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明仁宗的死亡谜团
- 明朝原来是这样(白金升级版)
- 张嵚
- 7866字
- 2021-03-09 17:21:15
与永乐皇帝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一生纵横捭阖建功无数,文治武功名扬四海相比,他的长子,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过世后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于次年五月末即撒手人寰,在位仅仅十个月,但长久以来,也同样是一个话题颇多的人物。
公认的说法,这是个苦命人。
看他这辈子,确实够苦:天生残疾不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更几乎在猜忌与争斗中度过。表面身为太子,风光无比,却上有父亲朱棣猜疑,身旁有弟弟朱高煦争宠陷害,生活十足水深火热。好不容易咬牙熬出头,盼到了君临天下的那天,谁知在位才十个月,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却早早撒手人寰。从头到尾,就是个受苦的命。
然而对这位苦命人,后世的名声却极其好。《明史》评价说,他对父亲朱棣的仁孝,堪称历代子臣的典范。而他登基以后,从用人到行政,做过的好事,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如果多给他几年时间,他甚至可以开创堪比文景的盛世。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甚至他的去世也颇多争论,历来都有人怀疑他不是“自然死亡”。有关其子朱瞻基(明宣宗)将他谋杀的说法,几乎成为一桩类似宋朝“烛影斧声”的谜案,至今争论不休。坎坷、美誉、谜团,构成这位帝王话题颇多的一生。且让我们循着他人生的脉络,仔细地看一看。
苦孩子朱高炽
朱高炽,明洪武九年(1378)生于南京。母亲是朱棣的正房王妃徐氏,即后来永乐朝的徐皇后。他不但是朱棣的第一个儿子,也是朱元璋的第二个“皇孙”。次年父亲朱棣就藩北平,尚且年幼的朱高炽被留在南京,后进入朱元璋为教育皇室子弟开设的“大本堂”读书。其间朱棣两次来京朝见时与之见面,大多数时候则与父亲“南北相隔”。明初皇室教育制度极严,“大本堂”学规是由太子“东宫太师”宋濂亲手创建,规定:凡六岁以上皇子,每日卯时开始送学宫就学,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且不可无故告假。每年仅春节、中秋、端午三节及皇后、皇子生日才可放假,每年仅十八天假。其学习章程由皇帝批准后,即使皇子母妃甚至皇帝本人都不可干涉。苛刻学规下,多数皇子苦不堪言,常有怠学贪玩之举(尤其是朱高炽的亲弟弟朱高煦)。朱高炽却是少数勤于学业的皇子之一,他尊师重道,对各位师傅礼敬有加。诸“皇兄皇弟”们有违规行为时,他也竭力为之说情。学业更是拔尖,天生喜爱读书,更常与诸“教师”纵论古今,见解精到。史载“众师皆称其贤”,也因此引起了祖父朱元璋的注意。
和后来被立为“太孙”的堂兄朱允炆一样,自小开始,朱元璋对朱高炽也分外“隔辈亲”。某日朱元璋检视诸“皇孙”学业,观一纵论垦荒政策的文章条理清晰,论辩有据,大为称赞。得知是朱高炽所作时,大赞道:“吾孙仁厚也。”其后对朱高炽分外器重,不但常在狩猎或出巡时带在身边,也经常命他帮助自己审阅奏章。而朱高炽也每每应答得体,多有建言。特别是有一年冬天,朱元璋命朱高炽于破晓时检阅南京玄武湖卫队,朱高炽却很快去而复返,朱元璋嫌朱高炽敷衍,大为不悦。朱高炽却坦然答道:“清晨寒冷,我让将士们先吃早饭,待到饭后再检阅也不迟。”一番话令朱元璋转怒为喜,朱高炽的“仁厚”更在朱元璋心中加深印象。此事后不久,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汝侄(朱高炽)天性仁孝纯良,善于守成治民,他日封藩燕地,必为国家屏障,汝要善待之。”果然,明洪武二十六年(1395),朱高炽被立为燕王世子(继承人),回归燕地,从此才真正与多年聚少离多的父亲朱棣团聚。
明枪暗箭争太子
