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

沓津沓渚 黄渤岸边

徐福东渡与牧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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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张骞的西域之行打开了一条连通欧亚交通的陆上要道，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其实在这条陆上的丝绸之路形成前，中国北方沿海就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创者正是我们向海而生的先民们……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之际，源头在山东，中转在大连地区，尤其是沓津、沓渚，然后由此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说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还要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说起。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海上的交通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派徐福出行日本。

有秦一代，虽仅存15年，却是开天辟地地有徐福船队东渡日本的浩荡壮举。

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那么，徐福求药寻仙最后去了哪儿呢？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最后到达“平原广泽”之地，竟“止王不来”。这“平原广泽”是今天日本的九州。在日本学术界，研究徐福事迹的学术团体、学者和专家有很多，也有很多研究徐福事迹的文章、著作和专著，都确认了徐福到达并开发日本事实，徐福至今也仍受到日本民众的尊崇与爱戴。

在公元前210年，徐福借去海中仙山求灵药以使秦始皇长生不老为名，征得童男童女3000人并五谷、百工等大量远航所需物资，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山东古港琅邪入海东渡。

根据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孙光圻先生的研究，徐福船队东渡的可行性航路是：

第一段航路：琅邪——成山头——芝罘（今烟台）；

第二段航路：芝罘——蓬莱头——庙岛群岛——辽东南端老铁山（今旅顺港）；

第三段航路：老铁山——鸭绿江口——朝鲜半岛西海岸——朝鲜半岛东南海岸；

第四段航路：朝鲜半岛东南海岸一对马岛——冲岛——大岛——北九州沿岸；

第五段航路：北九州沿岸——关门海峡——濑户内海——大阪湾——和歌山新宫町熊野滩。

由此可推断出，后来史书所说的沓津，就是徐福走过的老铁山旅顺港。而且徐福船队停泊在沓津期间，有数十人因病不能继续随航而留居大连地区，其中不乏能工巧匠。

汉武帝建元元年，曾从山东、河北一带向辽河中下游及辽南进行移民垦殖。沓津是当时移民的登陆港。

此举又推动了海上交通的发展。汉武帝开辟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的航线。沓津成为其间一个重要的停泊港。

齐人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自这条航线东渡日本，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日本人民由此尊祀徐福为“蚕神”。此后不久的秦汉之际，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战乱频繁，山东居民携带家口、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沿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迁徙到朝鲜半岛，其中有部分又转赴日本。

魏晋以后，这条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仍然兴盛，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去日本的中国移民已从事多种职业，但尤以从事纺织业者为最多。《日本书纪》等书中曾提到该时期汉人移民有锦部安定那锦、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画部斯罗我等，还有手人部、衣缝部等。其中锦部、衣缝部毫无疑问是从事纺织业为生的移民集团。正是这成千上万的来自山东、辽东一带的中国移民，把先进的纺织技术和其他生产技术沿着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朝鲜和日本，推动了朝鲜、日本纺织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直到今日，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的日语发音为“八夕”，意为“机织人”，他们很自豪地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汉代、魏晋时期来自中国的移民。

2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说明问题。

唐朝有一位大地理学家名叫贾耽，曾经官至宰辅。尽管身为朝廷高官，这个贾耽却喜欢潜心研究地理学，并且颇有成就，为此撰写了很多地理著作，绘制了多卷地图，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他在《皇华四达记》中就曾详细记载描述了“渤海道”即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海上路线图：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登州东北海行，过大钦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以上为庙岛群岛）三百里。北渡鸟湖海（老铁山水道），至马石山（旅顺老铁山）东之都里镇（旅顺口）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大连市区）、桃花浦（金州清水河口）、杏花浦（庄河花园口）、石人汪（长海石城岛北部海峡）、橐驼湾（鹿岛以北大洋河口）、乌骨江（丹东附近鸭绿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路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沂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沂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吉林省集安县），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沂流二百里，至神州。又路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

贾耽所记录描述的海上丝绸路线图，就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乃至东北腹地的路线图，也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应该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或许是因为要去寻找一片新大陆，或许是要逃避战乱和灾荒，甚或是在海上遇到风浪无意间漂向远方，数千年前的先民们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顺着海岸向东北行驶，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而后他们开始反复穿行于这条水路，逐渐形成了一条相对固定的航线。

