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寻求出路：日军在菲律宾海海战失败后的战略态势

一个国家及其海军在“决战”结束后应该何去何从？海军发动了战争且在斗争中获胜，而仰仗海军的国民是否也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呢，整个国家的安全到底有没有得到保障呢？显而易见，对日本来说唯一明智的选择便是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这样便可以避免在完全战败后才上谈判桌，但事实上日本并没有这么做。国家政权经常在这样的境遇下不明事理、排斥理性。如果在1941年倾向于理性地与美国展开对话的话，那么日本也许就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不会引燃珍珠港的火药桶。即便日本帝国海军于1944年6月的菲律宾海海战中开启覆灭之路，将准备与美军决一死战的航母战斗群全部拼光，站在日方领导层面前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他可以在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日占地区长驱直入，可以任意决定打击的地点、时间，投入部队的规模，以及下一步的走向。

下一步，美军将攻入敞开大门的日本本土和东南亚日占地区，这一重要事实点醒了日军领导层，让他们认清了日本的灾难性战败结局。就在菲律宾海海战毁灭性的失败后，日本大本营（以及之后的海军军令部）和联合舰队都“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对军队参谋和规划人员来说，这不过是又一次失败而已。但是这灾难性的失败，却在滋养着一种病态的战略意图。一个月不到，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就已经确定了。

由于无法判断美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日本大本营被迫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应变计划，以阻止美军在南菲律宾至千岛群岛（Kuriles）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展开登陆行动。如此关键的战略预估中之所以会包含菲律宾地区，主要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好理解，因为菲律宾会引起美军的兴趣——在新几内亚北岸推进的美军和在加罗林群岛推进的美军，会大致在菲律宾诸岛方向会合。第二个原因十分重要，那就是菲律宾地区是日本本土及其南方资源产地之间的重要中转站。在战略方面，丢掉菲律宾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将遭到美军的入侵和占领。菲律宾地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之初，如果菲律宾被占领，美军就会失去他们的战略位置优势，并且无法切断日本与南方之间的航运路线。

这样的基本意图构成了日本在菲律宾海海战后的战略构想中，三大要素中的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要素目前还没有被纳入中心议题，但这一基础构想足以让人意识到，囊括日本本土和其征服区域的地缘战略，被两种矛盾的警告束缚着。在6月20日输掉菲律宾海海战后，大多数海军舰队撤退至南西诸岛（即冲绳岛和琉球群岛），并从那里返回日本内海。但即使是在1942年，在日本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时候，大部分海军舰艇仍然被部署在南方，因为日本的油料供给无法同时支持国家的开销和内海海军的消耗。坦率又不夸张地讲，日本在1941年12月走向战争，其目的便是肃清数个资源产地。而如果没有石油，整个国家将无法生存。但就算是在获取了巨大胜利的阶段，以及战败的萌芽还没有出土之时，日本也只能单独给国家供给石油，或是单独在近海给海军供给石油，无法同时向两个方向输出资源。日本在1942—1943年做出了妥协，因为强大的帝国海军舰队正部署在南方，所以这两年中舰队所需的燃油补给，更多地来自日占的资源产地，而不是日本本土。但到了1944年第三季度，到了日本商船，特别是油轮损失增加之时，海军在菲律宾海海战中受挫并退回了日本本土。为了获得足够的补给，海军舰艇不得不再次前往南方，以接近日占岛屿上的资源产地。

