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东共体已成为国内外非洲研究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当前，学界大致从五个不同领域展开研究，形成了以下研究成果。

第一，以史实描述为主的历史学成果。这类成果主要以历史事件发生先后为脉络，考察了东共体的阶段性发展情况，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侧重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众多成果中暗含的基本观点是：东共体最初的建立、瓦解和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东共体既是应对全球化这种历史趋势的产物，也是一种联合自强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利于推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东共体是模仿欧盟、借鉴欧盟经验重建起来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后发优势，但也面临重重困难。施裕壬在《东非共同体解体的原因》一文中将东共体解体的原因概括为殖民统治的历史原因、成员国经济发展模式各异的内部原因、国际垄断资本干涉的外部原因及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思想原因等，并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是组织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穆格姆巴的《区域组织与非洲的低度发展：东非共同体的崩溃》一文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探讨了东共体瓦解的原因，认为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其解散的最关键因素。塞巴鲁的《东非共同体》一文对东共体第一时期的发展历史、组织机制及其成效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阿居鲁主编的《一个地区的产生：东非共同体的复活》④一书中多位非洲研究者对重建后的东共体的未来所受的挑战进行了阐述。目前，此类著述对东共体的基本形成过程梳理到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

第二，以经济一体化为研究内容的经济学成果。该类成果主要将东共体作为非西方世界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个案，考察经济领域一体化现实发展的内在逻辑，认为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当合作收益大于单方面收益时，一体化会自动向上一级目标推进，反之则会导致成员内部的讨价还价与一体化停滞不前甚至危机的出现。这类成果大多以上述逻辑为基础，并展开相关记述。

（1）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宏观性论述，涉及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及成果、发展前景、发展障碍、发展经验和教训。著名东非问题研究专家阿瑟·哈兹勒伍德在《经济一体化：东非的经验》一书中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东共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其对东共体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同时也指出该组织的向前发展的种种困难。东共体解散后，他又在《东非共同体的终结：给区域一体化方案的教训是什么？》中深入分析了失败原因。东共体重建后，各方对该议题研究的纵深方向均有所发展。如波塞姆和弗雷德兰在《东非的分与合》一书中将东共体一体化的实施与解体的原因归结为，各方的理性评估促使共同体创立与发展，而在一体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加速了该组织的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十年后的东非共同体：深化中的一体化》报告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了经济一体化目标及其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报告还指出组织成员收益大于单方面收益是东共体得以深化合作的主因。也有学者针对东共体一体化推行过程，从社会需求入手，认为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一项有效的脱贫战略，否则难以真正实现一体化的经济目标。

（2）集中于贸易、金融和税收等经济次级领域的政策研究，这些研究多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研究机构向东共体秘书处提交的政策研究报告。2003年，德国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布塞的研究团队向东共体递交了一份名为《东共体的贸易影响：我们需要过渡基金吗？》的研究报告，开启了对东共体经济一体化次级领域的探究。该报告认为，过渡基金对东共体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和政治上的激励性，过渡基金有助于缓解成员国的贸易不平衡。布依古特等撰写的《规划中的东非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吗？》一文，使用数学模型对东非国家的金融需求与供应不对称的现实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东非地区还不适合建立货币联盟。卡费罗的《东非共同体的海关及贸易简化》一文对东共体海关在贸易简易化方面同世界海关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机制和规定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共体海关应该进一步简化贸易程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员王毅戴撰写的调查报告《评估东非共同体国家间的金融障碍》通过对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外汇交易市场进行分析，指出三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同，预示着共同体金融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克奥利弗研究团队在一篇名为《东非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前景》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尽管东共体国家获得了亚撒哈拉非洲最快的发展，但有诸多因素制约着其可持续发展，如出口量小、金融合作程度低、国内储蓄水平低、高度依赖外部资助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戴伍迪研究团队编撰的《东非共同体的货币输送机制》，对共同体货币划账、汇兑业务等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现行的货币传导机制会对未来共同体及共同体货币联盟的平稳运作构成挑战。国际货币基金麦克因提勒的研究团队以肯尼亚贸易为例，认为关税同盟会对肯尼亚产生潜在影响，其将促使肯尼亚政府进行深度改革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有研究认为，关税同盟会对东共体成员国内部进出口产生不协调的影响。

