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早朝”的一般程序与辨析

清代皇帝朝会除大朝与常朝外，在前期还有御门听政。御门听政在康熙时形成定制，每日举行，主要流程是：皇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驻宫中时）或勤政殿（驻圆明园时），各部院启奏题奏本章，内阁学士报告折本（即内阁票拟皇帝未及时表态而折角——“折本发下”的题本），皇帝当场裁示。参加的主要人员包括内阁、翰林院官员，在京各部院衙门堂官、司官。雍正朝之后，因奏摺制度的兴起、军机处的设立及运作的规范化，每天主要的政务内容变为各部院轮值奏事、皇帝在军机处协助之下处理奏摺。于是，形成了另外一种以奏摺处理为中心的朝会程序。这一朝会程序分解开来，主要包括：1.各部院衙门轮值递摺与递送堂官膳牌；2.皇帝阅览与批答奏摺；3.军机大臣及部院堂官见起，接受咨询；4.引见与召见。其中，早朝的前三项内容围绕奏摺处理而展开，也是本章重点讨论的对象。

有关清代奏摺的处理，当时的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曾留下较多的回忆，近年来的论文，也依据这些史料及档案有专门论述。以下按奏摺的处理流程，对各种说法作一些辨析与补充。

（一）部院轮值的缘起与主要内容

据《大清会典》记载，京中部院衙门实行轮值奏事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六部、理藩院、内务府等衙门轮流值日，逢轮值之日呈递奏摺，堂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呈递膳牌，预备接受皇帝的召见和咨询。

轮值制度，形成于1726年（雍正四年）。关键史料即前文征引的当年2月21日（正月二十日）雍正帝上谕：

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想诸臣以朕驻圆明园，欲图安逸，故将所奏之事，有意简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屡降谕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静息，自当晓谕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简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

又见各衙门奏事，有一日拥集繁多者，有一日竟无一事者，似此太觉不均。以后，八旗定为八日，各分一日轮奏；部院衙门，各分一日轮奏。六部之外，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其馀衙门，可酌量事务之多寡，附于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来陈奏，则朕每日皆有办理之事，而不来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办理，诚为妥便。至朕听政办事，各官齐集之日，原不在轮班奏事之数，次日仍按班次前来。若该部院衙门轮班之日，无事可奏，其堂官亦着前来，恐有召问委办之事，亦未可定。其紧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启奏。⁽⁴⁾

这是最早的有关部院奏事的规定。当时，并行两种政务文书——题奏本章（题本和奏本）与奏摺。前者是通过御门听政程序由内阁协助处理，后者则由皇帝亲拆亲阅。所以上述引文中，也出现了与两种文书相关的不同流程：一是“轮班奏事”，即部院衙门、八旗轮流递陈奏摺；二是“听政办事”，则是指御门听政。由于这两类朝会的性质不同，所以雍正帝才会说，“朕听政办事，各官齐集之日，原不在轮班奏事之数”。也就是说，参加完处理题本的御门听政，各衙门堂官还须按照排班顺序参加轮班奏事。

从这道上谕可以看出，在这之前，各部院递陈奏摺是有事即奏，导致皇帝每天收摺的数量不均。雍正帝让部院衙门、八旗轮值递摺，这一程序是为了防止各衙门懒政怠政。同时他也规定，即便无事可奏，轮值衙门的堂官也须前来，以备咨询及委办事件，这就是后来的堂官递膳牌预备召见的制度。另外，如遇到紧要事件，各衙门可不拘班次递摺，这一规定在后来演变成“加班奏事”。

