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老化

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总和生育率见顶下滑，中国人口逐步转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70年代至80年代，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加速了人口结构转变。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见图3.1），这一时期，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约从4.6亿迅速增加至7.3亿，占总人口的65.3%。由于婴儿出生率被政策人为压低，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重从1970年的40%降至1990年的28.7%，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加之65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占比始终不到5%，社会总负担较轻，人口总抚养比（特别是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

数据来源：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World Bank Group。

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塑造”了一个富于“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劳动力规模大于消费人口）（Gribble and Bemner，2012）。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型”人口结构的出现恰与改革开放同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它为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而持续的人口动能，学术界将其称作“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Cai and Du，2009）。根据蔡昉（Cai and Wang，2005）等学者的估计，1982-2000年，人均GDP有近30%的增长率可以归因于人口红利的贡献。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不仅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伴随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人口的城乡转移，使得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以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进而促进了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Cai and Wang，1999）。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也让中国的劳动工资得以长期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不仅使得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企业倾斜，增加了企业部门的储蓄，而且还有助于中国企业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随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取得更好的比较与后发优势。其二，高储蓄率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优势，其与人口结构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红利阶段，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储蓄意愿与能力更强的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越老人与儿童等消费者，使得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根据估计，1970-2000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及总储蓄率分别从7%和30.5%迅速增长至22%和45.9%（Kraay，2000；Yang et al.，2011）。储蓄率的提升促进了投资需求与资本积累，进一步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与潜在增长率。除此之外，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往往被证明更有助于激发社会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一个重要保障。

当然，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不会永久开放，伴随总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2017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达76.7岁，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10岁多），老龄化进程无疑将大大加速中国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劳动人口）不可逆的转变，人口红利逐渐消退。

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就已经悄然开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左右已经降至1.22。这不仅不及联合国1.55与世界银行1.48的中方案估计，更远远低于国际2.1的替代水平。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联合国7%的标准线，这标志中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成功入世，在开始迎来它十年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期的同时，其人口也开始经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根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中方案的估计，中国总人口增速逐年趋缓，将在2029年左右达到14亿多的峰值后进入负增长阶段，2049年预计降至13.7亿左右（见图3.2）。在这样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缩减首当其冲。2004年，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报道的大规模“用工荒”预示了进城务工人员的短缺，劳动力工资随之明显增长。2012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顶峰（接近10亿左右）并开始回落。差不多同一时期，总抚养比也结束长达40多年的下降趋势，触底反弹。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在这一时期突破10%，达到1.4亿。这一系列明显的变化，都反映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与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数据来源：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World Bank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