第三，以东共体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互动关系为对象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该类成果主要借助于欧洲一体化经验的政府间主义、（新）功能主义和联邦主义理论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国家间签订的协议、协定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规范能够有效缓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如果存在合作成功的领域，那么该领域促使其他领域产生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即产生“外溢效果”，反之，则产生相反结果。功能性领域主要包括经济、金融、贸易、社会和安全等。

（1）针对政府间主义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的解释。查查运用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论框架解释东共体一体化的实践，其认为在关税同盟谈判过程中，商业集团的游说使得各国政府政策出现偏好，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与制度选择的结果却反映成员国要在一体化中确保各自福利最大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德鲁蒙德等在《外溢效应与东非共同体》这一报告中指出，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速度放慢，其中最初获益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促进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2）针对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安全领域合作现状的评析。雅科布森和诺德比在《东非破碎化的安全合作》一文中指出，东共体尽管就共同关切的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制度化合作有着明确规定，但至今东非的安全合作还是“碎片化的”，“地区安全机构仍然保持着民族性和私利性”，远未产生一种有效的制度化安全合作机制。以上两位作者在《东非：地区安全组织与机制》一文中也阐述了类似观点：东共体作为政治认同度较高的经济安全行为体，在安全领域议题广泛，但行动不多。芝科万哈在《东非共同体的冲突解析》一文中罗列了东共体制度下亟待解决的十三大类安全问题。玛估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解释东非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坦桑尼亚与其他成员国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合作中的看客代价。

（3）（新）地区主义对东共体一体化的解释。（新）地区主义是用一种宏观视野将一系列问题杂糅起来分析区域合作的方法。从这一视角来研究东共体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欧洲区域主义经验来解释东共体。如普伦克在《东非进行的一体化和欧洲进行的一体化？》一文中用欧洲经验来解释东共体，发现东共体的复杂性是欧盟经验难以解释和预测的，即成员国面对的外部环境与欧盟国家当年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此外，在发展过程中，欧盟国家在欧洲仅效忠于同一个一体化组织，而东非国家同时参与不同的次区域组织，欧洲经验难以预测东共体的未来走向。斯普利德在《东非的地区主义》一文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格兰特和肖德鲍姆在《非洲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指出，欧洲经验对东共体仅有部分解释力，非洲地区的次地区合作超越了传统以国家为中心和地区主义的理念，它本身具有其他区域一体化中不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二是考察作为区域主义实体的东共体的有效性。如马修斯在《区域一体化和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一书中指出，非洲的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各类次区域组织较多，但基本缺乏有效性，其中就包括东共体。三是对包括东共体在内的非洲区域主义前景的思考。如约瑟夫·奈的《泛非主义与东非一体化》在东非国家还未独立时就对区域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并给出了乐观的答案。巴兴格和哈夫在《非洲的新地区主义：一体化浪潮》一文中，考察了非洲地区贸易一体化现象，集中提出六个难题并给予回答：过去六十年中非洲贸易一体化有什么成果？非洲区域主义是否已经失败了？哪些因素不利于非洲区域发展？非洲受新地区主义影响的程度有多深？增强区域一体化有效性的障碍是什么？同样，什乌吉在《泛非主义与东共体一体化的挑战》一文中指出，东共体的精英只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才能剔除霸权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卡特波在《泛非主义与发展：东非共同体模式》一文中指出，未来东共体可以作为泛非主义的原型，可以在非洲其他国家推行这种模式，最终达成非洲群之间的合作。