距今约三千年的大连湾大嘴子遗址出土了碳化稻谷，证明了日本的栽培稻技术是从山东半岛经过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九州，也证明了一条早已存在的连通山东半岛与东亚之间的海上传播之路。

这一系列海上贸易活动都需要途经辽东半岛南部，天赋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优良港口使辽东半岛从三千多年前即成为环渤海地区的海上交通枢纽。

再后来，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了东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走廊。日本学者阿南惟茂说：“607年，日本朝廷第一次派正式使节团到中国。当时是隋朝，当任的大使是小野妹子。他们的船队沿着朝鲜半岛先到辽东半岛，以后渡过渤海海峡到了登州，可能从登州到长安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在当前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尤其是辽东半岛地区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显得更少。

3

由“津”“渚”我们可以推断出沓氏县一定是在辽南，那么，沓津或沓渚具体又在哪里呢？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金毓黼等人编纂的《奉天通志》谓：“沓津、沓渚为吴军航海至辽登岸之地，自在金州无疑。”

俯瞰辽南的古城遗址示意图，会感觉到它们恰如天幕上的星座一样灿烂闪烁，而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古城，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古城，就是旅顺牧羊城。

牧羊城，一个似田野牧歌般的名字。

牧羊城在哪里呢？就在今旅顺口区铁山镇刁家村西南、刘家村东南的丘陵地上，西南距渤海东岸仅500米。如果说，辽东半岛凸起的千山余脉山脊像一柄利剑插入大海，直指胶东半岛，那么，牧羊城就是那柄利剑的剑尖。

1928年的大连还是日本关东厅统治时期，这年9月，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前身）共同组织，对牧羊城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

参加发掘的有日本京都大学滨田耕作博士，助手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的原田淑人博士，副手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主事内藤宽、馆员森修和中国北京大学助教庄严等人。发掘行动从同年10月1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

经勘查发掘，牧羊城城池长方形，东西宽约82米，南北长约133米，周长430米，与文献记载的“二百五十步”（当时每步为五尺）基本相符。北壁有一个宽约12米的缺口，当为城门所在。

那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之丰让人惊叹，有石斧、石刀、石镞、石纺轮和骨镞、骨针等各类生产和生活用具；有战国至汉代的铜镞、铜镦等兵器；有铜带钩、铜斧石范、铁、铁刀、铁锸、泥质灰陶罐、豆、盆等生产和生活用具；有花纹砖、板瓦、筒瓦、模印有“长乐”“未央”文字的半瓦当以及卷云圆瓦当等建筑构件；还有明刀钱、明字圆钱、一刀钱、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等战国和西汉时期流通的货币。

发掘成果的丰富让日本学者自然十分得意，于是在1931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这成为东北考古的一个重要文献史料。

日本人在牧羊城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了调查，发掘了刁家屯、于家屯、官屯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堲周墓等。

时隔32年之后，从1960年开始，我国自己的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牧羊城及附近的尹家村、刁家村、刘家村等进行考古研究。

尽管此前日本人已经发掘了许多古墓，但经过大量调查和科学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依然发现了许多新的战国至汉代的土坑墓、贝墓、砖室墓、瓮棺墓和石墓。在大乌崖汉代遗址中还发现陶圈水井一眼，铁一捆和陶器、瓦当等陶片。

另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在这一带采集到了专门为封缄信件而钤印的“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封泥等。

“武库中丞”是汉代一个专管兵器及军事装备贮存的官职，是京师中负责治安、治理犯罪的高官“执金吾”的下属，执金吾在皇府中的地位与九卿相同。一个国家主管兵器装备的官员封泥在牧羊城出现，更加证明此城具备军事重镇的特点。

大胆地设想一下，“武库中丞”封泥非常有可能就是楼船将军杨仆率大军到此地时遗留的，因为他们从“齐浮渤海”至旅顺口登陆后，曾分别在将军山和三山浦囤积粮秣。

而“河阳令印”的河阳即今天河南省的孟县，汉代称为“河阳”。

这些文物进一步证明，牧羊城在战国、西汉时期都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是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

当时无论是中原官府往来信件、公文和军需品，还是中原汉民族的布帛、漆器、铜器等手工业商品，多经过牧羊城再北上辽东郡府襄平以及东北大陆，或直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