观朱高炽的性格,以及早年的人生履历,同英年早逝的太子朱标,甚至后来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比,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天生尊儒好学,为人谦虚有礼,也颇得朱元璋赏识。但与朱元璋终其一生对朱标推心置腹的信任比,身为人父的朱棣对自己的“世子”朱高炽却常年颇多不满,一方面是因为朱高炽尊文尚儒,性情儒雅,且天生肥胖脚有残疾,日常走路尚需人搀扶,真是“手无缚鸡之力”,让一生征战杀伐的朱棣常有“子不类父”之感。再者朱棣次子朱高煦自幼生长在燕地,常年与朱棣朝夕相处,自然感情更深。而且朱高煦天生孔武有力,沙场之上屡屡建功,颇得朱棣赏识。自封世子开始,朱高炽就这样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偏见中。
但朱高炽很快就让朱棣意识到他的价值。先是建文元年(1399)五月,朱元璋周年忌日时,正筹划起兵的朱棣为打消朝廷怀疑,派朱高炽率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参拜。这时以兵部尚书齐泰为首的一批官员力主将朱高炽三人扣押为人质,以让朱棣不敢轻举妄动。甫入京城,即是危机四伏。朱高炽不惧,先是在觐见建文帝时“应答得体,极陈燕王忠孝”。令本下定决心的建文帝犹豫不决。之后朱高炽私下找到建文帝信任的两位亲族——左都督徐增寿(即徐达的小儿子,朱高炽的“小舅”)和驸马陈宁(朱元璋幼女之夫,朱高炽的“小姑父”),请二人在建文帝面前多多美言。在两位“亲戚”的劝解下,建文帝终打消了“劫持人质”的念头,在参拜礼仪结束后即放三人回去。三人终平安回来。此事也被看作“靖难之役”前建文帝的最大失招。朱高炽一行人归来后,朱棣兴奋异常,大叫“天令我父子保全也”。随即于年底起兵,拉起了反叛大旗。其之所以能“父子保全”,处乱不惊的朱高炽功不可没。
而正是这件事开始改变了朱棣对儿子的印象。“靖难之役”开战后不久,建文帝即派李景隆率大军六十万北进,朱棣深知自己兵力远非“中央军”对手,决定北上大宁(内蒙古多伦),携裹驻扎此地的宁王一道叛乱。临行前,他把守卫大本营北平的任务交给了朱高炽,并叮嘱说“此战关乎全局,汝要凭城死守,万勿出战,待大军归来时,即为全胜之日”。随后于建文元年11月底提兵北上大宁,仅给朱高炽留下一万兵将。十日后,李景隆的六十万“中央军”便兵临城下,志在必得的李景隆修筑九座堡垒,安置二百余门重型火炮,炮火齐鸣猛轰北平城,六十万“中央军”四面齐发,发动狂攻。危急之下朱高炽毫无惧色,他先是合理分配城防兵力,击退了敌人首轮攻势;继而不畏炮火穿梭于城中,“亲切慰问”死于兵火的百姓;因城中缺银,朱高炽亲打“白条”,承诺战后一定优厚抚恤,终令北平百姓感动不已,城中男丁组成“民壮”,妇女老幼皆编成“战地服务队”送水运饭,齐心协力助朱高炽守城,令“中央军”攻击屡屡受挫。特别是有一次“中央军”已经攻破东门,东门守军死亡殆尽,危机时刻,城中妇女组团杀出,扑向“中央军”,竟把中央军杀得大溃。朱高炽还特别擅用智谋,他不顾朱棣“勿要出战”的嘱托,时常在深夜派小分队发动夜袭,数次杀掠甚多。甚至有一次,竟然成功炸掉了“中央军”的炮兵阵地,“毁火铳十数门”。后来“中央军”暴怒,发动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杀式攻击”。一时间几十万大军前仆后继,奋勇登城,朱高炽处乱不惊,命军民们泼冷水于城头,是时北平天寒,冷水泼下后立刻成冰,偌大的北平城墙成了“冰山”,任“中央军”士兵费尽牛劲爬不上来。就这样殚精竭虑,仅有一万余士兵的北平城,竟成功地顶住了六十万中央军达三十天。随后朱棣率兵驰援,向“中央军”发动强攻,一举把李景隆打得全军覆没,从而彻底扭转战局。之后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期间,朱高炽因体弱多病,被朱棣安排在后方,负责安定地方筹措粮饷。朱高炽兢兢业业,地盘狭小的朱棣,竟能与占有国家大部分资源的建文帝“中央军”相持三年,并最终一举击破,朱高炽的“后勤工作”尤其重要。
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父亲朱棣的猜忌,建文帝为离间朱棣父子,派使臣至北平和朱高炽密谈,许诺说“如归朝廷,许汝为王”,并暗赐诏书。消息被燕王府太监黄俨通报给朱棣,接着朱高炽的弟弟汉王朱高煦也从中挑拨,激得朱棣大怒,正欲派使者回北平“赐死”朱高炽。朱高炽却处理得当,建文使臣赐诏书后,朱高炽看都没看,直接将使臣捆了,连同未开封的诏书一道送给身在前线的朱棣。此举果然令朱棣疑虑顿释,连声庆幸说“几杀吾子”。
建文三年(1401)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兵败后下落不明。随后朱棣称帝,改国号为永乐。永乐二年(1404),朱棣正式册封朱高炽为皇太子。对于这位之前饱受猜忌,历经生死考验的“长子”来说,可谓苦尽甘来。
朱高煦机关算尽
