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遗产

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曾在短短数十年内推翻辽朝、重创赵宋，缔造了雄踞东亚一隅的金朝。然而在金天兴三年（1234年），金朝被蒙古帝国灭亡，之后久居中原、汉化已深的大部分女真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不过在中国东北地区，仍然散居着一些未曾开化的女真部落，由女真遗民建立的东夏国还一度给蒙古人制造了不少麻烦。

元朝初年，朝廷设置辽阳行省，并逐渐在辽阳行省境内构建起由路、府（万户府、总管府）、所（千户所、百户所）组成的三级行政体制，以控制包括今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东北部以及外兴安岭之南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内的大片区域。除去外兴安岭一带的北山女真外，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渔猎、农耕和畜牧业为主的诸多女真部落，分别隶属于辽阳行省开元路和水达达路。这些女真部落被编为若干万户府（官员多由本部落酋长家族世袭充任），每个万户府都设有豆漫（万户官）、猛安（千户官）、唐括（百户长）、都达鲁花赤（事务官）等各级官职。这些女真万户府需定期向元廷缴纳贡赋，选送人丁服徭役、兵役。元朝在辽阳行省境内大兴屯田，引进内地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这间接影响了当地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真人的社会经济发展。

元朝中期之后，因全球进入“小冰河期”，本就是“塞外苦寒之地”的黑龙江流域变得更为寒冷。气候的急剧变化对社会生产依赖农耕渔猎的女真人而言极为致命，外兴安岭一带的北山女真人不时向南侵袭，这加剧了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社会动荡，该地区原本隶属辽阳行省的5个万户府辖境内的女真部落，人口几乎流失殆尽。分布于松花江、牡丹江交汇处附近的斡朵里、胡里改、桃温这3个万户府（合称“移阑豆漫”）的女真人，为寻找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从原居住地南迁到位于图们江流域的奚关总管府附近，接受元朝的安置。

到14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距离元朝立国还不到百年，但由于忽必烈之后的上层统治者长期在政治、经济、民族等政策上倒行逆施，曾经横行东亚的元朝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被蒙古、色目上层贵族长期欺压的汉族民众在刘福通、郭子兴等豪杰的率领下，纷纷组织起红巾军武装，屡屡挫败元朝军队。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由关铎、潘诚率领的红巾军北伐部队经元朝中书省全宁路（辖境约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赤峰市阴河以北）攻陷元朝上都，不久又攻入辽阳行省，直入高丽境内。尽管关铎部红巾军最终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走向失败，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元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明洪武元年（1368年），随着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明朝终结，辽东陷入了战乱当中。

洪武五年（1372年），分布于绥芬河一带原属胡里改万户府的兀狄哈女真速平江部，在酋长达乙麻赤的率领下反抗北元统治，“壬子事件”爆发。在这场暴动中，自称“恰喀拉”的兀狄哈人，凭着渔猎民族的蛮勇好斗扫荡了奚关总管府。他们的进攻对象不仅仅是那些骑在女真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蒙古人，还有同属女真族的兄弟部落。斡朵里女真人在与兀狄哈女真人的交锋中接连失利，800多户斡朵里女真人被迫离开奚关总管府，再次踏上南迁之路。他们最终南逃至朝鲜半岛，来到图们江上游支流阿木河一带（今朝鲜会宁境内，朝鲜史料称该地为“吾音会”），与居住在图们江北岸的女真胡里改部（别称“火儿阿”或“兀良哈部”）毗邻而居。

彼时位于阿木河南边，曾臣属元朝、现臣属明朝的藩国——王氏高丽，正在重启中断百余年的北拓运动。

虽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后高句丽王朝，但实际上脱胎于三韩民族的王氏高丽，和此前扶余民族建立的东北亚强国高句丽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不过这并不影响高丽太祖王建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自居。高丽建国时，中原进入了政权林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而在中国东北，被誉为“海东胜国”的渤海政权也在内忧外患中痛苦挣扎。那些能对朝鲜半岛本土施加影响的政治势力自顾不暇，这给了王氏高丽政权向北扩张的良机。公元918年，王建重修荒芜的唐朝安东都护府故址平壤城，吹响了高丽北拓运动的号角。公元936年，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中部及南部，为北拓扫清了后顾之忧。经过历代君主近两百年的苦心经营，王氏高丽的版图越过了唐朝与新罗的传统界河——大同江，野心勃勃地向北扩张，最终把鸭绿江以南土地收入囊中。