1732年（雍正十年），原有的轮班值日奏事制度出现部分调整：八旗之后，增加领侍卫内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合为一班；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之后，内务府、国子监合为一班，銮仪卫、光禄寺合为一班。由此就形成了九日轮值制度。⁽⁵⁾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领侍卫内大臣与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的班次分离，位居八旗之前另成一班，武职及八旗衙门形成十天轮值制度。⁽⁶⁾1815年（嘉庆二十年），撤销都察院理藩院联合值日，都察院归入刑部、大理寺班次，三法司合为一班；理藩院则归入銮仪卫、光禄寺一班。⁽⁷⁾从此，形成了稳定的文职八班、武职及八旗十班的轮值制度。所谓的轮值，是指遇该衙门值日，可于当日奏事引见，如“适遇无事，亦令该衙门递片声明”；其他非值日衙门，遇到紧要事件则可加班奏事。⁽⁸⁾因具备上奏权的官员与机构较多，若不加以限制，将极大增加皇帝的工作量，故部院轮值奏事，不失为一种控制奏摺总数、减轻皇帝工作量的制度设计。

这种排班制度，在晚清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中央部院，进入到值班序列。又因总理衙门属于新设机构，所办事务无成例可言，且常有突发的重要事件，故而“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⁹⁾

其次，清末新政，传统的六部结构解散，陆续出现新设的西式各部，值日次序屡有变动。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最终形成了11部的局面。根据军机处《早事档》，这一时期转变为文官衙门、八旗及武官衙门共十班的值日次序，排班如下：

第一班为外务部、钦天监、侍卫处（领侍卫内大臣）；第二班为吏部、翰林院、镶黄旗；第三班为民政部、都察院、正黄旗；第四班为度支部、宗人府、正白旗；第五班为礼部、学部、正红旗；第六班为陆军部、銮舆卫、镶白旗；第七班为大理院、法部、镶红旗；第八班为农工商部、邮传部、军咨府、正蓝旗；第九班为理藩部、镶蓝旗；第十班为内务府、前锋与护军营。⁽¹⁰⁾

除递奏摺外，部院轮值的第二项活动是递膳牌，预备召见。据光绪朝《大清会典》的记载，奏事处掌管递膳牌一事：

递膳牌亦如之。宗室王公用红头牌，文职副都御史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用绿头牌。遇直班奏事引见之日，各于膳前呈递，曰“膳牌”。惟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不递膳牌。内阁学士及班次在副都御史以下之京堂官亦不递膳牌。凡外官来京者，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皆递膳牌。遇皇帝巡幸，则随从行在之道府亦递膳牌。⁽¹¹⁾

膳牌在早膳前呈递，向皇帝提供名单，以便选择膳后召见的大臣。轮值衙门因当天递送奏摺，所以须递膳牌，以备皇帝咨询上奏的内容。根据前文所引雍正帝上谕，遇到某衙门值日，无论有事无事，其全体堂官（出差、请假者除外）都必须前来。

当天，他们须在凌晨做好准备入内，听候“起单”（见起的清单），这是一项苦差。如果皇帝在西郊圆明园，则更是苦不堪言。1791年的某个冬日（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乾隆帝体恤臣下，让轮值衙门的堂官可稍晚入内。上谕称言：

朕因年高少寐，每当丑寅（约3:00）之际即垂衣待旦，日以为常。而诸臣因请驾较早，率皆先时祇候。且汉大臣中，多有住居城外者，趋朝自必更早。如诗所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殊属无谓。况自今冬月日短，朕用膳办事，总在卯正（6:00）以后，诸臣早集朝房，亦无所事。嗣后各该衙门遇有陈奏事件及带领官员引见，俱着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以示体恤。⁽¹²⁾

乾隆帝起床阅摺时间较早，轮值部院堂官因预备召见，也须极早起床，穿戴入宫，家在外城的大臣更费周折，因此乾隆帝体恤当值官员，让他们晚些时候再入宫。当然，这只是乾隆帝临时起意，之后的君主并未延续。嘉庆年间，一位御史曾经质疑这种部院轮值、堂官预备召见的合理性，理由是各部院堂官人数众多，无须全数前往，应留下大部分在署办公。结果，这一理由被嘉庆帝定性为“名为急公，实系疲玩”，遭到痛斥。⁽¹³⁾

