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唐詩

文藝之章

唐代被視為中國歷史上詩歌創作最豐富的時代，詩體繁複，格調多樣。從皇帝到轎夫都作詩，從宮廷到市井都傳唱，可謂世界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化奇觀。詩歌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表情達意工具，王國維稱之為“一代之文學”，謂“後世莫能繼焉者”。

初唐時國家繁榮而文學興盛，“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一掃齊梁萎靡之風，以真實生活開創詩歌新境。“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登幽州台歌〉）的陳子昂更以遒勁風骨在唐詩開創時期多有貢獻。張若虛存詩僅有兩篇，但〈春江花月夜〉獨立華表，有“以孤篇壓倒全唐”（聞—多語）之譽。

史家所謂盛唐，不管是孟浩然、王維代表的田園詩派，還是高適、岑參代表的邊塞詩派，都表現出中國古典詩歌全盛時代的氣象。李白和杜甫並稱“李杜”，都是站在唐詩巔峯的兩大家。“詩仙”李白以政治、山川和風月作詩，縱橫恣意的氣勢是這一時期詩歌的典型音調。“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李白之詩仙意飄渺，不煉字句而重風神，胡應麟評唐絕句“無工可見，無意可求”，李詩正是最好的代表。他對傳統美學的反叛，使得詩歌一新耳目，深深影響了同代和後代詩人。

安史之亂（公元755至763年）結束了一個盛世時代後，詩歌諸公的浪漫歌聲忽然消沉，“詩聖”杜甫“賦到滄桑句便工”（清˙趙翼〈題遺山詩〉），沉鬱頓挫的傷時憂國之作使其又有“詩史”之稱。“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富有時代憂患意識的杜甫又是一位遵循精嚴格律的詩人，幾乎每一種詩體都在杜甫手中得到新的發展，而其律詩在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位於成都浣花溪畔。公元759年，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入蜀，建茅屋而居，稱“成都草堂”。杜甫流寓在此近四年，所作詩歌流傳至今的有二百餘首。其中〈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已成為學生必學詩。杜甫離開後，草堂便不存，前蜀詩人韋莊尋得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存。

在偉大詩人白居易的率領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如火如荼，善作社會諷喻詩，在詩歌精神上傳承了漢魏樂府的傳統。韓愈、賈島等人不滿過往精緻圓熟的詩風，好為奇崛，他們雖然把新的語言風格與章法技巧引入詩壇，但也帶來以文為詩和追求險怪等風氣。被稱為“詩鬼”的李賀想像豐富奇特、語言瑰麗奇峭，杜牧稱其詩品既“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又“牛鬼蛇神，不足為其勇也。”獨有幽冷的遲暮情調，在整個詩歌史上都可以說獨樹一幟。劉禹錫、柳宗元亦是這一時代的詩豪。

時至晚唐，代表詩人有杜牧與李商隱，世稱“小李杜”。杜牧推崇李杜、韓柳，對元白攻之甚烈，其輕靈俊爽的詩風更多地帶有盛唐時期的遺韻。李商隱的詩歌帶有濃厚的感傷情緒，典麗精工而富於暗示，“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無題〉）等著名詩句開創了從晚唐到五代的詞境，也救治了孟賈以來的清苦枯槁之病。韋莊長詩〈秦婦吟〉則是白居易〈長恨歌〉以來唐代長篇敍事詩的最大收獲。

唐詩是中國古典文學中耀眼千古的瑰寶，不論是題材、體裁還是風格等方面都對後代的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黃鶴樓

“江南三大樓”之一的黃鶴樓是在唐詩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樓台。原址在湖北武昌蛇山峰嶺，海拔約一千米。建樓初是出於軍事需要，後來逐漸成為文人會友賞景的勝地，亦常有人在此送別。唐崔顥作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後李白登樓見崔顥詩，遂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從此黃鶴樓名氣大盛。白居易、賈島、陸游等都曾在此吟詩作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