在此期间，王氏高丽政权因为西北边界纠纷，与北方强邻辽朝先后爆发了三场战争，双方互有胜负。狡黠的高丽人，一方面主动与北宋交好，营造出一种“联宋图辽”的假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乞求辽人赐地这种摇尾乞怜的方式，成功得到了鸭绿江下游以南的大片土地。尝到甜头的王氏高丽继续向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扩张，企图通过政治招抚、经济利诱等多重手段，招降散居于长白山的女真诸部。然而，高丽人很快撞上了从松花江下游南迁的完颜部女真人，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

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年底，高丽睿宗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尹瓘率军北上，悍然进攻早已归附完颜部的曷濑甸地区（今朝鲜东北咸兴一带，位于成川江附近）的女真部落。完全吞并曷濑甸后，高丽人在此地修筑了9座小城，并拓境立碑，企图巩固胜利果实。然而完颜部女真人很快发起了反击。面对女真人不间断的袭击，高丽军队疲于奔命。经过长达一年的拉锯战后，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高丽不得不把已经吞并的曷濑甸地区吐了出来。至此，高丽的北界基本稳定在鸭绿江下游、曷濑甸以南一线。

100多年后，高丽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比辽、金更为强大的邻国——蒙古。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名将木华黎奉成吉思汗之命攻下金朝辽东地区，至此蒙古与高丽正式接壤。嘉定十一年（1218年），一支万余人的蒙古军队在一次追剿行动中闯入高丽境内，高丽王为了送走这群煞神，派遣使者向蒙古人缴纳大批财物和岁币。然而金钱并没有买来和平，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出使高丽的蒙古使者被杀，蒙古以此为借口和高丽断交。南宋绍定四年至绍定五年（1231—1232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两次派遣大军攻入高丽，长达20余年的征服战争就此爆发。高丽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大同江以南、开城以北，避居江华岛的高丽王最终被迫向蒙古称臣。

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这个新王朝继承了与高丽的宗藩关系。蒙古帝国时代夺占的高丽土地，即高丽西京（今平壤）以北至鸭绿江以南地区，就此被划归辽阳行省东宁府。同时，元朝出台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强化对高丽的控制：高丽须定期向元朝进贡大批珍贵财物、女子、阉童；每一代高丽王必须将自己的王位继承人自幼送入元朝为质，接受蒙古式教育，成年后方可回国。此外，元朝皇帝还强迫高丽王迎娶蒙古公主为王后，以便随时掌握高丽朝廷的最新动向。高丽就这样被绑上了蒙古人的战争机器。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期间，元朝更是直接在高丽设征东行省，以便征用高丽的人力与后勤物资。根据《元史》记载，元英宗在位时，一度计划废除高丽王位，设置直属元廷中央的三韩行省，但因朝臣反对方才作罢。

元朝末年的动乱，给了王氏高丽政权摆脱蒙古人控制的绝佳时机。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朝为镇压红巾军起义，计划向高丽征兵2000人。此举引发了高丽内部以元朝奇皇后的长兄奇澈为首的亲元派和以高丽恭愍王为首的反元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奇澈一派被恭愍王彻底铲除。此时的元朝正忙于镇压汉人起义，难以及时对高丽的政局变动做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恭愍王北进拓地的决心。至正十六年(1356年)，高丽恭愍王派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率军攻取辽阳行省双城总管府（今朝鲜永兴一带），西北兵马使印珰进击鸭绿江南岸，高丽向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扩张行动再次拉开序幕。至正二十二年，高丽军歼灭关铎部红巾军后，鼓起余勇继续北进，元朝在辽东的实际统治者纳哈出麾下的部队与之交战失利，致使元朝设于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聚居区内的合兰府（今朝鲜咸兴）、洪宽（今朝鲜洪原）、青州（今朝鲜北青）、端州（今朝鲜利原）等地先后落入高丽手中。洪武三年(1370年)左右，高丽不仅将东北边界推进到伊坂岭，甚至在西北方向一度跨过鸭绿江，兵锋直指辽阳城。北元在辽阳行省的势力已无力与高丽继续对抗，恰在此时，新兴的大明王朝把触角伸进了辽东。