关于值日之期部院堂官递膳牌见起，这里以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海军衙门大臣曾纪泽的例子进行说明。1889年3月27日（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皇帝接受归政、独自处理政事后不久，曾纪泽当天的日记记载：

寅正一刻（4:15）起。茶食甫毕而苏拉来报叫起叫起即召见，催舆飞趋入朝。三库递月摺，海军奏事三件也。步趋至九卿朝房，幸起单未下，坐二刻许。卯初二刻（5:30）入乾清门，遇庆邸于遵义门阶下，立谈片刻。卯正（6:00）召见，皇上问同文馆事，问海军本日保奏人员事，问西洋语言文字之大凡，敷对约三刻许。⁽¹⁴⁾

当天户部三库递月摺、海军衙门奏事递摺（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类似，遇事可随时上奏，不拘值日），因他同时担任总理衙门大臣、海军衙门大臣，并管理同文馆事务，曾纪泽按规定须递膳牌。当天光绪帝想详细询问他各处事宜，所以让人报叫起，单独召见三刻。

（二）奏摺处理与军机处见起

雍正朝之后，清帝每日晨起最重要的政务是处理奏摺。有关清代的奏摺制度，学界研究已十分丰富。下文将顺着奏摺的走向，细致考察奏摺的处理流程，补充和修正前说的相关内容。按照清代制度，京内、外省奏摺，都是经由奏事处直抵御前。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奏事处接收奏摺的程序。

奏事处由御前大臣兼管，其中领班侍卫一人，在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特简；章京六人、笔帖式二人、奏蒙古事侍卫六人。此外，还有内奏事处，由太监18人组成。⁽¹⁵⁾奏事处的主要职能是接收满、汉奏摺。奏摺传递入宫，遵循如下规定：

凡接摺于宫门，皆以昧爽。乾清门启以寅正（4:00），奏事直班章京豫俟于门外，门启，乃接摺。在京各衙门之摺，皆储（贮）以黄匣，其有密奏事件，则加封储（贮）匣。外省奏摺，皆固封加贴印花，外加夹板。驻跸圆明园，则接于出入贤良门左门；驻跸热河，则接于大宫门；行在，则接于行宫门。接摺后，汇交奏事太监呈览。惟邮递者接无时。⁽¹⁶⁾

当然，不是谁都有资格递摺。为了限制奏摺的数量进而避免给皇帝造成过重的工作量，除了轮值衙门以部门名义外，制度规定只有如下人员才能递奏摺：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官员，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授日讲起居注者，以及言事的科道官；外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驻防总管、城守尉以上，新疆西路北路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以上官员。道员如言事，也可递奏摺。无递摺资格的京官，如果奉特旨外派查办事件，或担任学政、织造、关监督，也可递奏摺。⁽¹⁷⁾

奏摺上递之后，分为外省和在京两类进行处理，《大清会典》分别有如下说明：

每日所递各摺，除驿递之摺皆由奏事太监径交军机处封发不由奏事处发下外，其馀外省各摺，无论有旨无旨，皆由奏事太监封固，于次日交本处发给原递摺之人祇领。

其在京所递各摺，除留中及由军机处发下，或饬交是日召见之大臣发下外，其馀各摺，或奉旨“依议”，或奉旨“知道了”，由本处（按：奏事处）发下者，即由本处传旨给领。⁽¹⁸⁾

京内、外省奏摺的处理次序不同。1802年（嘉庆七年）的一道上谕称：“每日批览奏摺，奏事处先将外省所递奏摺呈阅后，始将各部院衙门事件以次进呈”。⁽¹⁹⁾清末军机章京吕允甫亦回忆说：“每日外摺最先发下。”⁽²⁰⁾可见，奏摺的处理顺序是先外省，后京内。以下分别论述两类奏摺的处理方式。

