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昭祺（祺祺博士）
書信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交際工具。南朝齊梁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說，春秋時代，各國互相訪問頻繁，於是傳遞書信的使者越來越多，可見書信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流行。在大量存世書信中，有很多已經失去人際交往的實用價值，但卻成為出色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除了文筆優秀外，還有深刻的思想、動人的感情。
文學作品通常是為大眾而寫，作者都希望擁有大量讀者。書信卻並不相同，它們都是寫給特定對象閱讀的，而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對象只有一名。在這種個人色彩濃厚的文體中，作者可以毫無保留、不假修飾地袒露自己的胸懷，傾訴自己的衷腸，因此讀者不難從作者的書信中認識他的內心世界，了解他的思想性格。《史記》作者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敍述了他創作《史記》的動機和目的。同樣的內容，也見於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報任安書〉。但是如果我們比較兩篇文章的風格，就會發現很大的差別。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慘受腐刑，於是發憤著書以抒發心中抑鬱，寫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寫到這部分內容時，表露出作者悲愴的感情，但是整體來說，這篇文章氣勢雄渾，用語莊重，就像一篇嚴肅的學術論文。〈報任安書〉的風格則截然不同。這篇長文是司馬遷向好友傾吐滿腔憤懣和痛苦之情的覆信，信中毫無顧忌地揭露漢武帝剛愎專橫、殘害忠良的真相，淋漓盡致地陳述了自己因為替李陵主持公道而蒙受腐刑的不幸遭遇和奇恥大辱，全文感情激蕩，震撼人心，簡直像一篇無韻的《離騷》。正如清代吳楚材在《古文觀止》裡所評，“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之所以風格迥異，應該是由於司馬遷根據實際需要而選擇了不同的書寫體裁。書信最適宜用來表達感情、直抒胸臆，讀者如果想更全面、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一個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徵，最好的方法莫如閱讀他的書信。名家書信的抒情成分很值得我們欣賞，作者的抒情技巧也很值得我們借鑑，而閱讀好的書信集當然是賞心樂事。
這本由三聯書店出版的《師生有情》，收錄幾十篇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通信，由蒲葦主編。蒲葦除了是資深教師外，還是有名的散文作家，他的抒情文寫得尤其精彩。不難想見，《師生有情》是充滿感情的書信集，無論是學生來信或老師覆信，在在都可以見到發自肺腑、真摯深厚的感情。
老師和學生或後學之間的通信，並不是現代新產品，而是古已有之的。這種別具特色的書信，在唐代頗為流行。韓愈的〈答尉遲生書〉、〈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答陳商書〉，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覆杜溫夫書〉、〈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等，就是韓柳二人寫給學生或後學的覆信，向他們闡釋關於讀書和寫作的各種道理。我國古代很少論文專著，這些覆信記載了很多散文寫作的理論和寶貴經驗，是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資料。不過美中不足的，就是現在我們往往只能讀到韓愈和柳宗元的覆信，而無法讀到向他們請教的學生或後學的來信，這樣便使我們不容易全盤理解信中所討論的內容。例如韓愈在〈答陳商書〉裡說陳商的來信“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究竟陳商這封信的文字怎樣高深莫測，連韓愈這位文學大家也讀不懂，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因為《全唐文》只收錄了陳商四篇文章，當中並不包括他寫給韓愈的信。相較之下，《師生有情》就沒有這方面的缺憾，因為本書不但收錄老師覆信，而且還收錄學生來信，這樣便使讀者可以痛快淋漓地看到師生互相交流的全部文字，進而透徹了解他們所討論的問題。
《師生有情》內容廣泛，舉凡讀物的選擇、語文的學習、選科的困惑、升學的疑慮、留學的迷思、愛情的迷惘、家庭生活的困擾、大學生活的適應、文化差異的煩惱等，總之是與學生或青年有切身關係的重大問題，本書都有熱情認真的探討。入選的書信，大都是文字通順、抒情懇切、言之有物的作品，希望青年朋友能從中汲取營養，充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