而东北游牧民族的特产羊、马、毛皮等物品也汇集到这里，源源不断地越海运抵中原和南方。当时，这里不仅是一座海防城堡，也是沟通中原与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和桥头堡。

曾经有专家说，旅顺牧羊城和普兰店张店汉城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两座汉城，但它们之中，如果按建成时间计算，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呢？

我感觉，旅顺牧羊城的历史应该更久远，牧羊城应该是辽东最古老的城池。

因为它面积最小，所以它年纪最老。

因为它位置最南，所以它年代最远。

它的后辈，才是张店汉城、营城子城、大岭屯汉城等等。

为什么这样说？

人们在史书典籍上找到了沓津和沓渚这两个地名，人们在旅顺最南端又发掘出牧羊城。

其实，它们就是一回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牧羊城就是沓津、沓渚，沓津、沓渚就是牧羊城。

或者说，沓津是港口，牧羊城是海防城。

在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领着传说中的童男童女到日本时，船队就来过这里。

史料还记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刚刚登基即位之后，就派船队来到辽南，停泊在将军山下，开辟了从山东半岛通往朝鲜半岛的航线。而且还在将军山登陆的地方——一大片高地，背靠青山，面朝大海，风景如画，视野开阔——修筑了一座海防城——牧羊城。

那时牧羊城已经是辽南沿岸的一个重镇，城内城外的居民很多，牧羊城临山构筑，居高临下，既不受水患之害，又具易守难攻之优势，且水陆交通方便，这便是牧羊城之所以成为古代居民聚居地和重要海防城堡的原因，牧羊城周围分布大量的汉代贝墓和砖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109年，汉代楼船将军杨仆率大军经过这里时，我认为他一定派人加固修葺过牧羊城，因为东征卫氏朝鲜的战争打了一年，其间西汉大军需要在这里囤积粮秣，补充给养。

沓渚成为西汉水师的停泊港和屯粮地，并以此奠定了旅顺作为汉代北方三大军港之一的地位。

杨仆之后来过这里的重要人物就更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公孙度父子割据辽东时期。

公孙度在东汉中平六年（189年），经同乡徐荣推荐，被权臣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公孙度上任后，在辽东厉行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势力，使令行政通，于是羽翼渐丰。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中原地区董卓乱起，董卓乱后又是魏、蜀、吴三国逐鹿中原，三国之间斗得不可开交，都无暇顾及辽东。

辽东山高皇帝远，不服天朝管，反而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随后，看中原乱得像一锅粥，于是公孙度趁机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

《三国志》如此介绍公孙度：

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

继而公孙度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取辽东半岛，开疆拓土；又招贤纳士，设馆开学，广招流民，威行海外，俨然以辽东王自居。

公孙氏保境安民，所以辽东和今大连地区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当时中原大地军阀割据，互相争战，彼此兼并，以致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大批中原流民渡海经沓津而来辽，这既增加了劳动力，又传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使辽南一带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开始，齐鲁大地一些淡泊仕途的名士纷纷逃亡到辽东避难。最著名的当属管宁、邴原、刘政，他们并称为“辽东三贤”。三贤中影响最大的是管宁——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人。

此外还有太史慈（山东掖县，今龙口市人），后来成为东吴第一武将；王烈（山东平原县人），名震中原的学者，也先后在公元191—193年渡海来到东沓。

据《三国志》记载，他们开坛讲学，“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其讲学范围已远远超出文化知识传播的范畴，中原传统礼仪由是系统传入辽东，其“教授之声不绝”，足见授业之盛。

十余年后，中原形势渐趋稳定，这批学者又从沓津陆续返回山东原籍。

据《三国志注》载：“后原欲归故里，止于三山。”“三山”原指大连湾口的三山岛，泛指今金州迤东以南地区，这也是大连见于史载的最古老的名称。

《邴原传》还有“原之邑落多虎患”的记载，说明东汉时期大连地区山地林木繁茂，虎豹出没，人烟不稠，生态环境仍处在原始状态。现在金州地区的村屯以“老虎”命名的依然很多，如老虎屯、老虎沟、老虎山等等。

