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结构
本书将对吕大临的道学阐释进行考察，目的一则在于展现道学形成初期的理论演变，二则也在于展现道学理论中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吕大临生于关中蓝田，早年受家学影响，并拜师张载，精于礼学，与其诸兄一起在关中推行古礼，是张载所开创的关学学风的重要推动者。张载去世后，吕大临负撰写《行状》之责。之后，吕大临又问学于二程，录有二程论学语录，其中包括著名的程颢《识仁篇》，收入《河南程氏遗书》。[40]他所著《中庸解》，一度被认为是程颢的著作，后被收入《河南程氏经说》得以流传。他与程颐往复讨论“中”与“道”、“性”、“心”关系的书信，经其选编后被称为《论中书》，收入《河南程氏文集》之中，是朱熹参究“中和”问题的重要文本依据。在后世，他与谢良佐、游酢、杨时一同被称为二程门下的“四先生”。[41]在北宋道学兴起并多维交织互动的学术脉络中，以及在北宋道学向南宋理学的话语演变中，吕大临的学行、著述及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环节。
史载吕大临不但“尤严于吾儒异端之辨”[42]，而且“通六经，尤邃于礼”[43]。批判佛老和重视经学与礼学，均是张载所创立之关学的学风特点。朱熹尤其敏感于佛禅学，对二程弟子多有批评，独对吕大临基本表示赞赏，在二程弟子中对其评价最高，这与他认为吕大临是在二程弟子中少有的未流入禅学者的看法密切相关。朱熹对吕大临《中庸解》尤其看重。《中庸》是道学创立过程中凭借的一部重要经典。吕大临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庸解》，而《中庸解》原本是其《礼记解》的一部分。他在《礼记解》及《中庸解》中所展现出的“下学”与“上达”并举的精神，既是受关洛两派学风影响的结果，也与朱熹的理论关怀颇为相契，尽管吕、朱之间实际上包涵着诸多差异。[44]
在道学理论中，经学不是训诂之学，礼学也不是饾饤之学，二者都蕴含着通过身心修养以体验道体的微言大义。[45]吕大临道学的特点就在于将心性与礼教会通起来：礼教不是形式化的社会文化制度，而是被纳入心性之学重新理解其意义；心性也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具体的实践内容和指向。吕大临道学思想这种更加注重具体的工夫落实和道德实践的特点，与张载、二程致力于形上本体建构有所不同，这也是他在《论中书》中与程颐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透过对张载关学“尊礼贵德”[46]学风的继承，对程颢“识仁”之说的领会，与程颐对“未发之中”的讨论，以及对《孟子》、《中庸》“心性之学”的义理阐释，吕大临道学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点。
吕大临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人物。[47]究其原因在于：首先，在伴随西方哲学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展对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哲学家的思想梳理、分析和阐释，当然是首要任务，因此，研究张载、二程、朱熹的思想无疑更为紧要；其次，理学思想的研究一般主要依赖于著作、语录和文集，但吕大临没有语录传世，其文集也没有保存下来，存世文献主要是被后人整编到《周易》、《礼记》、《论语》、《孟子》之类经书集解之中的经解，因而不易引起重视。[48]
当代哲学对理学的研究径路，一方面首先重视对典型理学家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以重构其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在理论体系上，又基本上都将宇宙本体论作为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而重视从“理气论”入手分析不同理学家的思想特点。更甚者，将吕大临的著作区分为受张载“气学”影响的关学阶段与受二程“理学”影响的洛学阶段，以考察其思想变化，并证明关洛思想之异同。[49]在此视角下理解吕大临的理论建构，有明显不适应之处。其实，吕大临并不着意于宇宙论的建构，对“气”也缺乏足够的关注，而这其实恰恰显示出道学家的问题重心正在随着道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演变在发生转移。
实际上，吕大临的问题意识及其思想特点，表现为在张载、二程所奠定的道学本体论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就更注重道德实践和礼仪教化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吕大临承接《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之学传统，贯通并重释了《易传》的“穷理”、“成性”与《大学》的“正心”、“格物”等道德修养工夫，以“本心”为基点，以“天道性命”为根源，以“礼教”为“常道”，融合关洛两派学风，发扬了孔孟儒学“上达”与“下学”并重、“德性”与“礼法”兼修的精神传统，以注重道德修养工夫的理论特色和致思径路，拓展了北宋道学“本体宇宙论”建构的理论规模。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吕大临细致地阐述了他对“本心”、“理义”、“人伦常道”的深入理解。
本书将以吕大临的经学著述和理义人伦关怀为基础，以其对道学本体的心性落实和实践工夫为切入点，考察吕大临道学思想的构成、内涵及意义。第一章将在北宋以关洛两大学派为中心的道学产生过程中考察吕大临道学的形成，第二章讨论吕大临在经学诠释中对道学理论的体认和阐释特点，之后三章分别讨论吕大临的天道性命论、心性修养论和礼学实践论，最后在结语中简要引述道学的现代哲学意义。
由张载和二程所代表的北宋道学，处于整个六百年宋明理学的发端和形成期。张、程之间，在共倡道学之时，已有数次论学，显示出不同的问题关怀和学风特点。吕大临受家学影响，又先后问学于张载、二程，以“道”自任，亲身参与了关洛两大学派的兴起和理论研讨。自《伊洛渊源录》以后，在朱熹的道统谱系影响之下，吕大临一般都被视为“由关入洛”的二程高弟。不过，无论是致思方式，还是理论特点，吕大临道学自始至终都有其自身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特点。蓝田吕氏兄弟早年在关中推行礼教，与张载东西呼应，成效卓著。在张载去世后，吕大临又入洛问学于二程。以后又在任太学博士时著《礼记解》，并与程颐“论中”，建构并阐释了他自己的道学理解。
