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学过诗。

20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时,课本中古诗很少。除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以及《木兰诗》等几首外,我几乎再没有什么印象了。

最早引发我对诗词产生兴趣的,是《红楼梦》与《西游记》。

我读这两部古典文学著作大约是在小学四年级以后,特别是1968年因病休学,居住在京郊农村时。冬季朔风凛冽,困守家中,反复翻看那几部古典名著,常为书中的诗词所吸引,每每心驰神往,不能自已。

应该说,《红楼梦》中缠绵缱绻的诗词萌育了我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幻想,《西游记》则启蒙了我对诗词的偏爱。其中的许多诗词,在多年后我仍能默诵。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黛玉的题诗“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贾宝玉的题诗“蘅芜满净苑,萝薜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都令我反复吟哦,细品其中的滋味。

对《西游记》,我又是另一番感受。

《西游记》几乎步步有词,遍景为诗。我不但从那些诗词中领略了琼楼紫府的缥缈仙境、深山宝刹的雄伟庄严、松泉涧壑的奇峰逸景,而且让我思悟了许多古典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比如那首“水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三家同会无争竞,水在长江月在天”,让我思索了五行相生相克、和谐伴生的道理;还有那首用中药材联句的诗:“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趱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曾令我拍案叫绝,赞叹不已。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后,我偶游西湖所作《丙申年游西湖,观杭州十八景联句》:“三潭印月,柳浪闻莺,断桥残雪夜朦胧。曲苑风荷,南屏晚钟,雷峰塔畔梦雾松。去岁苏堤春晓处,远眺平湖秋月,天地晶莹;今欲驾临花港观鱼,却银妆姝鹤,冰澈隆冬。试携友沽酒香薰,蕉石鸣琴,澄观台上觅双峰。人间美景,除留余山居可云栖梵境,宛若方外,唯此乘西湖漫天雪色,漪园湖亭、凭溪探梅,竞醉比仙翁!”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游记》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我用微薄的工资买来了《李贺诗词集注》《唐诗选注》《宋词选》等书籍,才算真正窥见了中华历史文化宝库中唐诗宋词的美妙。

当然,我的青年时代也受到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艾青等中国近代文学家,以及雪莱、海涅、尼采、普希金、泰戈尔等西方文豪的影响,给我的大半生灌输了许多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

我不懂诗。

所谓“不懂”,是指我没有系统习学过古诗词。对于传统的讲究平仄、韵律、对仗的深奥诗体,我没有深入研究。

曾有一位老师,欣赏我所写诗的意境,但同时评价说:“诗写得很好,就是不太合格律。”

这,或许与我发自内心的情感奔放和对诗词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关。我写诗,纯是即兴而作,见景生情。诗兴来时,文思泉涌,如钱塘江大潮,无论如何按捺不住,非一吐不快;但若情趣黯然时,搜肠刮肚也写不出一句来。所以,我写的诗歌、散文、杂文大多是即兴而发,信口吟诵,而不是命题、打腹稿、寻章摘句、雕琢而成。

更有一宗奇处,我的一些诗作、散文竟是梦中所得。丙申年二月那篇《夜游钱塘遗梦记》就是出差在浙江富阳富春江畔,于梦中与黄公望老先生夜泊廊桥,迎着漫天雨丝,把酒论文,畅快无比。及至突兀惊醒,夜方三更,却再也无法入寐,遂斜倚床榻,秉烛而书,一蹴成文。

我喜欢诗,也喜欢词,喜欢散文,还喜欢自由体诗歌。当特别想用文笔来表达奔涌而出的情感时,究竟用什么体裁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自己很难做出选择。

我不善写格律诗。一方面是不大懂,但更多的是不愿意受那些严谨、繁复、呆板格式韵律的束缚。有学者说,不遵从格律就不能称其为诗,这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我以为,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高级形式,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文字及情感表达方式变化而不断进步的。

先秦以前的古歌与文字无关,纯粹是起源于劳动、起源于生活,是人们自然情绪的表达方式。到周朝,诗歌才随着语言、文字、礼乐的发展逐渐成形,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分立成为独立的文化形式,有了诗体、格式、韵律和艺术性。西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乐府诗歌,是一个诗与歌、与舞、与音乐融合的新的艺术形式。东汉时期,文人的五言诗逐渐发展起来,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唐宋时期是我国诗词歌赋发展的鼎盛时代,也是诗歌从古体演进到近代格律诗的定型期。

何其芳先生是现代格律诗的倡导者。他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不应只是反映散步似的自由的规律,或只是反映步兵操练似的只有一个格式和规律的节奏。

我想,拘泥于传统格律或者完全舍弃格律都有失偏颇。纵观我国诗词发展的历史可以知道,诗词的发展与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审美、习俗等基础要素,以及诗词所要表现的内容有关。既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生态自然演进的过程。一定的文艺表现形式必须符合时代的社会精神文化承载体,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继承格律诗的篇式、句式、音韵、规则等数千年博大恢宏的诗词文化历史瑰宝,也必须在现代诗词基础要素,特别是汉语字形、字义、读音、语速与语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传统诗词格律予以创新。承继而不恪守,推陈重在出新。即如书法一般,倘若世世代代循规蹈矩、毫无逾越地模仿颜体、欧体、柳体,怎么会有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因此,本集中有些诗(倘若可以称为“诗”的话)既不是格律诗,也不是自由诗,完全没有固定的格式、章节、规矩的音节组合、规律的诗行顿数和字数,是触景生情随口吟哦、吟唱出来的,却也叙事细腻、开合得体、前后照应、情融于境、吟唱上口,符合“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诗词基本要旨。

我认为学习写诗是一个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过程。如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样,饱读诗书,自然而然就会累积大量的经典名句、音韵节律,以及丰富的词汇;再佐以对于诗词格式规律的深入理解、历史典故的娴熟运用,以及社会生活的体验观察,写诗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清代蘅塘居士的《唐诗三百首·序》中说,“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作诗的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同文学写作需要积累大量的成语、词汇一样,创作诗词也需要熟记并深刻理解较多的名句。反向思考,我发现古往今来有名的大诗人很少有整篇诗作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人们咏诵唱和的大多是其中最为经典的“名句”。如《诗经》第一首《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贞白《白鹿洞二首·其一》中的“一寸光阴一寸金”;苏轼《蝶恋花·春景》中的“天涯何处无芳草”;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苏麟《断句》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等,都有着铿锵优美的韵律和深刻丰富的寓意,或典雅隽永、余音绕梁,或内涵丰富、浓缩智慧,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为世人所传诵。

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如烟海、似繁锦的古今诗词宝库里,在浩如繁星、风流弥世的著名诗人中,因名句而成名诗、由名诗而成名家的例子较为普遍。

其实,这也是我创作诗词的体会。多数情况下,一首诗歌,我是因思绪、情境而突然于灵感中冒出一两句,觉得除此再无法表达当时的心情,必须再续上几句,方能“凑”成完整的诗。我的创作常常是如此完成的。因此,究其写出何种体裁的诗作,往往是由突兀的灵感而迸现出来的一两句决定的。

所以,有些青年诗词爱好者询问我写诗的技巧,我就如实坦言,不必预先设定要写些什么、用什么格式去写,全凭心灵的感觉以及脑海中闪现出来的核心“好句”,有了好句再续成好诗即可。

通过上述交流,朋友们可以知道,其实我并不是诗人,也不会写诗。出版这本所谓“诗集”,也不过是为了记述自己的人生轨迹,特别是晚年的感悟,尽量为原本苍白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倘若因此能给大家带来些许生活乐趣,那便是我最大的人生价值了!

刘亚军

20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