到了现代人们重新发现了沓津，并叫它“牧羊城”。

为什么叫牧羊城呢？

按当地人的说法，它的本名应该是木羊城，是由渔民祭海风俗而来的很乡土的名字。

据说，生活在这里的先人们靠打鱼为生，老铁山下的海面水深流急，每遇狂风大浪不能出海的时候，渔民们便杀猪宰羊抛入海中，以祭海神，求其保佑平安。后来，人烟渐稠，没有那么多猪羊怎么办呢？有人就想到刻木猪木羊来代替，所以，就有了以木猪头、木羊头投海祭祀的方式。

有一天海上又起大风浪，渔民们虽将木羊头全都抛进海里，但船还是被打沉了。待风平浪静后，渔民们发现有三只木羊头漂到了三个地方，后来变成了三个小岛，从三面屏蔽海湾，从此形成了叫羊头洼的良港，以后每每遇到风浪，来往船只便驶入这个港内避风。离港湾不远的小城堡就叫了木羊城。现在旅顺还有叫一羊头、二羊头、三羊头的地方，成了这个传说的有力注脚。

至今，牧羊城周围由“羊”而来的其他地名都还在，却不知道城堡因何原因最后有了很“文化”的名字：是某个人在记录它时，将同音字有意无意地写成了另一个？抑或，这里真的曾经有牧羊人存在？

还有一个传说是，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辽东，率兵从山东蓬莱渡海到旅顺，在羊头洼大乌崖登陆，上岸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山丘草地上牧羊。唐太宗走到老人面前施礼，问老人哪里可以筑城，老人说：“我坐的地方可以筑城。”言罢，老人随羊群飘然而去。于是唐太宗率领渡海的大军，在老人指点的地方破土筑城安营扎寨，准备东征，后来人们称这座城为“牧羊城”。

这里说的是唐代故事，不靠谱。而这座古城的实际建筑年代还要更久远，要上溯到秦皇汉武时期。

4

那一年我们来探访牧羊城。驱车沿旅顺滨港路向西南，一路边走边问，竟然无一人知道牧羊城，而到处都是新楼盘和醒目的商业广告。走过老铁山路口再向西，遇见一卖水果的女人才知道了牧羊城村的方向。于是疾驰到了村里，走到村路尽头，看见一片已经打完场的玉米地，玉米地地头有两块石碑。我们疑疑惑惑走过去，竟然就是牧羊城的石碑。一个是省立的，一个是市立的，碑刻为“省、市文物保护单位”。

那一次到牧羊城，我看到的是仅剩下的城基残迹。城基系用石头砌成，城墙则用土夯筑，隆起地面约2米，西壁最高处约有3米。可见，原来的城墙显然是比较高的。

据旅顺的朋友介绍，20世纪80年代，在牧羊城的残墙断壁上，仍可见筑建城墙时留下的“夯窝”和条条版迹。据载，这种建筑城墙的版筑施工，在汉代曾被广泛采用。值得一提的是，牧羊城建筑在施行版筑之初，为使整个墙体牢固，防止雨水侵蚀，采用石块砌筑墙基。因此，今牧羊城虽历经风雨，部分墙体仍挺立原址，这与墙体基石的牢固有相当关系。

从考古发掘来分析，牧羊城起始于距今3000多年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上，始建于战国末期，兴盛于西汉，衰落于东汉，而后渐之废弃。

很早以前，学术界还曾有人推断这里就是汉代的沓氏县城。

1923年，日本满铁调查部派八木奘三郎等，对东北地区已考查核实的古物进行分类汇编，历时五年撰成《满洲旧迹志》三卷，此书可称“满洲”地区（主要是辽宁）地面古物遗存的一本总账簿。

《满洲旧迹志》认为，沓氏县址就在牧羊城。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

安志敏师从裴文中、梁思永、夏鼐等大家，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考古》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务委员兼考古系主任等职，他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曾经发表《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1996）等报告，对辽东半岛史前文化有着开拓性、指导性的意义。

安志敏认为：“沓氏县为辽东门户，通过海路与中原交往密切，‘河阳令印’‘武库中丞’便是有力证据。牧羊城当为县治所在，可能战国晚期以来已成为统治的中心。尹家村一带既有汉墓分布，附近的大坞崖遗址又可能是汉代的聚落遗址，这里显然经过长期的发展。”