在著述上，吕大临对五经都有注解，今存《易章句》、《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大学解》及《礼记解》，反映了初创期的道学理论与儒家传统经学、礼学的互动及转化状况。在关洛二学的基础上，吕大临道学特别重视《孟子》和《中庸》，以之为“入德之大要”，进而关注“本心”、“理义”和“人伦常道”，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色。吕大临的道学体认是建立在经学和礼学之上的，因而注重实际，不尚玄虚，甚至天道论亦非其主要关注对象，而是以之为性命论的基础，处处以“人伦”为务，这在《易章句》表现得尤为明显。吕大临的礼学表现出以“义理之所当然”为归的特点，由此强调实践的必然性和当然性。
吕大临的天道论是直接为其性命论服务的。天道是性命之来源，“性与天道一也”。“天之道，虚而诚”，因而性至善，心能感。在对《中庸》和《孟子》的解读中，“中”成为吕大临对义理之内涵和行动之法则的恰当形容，并由此引发与程颐的争论。吕大临的理气论强调“通”的意义，“天下通一气，万物通一理”，理与气都具有至善的价值意义，理是认知的对象，而气则是天人物我相互感通的基础。人生之后，气凝成质，便会影响到天命之性，从而展现出各种差异。吕大临系统地提出了气质对性之遮蔽的种种方式，强调了人物之别，为生命个体的修养工夫和道德实践奠定基础。
吕大临对心之道德内涵、认知意义和修养工夫等的论述比较细微。性是落实天道流行的基点，由此便提出从自然宇宙实存向价值秩序本体复返的要求，心则是人伦实践的动力，是理论认知、修养工夫和道德实践的主体，具有“思”与“知”的能力。本心与理义合一，尽心即能尽性。吕大临把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理解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强调理论和体验的合一、知识与道德的合一，进而也强调“知及”之后的“仁守”，以知成己，以仁成人。在肯定本心内在的基础上，吕大临对知、仁、诚的理解，都具有工夫论意义，指向对形上本体之流行大化的体验和把握。
与其对天道性心之道德源头及道德能力的理解相一致，吕大临的礼学也以心之所同然的“理义”为根据，以对身心生命的“敬”与“养”的功能为其实践旨归。受张载影响，他也重视“知礼成性”的意义，礼可以与知相配合，在身心互动中逐渐显现养气成性、养人成德的价值，从而化礼成俗，使德与行合一。因而，吕大临特别突出了内在于个体精神的礼之敬的修养工夫意义和外在于人伦关系中的礼之常道的教化实践意义。
吕大临的道学思想，只是宋明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环节，但当我们将之置入“由有限而通无限”的哲学阐释过程之中，我们便可以从中照鉴每一个有限生命个体的意义建构能力，由之明了精神的超越及其限度，这对克服当代日益专门化、知识化的教育模式当有调整、启发的价值。
[1] 唐君毅指出，在西方和印度思想中可与“道”对应的概念分别是“存有”和“法界”，但“存有”与“虚无”相对，“法界”属心思活动，都有其限制，而“道”“可唯就一存有之‘通’于其他存有而言”，故而可以“只是消极性的虚通之境”，“兼能直下启示一‘次第通贯一一法与方式范畴，而更超越之’”。再者，与中国思想中其他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如“事”、“物”、“生”、“命”、“心”、“性”、“理”、“气”等相比，“道”的含义也更为“广大丰富”，因而“道之一名在中国人之思想中恒居一至尊之位，而亦恒尊于理”。唐先生又将“道”之可尊追溯于其字源“初以导或蹈为义”，故而“道”不仅可知，而且可行。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2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3页。
[3] 韩愈：《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4]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2页。这一说法广为学界称引。
[5] “道学”一名的最早提出当在道教，参见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页以下。关于儒家“道学”之名的提出和衍变，可参考姜广辉：《“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收入其《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2页。“道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主要是由北宋程颐和南宋朱熹所确定的，之后又得到了元修《宋史·道学传》的官方确认，以至今日的哲学辞典也直接将“道学”解释为“宋儒的哲学”，见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6] 张载在《答范巽之书》中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见《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349页。
[7]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第381页。
[8] 程颐：《明道先生墓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640页。
[9] 程颐：《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9页。
[10] 如程颐在《答杨时慰书》说：“家兄道学行义，足以泽世垂后。”在《祭李端伯文》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在《祭朱公掞文》说：“今君复往，使予踽踽于世，忧道学之寡助。”在《上太皇太后书》说：“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盖非常之遇。”见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十一，《二程集》，第603、643、644、542页。
