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猴人手里的猴子

说到当时的松竹蒲田电影公司，明星有栗岛澄子、川田芳子、五月信子、英百合子，名气超越了此前的知名歌舞伎男旦衣笠贞之助、小栗武雄等。导演中的牛原虚彦、池田义信、岛津保次郎等是这一时期的中坚力量，其中野村芳亭是蒲田电影公司最出色的导演。可以这么说，《母亲》这部电影奠定了松竹明星阵容的基础。

除了栗岛澄子、川田芳子、五月信子这三大明星外，还有诸口十九、岩田祐吉这两位帅气男演员出演，以“生母”、“养母”和“继母”为中心，讲述了符合日本人口味的新派大悲剧，也可以称其为母性题材的女性电影的决定版。

《母亲》大获成功，演出人员去大阪出席道顿堀的“松竹座”落成庆典仪式时，梅田车站被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使人动弹不得，进退两难。我的演艺生涯就是始于这次热闹的庆典仪式。有人说我是幸运儿，有人说我吉星高照，也有人嘲笑说是时运佳而已。但是，那时我只是一个五岁的女孩，既没有什么“儿童演员”的概念，也不懂悲伤和喜悦。只不过在我身边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倒不如说是一场灾难和麻烦，我只想玩跳房子和过家家。

和现在一样，拍摄从早上九点开始。在这之前，都是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和养母两人过着正常自在的生活。但是，自从拍摄后，天还是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被叫醒，然后和养母两人急匆匆地赶往省线莺谷车站。因为太早，车厢里乘客寥寥无几。我趴在窗户上，一边吸着挂在脖子上的橡皮奶嘴，一边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小镇景色。在快到品川时，才看到橙色的太阳冉冉升起。三十分钟后，到达蒲田站。妈妈牵着我的手，有时也背背我，进入制片厂大门，来到儿童演员休息室，这个房间有八九十平方米左右，比较宽敞。

房间铺着榻榻米，正中央摆放着一米见方的木制火盆。养母拿出粉底霜开始给我化妆，那时的粉底霜硬如木炭，必须在火上烤一烤，使其稍稍融化后，才能使用，所以火盆不是虚设的。养母一边烤粉底霜，一边帮我涂在脸上，粉底霜沾满手掌。我的脸被拉来扯去，疼得直掉眼泪。换好衣服，我们就赶紧吃带来的早餐盒饭。没过多久，九点的开工铃声一响，副导演便来喊我去拍摄。养母和我快步走出儿童演员休息室，进入摄影棚，然后在一旁等待出演。

这个摄影棚全是由玻璃建造而成，是蒲田制片厂引以为傲的一件宝物，与其说是一间玻璃房，倒不如说是一间“温室”，它利用自然光线来拍摄。夜晚需要开灯拍摄，但是当时使用的都是炭精棒。炭精棒散发出如闪电般刺眼的蓝色光，让演员们双目充血。在拍摄的间歇休息时，大家给眼睛戴上眼罩或敷上湿布，看了让人毛骨悚然。

“来！秀子，到这来！”副导演牵着我站到摄影机前，接着野村导演和川田芳子以及工作人员们便不停地哄逗我，让我开心，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习惯还保留着。“开拍！”一声令下之后，我便开始说前一晚养母教我的那些台词。

我讨厌化妆时脸被拉来扯去，弄得脸生疼，也讨厌一次又一次地喊“开拍！”进行实验性的重拍。但是，不管我有多么不喜欢，我也必须遵从，否则的话就不让我回家。我不敢不从，于是便按照导演的指令，让我去东就去东，去西就去西，言听计从。

但是，常常也会有无法忍受的事情。例如，我小心翼翼地将墨磨好，导演却对我说：“把墨掉在这里，然后大声哭起来！”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事呢？”

我的养母消失在摄影棚的黑暗处，我必须喊川田芳子和栗岛澄子为“妈妈”，太不可思议了！我那时还分不清演戏和现实。我现在还记得，这三位母亲都比我的养母漂亮优雅，当我靠近她们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从没有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我的处女作《母亲》首映，所有的影院爆满。与本人意志毫不相干，这个名为高峰秀子的儿童演员从次日起成为电影业界洪流中的一分子。在这不久之后，养母又为我接下《母亲续集》的剧本，此后还拍摄了《暴风雨中的蔷薇》。

我和养母每天往返于莺谷和蒲田，觉得还是住在制片厂附近更方便些，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从莺谷的二楼租房处搬到了蒲田的一间小房子里。据养母说，当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五日元”，现在的话，连一块豆腐都买不了，但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五十日元，所以像我这样的孩子能赚这么多，已经相当不错了，可以称得上是高薪。蒲田住处的两个房间分别有五平方米和十平方米，自带厨房，我们一家三口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不过当时的钱的价值和现在差距很大。

