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的全球胸襟

一百年前，梁启超在谈到中华与世界之关系时，也曾就中国文明演进之历史形态有一个“三段论”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中华文明由上古之时迄于秦统一王朝建立之三千年，为“中国之中国”时期。在此阶段，中国文明之存在，尚限于中华之本土，为自生自长之中华文明。由秦汉及于19世纪初期乾隆末年之两千年，是为“亚洲之中国”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文明之存在范围已扩展出中华本土，开始将其影响逐渐波及周边之亚洲各地，成为“亚洲之中国”。而清代乾隆末年之后，中国则进入向“世界之中国”的大变革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向着“世界之中华”的第三期转变。当时，梁启超曾把这一外力推动下的变革称为中华文明“千古未有之变局”。基于此种对中华与世界关系走向的总体认识，将此古老之中华民族改造为具有世界眼光、对人类命运有所担当的“世界公民”，也成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的梦想。

百年过去，梁启超的梦想似乎正在一天天地成为现实。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中华文明在承继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背景下，也进入一个面向外部世界而转型重构的新阶段，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逐渐地成为一种“世界性之文明”。这是一个立根于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理性之传统品质而必然要向前推进的过程，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来自非洲的独特文明，对于遥远非洲的认知与了解，在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世界图景的构建过程中，正发挥一种特殊的增益作用。

我们说，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总体上是在东方世界演进的。国人的思维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总体上已是自成一统，成规成矩，如空气一般自我不觉却时时框定着国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影响着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近代以后，因西风东渐与欧式文明洗礼，国人多了一个认知世界的维度，国人的世界观与自我认识为之拓宽和改变。但西方帝国如此强势，相形落后了的中国，于救亡图存之中努力认知西方，移译西学，以为变法求强之路径。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可谓成效甚大，这一师法欧美的过程本身也便构成中国文明复兴与崛起过程之一侧影。不过，在此过程中，太过强势的西方文明几被国人理解成为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明，部分国人更以西式文明为现代文明之同义语，以西式文明之尺度为一切文明之尺度，其结果，是使国人之世界观念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中西二元”维度，向外部世界开放也就几乎成为向西方文明开放。在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中外文明”已经变成了“中西文明”，所谓进行“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其实是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总体上跳不出这种“中西对比”“不中即西”的二元思维结构与对比框架的束缚。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与遥远非洲大陆现代关系的建立，以及这种关系在随后年代的不断发展与提升，让国人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受到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和非洲皆处于相对落后边缘之境地，其文化于世界之影响也呈弱势之态，但中非双方自主交往关系的建立，给了当代中国人另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一窗口即便尚小，却也透进了不同的景色。循着这小小窗口，国人得以意识到世界之大，远非中国和西方可包裹全部。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与遥远非洲文明的交往，中国人开始切实地感受到全球范围内那些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中国的人类多样性文明与历史形态的真实存在。通过日益增多的多元文明之间的直接交往和由此而来的认知世界的视角变换，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和现代性的认知，终于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及其偏颇，而开始呈现出新的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也更加均衡的认知取向。事实上，今日之破除“中西二元”史观，与近代早期中华先贤“睁眼看世界”而摈弃夷夏之辨和天朝中心之传统史地观念，进而树立五大洲四大洋之新世界史地观，在某种意义上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正是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