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洪武朝“诛功臣”解析

大明十七帝中，奠定基业、一生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却历来有个公认的评语——残暴。

这个评语，自然来自其执政一生，大肆屠戮开国功臣的历史。至洪武末期，群星荟萃的大明开国功臣们大多获罪身死，上演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真实史实。所以在各类评书演义乃至影视作品中，这位开创一代盛世、文武功业骄人的大有为之君，多是阴狠毒辣、冷酷无情、残忍暴虐的“暴君”形象。

而时下也有许多替朱元璋“翻案”的说法，认定朱元璋在位时期屠杀功臣的行为，乃“重手肃贪”。屠杀的结果，是带来了大明朝的“吏治清明”。而遭到屠杀的“功臣”们，则一个个被贴上了“横行不法”的标签。“暴君”朱元璋，俨然成为不徇私情、铁面无私、重手惩奸的“正面”人物。

是惩奸肃贪，还是屠戮无辜，功过是非，还是从历史的真实记录里找答案吧。

功臣很难管

说“惩奸”，自然要说到洪武时代开国功臣的种种劣迹。这些，恰是之前关于朱元璋的研究中，素来注意不多的。

仅举几个例子：永嘉侯朱亮祖，史载“所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出镇广东时，接受当地恶霸贿赂，贪占民财，在受到番禺知县道同劝阻后，竟怀恨在心，上奏章诬陷道同，导致这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清官被朱元璋赐死，酿成冤案。淮安侯华云龙，总兵北平时竟霸占元丞相脱脱府邸，并收纳前元宫廷器物。封建时代，这是“大不敬”之罪。延安侯唐胜宗，征战时期就多次“掠人妻女”；镇守广西龙州时又曾“敲诈番人”。吉安侯陆仲亨，“铁面御史”韩宜可曾弹劾他镇守临清时“巧取豪夺，侵占民田”，后来更成为胡惟庸心腹，助其构陷排斥异己。定远侯王弼，御史齐鲁曾弹劾他“好敛财，侵占国税”，结果遭其报复，罢官回乡……

位极人臣的“国公”们也不例外，劣迹最多的当属后来“胡蓝案”的主角。“凉国公”蓝玉，素来居功骄横，在各处“蓄田养子奴”，其名下收养养子千人，皆仰仗其势，在民间横行不法。比如曾在山东聊城侵占民田千亩，聊城巡按御史汤俊上门质问，竟被他乱鞭打走；平定云南时，劫掠昆明府库，掠夺大量珍宝；后来平定北元时，“私占财宝驮马无算”，甚至奸污了北元太子妃。班师回朝时，更下令属下将士强攻边关，“破关而入，士卒死亡数十”。

由此可见，在大明开国之后，功臣宿将们的不法行为，确为明王朝曾经发生的事实。对照后世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后的腐化过程。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事关龙位是否稳固的问题，自然要格外重视。

当然，在诸多“劣行”中，也有许多功臣居功不自傲，奉公守法如一，留下了千古美谈。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开国武将之首，徐国公徐达，虽位极人臣，却谦逊如初，时常训诫子女。统兵数年，军规森严，严令“有违令扰民，必戮以殉”。南征北战时，从不趁势劫掠，和平年代更为官清廉，其墓志铭上“妇女无所爱，财报无所取”。诚为公允。

曹国公李文忠也不差，与徐达一样，他治军严格，爱兵如子并严禁扰民。身为朱元璋外甥，在朱元璋猜忌功臣，几次削夺他兵权仅授闲职时，皆毫无怨言，“恂恂若儒者”。可谓与世无争。

另一位堪称朱元璋“发小”的信国公汤和也不差，在北平、延安、山西等地练兵守备，招募逃荒流民，后来又出巡山东、浙江，防备倭寇，历年来勤勤恳恳毫无懈怠。

而这几位在和平年代颇有善声的功臣，也最终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胡惟庸案抓相权

“劣迹”和“善声”都一一列举，且让我们看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具体过程。在洪武十一年以前，尽管各地遍有弹劾功臣不法的奏章报上，但朱元璋的反应是多“以此训诫”，甚至许多检举揭发的官员还遭到朱元璋的惩罚。这一时期，真正遭难的功臣有三个，华云龙、廖永忠、刘基。其中华云龙正是因为占住脱脱府邸以及擅自使用元宫廷物品，以“违制”罪召回京问罪。至于廖永忠，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他曾奉朱元璋之命，在瓜步害死小明王，终让朱元璋“名正言顺”地称帝。被赐死的罪名和华云龙一样是“违制”，但结合前情，更有“灭口”的嫌疑。而大规模清洗功臣的导火线，却是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