以上两点合力构成了日本面临的矛盾，日本在做出决策时不得不面对它。日本对油轮数量的考虑，将会使更多的海军舰艇被派往南方，但至少有一个航母舰队必须留在近海。日本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有三艘舰队航母（“大凤”号、“翔鹤”号和“飞鹰”号）被美军击沉。但和损失航母相比，真正的灾难是舰载航空兵大队的毁灭。在战斗刚刚结束之时，日本公开宣布获得了菲律宾海海战的胜利，声称帝国海军击沉或击伤了9艘美军航母和5艘其他战舰，但就算这样的声明不是夸大其词，日本大本营（而非日本民众）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日本需要花费至少一年的时间来补足此战的损失。在菲律宾海海战中，帝国海军失去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个舰载航空兵大队。日本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和所罗门群岛的诸多海战中，失去了一个舰载航空兵大队。第二次损失发生在1943年11月乃至之后的战斗中，其结果便是美军肃清了拉包尔。1944年夏季，美军航母打击编队在菲律宾海的战斗是为了保护航母的安全，当然美军的目的也包含消灭日本的舰载航空兵。此时的日本舰载航空兵不仅飞机质量不佳、飞行员水平一般、组织能力较差，而且单个编队的战斗效率也非常低下。此外，美军航母打击编队还打了另一场胜仗。美军的大批战机，削弱了日本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陆基航空兵编队，而这些行动均发生在登陆塞班岛和菲律宾海海战之前。在这两场战斗发生之后，美军舰载机继续消灭任何敢于降落在这两个群岛的日军战机。美军通过以上行动敲定了一种军事打击的行动模式。这个模式在1943年11月进攻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 Islands）和埃利斯群岛（Ellice Islands）时就已经建立，并且在1944年1—2月袭击马绍尔群岛时被重复使用。美国使用如此庞大的舰载航空兵部队，其目的便是压垮任何一个单独的日军机场，并确保切断它的外来增援。日本在菲律宾海海战后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弥补损失，而当日本参谋人员预估美军可能会在8月或9月登陆菲律宾时，帝国海军的一大棘手问题，便是海军的训练设施都在日本本土。大部分航母舰队需要前往南方以靠近油田和炼油厂，但如果帝国海军需要重整他们的航空兵部队，那大部分航母就必须停留在近海以方便训练。撇开这点不谈，此时日本海军的训练并没有弥补自身在战机质量、飞行员水平和航空兵编制上的众多劣势，因为1944年6月后的联合舰队事实上被分成了三股力量。第一分支是海上护卫总司令部下辖的护航舰队，第二分支正在日本近海，而第三分支被部署在新加坡，以保卫苏门答腊（Sumatra）和婆罗洲（Borneo）的石油资源。

因此，若要对美军的入侵进行反击，菲律宾的日军就得威胁下属一定要勤奋苦干，并且他们也面临着三重困境。陆基航空兵，准确地说是日本海军的陆基航空兵要面对具有双重优势的敌人，美军不仅具有战机数量和质量的优势，同时在飞行员水平和编队组成方面也更胜一筹。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也正面临同样的困境，他们还要额外地同上千英里之外的部队协同作战。新加坡和东京相距3490海里（即4016英里），如此的距离不仅让日本的油轮疲于奔命，而且提升了作战难度——无论从事何种战斗，对日本来说皆为高难度的任务。为了应对进攻菲律宾的美军部队，日方将使用两个编队，每个编队均不如他们的对手，同时他们还得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在其行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及时地进行协同。如果我们粗糙地看待日本的处境，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日本即使处在战事之顶峰，海军舰艇和作战飞机的质量和数量均高于对手，它也尚未具备赢得胜利的资本，而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以及中途岛海战之后的情况便可以证明日本的能力。即使处在巅峰时期日本都无法确保胜利，那当面对一个在军事行动中的任何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且充满战斗意志的敌人时，它又如何能变魔术般地营造未来的胜利图景呢？日本实现胜利的方法，已经超越了一般军事规则所能衡量的尺度了。

