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这一天我还没出生。然而我对此日保留着特别鲜活的记忆——因为关于我，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从这一天讲起的；我父亲也是。仿佛两天后我的出生，与这一天有着直接的关系。
将近中午时，阳光特好。
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太阳出来吆嗬，喜洋洋来哟”。贵州山区的农民，对太阳也有同样的亲与爱。九月是我的故乡神仙顶最美好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人们终于能够见到绿以外的另一种色彩——金黄了。说到绿，世人好感多多，但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的眼里除了绿很难见到别的颜色，那么绿其实足以对你形成一种色彩压迫，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囚困在绿色之中了。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岛上的人会对周围茫茫大海的蓝产生绝望一样。
神仙顶既是地名，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还是地名在先，没谁说得清楚。
顾名思义，神仙顶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顶是一处山顶平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因为有平地，所以逐渐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后，就叫村子。实行“公社化”以来，被叫作第二生产队了。所以，说“神仙顶”指的是那里，说“二队”指的也是那里。包围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顶再无平地，也就再无人家。它是该县最接近县界的一个村，再往山里去，就无人烟了。走二十多里后，就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了。
“走”只是一种说法。因为根本没路，没人那么走过，更没人登上过周围的山顶。
八月开始，那片平地，也就是坝子上的稻田由绿渐黄。九月十日以后，全坝子变成了一块平坦坦、金灿灿的地毯，神仙顶的人们望着，心情老喜悦了。人们的家全在高于坝子的周边的地方，都很小，下半截是石砌的，上半截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叫“棚”似乎更恰当。不过当年的山民，对住得怎样并不在乎，也可以说没什么要求；人们更在乎的是吃饱肚子。没谁胆敢在坝子上建一个像样的家，仅有的一块农耕地是绝对不许被占用的。这一点人们皆有共识，不仅仅是敢不敢的问题。
幸而有九月这个雨天较少、阳光明媚的季节，神仙顶的人们能够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确乎，整个九月，神仙顶的多数日子是好天气。也确乎，神仙顶的人们特知道感恩——感恩太阳，感恩收获，感恩一坝子金灿灿的黄色。
在神仙顶的人们看来，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观赏性，但谁家也不种花。种花被视为不着调的行为，不论男女，种花人皆被认为是不靠谱之人。由于人多地少，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也是菜苗——人们对土地的珍惜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而且极具传染性，一代代由大人传给孩子。人们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花树了。很早以前是有的，但是属于公家的——不属于队里也是属于公社的，属于乡里的，属于国家的。花树虽然也是树，却只有观赏价值，非可用之材，所以逐渐被砍光，锯成段，当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给各家各户了。有小孩儿、老人或病人的人家，照例会多分到一些，体现着生产队这个大家庭般集体的温暖。因为不种花，人们对野花便特别爱护。如果有好看的野花开放在哪儿，就会成为人们闲聊时的新闻。发现了的告诉还没看到的，没看到的往往会抽空儿去看一会儿，还往往带上大小孩子，让孩子们同时也看到稀罕。这种对野花之美的喜好，也使人们对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同时证明，对美的渴望，在人们的内心里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大人们经常嘱咐自家孩子：“可不许偷偷去折啊，那会遭人骂的。大家都能看到，比弄回家来别人看不到了强。”