洪武四年（1371年），北元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刘益率辽阳行省南部的金、复、海、盖四州军民向明朝投诚。明朝以此设立定辽都卫，迈出了经略辽东的第一步。之后，明朝一边继续对纳哈出的北元军用兵，一边积极加强对辽东的控制。洪武八年(1375年)，定辽都卫改称“辽东都司”，明廷开始在辽东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卫所体制。此后十余年，明廷忙于在辽东北部打击纳哈出的北元势力，难以抽出精力控制鸭绿江—图们江南岸的原辽阳行省故土，以致聚居该地的一些与高丽不睦的女真部落，因失去强有力的支持，再难与高丽对抗。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廷安排辽东都司下辖的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真五千户所，收容大批因不愿服从高丽统治而从朝鲜半岛北部迁入辽东的女真部众。至于留居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部族，则不得不转变对高丽的敌对态度。

洪武二十年至洪武二十一年（1387—1388年），朱元璋连续发动两次北伐战争，意图扫清北元势力。明将冯胜在金山（今吉林双辽附近）大败北元军，纳哈出投降明朝，辽东方面的北元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前，为在战略上牵制蒙古草原上的北元力量，明廷开始大力招抚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就招抚了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女真人2686口，将他们安置于辽阳。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明朝派遣前元降将胡拔都率军远赴端州，试图与当地女真部落取得联系。在此过程中，明军与高丽军在吉州爆发冲突，结果明军因兵少而败北，但明廷并未就此放弃招抚女真的计划。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下诏，准备在斡朵里部居住的阿木河地区设置三万卫。为此，明朝户部移咨高丽方面，声明辽东都司有权统辖图们江地区的女真部落，然而高丽却采取了武力对抗的姿态。洪武二十一年，明朝辽东都司的官员李思敬等人，在鸭绿江一带各女真聚居区张贴榜文，声言：“户部承圣旨：铁岭（双城总管府与高丽的界山）、逸北、逸东、逸西、元属开原，所管军人、汉人、女真、达达、高丽仍属辽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明朝不会仅仅满足于招抚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女真部族，更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元朝辽阳行省在朝鲜半岛的故土，而这显然是高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明朝建立之初，以高丽恭愍王为首的反元派，出于抗衡北元势力的需要，曾遣使与明朝通好。洪武三年，恭愍王接受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的金印和诰文，高丽就此成为明朝的藩属国。但好景不长，随着明朝势力进入辽东，高丽方面开始由亲明转变为在北元和明朝之间左右摇摆，以求保住在朝鲜半岛北部获得的领土。洪武七年（1374年），恭愍王被亲元大臣洪伦等人刺杀身亡，继位的高丽君主王禑在武将出身的亲元派大权臣崔莹的怂恿下主动向北元靠拢。洪武十年（1377年），北元正式册封王禑为高丽国王兼征东行省左丞相，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自明朝政府在鸭绿江张贴文告宣示主权以来，深受刺激的高丽如芒在背。昏了头的王禑在崔莹的鼓动下，不顾大臣李子松等人的劝阻，竟然决定主动出击，进攻明朝辽东地区。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高丽朝廷调拨精兵4.9万余人、战马2万余匹，组建由大臣曹敏修、李成桂统率的左、右两路军，向辽东挺进。为确保战事顺利，高丽还遣使北元约定合兵进击辽东。为了表明与明朝决裂的态度，巡边的高丽军不仅围杀了16名在鸭绿江张贴文告的明军官兵，还放弃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改用北元的“宣光”年号。然而此刻北元正遭到明朝北伐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自身难保的蒙古人已不可能组织军力与高丽军共同行动。适逢多雨的夏季，进攻明朝的高丽军队在向鸭绿江开拔途中行军月余，饱受道路泥泞、粮草不继之苦。五月初七，行军至威化岛（今朝鲜新义州西北的鸭绿江江心）的高丽征辽大军已成强弩之末。本来就对征讨辽东持反对意见的曹敏修、李成桂等人连连上书高丽王，痛陈伐明不可行，请求朝廷罢兵。但把持朝政的崔莹却以王禑的名义严令曹敏修、李成桂加速进军。五月二十二日，李成桂在军中诸将的支持下率军自威化岛南归，实行兵谏，史称“威化岛回军”。自西京平壤逃到开城的王禑最终难逃被废黜的命运，崔莹被流放后也遭处死。此后四年间，掌控高丽实权的李成桂先后拥立了两位宗室子弟为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索性在手下亲信大臣的簇拥下篡位窃国，建立了李氏朝鲜。