一般而言，京内奏摺又可粗分为两类：部院衙门奉旨议覆本部所辖事务的奏摺，有决策的性质，皇帝一般给予“依议”的回复；本部所辖事务的例行奏报，皇帝一般给予“知道了”的指示。不过，这两种结果，皇帝无须动笔，而只在奏摺表面“以爪抓痕”，划出横线与竖线：横线表示“知道了”，竖线表示“依议”，故又称“横知竖议”，而后由奏事处据此口传处理的结果。这一做法被评价为“虽百十函，无一舛误”。⁽²¹⁾军机章京吕允甫也曾谈论过这一流程，他说：

京内各衙门奏摺，均盛以黄匣，无封套，上用指甲在摺面画竖道为“依议”，横道为“知道了”。由太监传旨后，各衙门均将原摺带回。太监将其所抄《内摺事由簿》注明“依”或“知”字，送到本处，宣读某衙门某事一摺“依”，某事一摺“知”。本处将预录事由随听随注，注讫交供事缮写，编入《内奏事档》。⁽²²⁾

由此可见，对京内部院衙门的奏摺，如果皇帝意见仅为“知道了”“依议”，则无须朱批，只由奏事处口传谕旨，由各衙门将奏摺带回执行即可。这些奏摺，军机处无法得到副本，而只有“预录事由”及处理意见这两种简单记录。这一程序，我们通过王庆云日记（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也可得到印证，他在1847年7月24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记载：

丑正（2:00）候于宫门外，寅初一刻（3:15）宫门启，较前月初九早一刻，入，递摺于奏事门外之西朝房，复至外朝房少憩。卯初（5:00）复进内，卯正二刻（6:30）发出摺子，至奏事门前领。奏事官传旨：“知道了”，古谓之口敕。阅过摺子，于皮面奏字下掐爪痕。巳正（10:00）回寓。⁽²³⁾

这里的“掐爪痕”就是上文吕允甫提到的“上用指甲在摺面”画道，“横知竖议”；“口敕”就是奏事处口传奏摺的处理结果。这种方式减轻了君主的工作量，但显得不够慎重，甚至有可能造成疏漏。1866年（同治五年），鸿胪寺少卿文硕上摺称，奏摺的处理意见最好能宣之笔墨，以作凭信：

窃查在京各衙门摺奏事件，自钦奉朱批，或由军机大臣承旨外，其馀所奉谕旨，向由奏事官口传各衙门，有于次日述旨者，亦间有不述旨者。至奉旨“依议”“知道了”等件，则仅凭摺面横竖划记，从无述旨之例。奴才伏思传宣诏旨，只字皆关紧要，仅凭口传手画，终不足以昭敬慎，设有舛误，关系匪轻。然自奏事太监而奏事官，自奏事官而各衙门递事官，递相传述，咎将谁归？⁽²⁴⁾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文硕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指甲划痕的方式依然得以继续。可见，此类奏摺无须皇帝进一步发挥，只是照例对部院奏报“知道”或“依议”即可，这说明大部分京内衙门奏摺仅是例行公事；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这一时段部院的议覆奏摺都会给予肯定答复，尊重他们的专业意见。

那么，如果遇到稍微复杂和重要的京内奏摺，皇帝有更详细的谕旨，或者他对奏报内容不熟悉而须找人咨询，或者干脆不同意奏摺的意见，或者为科道言官不宜公开的“封奏”，又该怎么处理呢？

上引文中吕允甫提到的军机处《内奏事档》，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的军机处档册中无法查得，但却有与之相似的《早事档》。⁽²⁵⁾我们不妨选取《早事档》的部分内容，看看京内的各类型奏摺究竟如何处理。1898年5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早事档》记载：

宗人府银库奏请派管库大臣事，奉朱笔圈出崑冈。

户部奏遵查已革道员何应钟被参，有无冤抑，应否饬四川总督查究请旨事单一件，奉旨“留”；又奉本年春季官绅等认领股票银数事单二件，奉旨“知道了”；又片奏派员赴上海制造股票事，奉旨“知道了”；又会议湖南奏销案内知县续完银两，请减议事，奉旨“依议”；又奏会议广东奏销未完一分以上各员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四川陆续收捐请奖事单一件，奉旨“依议”；又奏核覆直隶淮军收支各款事，奉旨“依议”；又奏三个月奏闻事件事，奉旨“知道了”。