[11] 朱熹：《程氏遗书后序》，《朱熹集》卷七十五，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37页。
[12]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熹集》卷七十六，第3994页。
[13] 参见姜广辉： 《“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理学与中国文化》，第20页；又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1—345页。
[14] 关于“道”与“理”二者的区别，可参考朱熹的说法：“问：‘道与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问：‘如木理相似？’曰：‘是。’问：‘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朱熹弟子陈淳著《北溪字义》解释说：“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与理对说，则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见陈淳：《北溪字义》卷下，熊国祯、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关于“道学”与“理学”的内涵及演化，另可参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四十九章《通论道学》，《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28页；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宋明理学的称谓、内涵和分系》，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22页；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本书对“道学”的使用，一般限于指从北宋张载、二程到南宋朱熹的理学形态；对“理学”使用，则指包括“道学”在内的整个宋明新儒学形态。
[1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123页。
[16]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3页。
[17] 朱熹：《大学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1、526、528页。
[18] 牟宗三又说：“‘理’或‘天理’是自然带上去的，有之不多，无之不少。天理二字不是义理系统之关键，关键是在对于道体性体之体会为如何。惟既用上此二字，则此二字亦有简括代表、豁然醒目之作用。然必须了解其所指之实。”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19] 对此，吕大临有很明确的表述：“实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从来，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从亡，有以丧之，物之终也。皆无是理，虽有物象接于耳目，耳目犹不可信，谓之非物可也。”见吕大临：《中庸解》，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489页。
[20]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21]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
[22]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第95页。
[23] 吕大临：《与友人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三八五，第1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24] 关于北宋儒学的复兴过程，可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二章《宋学及其发展诸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1—235页。
[25]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第275页。
[26] 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张载集》，第321页。
[27]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3页。
[28]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84页。
[29]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第383页。
[30]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第383页。
[31]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二程集》，第139页。
[32] 吕大临：《哀词》，《河南程氏遗书》附录，《二程集》，第337页。
[33]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20页。
[34]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16页。
[3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
[36] 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三、五、六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
