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

1911年秋到1912年春这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1]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相对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对于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学界的评价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次革命并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是一场“假革命”;有的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像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这次革命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的革命”而已;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则持不同的说法，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这次革命形成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20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作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 1912年阶段;也有学者认为，这次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2]。从总的方向和趋势上来说，目前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把眼光转向其所继承和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由辛亥革命所开启的革命浪潮。易言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被篡夺了，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是失败的。但是，经过这次革命之后，闸门从此打开，道路因而开辟。此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再也无法遏止。^[3]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拜辛亥革命所赐。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4]，基本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从最直接的政治结果来说，这次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为共和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从更为全面的结果来看，辛亥革命其实起到的是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晚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推动革命努力的集成。

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首先，自从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他们和以前的督抚不同之处，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扩大了手中的财政权。^[5]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戏码再一次上演。满清贵族的势力实际上遭到了巨大削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对地方上日益滋长的反清浪潮，满清当局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镇压了。其次，自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失败对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传统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国的迷梦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将检讨的目光转向政治制度自身。这种局面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领土的割让，更使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19世纪末的自强和救亡图存运动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图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意，但是同时更反映了满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减的现实。再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清风潮越来越激烈，已经形成了不可遏止之势，甚至许多军队都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倒向了革命阵营。辛亥革命前夕“以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为军官的‘新军’各派都拒绝给中央提供支持。”^[6]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农民的抗捐斗争、各阶层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7]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暴动，已经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说明，在旧的政治体制内以旧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小修小补已经难挽大厦之将倾。按照钱穆先生的话说:“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8]辛亥革命其实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旧政权下的各种恶势力，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清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于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9]

仅事件本身来看，武昌首义的成功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然性。1911年夏季，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处置失当，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引发了1911年9月7日的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10]清政府调兵入川导致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起义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但是由于泄密，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则按照缴获的名册搜捕，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以前策划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想到起义会在突然之间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武昌起义所以有“首义”之称，主要在于它推倒了满清政府倒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士气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建立，意味着新的政治纪元开始。

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实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