步军统领衙门奏，饷鞘进城数目事单一件，奉旨“留”；又奏现审月摺，奉旨“知道了”。

克勤郡王晋祺因病请续假五日，奉旨：“赏假五日”。

启泰病痊请安，奉旨“知道了”。

詹事府值日名单，奉旨“知道了”。

通政使司、镶白三旗各奏无事，均奉旨“知道了”。⁽²⁶⁾

结合上文所述的轮值制度可知，当天轮值的机构为户部、通政司、詹事府，镶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步军统领衙门亦附于后。他们上递的绝大部分奏摺，都得到“依议”“知道了”两种意见。这些意见，光绪帝直接以指甲划摺面，交由奏事处口传谕旨即告完成。户部查何应钟一摺、步军统领衙门一摺，奉旨“留”，也就是这两道奏摺“未奉谕旨”进而发下军机处，由军机大臣阅后在入见时带上，与皇帝商量处理结果。再看当天军机处《随手登记档》：

朱批饶应祺摺，报四百里，闰三月初四发，马递发回，请以彭绪瞻补库车直隶厅同知由，“吏部议奏”，交；阿克苏道李宗宾因病出缺由，“吏部知道”，交；片：委李滋霖署阿克苏道由，“吏部知道”，交；片：委骁骑校成寿等署防御等缺由，“兵部知道”，交；请以周仪补玛喇巴什直隶厅通判由，“吏部议奏”，交；户部摺，遵查革道何应钟报销参案请旨办理由；单：款目。

步军统领衙门摺，饷鞘月报由；单一，归箍。

交片一件：交户部：贵部奏革道何应钟报销参案开单呈览，面奉谕旨：户部咨行川督查明办理由，交户部领去。

奏片二件：照录邓华熙等电信呈览由；遵拟致德皇国电一件呈览由。

缮递致德国国电稿，随事递上，发下后，由堂交总署。

缮递初六日朱批摺件事由单；缮递初六日早事传旨事由单。⁽²⁷⁾

朱批意见后的“交”，指交内阁发抄。《随手登记档》是军机处的档案，“交片”是军机处交给京内衙门的上谕行文；“奏片”是军机处呈递给光绪帝的奏事片单；其后“缮递”“递上”的主语都是军机处。

由档案记载可知，当天光绪帝收到的外省奏摺，都来自新疆巡抚饶应祺。光绪帝对这些奏摺一一动笔朱批，交内阁发抄，由吏部、兵部议覆或知道。京内衙门奏摺中，两份“留”下“未奉谕旨”等待处理的奏摺，也出现在《随手登记档》之中，且注明处理意见：户部查何应钟一摺，军机处奉旨交户部咨行四川总督查明办理；步军统领衙门摺单，则直接发给军机处“归箍”，即放入军机处录副奏摺的“月摺包”中存档。

这一天，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皆留有日记。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晴，无风。外摺少，电一，威海初五交英租。张君拟国电，余等面呈，上以为然，遂照电旨式写奏片递。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是日户部值日，奏昭信股票京中得七十四万，各省七百馀万。与仲山访张君，拟两电，一告吕使宝星随后再寄，国电先译递；一饬沪道试办宝星寄京。⁽²⁸⁾

《张荫桓日记》当天记载：

晴。丑初（1:00）起，至园，寅正（4:00）。受之正白蒙旗值日，同坐谈。无起。常熟属勿行，候其退直。余倦卧矣。常熟、仲山同至公所，邀余过寓蚤餐，商制宝星。子良以粤制为佳。上敕询荫桓、常熟相商。余以沪关蔡钧明白，宜从沪制，以沪有粤匠也，遂定议。余草电稿与蔡，交总办带署。余亦返寓。⁽²⁹⁾

