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斯民小康”：永乐盛世的治国理想

得国不正的朱棣，却与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是明朝赫赫有名的治国强人。

纵观他的帝王生涯，可谓极其忙活：对外五征漠北，南征安南，向西设立哈密卫，行使中央对西域的主权。派陈诚出使野心勃勃的帖木儿帝国，使其恢复与明朝的“朝贡关系”。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航海行动：郑和下西洋，引得万国来朝，向大明朝通贡称臣的国家，更达三十多个，最远到达今日西非地区。对内更修治皇皇巨著《永乐大典》，迁都北京，重修京杭大运河。明朝最有面子的事情，基本都叫他做了个遍。

而要问朱棣这辈子，他最想做到的是哪件事情。其实他自己也曾回答过，永乐元年（1403）九月一天，在与近臣讨论治国得失时，朱棣突然感慨，说：“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富庶的日子，才是我的愿望。

事实证明，这话他不是随便说。相反，终其一生，一直孜孜不倦。

小康是生活目标

朱棣“斯民小康”的愿望，在永乐七年（1409），一次会见京城寿星们的时候，有过更详细的阐述：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做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里相恤，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

也就是说，朱棣一直想创建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农民勤劳耕作，不用为赋税发愁；工匠专心干活，不用靠歪门邪道发财；商人诚信经营，不用招摇撞骗。不管穷人富人，都能和睦相处，邻居间更互相帮助。这样一个繁荣富庶，和谐友爱的世界，便是他的治国蓝图。

理想很美妙，朱棣即位早期的经济局面，却相对糟糕。论责任，却还是他闹下的。

三年“靖难之役”，论年头不算长，战争规模却极其惨烈。几次大战争，都是近百万人的阵仗，又是冷热兵器混杂时代，大量火器用于战场，破坏力相当巨大；战争的范围，更从河北一直到长江流域，又全是明朝的经济发达地区。大明国民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

就连《明太宗实录》里也承认，拜这场战争所赐，“淮以北鞠为荒草”。而且大批老百姓流离失所，闹得“田地荒芜，庐舍荡然”。虽没有明朝立国时严重，却也是一片破败，战后重建，当务之急。

对这件事，朱棣本人也很认账，登基早期就颁布命令：各级官员，凡是擅自劳苦百姓的，一律要治以重罪。还有拍马屁的，给他投献战阵图，没想到却拍到马腿上，当场被劈头痛骂。就连好些跟随他起兵的部队，也大批复原军人回家种地。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仗不打了，农业劳动第一。

和朱元璋一样，朱棣恢复经济，也是把农业放第一位。遇到的相关问题，和明初更类似，都是土地荒芜、人口逃散。解决的办法，也是按照明初的老经验来：招抚垦荒。

不仅方法类似，朱棣的行动力，也不比父亲朱元璋差。登基的头一个月，就往各地派人，招抚流亡农民回家种地。还特意立下规定：只要是已经回家种地的，地方官要优厚抚恤，就连新开垦的土地，也暂停征收赋税。凡是逃亡的农民，不但新开垦的土地免税，逃亡以前拖欠的赋税，同样一概减免。这招很管用，命令颁布后，北方各地掀起返乡热。不但战乱中逃跑的农民多有回乡，就连战乱之前，好些为逃税跑掉的乡民，也都欢天喜地地回来了。

招抚的同时，另一件事，朱棣也同样做得紧锣密鼓：移民垦荒。但比起父亲朱元璋全国性的大移民来，朱棣做得比较集中，主要迁移江南和山西的无地老百姓，到北方山东、河北各地垦殖。移民的对象，除经济发达地区的无地农民外，更有一个特殊群体：罪犯。特别是在“靖难之役”中招祸的罪犯家属们，好些都是这遭遇。这类罪犯出身的移民们，迁移地区也很固定，主要都流放到北平地区，在朱棣的老窝监管劳动。

而就移民的目的来说，除了发展生产和处置罪犯，更和朱棣的另一大事分不开：迁都北平。这事从朱棣登基起，就一直在筹划，但要迁都，就要先有钱。这么大工程，国家财政不但要支持住，新都建设也很重要，垦荒北京，就是为了发展当地生产。此外大批的移民，更沿京杭大运河故道，分布安置在鲁西和鲁北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至今保留着很多永乐年间建起的村庄，就是为这场迁都工程打前站而建立的。

在这场持续的大移民中，朱棣的福利条件，同样也做得好，和朱元璋一样，经常给移民们补贴稻种耕牛，而所有的移民，同样也免服三年徭役赋税。这几条固有政策，基本都执行到位。