大人们的言传身教，使神仙顶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虽然野花只不过是野花，但若折回家来，肯定是不对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将近中午时，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里收水稻。我大姐叫何小芹，当年十七岁多了，据说是神仙顶最漂亮的姑娘。我二姐叫何小菊，当年十五岁，长相一般般，和我大姐的颜值没法比，也不如我大姐聪明伶俐。往直了说，其实挺笨，甚至有点儿缺心眼儿似的。后来我听她自己说，她许多方面像我妈。
我二姐有点儿累了。
她放下镰刀，双手撑膝，望着眼前那片金灿灿的黄说：“真舍不得再割倒它们了，没看够。”
我大姐训她：“有什么好看的？年年不都这样吗？快割！割完眼前这一小片儿回家吃饭，我都饿了。”
我大姐的话更接近事实。
麦子也罢，水稻也罢，只有初黄的短时期里才黄得喜人，也只有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之下，才会给人以“金灿灿”的印象。到了该收割的时候，那种黄已经美得大打折扣，像被水泡过的旧纸板的颜色了。
我二姐没听我大姐的。
她索性双手叉腰，挺直了身子，往后仰着头望天空。
她腰酸了，脖子也僵了。
这么一来，她见到天空出现了她第一次见到的景象——一架降落伞悬着个人正缓缓降落。
“姐你快看！”她惊叫起来。
我大姐也挺直了身子，望着说：“是个伞兵。”
我二姐说：“真想将来能嫁给一个兵哥哥呀！”
我大姐怼了她一句：“别做梦！难怪别人背地里说你傻，兵哥哥能娶一个神仙顶的姑娘吗？全中国别处的姑娘都嫁人了吗？”
她俩正这么说着呢，降落伞朝我们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来。那伞兵并不愿落在农民的水稻田里，她俩都看出来了；他努力改变方向，但降落伞分明已不受控制，偏偏落在了我们何家的稻田里。并且，降落伞将我的两个姐姐和伞兵罩在了一起。伞兵首先摆脱了降落伞的纠缠，尽管他的一只脚在着陆时严重扭伤，仍帮我的两个姐姐从伞下钻了出来。
二十六年后，我二姐对我说：“其实我愿意被降落伞多罩住一会儿。”
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第一次进行姐妹之间的聊天——关于那天，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的事，主要是我二姐告诉我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像在轿子里。”
我问什么轿？
她说：“当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轿啦。”
接下来的事就都是必然的了——我二姐跑去找人，伞兵，不，应该说是“伞兵哥哥”，坐在地上，指导我大姐怎么样再怎么样，顺利地将降落伞收拢，卷起。
我二姐还说那伞兵哥哥很帅。
他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的，直接从天上掉在我两个姐姐面前，使我二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提起来就兴奋。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辈子再没遇到过那么开心的事”。
而对于我大姐，却是不幸之事——但那“伞兵哥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毫不知情。
我二姐带着老支书何广泰和几个男人跑回来了，他们就近将伞兵哥哥用门板抬到了我们家。
我父亲何永旺是神仙顶的农民，我母亲何花也是。神仙顶姓何的人家最多，许多人家的父母是五服之内的亲戚，婚配属于亲上加亲。孩子出生后，不论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反正都姓何。好处是夫妻关系都比较和睦，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太聪明，像我二姐。
我大姐是个例外。
据老辈人讲，清末时期，省城有一姓何的大户人家，由于家中出了“乱党”领袖，当家的唯恐遭到灭门之灾，带着家人和一批男女婢仆连夜逃入深山，落户于神仙顶。而神仙顶的杂姓人家，大抵是当年跟随主子逃到神仙顶的婢仆们的后代。
我二姐曾说：“咱家姓何，证明咱们姐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统。”
我二姐这么说时，正在洗鸡肠子。当年，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村人家杀鸡后是舍不得将肠子扔掉的，会以各种方法做来吃了。但洗鸡肠子是很麻烦的事，那么细，先得一段段的先剖开，那样才能洗干净。而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赵凯，正在洗一块豆腐。豆腐是为了招待我，前一天从山下的集上买的。天热，怕隔夜就坏，买回来就埋在灶灰里了。灶坑里的新灰被农村人认为是绝对干净的，有防腐的作用。平时谁将自己弄出了红伤，若身边没药，也会赶紧抓一把灶灰捂在伤口上，先把血止住。