定天下,封太子,看似“熬出了头”。其实,凶险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这太子位来之不易。尽管在“靖难之役”中立功颇多,但长久以来,朱棣最喜爱的还是能征善战的二儿子朱高煦。在“靖难之役”的关键战役白沟河之战前,朱棣就曾暗示朱高煦要做好“接班”的准备(勉之,世子多疾)。朱棣登基之后,其麾下曾与朱高煦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如朱能、张辅、邱福等人,也力主册立朱高煦。这些人,都是后来位列功侯执掌军权的“功臣”,影响力甚大。而朱棣的三儿子朱高燧,也和朱高煦勾连一气。因此,朱棣从建文三年登基后,直到永乐二年才正式册立太子,实为在二子之间犹豫不决。
支持朱高炽的却是文臣一派:一是曾在靖难期间协助朱高炽留守的文臣,如后来的礼部尚书吴中等人,对朱高炽颇为支持。而在朱棣登位后,他所倚重的文臣,如夏元吉、蹇义、方宾、解缙、胡广等人,对朱高炽也颇多支持。一则是因为朱高炽为人宽厚谨慎,在文臣中深得人心。二则是朱高煦性情横暴,当年在南京“胜利大逃亡”期间,就曾在沿路杀人,“靖难”成功后,更是“倚功多有不法”,民愤极大。而封建社会“立长”的传统,也让文臣们更多地倾向于朱高炽一边。永乐元年(1403)一月,群臣即上表要求册立太子。朱棣以太子“正在学习阶段”(属尚进学之时)为由予以拒绝。两个月后,群臣请朱棣的同母弟弟周王出面,再次请求册立太子,反遭朱棣下旨斥责。
而让朱棣最终拿定主意的却是如下几件事:一是兵部尚书金忠的意见,金忠善于占卜,朱棣起兵期间就曾多次向他问计,史载“无卦不灵”。立太子之事,金忠用卜卦的方式向朱棣进言,告之若废长立幼,日后必然引发兄弟相残。令朱棣大受震动。另一个常年为朱棣卜卦的相士袁拱也对朱棣说朱高炽有“帝王之相”。而大学士解缙的话也颇为重要,他对朱棣称赞朱高炽有“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之子,后来的宣德皇帝朱瞻基,从小就和朱棣“隔辈亲”。而朱高炽从立为世子开始,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有过任何错事,和他不法行为不断的两个弟弟对比鲜明。如此种种,最终让朱棣下了决心。永乐二年(1404)正式册封朱高炽为太子。之后,选拔杨士奇、杨荣、蹇义等人相继成为“东宫詹事”,辅佐朱高炽。但对于朱高炽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果然不死心。他先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就藩,接着和三弟朱高燧以及宦官黄俨勾结,屡屡陷害朱高炽。朱棣为朱高炽选择负责太子教育的“太子太师”丘福,更是朱高煦的亲信。永乐六年,朱棣又命丘福辅佐“皇太孙”朱瞻基,这样父子二人其实都在朱高煦的监视之下。而朱棣从永乐八年起,连续发动了五次对蒙古的御驾亲征,每次都命朱高炽坐镇南京监国,这更把常年受朱棣猜忌的朱高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朱高煦的陷害下,朱高炽身边的亲近大臣也不断有人遭罪。先是大学士解缙,在永乐四年(1406)遭贬,四年后又被处死。原因正是朱高煦诬陷他“擅与太子谋,恐不轨”。永乐十年(1412),大理寺右丞耿通向朱棣揭露朱高煦的不法行为,反被朱棣以“离间父子”罪赐死。而最严重的案件,却是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亲征蒙古得胜归来,心情大好之际,随行的朱高煦借机向朱棣诬陷朱高炽。回到南京后,因在南京监国的朱高炽迎驾迟缓,引得朱棣大怒,甚至动了废黜朱高炽的念头。危急时刻,朱高炽身边的杨士奇、蹇义、杨溥等大臣主动承担了罪责,力陈此事是自己的责任,结果纷纷被朱棣下狱。朱高炽虽躲过一劫,但太子位已然风雨飘摇。
朱棣之所以对朱高炽常年颇多防范,一则是他天生的猜忌心理,二则是他对朱高煦的偏爱以及朱高煦亲信的太监和武将常年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却是,朱高炽虽然谨慎小心,但他为政宽厚,特别是在朱棣北征期间,他留守监国,每次都赦免许多无辜得罪的犯人,并减轻刑罚,这无疑是与朱棣“唱反调”。身为帝王,自然忌惮身后即位帝君更改自己的国策,朱高炽无疑是犯了大忌的。