拍摄完工回到家，不知为何，养父都在家里，并且和养母两人一起去澡堂洗澡。晚饭后，他们让我伸直腿，轮流搓和拉我的膝盖和小腿，说：“快点长高！快点长高！”我心里觉得好笑：“我又不是糖，怎么可能一拉就变长？”那时还是无声电影时代，唯有容貌和身材是电影演员的重要财富。一九三〇年无声电影时代宣告终结，该时代末期的杰出作品有五所平之助导演、根据川端康成的小说改编成的《伊豆舞女》。

一九三一年，日本第一部有声电影《夫人与老婆》制作完成。该片导演是五所平之助，主演是田中绢代和渡边笃，我出演的是田中绢代的女儿。

由于是有声电影，在川崎的静静原野里布置外景拍摄，工作人员每早乘大巴前往，和之前的拍摄不一样，十分麻烦和辛苦。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录音棚，所以音乐和台词必须同时录。宫田东峰指挥的“宫田口琴乐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外景拍摄地的旁边。“准备！开始！”五所导演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音乐也同时演奏起来，我记得演奏乐曲名为《My Blue Heaven》。

现在想来，伴随着音乐演戏实在是稀罕。当时大家拍戏都非常认真，这毕竟是关系到松竹电影公司的生死存亡。演戏出错的话，音乐也要随之从头重新来一遍。好不容易演戏没有出错，音乐又出现错误，每拍完一个场景，演职人员都大声高呼：“万岁！万岁！”

有声电影的出现，给演员们带来了一大恐慌。帅男也好，美女也罢，地方口音是个致命伤。川田芳子在此之前一直是活跃在第一线的超级明星，仅仅因为她的新潟口音，突然就失去了扮演角色的机会。地方口音有时也会发挥其个性化的效果，例如：笠智众、藤田进、大河内传次郎等，他们独特的地方口音和台词腔调就非常有魅力，无人能模仿，反而成为他们的优势。不过，除了大河内传次郎外，靠地方口音可以留在演艺界的，大概只有配角演员了吧。

一九三一年我进入蒲田的一所普通小学读书。当时的电影公司没有工会，也没有《劳动基准法》，还是一个少女的我，作为儿童演员必须不分昼夜地工作。养母的怀里常常抱着两三本剧本。我几乎不记得我去学校上过课，整日整夜地不停工作。也许是我总是哭丧着脸，正好适合演“催人泪下”的表现母爱题材的电影吧。我不仅仅演女孩，还要把头发剪短演男孩，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兼职”。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没有相关资料，参演电影的具体数量和电影名都不记得了，在《大东京一角》、《爱与人类共存》、《将军》等几部电影中我饰演男孩，在《朦胧月夜中的女人》、《丽人》、《十九个春天》、《东京合唱》等几部电影中我饰演女孩。拍摄十分忙碌，上午穿着短裤演男孩，下午的合唱中演女孩。有一次，副导演突然把我背着冲出制片厂的大门，直奔理发店，转眼之间，我的“娃娃头”发型便变成了男孩的短发发型。

有一次，剃了头的我戴着帽子，事先定好让我出演女孩角色的导演执意要让我戴着帽子演一个女孩角色，真是让人感到滑稽。我忙得根本没有时间去上学，从早到晚，副导演把我背来背去，让我站在镜头前，我连要拍的电影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如鹦鹉学舌般重复导演说的台词，这样说来，我就像耍猴人手中的猴子一样。

“猴子”的工作范围慢慢扩大，陪伴在身旁的养母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生活圈子扩大了，收入反而减少了。月薪三十五日元，却没钱染一块印有名字的手帕。虽说因为成为儿童演员出名，反而生计艰难。

《大东京一角》是五所平之助导演的作品。现任日本音乐作家联合会会长藤田正人当时是蒲田制片厂的顾问，也是五所导演的挚友。他经常来《大东京一角》摄影棚和外景拍摄地探班。他长得虽说不是很帅，但是我很喜欢他温和善良、清爽自然的个性，很快便和他亲近起来。他也很喜欢我，每晚都带我去银座，再把我送回蒲田的家，所以和我养父母也熟络起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是我的一个幕后人物，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我们全家支持和帮助。

当时，我出演了很多男孩角色，常穿海军服，所以他常喊我“小子”。当五十岁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时，他依然这样叫我。每次听到他这样叫我，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那段时光，内心变得异常温暖。我不由得也喊已经六十多岁的他为“正人叔叔”，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一点会觉得这两人精神有问题吧。

松竹电影公司当时的男女儿童演员总计约五十人左右，男童演员的妈妈们常捉弄养母说：“没必要特意让一个女孩穿长裤来演男孩吧！”养母为这也吃了不少苦头。出演男女角色一直持续到我十岁时，所以一直没有空暇去读小学，即便偶尔去学校，也跟不上学习进度，常常不知云里雾里，通信录上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如果是现在可以考虑请家庭教师，但在当时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养母的文化知识还不如我，她才勉勉强强会写平假名，根本指望不上。