那时已经是二〇〇八年了，我二姐四十一岁，是一儿一女的母亲了。赵凯的姐姐赵俊，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媳妇了。我二姐和赵俊已经在各地打工多年，她们是因为我从深圳回到神仙顶看望我父亲，专程从外地赶回来与我团聚的。
我没想到二姐竟会忽然说那么一句，在一旁洗菜的赵俊也没想到，抬起头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她妈。她盯着她妈的脸看了几秒钟，缓缓将头转向我，目光似乎在问——小姨，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哪儿知道我二姐那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也不是不明白，她那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无非就是我们何家的血统还是挺不错的。话里有几分自慰的成分，但也似乎有几分弦外之音。
赵俊不明白的是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
而我，因为头脑中已经形成我二姐的智商从小就偏低这么一种认知，所以断定她说话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有什么弦外之音的程度，遂觉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内心独白，忽然脱口而出罢了。
我二姐说完，继续仔仔细细地搓洗鸡肠子，仿佛自己根本没说过什么话。
二〇〇八年，二十六岁的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而且，我每月的工资已经七千多，是我们三姐妹中唯一有出息了的人，是唯一对我们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贫能力的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我的所有亲人——也包括我的两个姐夫，都对我刮目相看。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我二姐不会在我面前反复搓洗鸡肠子。在我看来，她已经将鸡肠子洗得够干净的了。
我没接二姐的话。
我因为她说出那么一句莫明其妙的话，对她的智商更加怜悯。同时，我联想到了另一个与血统近似的词，那就是“宿命”。于是我也联想到了我大姐的“宿命”，联想到了我自己的“宿命”，不禁悲从中来。
但我表情如常。
我已经习惯并且善于在亲人面前隐藏内心的种种忧伤和忧虑了。我必须那样，因为我在亲人们眼里是人生的拯救者。如果亲人们从我脸上看出了忧伤和忧虑，他们会恓惶起来的。
我也没对赵俊和赵凯说什么。
我能对两个晚辈说什么呢？
我只是笑了笑，什么都不说，内心里忧伤着我自己的忧伤。
赵俊的手机忽然响了。她离开洗菜的小盆，起身到屋外接手机去了……
一九八二年的神仙顶还没通电，也没通电话。1982年在中国那样的农村为数不少，多数在山区。
一名伞兵降落在神仙顶，神仙顶的人们头一次遇到这种异事。那日我们何家分外热闹，大人孩子屋里屋外地进进出出，都是为了亲眼看到伞兵是什么样的兵。
那伞兵纪律意识特强，只对老支书何广泰一个人解释了他出现在神仙顶的原因——一架载着几名侦察员的侦察机自昆明的军事机场起飞，按原计划飞临云贵两省交界之处，一声令下，侦察员们都应声跃出机舱。而地面上，准确说应该是山林中，有驻扎贵州方面的陆军组成的搜捕队对他们进行搜捕……
那是一次两省军方空陆部队进行的侦察与反侦察演习，属于一次常规演习，并没什么重要的军事针对性。当兵的嘛，不经常演习演习怎么行？侦察机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气流和风向，不得已飞过了云贵省界，侦察员们全降到贵州这边来了。他是最后离机的，自己也不承想会降到神仙顶这么一个地方……
老支书不敢怠慢，立即派人骑上村里的公用自行车到乡里去报告。那年已分田到户，生产队不叫生产队了，重新叫村了。公社也不叫公社了，重新叫乡政府了。好在打工潮还没正式涌动，村里的小伙子不少，争着去完成报告的任务。也好在神仙顶离乡政府不是太远，也就十四五里，并且是下山路。
我二姐对我说，不仅她和我大姐觉得那“伞兵哥哥”一表人才，很帅，全村人都那么认为。
她还说：“如果你大姐与那‘伞兵哥哥’成了夫妻，那才叫天设一对，地产一双，生下的娃不知该有多漂亮！”
她对我说这话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快做年轻的姥姥了，聊起当年事，还“伞兵哥哥”长“伞兵哥哥”短的，我听着直心疼她。
两个多小时后，乡政府派来了担架队，将“伞兵哥哥”抬乡里去了。在我家那两个多小时里，老支书只许我大姐陪那伞兵说话，不许其他人进屋。他自己也不陪，坐在门槛上吧嗒他那一尺长的烟锅。连我父亲和我二姐也很自觉，与别人一样待在家门外。只有我母亲还躺在我家另一间屋里，因为我快出生了，她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
没人知道我大姐陪那伞兵聊了些什么，但当年许多人都听到我大姐为那名伞兵唱歌了，连唱了几首贵州山歌。我大姐不仅长得漂亮，唱歌也好听。聚在屋外的人，包括我父亲、我二姐和躺在屋里的我母亲，都听到了那伞兵的鼓掌声和夸我大姐唱得好听的话。