“受之”为镶白旗蒙古都统崇礼，张误作“正白蒙旗”。这一天，户部、镶白旗三旗值日，因此户部尚书翁同龢、侍郎张荫桓及崇礼皆须入内递膳牌等待召见。翁有军机大臣身份，每日必见。张则不然，他递膳牌等待召见，结果“无起”，遂打算回去。在光绪帝处理完外省、京内奏摺后，发下“留”而“未奉谕旨”奏摺，翁同龢等军机大臣入内“见面”，将两份奏摺带上，听光绪帝述旨；另同时带上张荫桓起草的致德国国电，交光绪帝钦定。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判断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与《早事档》的产生过程。《早事档》记载京内各部院所上奏摺及其意见，除奉旨“留”的奏摺，其他皆以口传谕旨方式，交给上奏部门领回，未经由军机处录副保存。⁽³⁰⁾《随手登记档》则记录每天京外奏摺及其处理意见，京中部院“留”下“未奉谕旨”等待见面时处理的奏摺，也被载入其中。

还有一种在《早事档》中被标注“留”的奏摺并未发下军机处，仅在《随手登记档》中有“留中”的记录。这种奏摺一般由翰詹科道所上，内容是密议政务或者弹劾他人。由此也可见《早事档》的“留”并不等于“留中”，而是留下待处理、避免直接由奏事处口传谕旨的意思。标注“留”的奏摺因此也有两种处理结果：一是发下军机大臣阅览而后由军机大臣见面时商讨请旨，二是留中。这其中，又以前一种占大多数。

到了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宪政编查馆开办《政治官报》，将每日内外奏摺的处理情况公开刊布，分别名为“内摺传旨事由单”“外摺钦奉朱批事由单”。这两种事由单的记载内容，分别与《早事档》《随手登记档》基本重合。两类事由单的名称也显示，京内摺一般“传旨”处理，而外摺则通过朱笔批答来进行。

下文列举《政治官报》上某天的记载进行说明。当年11月25日（十月二十日），值日的衙门是外务部、钦天监、侍卫处，《政治官报》上记载的两件《事由单》分别是：

内摺传旨事由单

外务部封奏二件，奉旨“留”；又代递出使大臣李家驹、杨枢、孙宝琦奏摺各一封，均奉旨“留”；御前、乾清门、吏部、陆军部各奏月摺，均奉旨“换出”；钦天监奏考试官生等第分别优劣举劾事，奉旨“依议”；兜钦（按：侍卫处官员）奏紫禁城内外值班弁兵应得奖赏变通办法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南苑教练兵丁等免其看视事，奉旨“依议”；又片奏应得奖赏兵丁等均分二日看视事，奉旨“依议”。

外摺钦奉朱批事由单

吴廷斌（按：署理山东巡抚）奏建立高等农业学堂先设中科摺，“农工商部知道”；又奏查勘河工起程日期片，“知道了”；又奏候补守方桂芬等期满甄别片，“吏部知道”；又奏勘估本年分应办运河各工需用银数摺，“该部知道”；又奏饬提学使罗正钧赴任片，“知道了”；又奏解亲贵出洋经费片，“该部知道”；又奏八月分雨量情形摺，“知道了”；又奏藩司接收交代摺，“度支部知道”。

信勤（按：署理浙江巡抚）奏筹解俄法本息摺，“该部知道”；又奏解练兵经费片，“该部知道”；又奏解六批地丁京饷片，“度支部知道”；又奏解新约赔款摺，“该部知道”；又奏解拨补厘金银两片，“该部知道”；又奏解第七批直隶协饷摺，“该部知道”。

承祐（按：马兰镇总兵，负责守卫遵化清东陵）奏谢准开缺恩摺，“知道了”；又奏请以增茂补茶房拜唐阿缺摺，“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罗正钧（按：署理山东提学使）奏到任日期并谢恩摺，“知道了”。

