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纷飞的小镇

我的养母今年七十四岁，她唯一的骄傲就是与昭和天皇同年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我这个唯一的女儿成长过快，这让她束手无策。

养母跟老师每周学习一次写字。练完“い”，接着练“ろ”，然后就是“は”，她兴冲冲地拿着练好的字来到我家，高声喊道：“妈妈！妈妈！看！这是我写的字！”她总是陶醉地看着自己写的字，希望得到我的一番称赞，此时的养母像个小女孩一般可爱。

十多年前，养母因为脑部受疱疹病毒感染，留下后遗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养母昏睡了两天两夜后才苏醒过来，之后，我变成了“妈妈”，我的丈夫松山善三变成了“爸爸”。我问养母：“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道：“七十万年。”我听了怎么也笑不出来，她又不是乌龟，七十万年也太夸张了。不管怎样，我叫她“妈妈”叫了四十多年，对我而言，这四十多年有时像七十多万年一样长，有时又像一个梦一样，一晃而过。养母的字帖内容一般都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名言警句，例如：

愿今天又是充满爱的一天。

彻底放弃自己也就意味着让自己重生。

尽管养母会读会写，但是这些话的意思她既不会去思考，也理解不了，即便理解得了，也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从她日常的一言一行就说明了一切，因为她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将自己和别人的维系和信赖关系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

如果人的一生是生来注定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既无梦想也无希望，我的人生也就会在一片漆黑中漫无目的地盲目乱窜。“知子莫如亲”，养母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当我照着这面镜子时，我会想起我还是一个少女时，养母曾责骂我：“你不是个人，就是个血块！”这不免让我黯然神伤。镜子中的自己虽然是人的相貌，实际上却是一堆丑陋湿软的红紫色血块，每每想到这，所剩无几的自信自不必说，连活下去的勇气也被击碎，让人痛苦忍受。

我的养母原名平山志夏，家中排行老三（她的父亲名为平山力松），于一九〇一年出生于福冈的一个五口之家，家业是经营日式料理店。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时期，力松服完兵役回家后，便与妻子胁子离婚，娶了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妻子初子。

子女们十分不满，长子锦司带头找到生母的娘家，三个子女瞒着力松和初子轮流去见生母。小镇上的人们将对孩子的同情转向对力松的指责，家里生意日渐萧条。函馆发生火灾的消息传到闷闷不乐的力松的耳中，力松在函馆有熟人。

一九〇七年，力松决心背井离乡，在函馆开创一个新天地，于是变卖了全部家产，全家五口人和两个佣人奔赴北海道的函馆。力松买好土地后，随即着手新建料理店，正当进行到一半时，在靠近棚屋的建筑工地，他装有全部财产的钱袋被偷。养母当时只有五岁，至今她都会时常惋惜地念叨：“那是一个藏青色条纹钱袋。”建到一半的料理店只能停工，转让给别人，不得不辞退两个佣人，一夜之间一家五口沦为乞丐，流落街头。

一家老小五口在海岸边的一个简陋屋子里遮风避雨，夜晚围坐在一根蜡烛四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力松当了零工，长子锦司当了徒工，长女滨子当了佣人，作为次女的养母则成了别人家的养女。幼小的养母整日哭泣，最终被收养人家厌烦，又送回了力松的身边。据说那天下着大雪，见到父亲的养母喜上心头。养母光脚穿着草鞋，双脚生满冻疮，红肿又痒。养母含着泪回忆道：“到家时，已经冻得不知道是痛还是痒了。”

不久，力松的继室初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每到傍晚，背着婴儿的养母总是站在简陋屋子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一天赚五角、胸前沾满泥土的力松回家。力松觉得养母可怜，于是把一分硬币悄悄塞给养母，对她说：“可别告诉你妈妈！”养母赶紧塞进三尺长的腰带里，风吹浪打的海岸和这一分硬币让这对父女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力松的继室初子先后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养母一年到头背着一个喝奶的婴儿，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保姆。这些婴儿的名字养母还没有来得及记住，他们便一个个夭折，然后又一个个出生。养母不能带着孩子去上学，力松打零工的微薄收入也供不起她上小学。但是，养母还是不由自主地朝校园走去，一边哄着背上的婴儿，一边偷偷地往教室里看，这是她最大的乐趣。

十三个孩子当中，八个夭折。养母整天和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挤在家中，她和继母、弟妹关系不和，只是一味地等待着父亲回家，大家对这个原本送走又回来的养女也另眼相待。养母在畏畏缩缩的煎熬当中，渐渐长成一个大姑娘。

力松性情豪迈，喜欢人群聚集的热闹生活，也很有人缘。从打零工开始，一点一点稳固自己的地盘，不到十五年就在函馆开了一家咖啡店，这在当地还是一件稀罕事。除此之外，还经营日式料理店和戏棚子，后来终于大显身手起来。力松越来越忙，养母被留在家中，对父亲的爱渐渐转变为抱怨，在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妹当中被孤立起来。