乡政府有武工部，武工部派一个人跟到了神仙顶，还带了一套军装。或许，他们估计那伞兵的衣服肯定破损不堪了。其实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但他还是换上了武工部的人带给他的军上衣，将自己脱下的空军上衣送给了我大姐——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做成的上衣，连袖口上都有黄色的铜扣子。摸上去哪一个部位都非常柔软。
伞兵在担架上向人们挥手告别时，我大姐何小芹站在窗口，望着远去的担架已是泪流满面。
傍晚，老支书来到了我们家。
我父亲在做饭，我二姐在帮我父亲烧火；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里，替我母亲擦脸、洗手、洗脚。
我家吃饭的破方桌的桌缝，插着一排竹签子，每支签子上都穿着一串烟熏火烤过的古怪东西。
何广泰瞅着问那是什么？
我父亲说是张家贵送来的青蛙肉。张家贵是当年的一名“老高三”返乡知青，在一九八二年，仍是神仙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从前他曾一心考大学，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肯定能考上，他自己也信心满满。但“文革”使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返乡后一蹶不振，也一直不谈恋爱。恢复高考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又瘫在床上了。等他尽了最后的孝心，发送走了老母亲，已经到了一九八一年了。此时我大姐何小芹，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颜值高得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老支书亲自替我大姐向他说媒，居然一说就成了。神仙顶的人普遍认为，他肯放弃高考夙愿，无非由于这么三种原因——那夙愿本身被生活磨去了光彩，如同败落了的宅院门上的一把锈锁，持有钥匙的人已懒得尝试那把锁还能不能打开；二是他刚被选为村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而他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种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
人们又普遍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原因。据我二姐说，张家贵以前并没太注意过我大姐，等他开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又有些自卑了。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神仙顶的一个三十二岁的大龄光棍，相貌也一般般。至于曾是“老高三”，这一页已彻底被历史翻过去了，不再能成为优越于别人的资本了。而且，提亲时我大姐才十六岁多，他的年龄比我大姐大了一轮。
都三十二了，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么样？四年后大学毕业三十六了，不论在学校里还是毕业后，他能找到何小芹那么漂亮的妻子？男人嘛，一辈子活得好不好，无非是由财运、官运、口福、艳福四桩事决定的。四桩事中，艳福是排在第一位的。哪个男人艳福不浅，当官的人有钱的阔佬也是嫉妒的。就他张家贵那么一个神仙顶的大龄光棍，能与何小芹订下婚事，他就别再做其他的梦了，一辈子知足吧！——村里的男人，特别是光棍，对我大姐与张家贵的婚事基本上如是议论。
至于我大姐心里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婚事中意还是勉强，我从没问过我二姐，她也从没主动说。我认为那也是最不该问我父亲的话，我父亲同样没主动聊过，所以我至今一无所知。
我父亲倒是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神仙顶的何姓人家，对于张家贵终于没能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背地里是欣然相庆的，因为他不姓何，而姓张。如果第一名大学生产生在杂姓人家，将使神仙顶大多数何姓人家觉得没面子，会有集体的失落感。连何广泰也是这么想的，尽管他是支书。一方面，人们不愿看到张家贵成为神仙顶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大学生；另一方面，人们又集体地拥护他成为村长，集体地对于他寄予种种厚望。
人心有时候真是古怪，像插在我家破桌子桌缝间那些竹签上的东西一样古怪。经过烟熏火烤，如果没人告诉你，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么。
老支书走到桌前，后背双手，弯下腰细看着那排竹签子，又问：“也不全是青蛙肉吧？”
我父亲说有几支签子上穿的是蛇肉。张家贵打死了一条一米半长的草蛇，烤好了孝敬他这位未来的老岳丈。
