗与赵匡胤在一块儿喝酒，微有醉意时，周世宗说：“爱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说不定他日会位居九五之尊呢？”赵匡胤一听，吓得酒意全无，浑身冒汗，赶忙起身离座叩头道：“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身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以及性命，都属于陛下。如皇上喜欢，臣一切都奉献给您。”周世宗掩饰道：“爱卿言重了，朕只不过随口说说而已。”赵匡胤却做出一副悲痛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臣好比是万箭穿心。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皇上身登大宝，那是天命所归。臣不能违父母之命而长成这副模样，好比陛下不能违天命而拒登皇位，陛下看臣该如何是好呢？”周世宗一听此话，不禁开怀大笑道：“朕不过酒后戏言，爱卿何必当真？”赵匡胤的一时机变，三言两语便打消了周世宗的疑虑，既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官职的逐渐升迁，赵匡胤手中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但距离最高权力的象征——皇位仍有不小的差距。他的前面，还有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和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二人。要想进一步得到提升，掌握更大的权力，赵匡胤必须将这两只拦路虎除掉，以扫清前进的障碍。要除掉此二人，单凭赵匡胤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唯有通过制造事端，让皇帝觉得此二人不可靠而将其革除，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赵匡胤采取了借刀杀人之计，搬走了挡在自己道路之上的两块拦路石。
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而且一直是赵匡胤的上级，与赵匡胤的私交也不错。对赵匡胤这样有勇有谋的年轻人，张永德十分赏识，不仅在政治上经常加以提携，而且从经济上也时常予以资助。赵匡胤续弦时，因财力窘迫，张永德还送给他几千缗金帛，让他风光地举办了婚礼，曾一度使赵匡胤感激不尽。但是，感激终归是一时的感情，当感情与自己追求的理想发生冲突时，赵匡胤还是没有手软。
对付张永德，赵匡胤采取的是离间之计。张永德时任殿前都点检，是赵匡胤的顶头上司，手握3万精兵，又加上他身为先皇驸马，地位尊崇，是非常有实力的将领。要将这样一个将领拉下马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五代以来，很多将军拥兵自重，更朝换代的，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当朝权贵，周世宗对这一点也是深有顾忌。赵匡胤利用周世宗的疑忌，想办法让周世宗撤掉张永德的职务。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亲征北汉，路上偶然捡到一块桃木符，长约二三尺，上刻“点检作天子”。这种迷信之言，在封建社会非常讲究。周世宗心里就犯了嘀咕：“难道身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想做天子？”张永德虽是自己的亲戚，但手握兵权，谁敢保证他不想做皇帝呢？周世宗细加琢磨，联想到平时张永德与李重进经常争权夺利、内争不断的传闻，心中的疑问不由增添了几分。为防止张永德篡权，周世宗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生命垂危之际将张永德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手中的兵权。其实这种传闻，是赵匡胤让手下的幕僚们故意制造的，其目的就是将张永德排挤出权力最高层。张永德被除去兵权后，赵匡胤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成为殿前司几万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对李重进，赵匡胤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李重进掌握着兵马众多的侍卫亲军司，战功不少，又是先臣遗诏顾命之重臣，根基比较牢固。为扳倒李重进，赵匡胤左思右想，很难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即位，符太后监国，孤儿寡母无力治国，造成了后周政局的动荡，赵匡胤的机会来临了。
符太后恰好是赵匡胤弟媳的亲姐姐。赵匡胤于是让其弟媳入宫游说符太后，最后将李重进排斥出京，远离权力中心。
至此，赵匡胤已经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实权比皇帝还要大。禁军的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他的心腹和亲信，死心塌地地听命于他。少数几个圈子外的将领，又都是一介武夫，根本不足为虑。
乱世需要英雄，乱世也造就英雄。在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匡胤凭着一身武艺，在乱世中展现出英雄的本色，从征战中建立起赫赫战功。他凭着读书不断增长的知识，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了将军，继而成为后周的得力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