但是，质疑它是沓氏县县治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

据民国时期的《奉天通志》记载：

牧羊城，城（指金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周围二百五十步，门一。

折合成我们熟知的计量单位，它东西宽约82米，南北长约133米，也就是说它仅有一万平方米的城区，作为县治所在小了点。

尤其是相比于对大岭城、营城子、张店汉城的猜想，它现在的悬念似乎已经不那么悬了，像《大连百科全书》就已经把它定为海防城堡遗址。

我认为，虽然它建筑规模很小，不太像我们想象中的沓氏县城治所，但还真说不准。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牧羊城曾经是沓渚，即港口所在地。

到了21世纪的今天，牧羊城的性质是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翻云覆雨的岁月里，它于兵、火、风、雨等九九八十一难中能幸存下来，也许就在等待后来人从新的视野中真正认识它，或者站在它的身旁有所领悟，于海洋深处看到新的方向。

一切，还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考证。

小窑湾畔的董家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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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古城的发掘其实从百余年前就开始了，只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最早进行这项发掘的却是日本学者。

1908年的一天，39岁的日本学者岩间德也带着他的学生从金州古城来到乡下。那时从古城通往黄嘴子庙会的公共汽车已经开通了，尽管那汽车是烧木炭的，但一般穷人也坐不起。

他们来到董家沟的城南村时停下来，开始发掘一座古城遗址，岩间德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发掘，掀开了辽南远古历史帷幕的一角。

岩间德也是1906年从日本秋田应聘来到金州古城的。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聘他担任金州南金书院院长一职，为日本殖民统治进行奴化教育服务。但岩间德也同时又是一位考古学家。所以到金州之后，他第一个发掘就选择了董家沟汉城。

董家沟汉城遗址经他考证，城址面积为22500平方米。他依据发掘出来的资料和文物，认真地进行推理、考证、质疑，最后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沓氏县考》，文中认为，董家沟汉城即是中原大汉辽东郡的沓氏县遗址。

岩间德也的《沓氏县考》一发表，就引起当时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因为那时关于沓氏县在辽南什么地方一直没有定论，当时的考古发掘又非常少，所以岩间德也的观点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声音。

后来的岁月里，由于考古学家在辽南又发掘了大岭屯汉城遗址和普兰店张店汉城遗址，以及在营城子又发现了大量汉墓群等，董家沟汉城遗址开始逐渐退出了沓氏县城遗址的竞争者行列。

虽然关于沓氏的遗址所在一直是众说纷纭、云山雾罩，但厘清脉络主要有这样几个观点：

——在金州董家沟（日本人岩间德也）；

——在金州大李家大岭屯（日本人三宅俊成）；

——在普兰店张店汉城（当代学者）；

——在旅顺牧羊城（安志敏）；

——在营城子（当代学者）。

这里除了营城子始终未发掘出汉城遗址外，其他几处都已经发掘出汉城遗址，而且都符合《资治通鉴》中“沓氏县西南临海渚”之说，即西南方向有海岛。

那么，众多的汉城遗址中，谁是沓氏县城遗址，谁是乡邑一级遗址呢？从规模来看董家沟汉城遗址较小。尽管不太可能是沓氏县城遗址，但根据这个遗址的规模和附近汉墓群的发掘，董家沟汉城遗址也应该是当时辽东郡五十一个乡邑一级的城址。

遗址在董家沟福泉小区北，遗址南3000米为大连机床集团，北1060米为董家沟小学，南20米就是福泉小区。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在新建的植物园范围内，山坡上是新种植的银杏、海棠、樱花、法桐、白桦等，而南坡下面，是一些村民的小菜地，春韭、毛葱已经郁郁葱葱。只有南侧有现代新建的两座水塔和一个水池可以作为参考地标。

如果不是依据过去的记载，常人已经很难找到这个古城遗址了。岩间德也当年来发掘这座汉城时，一定还有很多关于汉城的痕迹文物在，例如残墙，例如出土的瓦当、陶罐等。

20世纪70年代城址内挖沟时，曾挖出过石斧、石刀、陶器等。十年前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这里地表已经都是耕地，未采集到任何标本，当时还有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段城墙，残高在1.2—1.6米，长约180米，中间有一处长约18米的豁口，东西走向的一段城墙残高约2米，长约140米，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段城墙残高约0.6米，长约130米。