第四，以东共体劳工、移民、法律和教育等社会文化事务为研究内容的社会学成果。欧求等在《海中的最大鱼群？——东非共同体中动力十足的肯尼亚劳工移民》的研究报告中考察了肯尼亚政策及“南南劳工”移民相关的制度架构，指出东共体的政策与成员国相关政策不对应的问题。在成员国的国家层面，东共体的劳工移民政策并未得到相应的贯彻执行，原因在于成员国频繁使用国内劳工政策来处理相关地区劳工移民问题。欧维罗在《东非共同体成员国年轻人雇佣政策评估》一文中指出，东共体国家的雇佣政策违反了《东非共同体条约》的相关规定，从而阻碍了建立共同市场所需要的人员自由流动。马丁在《东非共同体市场协议与人员自由流动：乌干达执行的成就与挑战》这一调查报告中指出，乌干达并未将此协议用作法律。卢汉吉萨的《东非的法律原则与正义通道：东非法院》主要论述了东非法院在东共体事务中的具体作用。非洲发展银行的研究团队于2014年发布的《东非共同体：教育展望报告》中详细列出了东共体国家教育发展情况。

第五，聚焦东共体与其成员国及外部关系的成果，如萨利姆等在《坦桑尼亚和东非共同体：从谨慎的防卫到自信的接触》一文中指出，坦桑尼亚在地区防务合作领域经历了由小心翼翼到主动推动的过程。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201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南非、东非共同体与美国非洲政策》中认为，东共体政策对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及美国非洲政策存在重要影响。李颖等在《中国和东非共同体的经贸合作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与东非共同体的经贸合作虽然发展较快，但仍然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较大挑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东共体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东共体研究推动并丰富了区域主义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的实证内容，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东共体研究使区域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理论出发点发生变化。研究者将东共体纳入研究视野，这就促使他们对非洲区域主义的研究脱离了纯粹抽象思辨的构造和逻辑推理的研究，转而分析地区事务的现实。这对于我们认识非洲区域主义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在理解东共体作为地区主义现实存在方面出现一定的不同。坚信泛非统一理想的学者认为东共体是泛非统一的一个发展阶段，而非最终结果，其最终结果是非盟。注重东共体框架下东非国家合作结果的学者则以东共体参与地区事务的有效成果为导向，重结果，轻过程，视东共体为一个成功的次区域组织，尤其将东共体能够成功实现经济发展视为佐证；而强调制度功能的学者则关注东共体国家合作的一面，认为东共体是个民主的组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机制的效用明显，但在安全领域一体化机制的效用有限。但上述观点的逻辑起点基本相同，即东共体是个可圈可点的区域组织。

（2）东共体研究丰富了国际组织理论的实证内容并提出新问题，使国际组织分析既要重视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和欧盟、东盟和非盟等（次）区域组织，又不能忽略像东共体这样的次区域组织。学界对欧盟、东盟、海合会、非盟尤为关注，东共体研究相对边缘化。但东共体既有着与其他区域组织共同的组织特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从地缘的角度考虑，东共体成员国家地缘相连、社会文化相似甚至相同（语言、文化、历史经历及原始发展水平等）；其次，东共体是个开放性组织，东共体虽有加入条件，但有其开放性，至今并未限定最终的成员国数量，东共体在发展过程中，适时进行扩容，不断增加新成员国；再次，东共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创始成员国有历史合作基础和较高历史关联度，以及其成员在现实中同时参与多个其他非洲次区域组织；最后，东共体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明确表示通过四个阶段的目标，最终建立政治联邦，并有着预设实现目标的时间表。那么，该如何理解东共体这种“逆欧盟路径”的发展模式呢？