[37] 牟宗三在论述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学”之“新”的意义时，提出“新”之二义：一是引申发展、调适上遂之新，二是有相当转向、歧出另开之新。前者以周敦颐、张载、程颢为代表，后者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牟宗三认为，后者虽然对原有经典的精神有所偏离，亦有其其他方面的积极意义。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第14页以下。此可作为经典诠释和理论阐释之视域会不可避免地扩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意义这一现象的一个例证。
[38] 关于“诠释”与“阐释”二词的区别，张江撰有《“阐”“诠”辨》（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是目前可见最详细讨论“阐”、“诠”二字差别的文章，可参考。该文认为“‘阐’从‘开’讲，有启义，有通义，有广大义，有吸纳义”，而“‘诠’之阐释观，即以一己之意正定他者，无对等、无讨论、无协商”。本书对“阐”、“诠”的区别使用，仅限于对理论解释和经典解释这两种相关但又不同活动的区分。理论解释更加开放而无限定，故称“阐释”；经典解释要受到原有文本和意义的限制，故称“诠释”。道学的“理论阐释”往往是在“经典诠释”中进行的。作出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在文本分析中自觉地把握其意义的继承、引申、发展以及转变关系。
[39] 关于中国哲学中“本体”内涵的演变，可参见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谢荣华：《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概念考辨》，《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1期。
[40] 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二程集》，第13—48页。明儒冯从吾称吕大临“所述有《东见录》，录二程先生语。二先生微言粹语，多载录中。其有功于程门不小，故朱文公称其高于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见冯从吾：《关学编》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
[41]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临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48页。
[42] 冯从吾：《关学编》卷一，第11页。《宋史·吕大临传》中收有致富弼的书信一封，劝说富弼“以道自任”，勿为“佛氏之学”。冯从吾所言，可能即基于此。
[43]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临传》，第10848页。
[44] 关于吕大临与朱熹思想异同的比较，可参阅郭晓东：《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中国学术》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亦收入其《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附录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207页； 杨治平：《吕大临天人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吕大临对朱子的影响》，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58—176页。
[45] 可参阅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第五十八章《走向理学的经典诠释—理学化经学“问题意识”举要》，第365—406页；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宋明理学的经学观》，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2—357页。
[46]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第12723页。
[47] 这种情况到近十余年来有明显改变，有多篇硕士和博士论文由对张载、二程等人的研究向下延伸到其弟子包括吕大临，进行专题研究。关于吕大临的研究状况，可参阅本书附录《吕大临道学研究述评》。
[48] 陈俊民于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收入“理学丛书”），对以后的吕大临研究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该书搜辑的主要是吕大临的著作，包括从纳兰性德编《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吕祖谦编《周易系辞精义》、卫湜编《礼记集说》、朱熹编《论孟精义》以及《二程集》等书中辑出的《易章句》、《礼记解》、《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等书，虽非全璧，但确如辑者所言“足见其大概”。《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系辞精义》、《礼记集说》、《论孟精义》等辑录的均为宋代理学家的解经文献，尤其以张载、二程及其弟子为主，极便于相互参读以及比较各家义理之异同。本书所引吕大临文献，同时标注原始文献与陈氏《辑校》二者页码，以便于读者查阅参读。吕大临文集己佚，有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中所辑吕大临文三十二篇，可以参阅。最新的文献辑编是收入“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的《蓝田吕氏集》（曹树明点校整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49] 详细情况见本书附录《吕大临道学研究述评》。本书认为，无论是根据对吕大临的生平考察，还是对吕大临著作的思想辨析，都不足以支持对吕大临思想发展的前后期划分。本书预设了吕大临有其明确的个人问题意识，在此前提下，研究其思想的特点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