比起朱元璋时代来，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朱棣也有几条创造发明，首先是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官场在治理民生问题上，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欺上瞒下。特别是碰到闹灾，地方官怕折腾，经常隐瞒不报，瞒不下去才报告。对这个问题，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就极为光火，多次惩治官员，甚至屡兴牢狱。

朱棣登基后，也很快碰到这问题。朱棣的办法，就是定规矩：地方上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必须在限期内奏报，晚报就要治罪。而最狠的一招是：如果地方官不报告，被别人报告了，那么不但瞒报的人治罪，举报的更有奖。这么一来，官员们互相监督，瞒报事件大为减少。

而在救济福利上，朱棣也继承了朱元璋的作风。除了增设预备仓，作为国家应急钱粮储备，在赈济灾民的流程上，更大胆简化：从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地方上闹灾，只要地方官核实，不需奏报中央，就可执行赈济。而且赈济的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给灾民发放钱粮，国家甚至还常出资，帮助灾民们代赎回被卖的儿女。这条人性化的规矩，也同样沿用终明一代。

甚至在很多救灾的细节上，朱棣的见识，也超过了父亲朱元璋。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废除了明朝的“陪纳”制度。所谓“陪纳”，就是指一旦乡村发生农民逃亡事件，那么没逃跑的农户们，便要分摊逃跑者的赋税徭役。明朝立国的时候，这就是农村的一项固定制度，在官员眼里，这招可让农民互相盯，阻止逃跑事件发生，十分方便有效。但朱棣却发现了问题：逃跑的欠了税，没跑的替他扛，长此以往，岂不逼着大家一起跑？全跑光了谁种地？从永乐早期起，朱棣便传召各地，彻底废除这项制度。

除了强化赈济制度，朱棣的另一个举措，也沿袭自朱元璋：兴修水利。如果说朱元璋时期的水利工程是全国铺开，那么朱棣时代就是集中重点。主要的修治对象，就是江南地区。

江南的水利工程，虽然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修，但朱元璋时代的几次大工程，主要集中在海堤的修缮，内涝问题却很严重。一旦下大雨，还是容易闹灾。而且这时的江南，已经成了明朝的财政重地，轻易闹不起灾，但偏怕啥来啥，朱棣登基头一年，即永乐元年（1403），江南水灾又折腾起来了。从苏州到上海，全成了一片泽国，当地官员们大举抗灾，却收效甚微。

朱棣这下也下定了决心：治！不但征用了民工十万人，更选派了一个能人：明初杰出经济学家，户部尚书夏元吉。就这样还不放心，还特意给夏元吉送去相关水利书籍。而这次夏元吉也不含糊，他最大的创举，就是扭转了以往江南治水的大错：一直以来江南治水，主要办法就是排水，即挖掘水道，将水排泄入海。这办法看着正确，弊病却很多：今年刚挖完，明年水道阻塞，再赶上大雨，又得重新涝。夏元吉的办法是入海水道要挖，内网支流更要疏通。随后经两年奋战，治水大军接连挖通了刘家河、大黄埔等支流河道，建立起密集的泄洪水网。这下一举多得，不但水道畅通无阻，更灌溉良田无数。这套一举多得的水利工程，便是著名的苏淞河水利工程。直到今天，依旧余荫后人。

而随着江南地区水利治理的完成，当地的经济，更以直线速度迅猛发展。甚至北方的物资军粮，也越发依赖于南方的物资供应。另一大问题，也终于浮出水面：重修京杭大运河。

京杭运河终修竣

作为隋朝以来，贯穿南北的一条主动脉——赫赫有名的京杭大运河，到明初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线路。元朝以前的大运河，中心在洛阳，从杭州出发后，要绕一个大弯子到洛阳，然后再往北走。等到元朝一统天下，以大都（北京）为首都，绕道洛阳没必要，就改了线路：重新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个河道，将大运河重新连接，成了一条直线，全长三千多里。

但万没想到，这样一改，整个大运河的运输量都打折，原因还是出在会通河上。会通河，即元朝初年在济宁至临清间开凿的运河，为连接南北大运河的枢纽干线。但从竣工后就出了问题：这条运河流量太浅，导致大运河流量减少，运输量更锐减。因此元朝统治时期，大运河的作用也一直有限，北方的物资供应，相当多都依赖海运。再后来元末天下大乱，会通河也荒废，这条南北主干道，也就基本废了。

