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年半之前，筆者開始就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學課題，在香港《信報財經新聞》撰寫每週專欄。這讓筆者得以將一些有關香港經濟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和機遇的想法，較為有系統地寫成文字。本文集選輯的文章談及港人對香港今後的經濟地位和目前社會狀況的不安與日俱增。我們閱讀報刊、看電視、聽電台廣播、目睹議會的爭吵，再近看各種示威抗議，不得不承認，市民比以往要來得分化、焦躁。

這裏選輯的各文細說各個層面的不安；由工業轉型、房屋、醫療、教育、人口老化與退休金、城市發展、財政政策、匯率政策談到公共政策決策的政治經濟學，每一篇都嘗試分析問題的歷史遠因和眼前近因。其中一些會就特定問題所作的政策選擇權衡其利弊。但筆者主要的心願是為這些錯綜紛紜的問題找到一個共同而根本的解釋。

眾所周知，不同領域的問題往往彼此關連。就一個問題所提的解決之道，往往會為其他問題帶來後果。即是說，這或會改善某個問題，但卻令另一個問題惡化。更重要的是，很多問題彼此的關連在於微妙的政治因素，源出於不同人士或群體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如果各種問題的這種關連很深，或可名之為「深層次矛盾」。香港存在着深層次矛盾的看法起先是溫家寶總理在2005年提出的，而在剛剛過去的7月1日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政府就職典禮上亦表示，香港社會仍然存在深層次矛盾，謹此借用來為本文集命名。

筆者相信，探究各種深層次矛盾共同的根源，可增進對目前問題本質的了解，有助於提出一套首尾較為連貫、吻合的解決辦法。筆者不相信全面的解決之道在政治上可行，深層次矛盾的複雜性在於政治。全面解決問題雄心太大，指望不高。沒有一個政府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來實行全面的解決方案。

成功的改革必先取得公眾的共識，支持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過程則通過「逐件零碎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推行。中國成功的「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正是這樣的做法。公眾對深層次矛盾的內在根源有了正確的認識，方可建立共識，對選擇每一項「逐件零碎」的政策，形成指導作用。這樣達成的公共政策最終選擇，比較有可能經久持續，達至首尾連貫和相互吻合。

筆者在1976年回港，開始在大學任教。後來發現，這是我其中一項最幸運的抉擇。過去這三十五年適逢內地開放，讓像筆者這樣的經濟學子得以第一手觀察內地的巨變及其為香港帶來的影響。尤其有幸的是，遇到許多參與這個過程的偉人，以及學界、商界、傳媒、兩地政府官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等，他們就這些在我們眼前開展的大事，慷慨分享個人的經驗和洞見，有助於筆者對事件的認識和理解。謹此對這些人士表示衷心的感激。

本文集的出版過程中，一個傑出的團隊給了筆者永不落空的支援。筆者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的同窗和室友崔少明博士將文稿翻譯成中文，在這方面作了出色的支援。他犧牲了所有的週末，以滿足筆者對他的時間無邊的需求。蔡小慧女士負責收集資料和分析數據，在短時間內接獲通知即須開展工作，並確保正確翻譯數據，在研究方面提供了傑出的支援。羅曾慕潔女士為整個製作過程提供了一流的管理，確保沒有遺漏。她為我的文稿作了極為寶貴的貢獻，改善了各篇文章面世時的表達方式。她承受極大壓力，至誠投入這項工作，甚至錯過了多次自己演出的排練。《信報財經新聞》的陳景祥先生和他的各位編輯同事幫忙處理了我最初見報的文稿。黎彩玉女士和香港中華書局編輯部以間不容髮的進度完成本書的編輯及製作工作，務求本書及時付印。香港經濟研究中心提供了極寶貴的支持和贊助。

如果不是筆者的家人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本書也不可能完成。每逢週末和晚上筆者躲在辦公室撰寫文稿，妻子陳真光就不得不忍受筆者長時間經常的出缺。另一半永遠不負所望的支持和永無休止的看顧，筆者實在無言感激。

王于漸

201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