巧合的是，现在金普新区属下的董家沟街道政府办公楼也在这里，两者的直线距离仅几百米而已。两千年前，人们选址在这里建古城，两千年后，和当年乡邑政权平级的街道又将办公场所设置在这里。

这是一个朝南向海的高地，从这里向南望去，就是小窑湾海口，视野十分开阔，东南是太山，西北是大黑山，东大河从城前流过。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这里是一个节点，尤其古城紧挨着大小窑湾两个海口，当年大小窑湾就是叫大窑口、小窑口来着，后来才改为大窑湾、小窑湾的。

2

大连地区古城的历史考证和发掘，不得不提到两位日本的考古学家，他们就是岩间德也和三宅俊成。大连、金州区域乃至东北最早的一些历史遗迹，都是由他们来完成发掘的。

岩间德也担任金州南金书院的院长之后，又兼任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嘱托（顾问，实际就是“满铁”的经济特务），还担任了奉天省省长王永江的顾问，和王永江私交甚好。

岩间德也一来到金州就首先发掘了董家沟汉城，那时在辽南只有牧羊城和董家沟汉城刚刚发掘，刚刚走进人们的视野。他之所以能这样顺利地发掘到汉城遗址，是因为受董家沟“城子前”这个村名的启示，还是那座古城遗址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两种因素都存在。

岩间德也之后，是他的助手和学生三宅俊成。根据三宅俊成考古文献记载，他曾经多次到董家沟来进行考察和发掘。

三宅俊成先是发掘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之后对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发掘。

三宅俊成发掘董家沟汉墓，收获很大，之后发表了《董家沟汉代墓葬》一文。而他发掘的一些文物，据说保留在金州古城南金书院里。1945年金县解放后，这些文物也随之不见了。

说董家沟古城遗址是汉城，董家沟一带的汉墓群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后来在三宅俊成的《在满二十六年》中得知，他们在董家沟发掘了十二座汉墓，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足可见这里应该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汉墓群，在辽南也许仅次于营城子汉墓群。

关于董家沟汉墓群，我们已知的在历史上至少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第一次就是三宅俊成等日本学者发掘董家沟汉墓，这是一个很长的发掘时间段。

第二次是1993年4月，董家沟村村民王善龙在建造住房时发现了一座古墓，金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清理。

这座古墓墓室为长方形，底部以红砖错缝斜铺，墓室四壁用青砖以三平一竖法垒砌。清理出来的随葬品有26件陶器，包括陶房、陶灶、陶楼和盘、罐、钵、盒。值得一提的是，陶楼十分精美，为细泥灰陶，器外涂朱，楼顶为硬山式，四面出檐，檐端饰16个瓦当，楼脊中间处立一只仰头翘尾、展翅欲飞的鸟。

那一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判断出附近应该是一片汉墓群，这绝不会仅仅是孤立的一座墓。但当时附近的老百姓都不同意扩大挖掘，不愿意配合，既有传统保守观念作祟，又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再加上博物馆当时的经费所限，所以那一次的挖掘机遇就错过了。

董家沟汉墓群的位置在现在的大连机床集团附近，也包括董家沟的老粮库、老电影院。老人们回忆说：“往农东农西全是这类坟墓，年轻的时候去那里平坟，大墓一挖开里面就有大罐、汉砖什么的。”

第三次是2005年10月开始。那时英特尔项目即将落户董家沟，在建厂施工中，又发现了五座汉墓。这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发掘和清理。古墓位于董家沟镇西南方向的一大块被当地百姓称为“南茔顶”的开阔地。这五座墓都是夫妻合葬墓，时间为东汉晚期，距今约一千八百年。

在这五座墓穴中，保存最完整的是3号墓室。墓室十分讲究，分为前室和后室，中间有甬道连接。由于墓室内缺乏说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如印章、墓志等，因此很难确定其身份。但从随葬品上判断，墓主人在当时应该算中产阶级以上。

5号墓整体都是用长方砖砌成，在墓中还发现了陶灯、陶罐、陶盘、陶尊等古代的日用品，还包括少量的陶楼、陶俑等陪葬品。而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一个陶盒和一个铜簋。铜簋在商纣时候比较盛行，在当时属于一种礼器，代表了此人的地位。此次发现的铜簋制作非常精美，高圈足，两边饰有兽面衔环的铺首。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而断成两截，但是其价值却难以估量。