的确，不止这个阶段，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一直是具备胜利之信心的，并且他们的军队标准和一般意义上的标准（即西方的标准）还不太一样。这些标准构成了日本在菲律宾海海战之后的战略构想中的第三要素。在我们谈到的三个要素中，第二个要素现在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牵扯到日方的弱点。之前我也顺带提过，日方在美军进攻菲律宾时需要留意自身尝试弥补弱势的努力，需要通过各单位的协同回应美军的入侵并掩盖各项弱势造成的整体战略失势。第二个要素是对日军弱点的准确概括，日方单个方面的弱点就能影响全局。大部分西方的作者喜欢谈莱特湾海战中日军的数量劣势，以及日美双方的战力差距。如果人们真的想把握战略优势与胜利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就一定要牢记胜利是战略优势的结果，我们只需要通过审视莱特湾海战即能窥探这两者之间的奥妙。然而，人们很少能领会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参与莱特湾海战的作战舰艇或多或少代表了日本在这一时期能够派遣的舰船之总和。

这一时期日本处于劣势，这人尽皆知。但这个劣势到底有多大，人们经常不会详加考察，很少有人谈及具体的细节。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判断：日本海军几乎所有剩余的63艘舰艇均参与了此次行动。事实上，在舰艇数量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相差不过是一两艘罢了。毋庸置疑，以下这个观点经过了美丽的包装：参与莱特湾海战的日方舰艇，代表了日本帝国海军仅存的全部实力。二战远东战场，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期间，美军服役了18艘舰队航空母舰、9艘轻型航空母舰、77艘护航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13艘重巡洋舰、33艘轻巡洋舰、349艘驱逐舰、420艘护航驱逐舰、203艘潜艇和73艘其他舰艇。这还不包括已经服役并转手给同盟国的舰艇。以上所述构成了“63艘日本帝国海军全部剩余舰艇”这样的言论的语境。不管人们选择哪个时间段来制作部队编制的或是战斗训练表格，这些仅仅呈现数字的事物肯定会被人认定是天生残缺、纯属误导。人们选择10月1日只是因为从时间上看排列起来更为整洁罢了。或许这些表格的制作者们出于热诚，认为这样的时间划分更为合适，但是选择10月1日却是在挽回日方的面子，使人们了解到日方有多少舰艇准备参与战斗。根据日本海军集结的情况来看，舰队航母“瑞鹤”号（Zuikaku）和“隼鹰”号（Junyo）都不适合在前线服役（后者是邮轮改装而来的）。另外，日本帝国海军在8月完成了“天城”号（Amagi）航母和“云龙”号（Unryu）航母，并在同年10月完成了“葛城”号（Katsuragi）航母，就算将它们没有舰载航空兵这一事实抛在一边，这三艘航母仍旧不适合马上投入战斗，它们都太过崭新了。日本海军还有轻型航母“龙凤”号（Ryuho）、“凤翔”号（Hosho）、“瑞凤”号（Zuiho）、“千岁”号（Chitose）和“千代田”号（Chiyoda），但是较老的“凤翔”号只作训练之用，而由潜艇支援舰改装的“龙凤”号没有装甲防护，其舰体内部的分舱设计也过于简陋。如果我对它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它们都不适合在前线作战。