李成桂一掌权，就改变了崔莹专政时代高丽对明朝的敌视态度，重新与明修好。明廷为专注扫荡漠北的北元势力，有意缓和与高丽的关系，遂在主权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原定设置于双城总管府的辽东都司铁岭卫内迁到鸭绿江以北（今辽宁省铁岭市），原定设置于阿木河斡朵里女真领地的三万卫也内迁到辽东安乐州境内的开原城；除了基本放弃对鸭绿江以南大片土地的主权要求外，就连对图们江地区女真部落的招抚工作也暂缓了下来。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遣使向明朝进贡马匹及其他土产，并上表朱元璋，请求得到册封。为表明朝鲜对明朝的“恭顺”之意，李成桂甚至将古代箕子政权的国号“朝鲜”和自己的出生地“和宁”（今朝鲜咸境南道金野郡）上奏明朝，请求朱元璋裁定一个作为李氏王朝的国号。此举可谓极大地满足了朱元璋的虚荣心，他最终选择“朝鲜”一名批复李成桂，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尽管如此，明廷却迟迟没有将象征藩属合法性的国王诰命和印信赐予李成桂。一则，朱元璋对篡夺王位建国的李成桂并无好感；二则，由高丽王朝开启的北拓计划和大肆收买女真部落的行为令明朝极为警惕。可以说，明与朝鲜的双边关系，在表面融洽的背后有着极为微妙的一面。

对于此时的明朝而言，北元朝廷中枢虽然已经遭到明军毁灭性的打击，但各自为政的蒙古部落依然时时骚扰北方边疆。而东北方面，边防形势更加复杂：对明朝降而复叛的朵颜三卫不时骚扰辽东地区；表面上向明朝称臣的朝鲜，依然存在和蒙古人合谋共图辽东的可能性。要确保辽东的边防安全，明廷必须以辽东边外的女真各部聚居区为藩篱。这一方略既是为了形成一条蒙、朝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有效隔绝其政治联系，也是为了利用女真各部的人力来充实辽东地区的边防力量。为先发制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朱元璋派遣钦差内史黄永奇等官员，前往辽东重启招抚边境女真部众的工作。结果抵达辽东的黄永奇惊悉朝鲜方面秘密招降鸭绿江北500口女真人的阴谋，慌忙上奏朝廷。盛怒的朱元璋遣使朝鲜，斥责朝鲜僭越藩属国本分的行为，勒令李成桂遣返战乱期间从辽东逃入朝鲜的女真族人。在给李成桂的谕旨中，朱元璋亮出了武力胁迫的大棒，要求朝鲜“将所诱女真之人全家发来，并以往女真大小送回，朕师方不入境（《朝鲜太祖实录》）”。散发着浓重火药味的言语背后，表明了明朝加强对女真部族控制的决心。在巨大的压力下，李氏朝鲜不得不在同年八月向明朝遣返了两批女真部众共百余口，以平息宗主国的愤怒。明朝方面，向朝鲜施压的同时，加紧了对辽东都司行政建制的调整工作。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辽东都司辖境内废除了元代府、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全面推行军政合一的“二十五卫所”，以随时应付突发性事件。