说到胡惟庸，即引出震撼明廷的胡惟庸案，以及明朝第一谋士刘基之死。

作为大明开国第一谋士，刘基的建树颇多，其进献的《十八策》更是朱元璋此后平天下的基本步骤。杀小明王，也是他向朱元璋进言。但对于这样一个思维缜密、眼光卓绝的人，朱元璋自然既用之又忌之。而作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宣国公李善长，对刘基也是颇多排挤。刘、李二人明争暗斗数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刘基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辞官归乡。而李善长也在朱元璋的软逼下因“健康状况”退休，取而代之的正是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

朱元璋对胡惟庸颇为信任，一者胡惟庸也是“淮西老乡”，常年在身边担任文书工作，可谓知根知底；二者胡惟庸在战争年代，虽不似诸多文臣武将那般立有“奇功”，但长年协助李善长安抚地方，发展生产，也出力颇多。既有能力，又无“功臣履历”，亦是淮西老乡，更兼办事听话，这样的人自然容易“操纵”。于是多年来飞黄腾达，至洪武十年（1377），已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

而作为淮西派的人物，胡惟庸对非淮西派的刘基自然不能容。不久之后，退休的刘基就被诬陷与人争一块“有王气”的田地而遭申斥。一心保身的刘基做了最后的努力，以“诉冤”为名搬家归京闲住。洪武八年（1375）患病，朱元璋遣胡惟庸赠药，于是年二月中身死，世人多言被胡惟庸借机害死。但无论怎样，朱元璋确难逃责。

而纵览刘基之死，可见朱元璋一生最在意的只有一事——专权。而后胡惟庸为相，大权独揽，朱元璋对其颇多信任，多次觐见时甚至命其贴身而坐，谈笑风生。荣宠日甚下，胡惟庸越发飞扬跋扈，对下大肆结交，对外大肆收受贿赂，史载其家整日“车马盈门”。更与御史大夫陈宁结成同党，凡是不利于己的奏疏，一律瞒报扣押。连战功卓著的徐国公徐达也曾被其构陷。专权如此，素来严苛的朱元璋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凡敢弹劾胡惟庸的官员一律重办，连“铁面御史”韩宜可也险些下狱身死。大元帅徐达向朱元璋力陈胡惟庸罪恶，却被呵斥。日久天长，军队、言官、地方，皆被胡惟庸安插了亲信，诸多“淮西旧将”也与其结成了同盟，朝堂内外，编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岂料如此“盘根错节”，却顷刻覆灭。覆灭是从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开始的。先是胡惟庸因儿子坠马怒杀马车夫，遭朱元璋追查；继而占城国入贡，胡惟庸却未及时上报，朱元璋震怒，下令追查。一追查就“顺藤摸瓜”，大批党羽被查出，加上胡惟庸同党御史中丞涂节临事惊慌，找朱元璋“自首”然后撒网抓人。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陈宁、涂节等首犯被杀，“人死账不烂”，追查余党的工作之后持续了数十年，包括费聚、陆仲亨、唐胜宗等开国功臣皆被屠戮。最后被杀的，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被满门抄斩的开国六国公之首李善长。胡惟庸死后不到一个月，朱元璋即废除丞相制，从此建立了高度独裁的统治。

震撼洪武朝的胡惟庸案，持续近十年，处死一万五千人，几乎都是开国功臣宿将。但请注意，虽也有诸如太子朱标的授业恩师宋濂这样的无辜者，但牵涉其中的多是“淮西派”李善长一脉的文人以及中层军官。而说到屠杀的原因，观胡惟庸的行为以及诸多功臣的劣迹，固然该死，但真正的目的，却还在朱元璋的一句话：“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他对刘基念念不忘，因刘基足够洞穿一切的眼光，对胡惟庸的荣宠甚至放纵，只为放线钓鱼，一网打尽。对李善长的秋后算账，则是要根绝后患，彻底掐灭淮西一脉文臣。这一切，都为了直接掌控到那一人之下的权力——相权。李善长、刘基、胡惟庸，只是他实现“躬览庶政”目的的小棋子。