在战列舰方面，日本在1942年11月损失了“比叡”号（Hiei）、“雾岛”号（Kirishima），在1943年损失了“陆奥”号（Mutsu），此时日本海军仅剩的战列舰有“榛名”号（Haruna）、“金刚”号（Kongo）、“扶桑”号（Fuso）、“山城”号（Yamashiro）、“日向”号（Hyuga）、“伊势”号（Ise）、“长门”号（Nagato）、“武藏”号（Musashi）和“大和”号（Yamato）。而巡洋舰方面，在10月1日时，日本帝国海军丢失了4艘重巡洋舰：重巡洋舰“三隈”号（Mikuma）以及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沉没的“加古”号（Kako）、“古鹰”号（Furutaka）和“衣笠”号（Kinugasa）。他们还剩下14艘重巡洋舰，分别是“青叶”号（Aoba）、“足柄”号（Ashigara）、“羽黑”号（Haguro）、“妙高”号（Myoko）、“那智”号（Nachi）、“爱宕”号（Atago）、“鸟海”号（Chokai）、“摩耶”号（Maya）、“高雄”号（Takao）、“熊野”号（Kumano）、“最上”号（Mogami）、“铃谷”号（Suzuya），以及两艘常用于远程侦察的“筑摩”号（Chikuma）与“利根”号（Tone）。此时的日本海军已经丢掉了13艘轻巡洋舰：1942年“由良”号（Yura）和“天龙”号（Tenryu）被击沉；1943年“神通”号（Jintsu）和“川内”号（Sendai）被击沉；1944年1月“球磨”号（Kuma）被击沉；同年2月17日“阿贺野”号（Agano）、“香取”号（Katori）和“那珂”号（Naka）在楚克岛被击沉；“龙田”号（Tatsuta）、“夕张”号（Yubari）、“大井”号（Oi）分别在同年3月、4月、7月被击沉；同年8月，“长良”号（Nagara）和“名取”号（Natori）被击沉。这样的损失表明日本帝国海军仅剩下9艘轻巡洋舰了，它们是“多摩”号（Tama）、“木曾”号（Kiso）、“阿武隈”号（Abukuma）、“鬼怒”号（Kinu）、“五十铃”号（Isuzu）、“能代”号（Noshiro）、“矢矧”号（Yahagi）、“酒匂”号（Sakawa）和“大淀”号（Oyodo）。另有3艘轻巡洋舰在战略考量之外：“北上”号（Kitakami）在1944年2月遭重创，现在正在船坞内进行改装；“鹿岛”号（Kashima）和“香椎”号（Kashii）在建造之初被定位为训练舰，在1944年中期时正担负护航任务。

驱逐舰的数量目前很难下定论，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较老的舰艇被调至二线岗位；第二，很难确定姊妹舰的等级归属。特别是秋月级（Akizuki-class），它是日方在战时建造的最后一级驱逐舰，在当时它的定位经常在大型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之间摇摆不定，不过按照之后的划分规则，它应该被归类至轻巡洋舰这一行列。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这些舰艇纳入老式驱逐舰的行列当中：所有未安装24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的驱逐舰，以及装备该型鱼雷发射管，且在1941年至1942年被重新划分为快速运输舰的第一代驱逐舰。在1944年9月30日之前，日本帝国海军损失了11艘峰风级（Minekaze-class）驱逐舰中的6艘、6艘若竹级（Wakatake-class）驱逐舰中的4艘、9艘神风级（Kamikaze-class）驱逐舰中的6艘和12艘睦月级（Mutsuki-class）驱逐舰中的10艘。这些舰艇加上剩余的三艘枞级（Momi-class）驱逐舰都可以划归为老式驱逐舰。以上数据表明，41艘老式舰艇中，有26艘已经沉入海底，即在10月1日留给帝国海军的只有15艘老式驱逐舰。其中，“波风”号（Namikaze）于1944年9月8日，在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被鱼雷击中，现在正在维修，最终没能以驱逐舰的身份重新入役。事实上，以上所有老式驱逐舰都未参与1944年10月的战事，但“秋风”号（Akikaze），作为一艘诞生于1919年的极老的舰艇，在此次战斗中承担了为航母战斗群中的油轮护航的任务。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除去睦月级驱逐舰外，日本装备24英寸鱼雷发射管的驱逐舰只有87艘。其中有19艘为吹雪级（Fubuki-class），该级舰中的“深雪”号（Miyuki）在1934年6月因撞击而沉没。另外还有4艘晓级（Akatsuki-class）、6艘初春级（Hatsuharu-class）、10艘白露级（Shiratsuyu-class）、10艘朝潮级（Asashio-class）、18艘阳炎级（Kagero-class）和20艘夕云级（Yugumo-class）。总体来讲，我们还得加上孤独的“岛风”号（Shimakaze），它在1939年军备计划下设计建造，直到1941年8月才下水海试，1943年5月才正式服役。作为孤家寡人，没有姊妹舰的它很难被轻易地归到一个类别之下，不过也可以将它和这87艘舰放在一起，这样总数便达到88艘了。不过经过个别考量，我们还可以再增加8艘秋月级驱逐舰，另外4艘同级舰在1944年10月之后才建造完成。