但朱高炽最终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得益于他身边亲信文臣的帮助,也得益于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良好表现。朱高炽信任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分外有智谋,每遇危机,不但能勇担罪责,更能设法化解危险。特别是杨士奇,身为“内阁大学士”,朱棣时常向他询问太子的表现,每次都美言甚多。而吏部尚书蹇义也是关键人物,他执掌“吏部”,素来以看人眼光极准而得朱棣器重。朱棣派丘福北征时,他向朱棣进言丘福“有将略无帅才,不堪大用”。结果正如他所言,令朱棣大为赏识。对于立储这一“敏感”问题,蹇义甚少发表看法。但他在洪武年间就曾是朱高炽在“大本堂”时候的老师,“立场”自不必说。朱高煦每次进谗言,陷害朱高炽一派的官员时,蹇义表面不说,暗地却利用自己“人事部长”的身份从中周旋,尽量使获罪官员减轻责罚,每次都“保全善类甚多”。而另一位负责“大账房”的户部尚书夏元吉,也时常对朱棣言太子“素节俭”,令朱棣大为满意。最关键的还是朱高炽自己的表现,虽然屡遭两个弟弟陷害,但朱高炽不计前嫌,每次朱棣询问他对于弟弟的看法时,皆言其善。每次朱高煦有劣迹被告发,更是主动乞求朱棣宽恕。这与两个弟弟平日“打小报告”形成对照。而每次受命“监国”时,虽屡遭朱棣猜忌,却依然坚持行“仁政”。但每份诏书,皆以朱棣名义行事。蹇义向朱棣进言道,朱高炽此举,实为“树陛下之恩德也”。看到儿子为自己“收买人心”之举,朱棣也有所感动,连连感叹“先皇(朱元璋)常赞太子仁孝,今观果不虚也”。而在几次朱棣欲废朱高炽时,当年曾为朱棣占卜的金忠屡屡阻止,声称愿“举家连坐保太子”。日久天长,朱棣“心理天平”终于倾斜。
而在这过程里,朱高煦也终触怒了朱棣。他勾连三弟朱高燧,不但时常陷害朱高炽,且胡作非为。史书上记录最多的是他常以李世民自居,引起朱棣厌恶。其实除此以外,他所触怒朱棣的还有两件事:一是私自走私茶叶至青海西藏,破坏朝廷与西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一直是明朝战马的重要来源,对意在征服蒙古的朱棣尤为重要。朱棣二征瓦剌回来,战马死伤甚多,却得知战马储备不足,一时大怒,命夏元吉严查,却牵出了朱高煦的“走私案”。朱棣虽最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朱高煦印象大恶。而另一件事,是不久后的永乐十三年(1415),朱高煦在南京招募“护卫”,建立了一支3000人的亲兵队,偏偏这其中有几个人横行不法,在南京买东西时强买强卖,打死居民。当时南京的兵马指挥使徐野驴将之捉拿,却被朱高煦随后派人殴死。此事被兵部尚书金忠报之朱棣,经查问,得知这些人都是朱高煦亲兵,此事犯了朱棣“大忌”。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就朱高煦封藩一事询问杨士奇,杨士奇巧答道:“陛下正谋迁都,汉王却留居南京,望陛下深查其心。”暗指朱高煦有谋反之意,正中朱棣下怀。同年,朱高煦被强行迁往山东青州做“汉王”。朱高炽的太子位,从此彻底稳固。此后朱棣过世,在杨荣和张辅的巧妙安排下,朱高炽有惊无险地即位。此事值得一提的还有张辅,他虽是朱高煦一派,但史载他“识大义”,关键时刻与杨荣合谋,终令朱高炽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大明皇位的宝座。
短暂执政业绩多
与今天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君临天下的朱高炽,在接过了朱棣留下的丰厚家产的同时,也接下了“永乐盛世”结束后,大明帝国的百孔千疮。
朱棣一生,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却终免不了劳苦百姓。至朱高炽即位时,户部尚书夏元吉就向朱高炽奏报,天下已然“民穷财尽”“疲惫至极”。内政方面,江西、福建以及山东西南,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因北征征用大量民夫,北方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十室四五空”,劳力大量流失,粮食也连续三年歉收。因土地兼并以及各地大兴土木,江苏、浙江、江西各省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浪,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物价方面,仅大米价格,就比朱棣即位初期上涨了十倍。在永乐朝初期足够支用十余年之久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此时只够支用一年有余。对外方面,安南叛乱仍在继续,当地明军败绩连连。