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戈里

1 日内瓦

日内瓦的一座大礼堂里，参加新发传染病会议的卫生官员们正在共同举行最后一个下午的议程。疲于参加了一整天的会议，听众躁动不安，还担心赶不上各自的航班。恐怖分子对罗马的袭击让每个人都如坐针毡。

“印度尼西亚难民营里，一批青少年异常死亡。”名叫汉斯某某的倒数第二位会议发言人说。他是荷兰人，高大、自负、养尊处优，他的衣领上披散着一缕未经修剪的灰金色头发，肩膀部位的衣料在幻灯片的投影光线中闪闪发亮。

一张印度尼西亚地图闪现在屏幕上。“西爪哇省的孔戈里二号难民营3月的第一周就发放了四十七份死亡证明。”汉斯用激光笔指向地图上的那个地点，接着播放出在极度肮脏的环境中生存的贫苦难民。离家出走的难民涌向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挤在临时搭建的营地，像囚犯一样被围栏围住，缺乏食物配给，鲜有医疗设施。传染病从这种地方外溢不足为奇，霍乱、白喉、登革热——热带地区总是在酝酿疫情。

“高热、血性排泄物、高传染性、高致命性，然而这批病例真正的区别在于，”汉斯放出一张图表，“死者的中位年龄。被感染病例往往会随机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可是这里的病死率高峰却出现在总人群中最年富力强的年龄段。”

在日内瓦的这座大礼堂中，一众卫生官员倾身审视着让人好奇的幻灯片。大多数致命疾病更易造成婴幼儿和老年人的死亡，可是不同于常见的U形曲线，这张图大体呈W形，死亡患者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根据初次暴发的初步报告，我们估计（此病）总人群病死率为百分之七十。”汉斯说。

“儿童和新生儿？……”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主任玛利亚·萨沃纳打破了茫然的沉默。

“在这组上报病例数据中已有大范围统计。”汉斯回答。

“可能通过性传播？”一位日本女医生问。

“不可能。”汉斯说。他很享受这种感觉，此刻他的面庞逐渐挡住投影，把一个巨大的阴影投在了下一张幻灯片上，“上报的死亡病例数在接下来几周保持一致，但是确诊总例数大幅降低。”

“也有可能是只发生了一次传染而播散的性传播疾病。”这位日本女医生给出结论。

“一次死四十七个人？”汉斯说，“这场性派对可真不得了！”

日本医生脸一红，笑着捂上了嘴。

“好了，汉斯，你让我们猜得够久了。”玛利亚不耐烦地说。

汉斯得意扬扬地扫视全场。“志贺氏杆菌病，”他说完，台下传来一阵不可思议的叹息，“此病的传染性可能你们都很了解，但对于此病倒置的病死率曲线却不甚明了，这一点也曾令我们迷惑不解。志贺氏杆菌是一种贫穷国家常见的细菌，造成了无数起食物中毒事件，我们询问了雅加达卫生部门，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在饥荒环境中，只有足够健壮的青少年能夺取有限的食物资源。在这个案例中，强健的体力是他们走上绝路的诱因。我们的研究小组推断过，生牛奶是潜在的病原体来源。我们举这个案例是要以此作为警示，人口统计方面的固化思维可能会令我们忽略本来明显的事实。”

汉斯在例行公事的掌声中走下讲台，玛利亚请出最后一位发言人上台，“弯曲杆菌出现在威斯康星州——”他开始演讲。

突然，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他：“一场严重的出血热在一周内使四十七人丧命，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百个人把头转向这个洪亮男中音的源头。听声音，你会以为亨利·帕森斯是个大块头，其实不然，他身材瘦小，童年时期的佝偻病让他显得有点驼背，他的五官比例和职业化声音对于不怎么出众的身型来说大得过头，不过羸弱的外形并没有让他自降身价。了解他传奇经历的人谈起他时都怀有一种有趣的敬畏感，背后称他为“医生先生”或者“严厉的矮子”。如果实习生没有准备好样本，或者错过一个实际上只对亨利有意义的临床症状，他能把实习生批得泪流满面。然而2014年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暴发的国际团队正是由亨利·帕森斯所领导，他追踪到了第一个有记录记载的病人——所谓的“零号病人”——一名被果蝠传染、只有十八个月大的几内亚男孩。有关亨利的这类故事有很多，若非他无视个人荣耀，还有更多可以讲出来。在人类抗击新发传染病的永无休止的战斗中，亨利·帕森斯可不是个矮子，而是位巨人。