在上述88艘驱逐舰中，只有29艘在1944年9月底之后可供日本帝国海军使用。我们对日本剩余舰船的具体数量可以再次进行斟酌，因为许多后期的驱逐舰下水不久即被击沉了。吹雪级驱逐舰此时有3艘，晓级和白露级驱逐舰分别只剩余1艘，初春级驱逐舰有3艘，朝潮级有4艘，阳炎级有7艘，夕云级有9艘，秋月级有6艘，再加上“岛风”号驱逐舰，以上所述便是1944年9月日本帝国海军可用的“新型”驱逐舰，一共35艘。另外那14艘老式驱逐舰在名义上也是可以使用的。

以上细节本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却被长期忽视。在决战中战败后，日本帝国海军必须要做的下一步动作，相对来说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重点在于下一部动作连带产生的一个附加疑问：“海军和什么部队共同执行下一步动作？”在这些冲突事件中，特别是在莱特湾海战这一战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明白这么一个事实：日本帝国海军参与此战的舰艇，几乎代表了海军在战争这一阶段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除去潜艇和护航舰艇外，1944年10月1日日本帝国海军的可用舰艇有81艘，而参与莱特湾海战的所有舰艇一共是65艘。

日本劣势之规模是不容忽视的，了解它是理解太平洋战争的关键。从日本帝国海军在菲律宾海海战后的准备情况来看，他们最多只能集结60艘主力舰艇来打第二次、滞后的“海上决战”。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在被归入莱特湾海战的众多行动开始的时候，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第38特遣舰队的第1与第2支队便集结了比日本帝国海军更多的驱逐舰。对日方来说，现实情况比双方的“人头数量差异”更具有灾难性，因为舰船类型的平衡被打破了。在这个方面人们会问，日本帝国海军到底是想真正打一场仗，还是要让战列舰、航母、巡洋舰去给驱逐舰护航呢？这里最关键的舰艇，便是轻巡洋舰，它们生来就是驱逐舰的领导者。在莱特湾海战中，日本海军部署了4艘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14艘重巡洋舰、31艘驱逐舰，但却只部署了7艘轻巡洋舰，并且每个编队在海上相距3000英里以上。

除了舰船数量不足之外，日军的空中力量短缺问题也很严重。这些单独的问题汇集起来使得日方失去了解决它们的能力，原因非常简单：任何想要在美军进攻前先发制人的防御方案，都是以日本在千岛群岛和菲律宾地区之间保有完备的前进基地为前提的，这样经过训练且编制平衡的舰队才可以执行任务。美军掌握着决定战役时间、地点和规模的主动权，除非日本能够及时地预见美军的战略意图，否则等待他们的便是一场潮水般的灾难。因为美军撕碎陆基防御的能力已经众所周知，而日本需要时间来训练和重新武装他们的航空兵，另外他们还需要将战机分散开来，以避免因集中部署而遭受重创。

事实上，日本面临的空中力量短缺问题远比这空泛的文字叙述更为紧急。日本海军在战争打响之时具备两个航空舰队：第一航空舰队（1stAir Fleet），主要给航母提供舰载机；第十一航空舰队（11thAir Fleet），主要完成辅助性质的陆基航空兵建制任务。在1941年至1942年的入侵作战中，新的指挥部门也成功建立。但日本的航空部队始终被三个问题所困：缺乏战机，战机质量不断下降（美军的新机诞生后，日本无法生产相同水平的战机），以及飞行员、战机乘员的缺乏。日本需要在广袤的前线深入地投送战力，并且需要在登陆作战开始之前和之后集中动用巨大的空中力量。日本还需要数量可观同时质量也过硬的飞行员来与美国对抗，而后者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拥有约4万架战机和6万名有经验的飞行员。