不过，明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建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李氏朝鲜继续北进的步伐。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明朝，李成桂暂缓了北拓政策，转而着力消化已经到手的大片土地。当时，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部落有托温、哈阑、参散、阿沙、阿都哥、洪肯、秃鲁兀等二十几个氏族，他们当中有的是当地原住民，有的则是为躲避战乱从图们江以北迁入的。能否妥善招抚并安置这些女真部落，是李氏朝鲜能否实际控制东北部领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处理女真事务，对李成桂来讲并不陌生，这和他的家族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李氏家族本是朝鲜半岛南部全州地区（今韩国西南部全州）的富户，李成桂的先祖李翰曾担任过新罗王国的司空。高丽王朝时期，李成桂的高祖父李安社因争夺官妓而触犯权贵，被迫率领家族成员逃离家乡，躲到高丽东北部的宜州（今朝鲜元山）。在这里，李安社走上了仕途，官至高丽宜州知事。窝阔台发兵征讨高丽时，李安社因为明智地选择了投诚而得到蒙古人的赏识。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蒙古人设置双城总管府，李安社被任命为双城下辖的斡东千户所世袭千户兼达鲁花赤。此后，李氏家族仕元近百年。同当时诸多高丽裔的元朝官员一样，李氏颇受蒙古族风气浸染，比如李成桂的祖父李椿，取蒙古名孛颜帖木儿，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有蒙古名吾鲁思不花。韩国历史学家尹银淑博士、中国蒙古族学者额尔德尼巴特尔先生明确指出，李氏家族是典型的“高丽系蒙古军阀”。

元朝时，双城总管府的地面正是诸多女真部落聚居之地，世袭千户的李氏家族自然少不了和女真首领们打交道。《李朝实录》在讲述李氏和女真人的往来时，如是说：“初穆祖（李安社）时时往岘城，诸女真千户、达鲁花赤，皆愿纳交，遂与之从游。诸千户礼待甚厚，必宰牛马享宴，辄留数日。诸千户有至斡东者，穆祖亦如是，逮翼祖承袭，遵而不改。”或许正是由于李家熟悉女真风俗民情，李子春于至正十六年向高丽王朝投降之后，这个蒙古化程度相当高的前元朝高官，仍然受到高丽朝廷的重用，官至荣禄大夫判将作监事、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不过时间并没有给予李子春更多为高丽北拓事业建立大功的机会，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李子春去世。这年，李子春25岁的嫡长子李成桂正担任高丽的通议大夫。

对李成桂而言，这样一个文官职位显然并不适合他，他自幼以“长于骑射，知兵事”而闻名于双城总管府辖境内的各个女真部落，加之又出身于武将世家，自然更适合驰骋疆场。偃文经武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被任命为金吾上将军的李成桂率军以少胜多，平定了秃鲁江（鸭绿江南部支流）万户朴仪的叛军，首次立下战功。之后，他又在高丽军反击关铎红巾军、双城反击元军的作战中身先士卒，颇有战绩。成功引起恭愍王注意的李成桂，自此官运亨通，从仕高丽36年（1356—1592年），由东北面兵马使直升到位极人臣的都总中外诸军事兼判尚瑞司事。

李成桂从仕期间，虽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铲除朝中敌对势力上，但依旧十分重视对朝鲜半岛东北部各个女真部落的招抚。明朝将铁岭卫内迁后，高丽再次北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李成桂的主持下，高丽军队越过伊坂岭，占据元朝辽阳行省海阳地区（今朝鲜吉州），并在当地设置吉州万户府，以此作为进一步向更北的女真聚居区进行扩张的据点。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李必等高丽官员奉李成桂指示，“赍榜文招谕东女真地面诸部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李氏朝鲜建立后，身为一国之君的李成桂日理万机，精力有限，已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关注招抚女真的事务，他计划着派遣一位同样熟谙女真人生活习性的官员去执行自己的抚夷安边策略。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心腹重臣李之兰。