汉斯某某斜着眼睛瞥见亨利坐在晦暗的高层阶梯上，说道：“假如你考虑到环境致病因素，帕森斯医生，那也并不罕见。”

“你说到‘传染’。”

汉斯笑笑，很乐于继续这个游戏：“印度尼西亚当局起初怀疑是一种病原体。”

“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亨利问。

玛利亚也很感兴趣：“你想到埃博拉？”

“那样的话我们会发现疫情可能向城市中心转移，”汉斯说，“实际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清除了污染源，这些感染病例就消失了。”

“你真的亲自去了难民营吗？”亨利问，“获取样本。”

“印度尼西亚当局全力配合，”汉斯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有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队人在现场，我们很快就会得到确认，别以为会有什么意外。”

汉斯等了一会儿，可是亨利坐了下去，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打着嘴唇。下一位演讲者继续发言。“密尔沃基的一家屠宰场……”他说话的同时，几名参会者边看时间，边俯身走向出口。机场肯定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

“我讨厌你那样。”回到办公室时，玛利亚说。办公室采光充足，颇有格调，还能看见勃朗峰的美景。一群鹳已经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在日内瓦湖旁盘旋落下，那里是它们春季从尼罗河谷迁徙的第一站。

“什么样？”

玛利亚向后一靠，模仿着亨利的姿势用手指敲击嘴唇。

“我有这个习惯？”亨利一边把手杖靠在桌子上，一边问道。

“我看见你那么做就觉得自己应该担心。你为什么怀疑汉斯的研究？”

“急性出血热，极有可能是病毒性的。反常的病死率分布，完全不符合志贺氏杆菌病的特点。疫情为什么突然——”

“消失？我不知道，亨利，你告诉我。又是印度尼西亚？”

“他们以前隐瞒过真相。”

“这不像是另一场脑膜炎暴发。”

“当然不是，”亨利再次不由自主地敲起嘴唇，玛利亚等待他的回答，“我不应该告诉你得怎么做，”他最后说，“也许汉斯的结论正确。”

“可是……”

“病死率惊人，假如他猜错了，这就是后果。”

玛利亚走到窗口，云彩正飘过来，遮住了壮丽的山峰。她刚要说话时，亨利打断了她的思绪：“我得走了。”

“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说的是回家。”

玛利亚点头，仿佛是在表明自己听清了亨利的打算，可是她意大利人的眼睛流露出担心的情绪，传达出另外的信息。“给我两天时间，我知道这要求有多过分。我应该派出一整支医疗队，可是又信不过任何人。汉斯说无国界医生组织在那里，所以他们能帮忙。只需要拿到载玻片和样本，然后马上回亚特兰大。”

“玛利亚……”

“求你啦，亨利。”

作为结识已久的朋友，亨利的眼中闪现出研究海地非洲猪瘟的那位忧心忡忡的流行病学家，玛利亚当时极力支持销毁本地病猪。海地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猪，除了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还充当货币，是农民的一座“银行”。在一年之内，多亏了国际社会和专横的“娃娃医生”杜瓦利埃的努力，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猪绝迹，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销毁工作阻止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可是贫穷的农民陷入了饥荒，腐败的掌权者把美国提供的大部分替换品种据为己有，而且那些猪对于当地环境来说过于脆弱，饲养成本也很高昂。在没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人们转行制炭，伐光了森林。海地再也没有恢复元气，那些猪是否应该在第一时间被销毁也成了争议性问题。亨利想，我们当时曾是信心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最多两天，”他说，“我答应吉尔回去给特迪过生日。”

“我让里纳尔多给你订飞往雅加达的红眼航班。”玛利亚向他保证，自己会给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打电话求情，说明自己的紧急需求，因为亨利是那里负责传染病的副主任。

“还得问一句，”亨利离开时说，“罗马有什么消息？你家人安全吗？”

“我们还不清楚。”玛利亚绝望地说。

罗马袭击针对的是狂欢节，大斋期之前，意大利各地举行的八天庆典，化装游行和著名的骑马舞让人民广场水泄不通。当天上午的新闻充斥着现场的照片，漂亮马匹的尸体碎块散落在死去的牧师身旁和双子教堂的废墟中。“罗马有数百人丧生，死亡人数还在攀升，”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说，“意大利会做何反应呢？”

年轻的首相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的头发四周很短，顶部很长，属于接管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者的风格。可以预料，他主张大规模驱逐穆斯林。