李家驹奏呈递国书礼成摺，“知道了”。

外务部奏谨拟出使俄国大臣敕谕国书摺，“知道了”；又敕谕单；又国书单；又奏胡惟德辞任国书单；又奏议覆杨士骧奏请添设东省关道摺，“依议”。

孙宝琦奏呈递国书礼成摺，“知道了”；又颂词答词单。

杨枢奏呈递国书礼成摺，“知道了”；又奏日君赐宴并赠银器片，“知道了”。⁽³¹⁾

这两件清单显示：大部分内摺都是由当天值班的衙门所上，并且无须动笔朱批；外摺则由光绪帝朱批；内摺、外摺并不局限于字面的意思：但凡皇帝“留”下未做掐痕处理进而发下军机处的奏摺，都被归入外摺清单之中，外务部与出使大臣的奏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之后，中央各部轮班值日、轮班递摺的制度仍在继续，《政治官报》（后更名《内阁官报》）仍在每天公布前一天的《内摺传旨事由单》《外摺钦奉朱批事由单》。很显然，这象征着一切政务仍出自圣裁，只不过处理奏摺的辅助机关由军机处变成了新内阁。直到袁世凯内阁成立后，1911年11月22日（十月初二日），在袁的建议下，清廷下旨停止官员入对奏事。⁽³²⁾从此，中央各部轮值递摺、递膳牌预备召见的朝会制度寿终正寝，政令发出之权正式从君主转移到内阁。

根据以上论述，可依奏摺类型，将部院轮值奏事、皇帝批阅奏摺、军机处见起的朝会活动概括说明如下：

1. 京内奏摺。六部、理藩院、内务府等衙门轮值，八天一班。轮值部院在当值之日呈递奏摺，称为“奏事”。同时，轮值衙门堂官须全体呈递“膳牌”，以备皇帝咨询、召见。

对于部院递送的大部分奏摺，处理意见是“知道了”“依议”两种，无须朱笔批答，只需皇帝在奏摺封面上掐痕，然后交奏事处口传谕旨即可。这类奏摺，无须发下军机处，也无须录副、发抄，也未由宫中或军机处定期回收，只在《早事档》中有所记录，故今天较少看到原件。

对于皇帝使用朱笔批答的奏摺，发下军机处，根据朱批内容做下一步的处理。

对于没有批示也无掐痕的奏摺，也发下军机处，这类奏摺，在《早事档》中记载为“留”，即留下不由奏事太监口传谕旨，而是发下军机大臣阅看，再捧入做进一步的商讨和处理。上述两类奏摺，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有题由及处理意见的记载。

这里有所例外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事不排班，可随时递摺。总理衙门的奏摺，也不做掐痕处理，一律“留”，发下军机处做下一步处理，且都能在《随手登记档》中找到处理流程与痕迹。也正因为如此，总理衙门奏摺获得朱批的比例远高于其他部院；相应地，缴回宫中的比例也最高，在《宫中档》中保存得最为完整。⁽³³⁾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之后，亦如此办事，即外务部奏摺（包括由总理衙门、外务部代递的出使大臣奏摺）不作掐痕、不直接传旨，而统一留下，待与军机处商讨后处理。这一点，可从前述《政治官报》的引文中看出来。

除此之外，有少量的封奏皇帝给予“留中”的处理，暂不发下，事后归入军机处录副奏摺的“月摺包”中。这些奏摺，在《早事档》中也记载为“留”，在《随手登记档》中，则有“留中”两字的记录。

2. 外省奏摺。它们不做掐痕处理，不记载在《早事档》中。它们或经皇帝朱笔批示，或在咨询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后以廷寄、明发上谕形式做出对应的处理。

每天奏摺的处理顺序，是外省奏摺在先，京内奏摺在后。

据上文的考述，可将每日奏摺处理的一般情况总结如下：

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每日寅正（4:00）奏事处开门接摺（光绪帝亲政后有所提前，下文将详述），到值日部院堂官完成召对、军机大臣发出上谕，这一长串的早朝活动一般在午初（11:00）前结束。军机大臣多由部院堂官兼任，他们在结束早朝活动后，还要赴本职所在部门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