二战中的美国选拔并训练了一批海军人员和航空兵专家，这样的成就即便用最为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也十分令人钦佩。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成就，人们可以列出许多基于不同指标的具体细节，但我们只需要关注两点就够了。1944年3月，即美国生产之顶峰时刻，工厂每295秒便能生产一架飞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日产能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战机方面，美国与日本的数量分别为279813架与64800架；战机引擎方面，美国与日本的数量分别为728467台与104446台；战机机身方面，美国与日本的总重分别为1029911吨与126339吨。简要来说，美国战机的数量大致超过日本的四倍，单机重量是日机的两倍多，而这还是美国将部分部队分派到欧洲作战后的统计结果。在防御能力方面，美国战机和日本战机没有可比性。无论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时具备什么样的优势，数量也好，质量也好，集中程度也好，现在他们已被时代甩到了后面。

日本面临的这些问题确实是无解的，但是日军最高统帅部在菲律宾海海战失败后决定采取三种不同的措施来确保自身的进攻能力，而这些措施在马里亚纳的失败中已经显露无遗。第一个措施便是建立一个新的编制——第二航空舰队（2ndAir Fleet），该舰队由第一航空舰队重新组织而成，基地位于菲律宾。同时，日本本土的中央区域和南部区域之防御任务交由第三航空舰队（3rdAir Fleet）管辖，而北海道（Hokkaido）和千岛群岛的防御任务则让第十二航空舰队（12thAir Fleet）承担。第二个措施是在菲律宾诸岛和日本本土间修建分散却成系统的机场网络。在菲律宾的建造任务计划于同年九月完成，而本土机场的建筑任务应在十月完成。最终，日本完成了大约70个机场和跑道，它们将在未来作战中投入使用，战机可以轻松到达莱特岛的滩头。正如塞班岛战役期间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战事所显示的那样，日本意图在美军面前奉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防御设施，使得美军无法消灭它们。第三个措施便是让互为姐妹的两大军种的军职人员进行史无前例的合作，以应对美军将在西太平洋展开的行动。

日本帝国内部的两类军职人员——海军中的将军和陆军中的将军，他们互不合作，而且经常夸赞对方的美德。这种语汇更像是外交使节的备用辞令，臭名昭著、众所周知且不需要动脑就可以理解。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战争爆发至此，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一直是海军主导实施的，但是在行动的下一个阶段，即防御日本本土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阶段，日本帝国陆军被迫与它的“好姐妹”付出相同的劳动；第二，在日本大本营的陆军部门中，将领们对情势都有一个基本认识（也是头一次那么思维清晰）——接下来的战斗形成的结果，不仅仅是一场战役或者几场关联战役的失败，而是整场战争的失败。一位日军军官说道：

日本的国家力量……将会逐渐地萎缩。尽管在今年结束前日本能够与美国打一场决战，可是它几乎不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应对任何强大的进攻，无论它做出何种努力。日本现在唯一的出路便是仔细琢磨敌人的动向。

这就是日本帝国陆军与海军紧密合作的背后隐藏的基础行事逻辑。陆军甚至将其航空兵的三个航空大队交由海军指挥。美军向西太平洋的推进必须被阻止，为了防御菲律宾，日本需要倾尽全力。事实上，上述逻辑是建立在“日本可以通过寻求一个折中的结束战争的方案来摆脱其当前困境”这一假设之上的，但是这种逻辑并不完善。也正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东条英机（Tojo Hideki）在1944年7月18日告别了他的首相职位。陆军上将东条英机是太平洋战争的推动者，也是见证日本陆军与各个统帅间剑拔弩张的事件亲历者，他当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是日本仍然要面对一个坚决抵抗、杀人不眨眼的对手。

日本海军省参谋部曾经向东京大本营建议，应当进行一次远征以夺回塞班岛的控制权。这样过于武断的计划虽然看起来难以置信，但确实很讨大本营的喜欢。大本营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并在经过商讨后同意让陆军与海军联合行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两军有多大的诚意同心协力，以及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这样做；从军事角度出发，两军如何指挥不同的作战单位，他们要达成什么样的战果？从此，这一汪本来就不太干净的池水，迅速变得浑浊不堪。