在墓室里还发现了陶制的小房子，有的是独门独院，有的竟然是二层小楼。这说明了什么呢？古代陪葬的冥器，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浓缩和再现，它说明了董家沟一带当时的繁华和富庶。

董家沟汉墓的主人，就是居住在附近汉城里的人物。当时的居住区域和殡葬区域距离既不远也不近。

辽南汉墓的特点是西汉多为贝墓，东汉多为砖墓。董家沟的汉墓群多为东汉时期以及魏晋时期的墓葬，专家们估计至少有百座，在规模上也许只稍逊于营城子地区的墓葬。由于东大河河流不定期的泛滥，泥沙冲刷，这些汉墓群有的已深埋在地下，而且董家沟汉墓群有很多是花纹砖砌成的，这在当时也属于一种厚葬。也就是说，是相当富裕的人家才能建造得起这样的墓室。

清理了五座古墓之后，英特尔项目在这块孕育千年的热土上生根发芽了。

现在金州博物馆陈列的还有很多在董家沟区域出土的文物，其中有一个是西汉时期的六鱼陶洗。

六条鱼活灵活现，摇头摆尾，头尾相连，不仅是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

除汉墓的发现，在董家沟各个村落里依然常常会发现一些类似的文物。有的陶罐里还会发现女人的饰品——银质的簪子。

大岭屯汉城与三宅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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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屯汉城在哪里？

在今天金普新区大李家街道辖区内，它濒临黄海海湾北侧的土丘上，南依太山屏障，东部地势平坦，可经庄河、东港、丹东达朝鲜半岛；西南可达旅顺，既有海运之利，又有群山险隘，当年在北部丘岗上还曾遗有连片的汉墓。

大岭屯汉城遗址和其他古城遗址相比，显得有些荒僻。就是今天我们想去拜访遗址，一般而言都很难找得到。

2017年春，我再一次来寻访大岭屯汉城，竟然又找不到路径了。不得不让大李家街道的朋友为我画了一张坐标图。坐标图以大李家街道办公楼为起点，左拐到大正线，过红绿灯再左拐，看见“汉城”大石碑之后继续左拐，才是真正的汉城遗址所在地。

现在的大岭屯汉城遗址，只有通过一块小石碑和碑文的记载，人们才会知道这里就是三宅俊成发掘的汉城遗址。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看不到人，只有一排排蔬菜大棚和几棵老树。不远处就是新建起的高层住宅，田野里是秋天收割之后的玉米地，玉米秸秆的茬口还留在地里。

举目望去，田野中连绵起伏的青翠，被似雾非雾的白气笼罩着，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文革”时修筑的青云河引水渡槽，以青色的石块和红砖砌成，远看颇似一座石拱桥，其曲线造型很有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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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日本学者三宅俊成的目光注意到了大岭屯汉城。

那是1932年10月，正是辽南的深秋时节，三宅俊成本来是去考察高句丽时代的山城，在回来的路上，意外地发现了大岭屯有汉城遗址。三宅俊成来发掘这座汉城遗址时，这里还属于金州民政署的正明寺会（会相当于后来的乡镇）。

三宅俊成在他的《在满二十六年》一书中，曾经详细记载了他发现大岭屯汉城的过程：

昭和七年（1932年）10月3日。在调查正明寺会城儿山之城后往回走的路上。踏查了大吴家屯部落的南大岭屯的高丽城，结果意外地从城内田地里以及城墙壁里发现了石器、土器及汉代的瓦器，并确认了它为汉代的城址。

16天试挖掘出的结果为：明刀钱、铜镞、铁斧、瓦类等遗物的出土，使我们作出决定要进行正式大规模挖掘。

把附近的正明寺会的普通学堂（小学校）作为本部大本营。每周星期六的下午，在金州东门的车站上车出发，16点左右在登沙河车站下车，然后向东北方向步行10公里，达到正明寺会普通学堂。住一晚上，早上7点开始挖掘，到16点结束。坐上末班列车，回到家就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此挖掘调查持续到12月30日，而且在第二年昭和八年的3月至5月也实施了……