久而久之，养母的心中产生了被害意识，同时也交错着一种反抗的“斗志”，养母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现状”——离家出走，但是去哪儿？如何逃走？养母心中藏着“逃跑”计划，一直抑郁寡欢，就在这时，一根救命的稻草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一个名叫荻野市治的江湖电影解说员。

当时的电影还是无声电影，在电影银幕的一侧有两三名乐师和一名解说员。解说员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电影脚本，解说员按照电影情节进行解说，台词简练，关键地方会加入乐师演奏的音乐。

法国电影《齐哥马》（Zigomar）于一九一一年上映，动感的光与影让人们惊叹不已，于是给它取名为“活动电影”，这种电影引起了轰动效应。一九一三年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创立艺术座，一九一四年宝塚少女歌剧团成立，一九一七年浅草歌剧团盛大开幕。一九一八年青山杉作等创立电影艺术协会，电影和演剧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大众娱乐从“义太夫”和“浪花节”等传统艺术纷纷转向耳目一新的西洋风格艺术。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活动电影”，一说到“活动电影”，便会想到“电影解说员”，说到“电影解说员”，便会想到“活动电影”，电影解说员受到各个剧场的争相邀请。已故的德川梦生也是一位在“活动电影”繁荣时期深受观众欢迎的电影解说员。

但是，在那个年代艺人常常被称作“河边的乞丐”，电影解说员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但是工作漂泊不定，并不被人尊敬，与真正的艺术还有很远的距离。不知道在东京情形如何，在函馆，“活动电影”非常简陋，从曲艺场和戏社的舞台天花板上四周垂下白布充当银幕，然后放映胶片投影成像，所以不可能请来有名的电影解说员，只能请来廉价的江湖电影解说员。

荻野市治是否也曾在函馆的活动电影小屋里出演过，还是因为失业混口饭吃，这个不得而知，总之养母为了逃出函馆，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他的怀抱。养母说：“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恶，连对方的年龄都不清楚。”这番话可见养母当时想离家出走的誓死决心，我听了不免心生悲怜。养母当时只是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姑娘，她的火热性情终于像岩浆般滚滚燃烧，迸发而出，一直到七十四岁的现在都未曾减弱，让我惊叹不已。

当荻野得知养母舍弃家人的坚定决心时，也异常吃惊，这也是力松万万没有想到的。养母和力松大吵一架，然后甩开怒不可遏的父亲，一无所有地跑出家门，和荻野乘上了火车私奔，她既不知道这个私奔对象的身世和年龄，也不知道要奔向何处。他们坐上青函联运船，再搭乘火车，然后到达新潟。

荻野在新潟找到一些工作，但干的时间都不长，江湖电影解说员的收入有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重回函馆，以养母的性格是绝不可能的。性格喜欢热闹、爱好文艺的养母于是边看边学，当上了一名女电影解说员，登上了舞台。

养母的艺名为“高峰秀子”。

身材小巧，正值妙龄少女的女电影解说员在当时并不多见，她比荻野还忙，收入也超过了荻野。也许是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生活不太开心吧，养母不太愿意讲述这段时期的事情。两人原本也并非因为彼此爱慕而结合的，对于荻野总在外拈花惹草，养母非但不感到嫉妒和悲伤，性格反而变得越来越倔强。

“以前啊，一旦结了婚，只能忍耐、忍耐……”至今，她说起这番话，眼神里仍会充满憎恨。

几番辗转，他俩最终来到东京，在莺谷借了二楼的一处安身之所。荻野放弃了电影解说员这个行当，找了一份艺人经纪人的工作，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团队，又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

荻野每次离家，都不知他的行踪，何时回家。独自一人留在家的养母靠针线活维持生计，虽然她内心常常焦灼不安，但是表面上只能装着当一名贤淑的妻子，守护着家。

荻野和养母没有孩子，也许是为了挽留住荻野的心吧，也许是为了打发独居的寂寞吧，养母想要一个孩子。以养母的个性，她一旦想要什么，就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得到，她不会去思考，也不会去判断自己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母亲，她只是希望孩子可以给她的生活带来变化。

自从养母私奔之后，在北海道函馆的祖父平山力松的家于一九二一年又一次遭受火灾。但是，力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相当有实力的人物，先后重建了“丸平咖啡店”、“丸平砂场”和“丸平剧场”。长子锦司娶了一位名叫矶子的媳妇，经营着一家店面，力松一人身兼数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在力松——我的祖父的一生当中，这一时期是他的鼎盛时期，儿时记忆中的祖父长得跟阪妻和花肇一样英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具领导风范，稳重可靠。

锦司和矶子已经生了三个儿子，矶子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锦司、矶子和力松都坚信：“这次肯定又是一个男孩。”

关东大地震的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我——高峰秀子出生了。

当时，函馆已经进入了春季，但是那天雪花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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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阪妻指阪东妻三郎（1901—1933），日本电影初创期的明星；花肇（1930—1993）为20世纪中期日本著名的喜剧演员与乐队鼓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