国家耗费钱粮无数,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高炽果断更改了朱棣时代的内外国策,开始“仁德治国”。对朱高煦、朱高燧两个曾与他争皇位的弟弟,他体恤有加,毫不念旧恶;内外政策方面,对外停止了“下西洋”和“通西域”,对北方鞑靼和瓦剌改以招抚,暂停用兵,对南方的安南叛乱也暂停用兵,派使者展开“和平对话”;经济方面依夏元吉建议,停止发行纸币“宝钞”,并由国家控制盐价,实行“紧缩银根”,控制物价;针对越发严重的土地问题,朱高炽一面派出以监察御史周亁为首的“工作组”,赴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展开调研”,另一面废除朱元璋时代部分禁令,将之前诸多不允许平民进入的湖泊山泽,甚至军用马场均划归民用,招募农民垦荒,以解决“流民问题”;为缩减国家开支,更在政府方面开展“机构改革”,裁撤了朱棣时代设立的闲散府衙,“下岗分流”大批官员,对地方官设立了七十岁必须致仕的“退休制度”;对屡平屡反的各地农民起义,也变“剿”为抚,改以招抚之策。短短几个月间,各地民乱纷纷平定,国家物价日益回稳,国家财税收入日渐增加。至洪熙元年(1425)一月,国家税粮收入即达到接近永乐朝最繁荣期的三千五百万石,物价水准特别是米价也回落到朱元璋时期的水平。濒临“民穷财尽”的明王朝,终逐渐重回正轨。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朱高炽也对传统的司法和政治制度着手改革。首先是司法方面,赦免了大量在“靖难之役”后获罪的家庭,如铁弦、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罪臣”的亲属皆重获自由,“罪臣”们也得以“平反昭雪”。进而对《大明律》做了修正,废除了如宫刑、扒皮塞草等残酷刑罚,为政以宽松为主。最重要的却是国家政治改革,进一步强化朱棣时代确立的“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治国倚重文臣,在他做太子期间成为亲信的杨士奇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是大明朝创建内阁制以来首任“国家总理”。更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杨内阁”(杨荣、杨溥、杨士奇)。这一切,不仅是当年建文帝想做而未能做出之事,更成为明王朝后世的沿用制度。
明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正励精图治的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时年四十八岁。死后追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短短十个月执政时间,却奠定了明王朝之后“文官政治”的雏形,影响其后二百年。《明史》称他“定万世臣子之法”“景比隆哉”,观其贡献,至为恰当。
死亡谜团多争议
但与他生前史不绝书的赞誉相比,他的死因却成为一个争论。《明仁宗实录》和《明史》都只字不提他的死因。主流的史学观点认定他死于“耽于淫乐”“纵欲过度”,大都来自洪熙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逸批评他的奏折,李时逸批评他“自建宁选取秀女,恐阻维新之望”,气得朱高炽险些将李时逸斩首。直到垂危时还怒骂说“时逸辱我”。明人《病逸漫记》中也考证他是为了治疗“阴症”(阳痿)服药中毒而死。但根据《明史》记录,朱高炽在位时的皇妃,除张皇后外,仅郭、李、谭三妃,“纵欲说”确实有待商榷。而另一种说法“暗杀说”,则起自一个疑点,洪熙元年三月,朱高炽命太子朱瞻基南下中都(凤阳)和南京,祭奠明朝皇陵。但朱瞻基离京后,并未按照行程先去凤阳,而是直奔了陪都南京,显然是为“接班”做准备。而负责侍奉朱高炽饮食起居的御用监宦官海寿,却是朱瞻基的亲信。朱瞻基登基后,更摇身一变成为大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更让人疑惑的,是汉王朱高煦在朱瞻基登基后起兵造反,事败后被审讯的记录,朱高煦承认他在闻知朱高炽驾崩后,曾专门派兵在朱瞻基必经的各要道布控,准备截杀回京即位的朱瞻基,谁料却最终扑空。此时朱瞻基远离京城,如无意外不可能比朱高煦更早知道仁宗去世的消息,唯一的“意外”,也许就是所谓“驾崩”,正来自他的亲手谋划。历史的谜团伴随着争论延续到今天,终未见水落石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