三宅俊成在发掘中，雇用了当地的农民。因为农民没有挖掘文物的经验，所以最初三宅俊成还要对他们进行培训，第一批他雇用了10人，后来以这10人为骨干又增加到20人。

在开始发掘时，以4人为一组，文物出土以城中间的部分为最多。当时的感觉就是汉城遗址中到处都有遗物。

三宅俊成记录的大岭屯出土文物有：磨制石斧23件，石刀2件，石制纺锤车4件，石剑1件；陶壶、陶片、纺锤车23件；铜镞21件；铁斧、铁刀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铁制大釜即大铁锅。

大铁锅底部有残缺，口径30厘米，腹部径48厘米，残余高度为34厘米，推定原高度为38厘米。

这种大铁锅的出土，当时在辽南、在东北都尚属首次。此铁釜后来陈列于旅顺博物馆。

此外还有平瓦、丸瓦、半瓦当、明刀钱断片20余片，货泉等等。

三宅俊成的挖掘持续了两个月时间，每天考察发掘回到南金书院之后，他必然要翻出史书来核对一番。他发现大岭屯的位置符合史书所载沓氏县在金州东境之说，而且大岭屯汉城遗址的西南方向正好面向青云河海口，这样又符合《资治通鉴》中“沓氏县西南临海渚”之说，他越想越觉得像，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三宅俊成在满洲文化协会发表了《大岭屯城址》的报告，最先提出大岭屯汉城遗址就是汉代沓氏县城。

他提出沓氏县在大岭屯汉城的根据是：

一、大岭屯地理位置符合史书记载在金州城东境之说；

二、其地西南临青云河海口，符合《资治通鉴》中“沓氏县西南临海渚”之说；

三、发掘出的城址东西长150米强，南北宽150米弱，接近正方形，其规模虽不算大，但以山东、朝鲜等地已发掘的许多汉代县城遗址来衡量，属其中较小的类型，但这也足以说明它够得上县城的规模。

大岭屯遗址发掘之前，曾有学者认为沓氏县城遗址在旅顺牧羊城。大岭屯发掘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就是沓氏遗址的推论，曾得到过历史、考古方面专家近乎一边倒的支持。

除了大岭屯城，三宅俊成还在辽南其他地区多次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发掘，据其1985年出版的《在满二十六年》中记载，他在辽南考察过的历史遗址有90余处之多。

岩间德也、三宅俊成还在金州亮甲店发掘了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了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了史前时代遗址等。

金州历史上曾发现过一块著名的“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张成墓碑对于元代金复州万户府在这里屯田镇守边关和抗倭，特别是元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驻防、开发等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块碑就是1924年岩间德也和三宅俊成两人在金州北门外岱宗寺后的菜地里发现的，现珍藏于旅顺博物馆。

3

早在1895年8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鸟居龙藏就来到中国，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盖平、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

1905年，日本在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之后，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当然还要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统治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权，并把一部分重要文物运往日本。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

总之，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1905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大连时期，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同时也盗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例如旅顺有一个著名的鸿胪井遗址，其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公元713年，唐朝派鸿胪卿大臣崔忻前往渤海国册封，途经旅顺。次年完成册封重任的崔忻率团返回，再度经过旅顺黄金山时，为纪念此重大历史事件，崔忻在黄金山南麓和西北麓各凿井一口，并在井旁的石头上刻字纪念。这块刻石宽300厘米，厚200厘米，高180厘米。1908年，该刻石竟然被日本驻旅顺的海军镇守府司令富冈定恭盗走。他将唐鸿胪井刻石及井上的石亭一起偷运到日本，献给了日本天皇。

再如，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的羊头洼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考古研究室；营城子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于日本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还有一部分石器现藏于日本九州大学。而藏于日本民间的就更多了。

被日本人盗走带回日本国内的文物，都是珍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笄、蛋壳黑陶把杯、黑陶罐、黑陶豆；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石戈、卜骨、青铜片等。

日本人在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部分都发表有考古报告，其中重要的有：

《貔子窝》——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

《牧羊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二册；

《南山里》——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三册；

《营城子》——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四册；

《羊头洼》——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

另有一些报告、简报发表在《考古学杂志》《人类学杂志》《满洲学报》《满蒙》《历史与地理》《满洲史学》等日文和中文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