明朝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运输问题也突出。特别是北方边境防务，军粮供应，南北交通贸易，越发依赖运河。可修运河不是小事，花钱多不说，会通河的技术问题更愁人。元朝当初修这条运河，犯了个严重的技术错误，地形没选好：水道的枢纽位置，即汶上南旺地区地形最高，以此为分界点，往南往北地形都低，所以一旦赶上水量少，船只走到这里就搁浅。

费钱，加上技术问题难，所以哪怕一生勇猛的朱元璋，这个问题也不敢碰。在位三十年，修了水利工程无数，京杭大运河却依然不动。北方运输，主要依赖海运。

但到了朱棣执政时，这事却必须碰：一是迁都提上日程，这条南北交通线，就必须要打通。二是海面上不太平，外加倭寇成天闹，海运风险太大。三是北方的钱粮供应，依赖南方运输更多。综合如上原因，必须要修。

永乐九年（1411）二月，工部尚书宋礼受命，发动三十万民夫，大举疏通会通河，这次吸取了元朝的教训，除了河道尽可能拓宽，增加水力流量，更在当地老人白英的建议下，以“南旺导汶”的方式，攻克这个技术难题。所谓“南旺导汶”，就是切断当地河流汶水的原有线路，将汶水完全注入会通河，这样一来，地势极高的南旺，就成了分流的脊梁，一下子把整个运河支撑起来。同时宋礼又修筑了大量水库和蓄水池，用以调节水量，确保水力供应。经过半年修治，这项重大的水利工程彻底完成。而且历经明清两代，始终是重要水利枢纽。

会通河疏通后，漕运的运输量，也因此大为改观。原先是流量有限，运输有限，从永乐年间起，自徐州至临清九百里，可以过船万艘，运载粮食四百万石。如此强大的运输力，堪称历史空前。

随后朱棣又命宋礼再接再厉，大规模整治了黄河。在这事上，宋礼更有创新。他疏通了河南至山东的黄河故道，解决了运河中段地区的灌溉问题，更在荆隆口设闸：运河水少的时候，就开闸往运河排黄河水，确保运河流量。黄河水太大的时候，就关闸门断黄河水，杜绝黄河水灾。这个独特的水利操纵系统，既治了黄河，又方便了运河。《明史》的说法，叫“黄、运兼治”。

而在会通河竣工后，朱棣又命陈瑄挂帅，打通了另一水利枢纽清江浦。这样一来，江南至淮安的运河线路，也从此连成一片。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从而正式畅通。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恢复，永乐十三年（1415），自元朝起的海运，也被彻底罢除。这条传统的南北主干道，在经过了元代的衰微和明初的废弃后，再度焕发起强大的生命力。不但随后的迁都顺利完成，明王朝的工商业乃至市民经济发展，更从此突飞猛进，一个直接的影响是，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等地，成为明朝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其经济地位，在中国依然举足轻重。

对外贸易重繁荣

如果说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运河这三件事情，只是对父亲朱元璋的继承，那么同时期朱棣做的另一件事，却是对朱元璋的颠覆：放松海禁。

海禁这事，是元朝末年的一大发明创造，即禁止一切海外贸易，既不许外国商船来，更不许中国商人出去。等到朱元璋登基后，这件事的禁令更严：不但做买卖不允许，连沿海渔民出海打鱼都是罪，到了朱元璋晚年，更连传统的官方贸易机构市舶司，也一并给废除。中国的沿海大门，从而彻底向世界关上。

对这件事，朱元璋极其认真，甚至每隔两年，还要下诏书重申一次。更时常派官员在各地巡查，发现违禁就严办。朱棣登基早期，也曾发布过类似的命令，比如在他即位刚半个月后，就曾下诏书命令：沿海的军民百姓，如果有谁违反海禁政策，一律按照洪武年间的规矩治罪。措辞极为严厉。

而随着朱棣皇位日益稳固，对海禁这件事的管理，也越来越松。到了永乐元年（1403）八月，他更干出一件大事：恢复被朱元璋裁撤的市舶司，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重新设置市舶司。每个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官职正五品，副提举两人，官职正六品，另外还有吏目一人，官职正九品。

朱棣之所以这么做，政治目的要大于经济目的。比起南宋市舶司以税收为主，明朝市舶司的主要工作是设置驿馆，接待安置外国使团。说起来还是为朱棣即将进行的郑和下西洋服务。至于贸易也有，但都是“朝贡贸易”。好比花买人参的钱买外国萝卜，高价交换外国贡品，是个撑面子的事情。

