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新边疆”的拓展

学术研究与时代环境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总在某种或隐或现的形态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过程。古人主张“知人论世”，认为要知晓其人所论所思为何如此，要理解其人治学求知之特点个性，不能不考察、辨析他的生活时代，不能不联系他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环境。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此，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亦如此。

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之成长与变革进程，便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因为20世纪中华文明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任务的紧迫和艰难，更因中华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影响，中国学术过去百年的成长过程，始终紧紧围绕着、服务于中华文明复兴与发展的当下急迫之需。摆脱落后、追求先进的时代使命，使得现代中国学术的目光多紧盯那先进于我之国家民族。于是，“西洋学术”“欧美文化”，乃至“东洋维新”“俄苏革命”，都曾以不同之方式，进入中国学术核心地带，成为过去百年中国学人热情关注、努力移植、潜心研究之重心与焦点，各种形式的“言必称希腊”成为中国学术一时之现象，也便自有其合理之时代要求与存在缘由。而在此背景下，对于遥远他乡那些看似与国家当下之复兴大业、复兴命题关涉不大或联系不紧的学问领域，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甚至尤有过之的不发达国家、弱小民族的研究或学问，人们便一直关注不多，问津甚少。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非洲大陆这个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类文明世界，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世界中的一块“遥远边疆”，一片“清冷边地”。偶尔，会有探险者、好奇者、过路者进入其间，于其风光景致窥得一角，但终因天遥地远，梁河相隔而舟渡难寻，直至今日，非洲研究这一领域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总体上还是一个具有“化外之地”色彩的知识领域，一块要靠人们发挥想象力去揣想的遥远他乡。

在西方学术界，非洲研究却已经有百多年的经营历史了，如果加上早期殖民时代探险者、传教士留下的那些并不甚专业的探险游记、传教回忆录，西方对非洲大陆的认知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三四百年前。在这个过程中，非洲研究在塑造西方现代学术形态、培植西方现代学术气质方面，均扮演过某种特殊的角色。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直到今日，在非洲大陆各地，依然时常可以见到西方学者潜心考察、调研与研究的踪迹。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年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采用更加独立、更加全面也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之如何建立更为平衡、多元的交往合作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过去三十年，中非合作关系之丰富实践及这一关系所彰显的时代变革意义，使得非洲在中国学人眼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重大转变，非洲研究不仅得到重视和加强，而且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也超出了以往那种浅层与务实、只着眼于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局限，开始向着探究人类文明之多元结构与多维走向，向着探究一切社会科学深切关心的本质性命题的方向拓展延伸。渐渐地，人们发现，非洲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片“新边疆”，一块辽阔广大、有无数矿藏和处女地等待新来者开拓的沃土。

我们说，中华民族历来有关注天下、往来四海之开放传统，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情怀。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建立接触和交往，由此扩展着自己的视野，丰富着自身的形态，并从中获得更新发展之动力。这种努力自进入近代以来，尤为强烈与明显。虽然因时代条件之制约，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学术主要关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也开始与遥远的非洲大陆建立日益紧密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合作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非洲研究日益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昭示时代变革的象征意义的，它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在回归和继承优良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日益面向全球与未来，日益拥有了新的自由与自主、自信与自觉的精神气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在那遥远闭塞的非洲内陆的某个村庄，在那湿热茂密的非洲雨林深处的某个偏僻小镇里，我们也能意外地发现有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会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在这远离中国的非洲边远村庄里做了多年的潜心研究，而他并不太多地考虑其研究与学问是否有他人认可的某种“价值”或“意义”，他只是做着纯粹基于个人学术旨趣、知识好奇心的田野考察和异域文化研究。那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中国学术的自主意识与现代品格获得了更大的成长。

从一个更长远的当代中国发展进程来看，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融为一体，而中国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强国地位的进程中，非洲研究这一“学术新边疆”之探测与开垦，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主体意识之觉醒、中国特色之形成等，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引领与增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