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个令人敬仰的杭州大先生

我为杭州曾经生养过袁枚先生而骄傲，因为在清朝时他不仅贡献卓越，生前便赢得大名，活得潇洒，而且后来人如杨鸿烈、胡适、蔡尚之等名学者、名教授仍然愿意为他鸣不平——袁枚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诗人。

我为杭州能培育出一个大人才而喜不自禁。因为在二十一岁前，袁先生经历家教的启蒙、私塾十年的苦读、书院三年的深造，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和史学功底。因此，在远赴广西谋差事时，他能够在广西巡抚金面前一挥而就，写出载入《广西通志·艺文志》首篇的《铜鼓赋》，而被金特荐参加京考，从而开始命运的转折。

我更为自己能写袁先生的传记而深自庆幸，因为我和袁先生虽说有世纪之隔，但他曾住杭州东园，而我正住在杭州东园，勉强可算邻居。更因为袁先生是清朝大隐士，而作为后来人的我，淡泊名利，远离权欲，奉行自在，勉强可称为一个小隐士，小隐士为大隐士作传记，很有点亲切感。

以上是我敬仰袁先生的真心话，那么我为什么要为袁先生写传记呢？是否另有为袁先生鸣不平之意？应该说：有。

一、从正面形象为袁先生鸣不平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别有杨鸿烈先生和蔡尚之先生为袁先生作过传记，他们均将袁先生称为古代中国罕见的大思想家（其次才是诗人），杨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胡适先生的认同。杨先生的《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已经出版，蔡先生的传记稿本毁于“文革”。这是从正面为袁先生“鸣不平”之始。吾辈是小人物，只能以同乡身份做点补充性的“小鸣”，如袁先生孝亲、侠义、和谐、高尚的家风和义行；创造了随园这一立体式建筑文明——成为江南第一名园；在科学技术上提出真知灼见，有多项发现迄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