但在面子背后，商业往来也繁荣。来访的外国使团，除了办理朝贡贸易的公务，这些使者和随行人员，也常常夹带私货，来中国进行贸易买卖。对这事，朱棣的态度也很宽容，允许他们在市舶司等指定地点进行交易。发展到后来，甚至“洋骗子”扎堆，好些个外国商人，根本不是啥使节，也跟着冒名顶替，假装使者来华，趁机大搞走私。

而这些外国人来中国，除卖货外，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买货。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常年是国际市场的热门商品，卖出去就赚大钱。所以好些个外国来使们，也常找准机会，找中国商民私下贸易，收购各类货物，倒手贩卖国外。一开始干这类事的，还都是一些使团随从，或是冒充使团的外国商人，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些名正言顺的使节，也纷纷参与这类事。比如琉球山南王的使者来华，在市舶司贸易了还不算，竟然带着银两偷跑到景德镇，想私下收购当地瓷器，结果事败被逮，差点儿被法办。

跟父亲朱元璋不同，对这类事情，朱棣的态度基本是宽容的。比如那位跑景德镇的山南王使者，本来按法律要严惩，但朱棣说：“他一个使者懂啥？就是想赚点钱，算了，免罪吧。”永乐年间搞走私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是这么处理。不仅如此，对这些使者在市舶司的贸易，朱棣也颇多关照，给予各类免税照顾。他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面子，但带来的成果，恐怕他自己都料想不到。

其中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就是对外贸易的繁荣。自从市舶司重设以来，相关的私货贸易就一直火热，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还出现了“互市”，也就是中外集市交易。这类的贸易，甚至比官方贸易本身还热闹。在永乐时代，“互市”还是免税的。发展到16世纪早期的正德年间，眼看着相关贸易规模越发扩大，明朝也做出规定，对于这类贸易，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本是外交部门的市舶司，也基本变成了经济部门。从此之后，市舶司的经济收入，渐成明朝财政的重要部分。在明初一度萧条的工商业，经过对外贸易的刺激，重新复苏了起来。

而间接的后果，更是料想不到：沿海的走私贸易，日益抬头，早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就有沿海商民冲破禁令，到东南亚一带活动，好些人甚至成为东南亚华侨的祖先。而明初一度被打压的海商势力，更逐渐死灰复燃。私商贸易和走私活动，自明朝中期起日益增多，越发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海禁制度。

唐赛儿起义敲警钟

对于朱棣的治国理想来说，上面的一系列举措，相继都收到了回报：仅就财政收入来说，朱棣时代每年的税粮收入，就比朱元璋时代增加三百多万石。地方上的钱粮，更是储备充足，四川按察司周南就曾奏报：仅重庆府下属的几个县城，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县食用百年。而随着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以及海外贸易的兴起，明朝的工商业和手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个财政富庶，安居乐业的景象，真有了“斯民小康”的气象。

但眼看着国家富庶，朱棣的治国方略，却也悄然改变。虽然还追求“斯民小康”，但大功业同样不能少。他一辈子干的事业，大多都极有面子，但越有面子的事情，也就越花钱。就内外战争说，发动对安南的战争，动兵三十万；五次北征漠北，每次动兵都是三十万到五十万。仅这六次仗，军费就是天文数字。外加郑和七次下西洋，接待外国使团，各色的威风，哪样都少不了银子。

除面子工程外，即使许多利在千秋的实在工程，也同样耗费巨大，好些更闹出民变来，比如营建新都北京，仅采集大型木材，就动用民夫十万多人，甚至闹出江西动乱。外加疏通运河，营建长陵，修建武当山道观，更都是大工程。虽然朱棣在位时期，一直注重减轻老百姓负担，即使干这些大工程，也注意不误农时。但老百姓赋役加重，特别是劳役过重，却是事实，为此更是暴动不断。

朱棣在位时期，明朝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的唐赛儿农民起义。这位自称白莲教“佛母”的农妇，居然一口气纠集数万人，连续攻城略地，击败官军。直到朱棣调重兵合围，抗倭名将卫青出马，才最终将这支农民军“剿”灭。但策动起义的唐赛儿等人，却都在乡民的庇护下安然脱身。甚至朱棣最后发了狠，听说唐赛儿当了尼姑，就一口气抓了几万尼姑到京城，轮流审讯盘查，却还是找不到人。对于“斯民小康”的理想，这场震惊明朝廷的农民起义，堪称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