听见孩子们“噔噔噔”下楼时，吉尔·帕森斯关掉电视，他们已经开始争吵海伦是否可以和特迪及其朋友们一起去乐高乐园。海伦甚至对乐高都不感兴趣。

“谁要吃华夫饼？”吉尔兴致勃勃地问。没有一个孩子响应，他们还沉浸在无意义的争吵中。皮珀斯是家里的一只混种搜救犬，双眼周围是两块黑斑，像一只大熊猫，它从自己的角落站起来，踉跄地走过去给孩子们的争吵充当裁判。

“是我过生日。”特迪愤怒地说。

“我过生日时还让你来六旗乐园呢。”海伦反驳。

“妈妈，她偷了我的华夫饼！”特迪抱怨道。

“我只咬了一口。”

“你拿手碰了！”

“海伦，吃你的麦片。”吉尔不假思索地说。

“都泡软了。”

海伦厚脸皮地又咬了一口特迪的华夫饼，特迪愤怒地大吼，皮珀斯叫着表示支持。吉尔叹了一口气，亨利出差时家里总是乱成一团。可是当她在心里抱怨亨利的时候，她的iPad震动起来，亨利在呼叫她进行视频通话。

“你有读心术吗？”她问，“刚刚我正用心灵感应召唤你。”

“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亨利说着听到了背景中的争吵和狗叫。

“我正要咒骂你离开了这里。”

“我和他们谈谈。”

特迪和海伦立即停止争吵，进入可爱模式。仿佛被施了某种魔法，吉尔心想，亨利朝他们念了咒语。连皮珀斯都热情地摇起尾巴。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特迪问。

“周二晚上，深夜。”亨利说。

“妈妈说你明天回来。”

“本来以为可以，可是我的计划突然有变，不过不用担心，我会及时回去给你过生日。”

特迪兴高采烈，海伦拍起双手。真了不起，吉尔从来不能像亨利一样平息事态。也许我总是苦着脸，她想，肯定是亨利和孩子说话时显得绝对真诚，才征服了他们。不知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吉尔也有那种感觉。

“我造了一个机器人。”特迪一边汇报，一边举起iPad展示塑料部件、电路系统和一部旧手机的组合，这是他为科学竞赛组装的作品。骨骼结构的面孔上有一对摄像头眼睛，吉尔觉得它好像一个《丧尸出笼》的电影玩偶。

“你自己做的？”亨利问。

特迪点点头，脸上充满了骄傲。

“你叫它什么？”

特迪转向机器人：“机器人，你叫什么名字？”

机器人的脑袋稍微一歪：“主人，我名叫艾伯特，我属于特迪。”“天哪！真了不起！”亨利说，“它叫你‘主人’？”

特迪咯咯笑起来，和每次真正感到快乐时一样收起了下巴。

“轮到我了！”海伦说着拿过iPad。

“你好，我的漂亮女孩，”亨利说，“今天肯定是你的比赛日。”

海伦参加了六年级的女子足球队。“她们想让我当守门员。”她说。“那很好啊，对吗？”

“只是站在那里，没意思，她们让我当守门员只是因为我个子高。”

“可是每次你救球都会成为英雄。”

“我要是守不住她们就都讨厌我。”

海伦总是如此，吉尔想。特迪阳光开朗，海伦阴郁不安，散发着悲观情绪，这也让她有了一种奇怪的力量。吉尔观察到海伦的同学有点害怕她的评价。这种特质和她精致的五官令她成为女生宠爱的对象和青春期男生烦恼的源泉。

“我听你讲到不回家了。”吉尔终于有机会说话。亨利看起来显得疲惫，在iPad明暗对比明显的画面上，他像一幅19世纪奥地利贵族的画像，圆形眼镜后面呈现锐利的凝视，吉尔听见背景中有播报航班的声音。

“很可能没事，不过还是那种任务。”亨利说。

“这次是哪里？”

“印度尼西亚。”

“老天在上，”言语暴露出吉尔的忧虑，“孩子们，快点儿吃完，校车要来了。”然后她对亨利说：“你一直没睡，是吗？希望你服点安眠药，好好睡一晚。有安眠药吗？你应该一上飞机就吃。”令她烦恼的是，亨利作为医生特别抗拒用药。

“等感觉到你在我身旁，我就会睡着。”亨利的语气就好像回家时在她耳旁说诱人的情话。

“别冒险。”吉尔说也是白说。

“我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