但是，我有一位“救世主”——班主任指田老师，他是位男老师。他多次来我家家访，或许是因为知道我家的情况吧，我和养母去京都松竹制片厂或乡下拍外景时，出发前他一定会赶往车站为我送两三本儿童杂志。我怀抱着《儿童王国》、《一年级小学生》等精美的彩色儿童杂志，心底说不出的喜悦。多亏了指田老师，我总算没有变成一个文盲。每当想起指田老师，都无法用“感谢”或“恩人”来表达我的心情，这种无法言状的感情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双手合十，将他视为“神”。

五年前，我在电视台见到了我一直无法忘记的“指田老师”，当宽额头、宽下巴的老师出现时，我不由得走上前抱住了他。但是，他并不是指田老师，而是他的儿子，想想已经是四十多年前了，当时指田老师三十岁左右，不可能还是当时的长相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老师的儿子告诉我：“父亲十年前过世了”，但是，老师儿子的眼神和老师简直一模一样，我看得出了神，久久说不出话来。

四十多年前和现在时代不同。现在在剧团、电视和电影中出演的儿童演员并不像以前那样是出于父母的虚荣或兴趣，似乎很多是因为自己想当演员。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恳切地希望儿童演员的家长们至少要让孩子好好接受完义务教育。儿童演员的演技还谈不上艺术或演技，他们只是耍猴人手中的猴子。当“猴子”长大成人，不！应该说有一天“猴子”不再是“猴子”时，对孩子说“不是你想当‘猴子’的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当然，或许现在可以找到比指田老师更好的家庭老师，也有现在社会上知名的教育型妈妈的管教，但是没有经历过人生阶段第一次小学集体生活的我敢自信地说：“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最开心的事情是结交朋友，而不是学学问。”

我没有一个小学同学，没有当过母亲的我不是不能理解那些疼爱孩子的不理智的家长的心情，但我还是希望家长们要理智。

我拼命努力，但养母没文化，养父游手好闲。现在我快五十岁了，但仍然摆脱不了没文化的自卑感，这是我对儿童演员家长们的几句忠告。

每年除夕夜，我都要捧着指田老师送给我的绘本和杂志，坐着夜间车去乡下。当时的电影院在播放两部电影中间会加演节目：影片的出演演员站上舞台向观众致以简单的新年问候，一天四次，一个地方最多要停留两天。有两个剧场的地方，两个剧场都要去，一天有八次新年问候，从一月一日到一月七日要跑遍整个日本。

新年第一天，地方上的旅馆早餐一定会提供当地的煮年糕汤。有时是白味噌汤，有时是纳豆汤，还会有只加入白萝卜丝和圆饼这种与众不同的年糕汤。每天第一轮舞台问候是在上午十点，匆匆忙忙喝过年糕汤，体会不到新年的味道和伤感。每次看到碗里的年糕汤的食材的变化，我都会想养母做的年糕汤会是怎样的？养母根本没有时间做年糕汤，她要用火熨斗帮我熨平舞台服装，草草喝完年糕汤，根本无暇顾及里面有什么食材。我们两人一边默默埋头吃饭，一边留意时间，化好妆穿好衣服。在我们母女之间从来没有家庭似的新年问候，哪怕一次也没有。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和松山善三结婚的时候，我最先买的两样东西就是一只考究的描金菜肉汤碗和一个明治时期制的针线盒。连纽扣都不会缝的我为何要买一个昂贵的紫檀木针线盒呢？我自己也觉得滑稽，那年元旦我一大早爬起来，毕恭毕敬地取出描金菜肉汤碗，在女佣指导下学做自己独创的年糕汤。

将加入水的锅子放在炉子上，再放入一块海带，水烧开后，等到海带浮起来，加入鲣鱼，然后关火。放入一点盐，滴入两三滴酒和酱油，随后再稍微煮一煮。接着加入邮票大小的烤年糕和鸡脯肉，在汤上轻轻摆上鱼糕和打结鸭儿芹。最后将橙子切片和针形烤紫菜摆成三角形放在烤年糕的上面，这样年糕汤就做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年糕汤算是东京风味，还是地方风味。但是，这是生平第一次自己做煮年糕，在家里和丈夫面对面坐下来庆祝新年。也许并不合丈夫的口味，他还是忍着喝完了。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真想高声大喊。这种心情只有我自己能体会，丈夫能不能理解呢？他没有说一句不满，连喝了两碗。

我是高峰秀子，祝大家新年快乐！请多关照！

我笑着低下了头，剧场内人山人海，掌声如雷鸣般震耳欲聋。每天最后一次舞台问候的结束时间是晚上八点。我跳上等在剧场后台门口的汽车，在旅馆换好衣服，养母催着我奔向车站。再次赶往陌生的地方，我们母女手牵着手，淹没在车站的赶路人流中。

酒是泪滴，还是叹息？丢弃心中的忧愁吧。

七岁的我还不懂这首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的意思，但是坐在充斥着煤炭气味的火车车厢里，不知是谁哼唱起这首歌曲，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我昏昏欲睡，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