而我二姐后来对我的说法是——张家贵是为了取悦我大姐才特地送来的。
老支书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说他已很久不知肉味儿了。蛇肉也是肉啊，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尔吃到的肉。他一边说，一边拔下一支签子，开始吃在他看来是蛇肉的东西；还让我二姐给他点儿盐，说蘸着盐吃才别有滋味，要不好东西也吃瞎了。
我父亲说家里断盐了，本来当天要到乡里去买的，不承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伞兵，没顾上。他吩咐我二姐从咸菜坛子里舀出一小碟咸菜水，请老支书蘸着吃。
老支书其实并不算老，才五十三岁，当支书的年头很长了，人们称他老支书，体现着对于党的代表人物的敬重。
他是为那件空军上衣来到我们家的。
他说我家不该独占那件上衣。那么一件全皮的上衣，如果拿到县城去卖，估计五六十元都会顺利出手。我家独占了，村里不少人有意见。
我二姐一听就火了，丢下拨火棍，腾地往起一站，双手叉着腰说：“那是人家伞兵哥哥送给我姐的，怎么就成了我家独占了？谁爱有什么狗屁意见就有，犯不着你支书到我家来念这套不三不四的经！”
老支书倒也没生我二姐的气。大概他觉得，自己是支书，与我二姐那么一个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头一般见识不成体统。
他望着我父亲继续说他的理——如果现在神仙顶还是个生产队，那么，一名伞兵因为队里帮了他而送给队里任何人的东西，都应该看作解放军送给大家的东西，理应归集体所有……
我父亲软言软语地怼了他一句：“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
老支书叹了口气，据理力争：“是啊，不是那时候了。但对那伞兵帮忙最大的，你得承认还是些跑前跑后、出力流汗的男人吧？他们起作用了，好处却一点儿没他们的份儿，他们很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我二姐张张嘴没话说了。
我父亲愣了会儿，憋出几句话：“难道你要把那上衣收走，让人到县里卖了，再把钱分了不成？”
这时我大姐从屋里出来了，端着水盆生气地说：“伞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给我时，明明说的是‘送给你留作纪念吧’。他说的可不是‘送给你们’，你支书当时也听到了他的话。既然他是送给我的，谁都别想把它从我家要去！”
老支书尴尬了。
他解释说他不是来要那件上衣的，更没想把那上衣卖了，把钱分了。
他离开桌子，拿着一串烤蛇肉，走到灶前，蹲下去对我父亲说：“永旺啊，我与你家，论起来还多少沾点儿亲，我对你家咋样，你心里还不清楚？我没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给你提个醒。谁心存不满，也是人之常情，摆平他们的情绪不就得了嘛，比如买条烟分分，这也是应该的吧？虽然现在集体不是集体了，我也没什么实权了，但使神仙顶的人们搞好团结，我还有这个责任啊……”
我大姐听了他的表白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话不但在理，而且态度又是那么地诚恳，出发点良好。
我父亲望我大姐一眼，低头默想片刻，明确表态说：“那行。我听你支书的，买了烟由你支书代我家分吧。”
我父亲说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
我大姐就一声不响地出门泼水去了。
我父亲又小声对老支书说，他手头一时紧，没钱买烟。不过呢，他会让张家贵买条烟交给老支书。
老支书说谁买都一样嘛，家贵也不是外人。何况，春节时他和我大姐一成亲，我大姐还不把那件上衣带过门去了？那么上衣不就成了他们小两口的共有之物了？
他临走时，又从桌上抽出一签子蛇肉，在咸菜水里蘸了这面儿蘸那面儿。显然地，他蘸着吃出瘾头儿了。
晚饭后，我大姐穿上那件夹克式的皮上衣，在一块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照右照。我家就两小间住屋。我父母住一间，我大姐二姐住一间。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镜子，摆在一口旧箱子上。那口箱子是我母亲的嫁妆，那面镜子由于受潮，水银斑驳，照人已经不清楚了。我二姐说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镜子，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儿，不照也是美人儿。二姐后来说她照镜子的次数反而多些，每次照时都想把镜子砸了。二姐当年承认也有嫉妒大姐的时候，但自从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定下了，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美貌如大姐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顶？得嫁个比自己大一轮的平常男人？