第二，东共体研究不仅揭示了其自身发展规律，在相当程度上也揭示了东非地区本质的一面。东共体的研究进程揭示了其政治地位高低与各成员国民族主义高涨与否成正相关关系。泛非主义高涨时期，东共体的政治地位较高，反之则较低。对东共体成立动因的研究基本让人们理解了泛非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与妥协，并且这一原因贯穿于东共体整个发展进程之中；对东共体组织性质及其机制效能的研究使人们了解了该组织机制的理论功能及其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对东共体参与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表明了解决地区安全时东共体的合法性地位和东共体效率低下的事实，但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东共体国家将东共体作为实现本国利益的工具的现实本质仍在作祟；对东共体框架下的东非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揭示了成员国合作的有限性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同发展战略取向之间的差异；对东共体推进人权保护与宣传民主研究折射出东共体地区人权现实的困境和东非地区民主政治的曲折；等等。

第三，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非洲次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困境，另一方面为认识东共体、理解东共体，并在构建中国与东共体国家新型合作关系中准确定位东共体、深化与其成员国全方位关系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仍有不足之处。

（1）现有东共体研究成果或因政治立场，或因研究目的，或因研究方法，或因研究材料问题，使有些观点或结论客观性不足。尤其缺乏能真正使用本土话语进行客观解释的经典作品，因而在部分研究作品中出现了解释不准确，甚至某些武断和臆测的现象。例如对东共体政治性的讨论，存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之分；而对东共体在参与地区事务解决时的研究，没有关注到东共体特别重视行动程序的合法性；等等。这也表明东共体议题还存在着不小的研究空间。

（2）同一学者的研究持续性不足，断裂性明显，研究视野需要拓展。在众多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学者对东共体进行过长期跟踪研究，这使相关研究缺少经典成果。另外，学术视野有待拓展。从使用的研究语言和成果质量来看，英语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绝对领先，中文成果甚为有限。

（3）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东共体经济一体化及其次级领域，对东共体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尤其缺少东共体如何运用规则与规范体系处理地区事务、塑造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有文献对东共体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现状缺乏系统梳理和相应的理论阐释。

其次，现有文献在对共同体一体化的诸多阐释中忽略了这些领域发展对安全领域的影响。东共体在非关税壁垒得到逐步拆除的过程中，实质上已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特别是随着相关成员国陆续加入关税同盟，而共同市场的启动标志着经济一体化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但边贸的发达与自如，共同市场雏形渐显，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一再显现，诸如小武器交易泛滥、毒品走私严重、洗钱、恐怖活动，以及其他跨国和跨境社会安全问题等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发生在共同体内部，而非外部，并对国家稳定乃至地区和平有着不小的影响。因此，在一体化实施过程中，配套的安全机制的构建也需纳入考察之列，而这些因素在研究中常常会被忽略。

再次，现有文献缺少对东共体塑造地区安全秩序中的方式、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共同体是潜在的战争共同体，战争应当是常态，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但为何自东共体重建以来，和平的维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未来也是充满希望的？这似乎表明，重建后的东共体能够稳定地区秩序。那么，东共体是否能够持续成为稳定地区安全秩序的倚重平台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会是什么原因？反之，又可能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这不仅需要对东共体出台的大量文件进行解读，还需要深刻了解这些文件背后的事实和文件所贯彻的现实，而这在已有研究中鲜有涉及。

最后，现有文献在成员国对东共体的安全战略偏好方面缺乏深度分析。东共体六国在对该组织的安全战略偏好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肯尼亚的外部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特别是索马里和南苏丹局势会不定期影响肯尼亚的安全，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恐怖主义活动更是防不胜防；乌干达的外部受刚果和南苏丹局势的影响，内部始终受宗教教派、部族之间争斗的牵制；卢旺达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张力随时可能会崩断；南苏丹和布隆迪一直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和族群争斗的长期困扰；成员国中只有坦桑尼亚相对稳定，虽然如索马里等外部安全形势也会或多或少对其造成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其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安全挑战相对有限。另外，对所有东共体国家来说，维多利亚大湖区的安全和冲突问题几乎波及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各国对于共同体的安全需求及偏好必然会出现差异。那么，各国的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又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在共同体一体化进程中是如何弥合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尚待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