李之兰（1331—1402年），本名佟豆兰，又称豆兰帖木儿，双城青州人氏，他的家族是女真世袭千户。佟豆兰与李成桂是同乡，二人自幼相识。因仰慕李成桂的骑射武艺和为人，年长李成桂4岁的佟豆兰竟尊李成桂为兄。李成桂在高丽飞黄腾达之后，佟豆兰为追随“兄长”，于洪武四年（1371年）亲率100余户部众向高丽投诚，如愿被调遣到李成桂麾下任职。为了表示与李成桂亲如家人，佟豆兰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之兰。从此之后，李之兰一直跟随在李成桂身边南征北战，平倭寇、讨女真，史称“太祖谋略冠世，李豆兰（之兰）以善射常从”。李成桂对李之兰这位劳苦功高、忠诚谦逊的女真兄弟相当看重，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称王后即封李之兰为补祚一等功臣，并授予其参赞门下府事、义兴亲军卫节制使等官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八月，李之兰被任命为朝鲜东北面都安抚使兼都兵马使，配合东北面都宣抚巡察使郑道传，共同主持朝鲜半岛东北部原高丽王朝朔方道境内招抚女真各部、稳定边疆地区的事务。

李之兰甫一上任，立即遵照李成桂的指示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这位忠实的执行者在他的5年任期内，主要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整修城郭，以备军需。李之兰先后在孔州（今朝鲜先锋郡元汀里）、甲州(今朝鲜东北部甲山一带)沿线修筑多座大小城垒，作为军队驻防要点和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堡的建立，使朝鲜成功控制了图们江下游出海口到咸镜山脉、摩天岭山脉以南的大片土地，中朝边界逐渐形成了“两江一山”（鸭绿江—长白山—图们江）的态势。

其次是通过开放互市贸易、封授官职等手段，积极招抚女真诸部。截至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托温、哈阑、参散、阿沙、阿都哥、洪肯、秃鲁兀等二十几个氏族的女真人先后投入李氏朝鲜的怀抱。朝鲜方面借鉴了元朝的管理经验，对归附的女真部族首领，依据其统率部众的多寡酌情授予万户、千户、百户等官职，并将其中归化朝鲜较早的女真部落造册编户，以加强控制。为了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上同化女真人，李之兰还在辖境内鼓励女真人与朝鲜人通婚，并拨出专款“且建学校，以训经书”，以教化那些在朝鲜人眼里与野人无异的女真民众。这一措施的推行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被朝鲜人的“儒风”浸染过的女真人“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仪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不仅如此，在《李朝实录》的记载中，“（女真人）有与国人争讼，则官辨其曲直，或囚之或笞之，莫敢有怨于边将。搜狩之时，皆愿属三军，射兽则纳官，犯律则受罚，与国人无异。后上幸东北面谒山陵，江外野人争先来见，路远不及者，皆垂涕而返。野人至今慕德，每从边将饮酒酣，言及太祖时事，必感泣不已……”朝鲜人还不吝言辞地描述了在李之兰的治理下，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安生乐业，田野日辟，生齿日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李之兰作为都兵马使，积极配合东北面都宣抚巡察使郑道传划定行政区域，确定辖下各州、府、郡、县地界，基本在朝鲜半岛东北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建制。李成桂特意在李之兰入朝奏事时，赐予他名贵的马匹鞍具等，以表彰他经略东北边疆的功绩，并称赞李之兰“区画州郡站路，以至官吏名分，莫不定制，令朔方道无异诸道，功不细矣”。仿佛觉得物质和言语上的激励不足以彰显李之兰的功劳，同年九月，李成桂封李之兰为青海君、门下侍郎赞成事、判刑曹事，授义兴三军府中军节制使。而李之兰的家族，更是在日后成了李氏朝鲜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青海李家”。在归附李氏朝鲜的众多女真酋长中，像李之兰这种把握历史进程、改变家族命运的幸运儿，可谓绝无仅有。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72岁的李之兰病逝。这位早年曾担任前元世袭千户的女真酋长，最终以李氏朝鲜开国功臣的身份死去，获得了“追谥襄烈伯，配享宗庙”的殊荣。而就在李之兰病逝的这一年，朝鲜的宗主国明朝刚刚结束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