我二姐后来说，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晚上，在短短一截蜡烛的烛光里，穿上了那件夹克式的软皮上衣的我大姐，美得使她都看呆了。用今天的网语来说那就是——美得不行不行的。
我大姐似乎也对自己的美十分意外，尽管她脸上并没呈现出自我欣赏的得意表情；恰恰相反，那时我大姐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毫无表情”来形容。用我二姐的话说，“她那样子好像魂飞天外了。”
我父母临睡前关上了屋门，这是很反常的举动。他们的屋子那么小，关上门，不通风了，会使人感到憋闷的。除了冬季，父母是不常关门睡觉的。
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她就猫悄地走过去，偷听父母在说什么话。
我父亲何永旺是独生子；我爷爷也是，两代单传。我父母虽然都姓何，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有再多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儿子。女儿总是要嫁出门的。
这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
我母亲也觉得内疚。
于是，便有了我。我尚在母亲的肚子里，即将临盆。
当年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允许二胎的，就是替农民考虑到了有子或无子、单传不单传的问题。别处如何姑且不论，反正在我们那个县是那样的。但是允许二胎了而某一人家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只能自吞沮丧，政策是不予同情的。
我父亲求子心切，为我的出生做出了“战略性部署”。我母亲认为那不失为“英明”——我大姐订婚时才十六岁多，一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岁多了；春节时成婚，离满十八岁只差两个多月。在神仙顶，这种情况是可以先成婚，两个多月之后再办证的。
那么，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个女儿了。我的出生，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而以有两个子女来论了。
老支书何广泰确实与我家沾亲，当然会急我家之所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人那儿，“后”或许并不专指儿子，但在神仙顶，“无子”即等于“无后”，兹事体大。由于他从中周旋，乡里对我母亲又怀上了我这件事，基本上持的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剩下的问题是，仅仅是——我是子还是女？
我父母达成了共识，认为事不宜迟，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他们看出了我大姐的状态有些不对头，唯恐我大姐婚事起变——那么我的出生，不管是子是女，都将成为棘手的情况了。
于是我父母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到县城去。县里有位“半仙”，据说对预测胎儿的性别特别在行，收钱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从不会拒人于门外。我父亲并不是连买条烟的钱都没有了，他有十几元钱，是要第二天带到县里去用。
如果我竟被预测是女孩，那么他们将按“既定方针”——将我送人。
预先联系过的是山下的两户人家。一户愿给我家两袋红薯作为谢礼；另一户愿给三四十片鱼鳞瓦。我家房顶已多处漏雨，不换瓦不行了。
我父母商议的结果是——将我送给以两袋红薯作为谢礼的人家更划算，因为吃两袋红薯会省下不少粮，卖了省下的粮，能买不止三四十片瓦。
几个月没再与那两户人家沟通了，我父母也担心他们变卦。
我母亲忧虑地问：“真那样咋办？”
我父亲叹口气，沉默良久才说：“那就白送给肯要的人家吧。”
我母亲说：“我怀这一胎怀得很辛苦，那不亏死了？”
我父亲说：“亏也没有别的法子啊！再为谁家养大一个儿媳妇这事，我是够够的了。难道你还没够？”
我母亲就低声哭了。
我父亲劝道：“哭什么啊，你那想法它是钻牛角尖儿的想法嘛！也许这次你怀上的真就是个儿子呢！”
二十六年后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二姐与我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她当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满面地把我父母当年的“密谋”讲给我听。
我却没笑。
也想笑来着，就是笑不起来。
我的心连续抽搐了几下，像被低压电流击着了似的。
我又一次觉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还心疼神仙顶的人家当年那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