在这里顺便说一个人：永嘉侯朱亮祖，洪武十三年他诬陷道同事发，被逮捕入京。父子二人在金殿之上被朱元璋持鞭活活“抽死”，死后竟也被归入了“胡党”。胡惟庸案株连无辜甚多，而他，或许是最不冤枉的。

要“躬览庶政”，除“相权”外，与之同等重要的，就是军权，由此有了另一大案——蓝玉案。

蓝玉大案整兵权

其实早在蓝玉事发前，屠戮的“前奏”就打响了。此时已是洪武朝中后期，战功卓著的徐达、李文忠两位“大帅”早相继病故。洪武二十年（1387），刚刚在辽东会战里迫降了北元太尉纳哈出，为大明收复东北大地的老帅——宋国公冯胜，因“私藏良马”之罪被逮捕，随后被拘家软禁。常年担任副帅的少壮派将领蓝玉就此“转正”，成为明军中的第一人。次年，蓝玉、王弼率十五万人远征北元，历经风餐露宿，行进数月，终于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捕捉到北元主力。一番恶战，俘虏北元“黄金家族”宗亲3000人，士兵70000人。数日后，窜逃的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瀚难河被宗室也速迭儿杀害，残喘漠北的北元帝国彻底灭亡。其后，蒙古分裂成瓦剌、鞑靼、兀良哈三大部，虽在其后200年间也曾骚扰中原，却终未再成明廷致命威胁。捷报传来，朱元璋大为高兴，赞道：蓝玉，“吾之仲卿、药师也”。以汉朝名将卫青、唐朝名将李靖将之比拟，可谓圣眷正隆。

但功勋卓著的蓝玉终复制了胡惟庸相同的脉络。大胜之下，横暴贪婪之性尽露无余。先是贪占缴获的北元物资，继而强暴了北元太子妃，回师路上又炫耀武力，强攻边关隘口。朱元璋下诏褒奖，却嫌封赏太少，张口质问：“难道我的功劳不足封太师吗？”行为之骄横固然不可思议，但联系他之前鞭打御史强占民田的“光荣事迹”，可见这是他的“真性情”。对这“真性情”，朱元璋如对胡惟庸一样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封其为“凉国公”。但一个“凉”字，却也为后面的“秋后算账”埋下伏笔。

蓝玉却全然不知，之后几年，他陆续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造反，又率军西征哈密得胜。大明四方总算“天下太平”，蓝玉的灾祸，却从此来了。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献控告蓝玉谋反，继而大狱再兴。平定云南的颖国公傅友德、平定东北的宋国公冯胜、捕鱼儿海战役中蓝玉的副将王弼，均相继被株，连带被杀的又达一万五千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主角，尽是沙场功勋卓著的“名帅”们。而在蓝玉伏诛后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再次改组“五军都督府”，位高权重的“大都督”们仅剩空衔。国家兵马后勤调度管理大权，从此牢牢掌控在皇帝直接操纵的“兵部”。所以探究“蓝玉案”，有说蓝玉“跋扈”招祸，有说是因朱标之死，朱元璋担心皇太孙朱允炆难以掌控局面，故而提前为他扫清障碍。但根本原因，却还在“躬览庶政”四个字。

而在洪武朝这场持续二十年的血雨腥风中保存下来的功臣，方式也各有不同：徐达过世比较早（洪武十五年去世）；汤和常年在外守备，特别是身担东南沿海“防倭”大任；常遇春英年早逝，但其子常茂也被控多有“不法”，但最终被安置在龙州留得一命。纵览他们能够明哲保身的原因，除人品正派，善举不断外，其实就是四个字：听话、不争。

而在后人论起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恶劣后果时，无不提到他死后的靖难之役。普遍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朱元璋屠戮功臣，导致朱棣起兵时，建文帝朱允炆面临无兵可用的局面。然而事实是，朱元璋并未预见到朱棣会举兵叛乱，却也为朱允炆留下了国家有战乱时可堪信任的能将：耿炳文。他的作用，下面一章会讲到。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大明开国洪武皇帝朱元璋过世，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尸骨未寒，即迎来一场席卷北中国的血雨腥风——靖难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