日军要实现其战略意图，最基本的前提便是他们的陆基航空兵与舰载航空兵互给肩膀。换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便是双方必须要弥补对方的不足，特别是陆基航空兵要弥补海军舰队的局限。当时间不断流逝，日军大本营和帝国海军开始检视战略计划必须包含的细节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渐渐浮出水面。在其他地方也讲过，日本帝国海军很久以前就做出了要和美军决一死战的承诺。事实上，这种军事思维成了日本帝国海军的中心思想。它曾经在菲律宾海海战时意图与美军决一死战，但却换来了灾难性的结局，现在它仍然想在美军登陆菲律宾时发动第二次决战。日本大本营最终用两份命令把他们的战略意图和对国家的定位落地了。第一份（编号431）在7月21日下发，第二份（编号435）在7月25日下发，这些作战指导大纲都使用捷号作战（Sho-Go）这一基本命名格式。其中，捷一号作战（Sho-Ichi-Go）的意图便是让日军与登陆菲律宾的美军展开决战；捷二号作战（Sho-Ni-Go）的区域在台湾岛或琉球群岛；捷三号作战（Sho-San-Go）的区域则在九州（Kyushu）、四国（Shikoku）、本州三个方向；最后的捷四号作战（Sho-Yon-Go）负责北海道和千岛群岛这两大区域。主要的“补给品”便是作为中央预备队的战机，一旦美国人摊牌，它们将依据需要适时补充给各大战区。同时，位于新加坡以南130英里、邻近巴邻旁（Palembang）油田的林加群岛（Lingga Islands）处的海军舰队“将会前往菲律宾或暂时性地前往南西诸岛”。而位于日本近海的海军编队“将会以游击战术为应急手段打击美军……并与陆基航空兵协同作战，粉碎敌方舰队和前进部队”。日本海军在8月1日发布了联合舰队行动命令（编号83），其中总结了他们对战略意图的解读：在日本帝国陆军航空兵的协同下，日本帝国海军的目标“是要在一场决战中阻截和摧毁海上进犯的敌军”。但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海海战中，联合舰队拥有9艘航空母舰和9个完整建制的航空大队，在这种条件下都未能赢得决战的话，那么他们休想在1944年9月之后，或是在菲律宾进行第二次决战。因为那时海军只有一艘舰队航母可以执行任务，同时只有一两个航空大队可用。当然，在决战中不动用舰队也是没问题的。在海军兵败菲律宾海之后，陆基航空兵就成了作战的核心，因为它也有可能给予敌军有效的打击。既然如此，海军舰队就无可避免地退居次要位置，进攻目标只是美军的两栖部队和支援舰只，美军的航母编队则主要由陆基航空兵来对付。

这样的任务安排招致了激烈的争论，没有一句话是好听的，因为人们觉得任务很难着手。言论中最鲜明的观点和支援陆基航空兵有关，特别是涉及当美军进入战区时被分派到菲律宾及其群岛的部队。第一航空舰队和第二航空舰队本应分别部署350架和510架战机，而在日本本土的第三航空舰队理应部署300架战机。日本帝国陆军将从菲律宾的第四航空军（4th Air Army）、台湾军（Formosa Army）和其他本土的训练队伍中抽调出约600架战机参与作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这600架飞机将与部署在马来亚与印度的第十二航空舰队和第十三航空舰队（13rdAir Fleet）的战机一道，参与对第一航空舰队和第二航空舰队的支援任务。这样的安排，保守来说也是过于乐观的。最乐观的估计，这些不同的航空舰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战力处于正在形成的状态，其服役率、飞行员质量（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单位的）都处于较低水平。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战事中，日本航空兵曾经经历过悲惨的结局，而这批新组建的航空兵的能力水平还不如前者。日方指望用这些部队歼灭美军航母战斗群，而且要赶在与海军水面舰艇协同打击美军两栖部队和运输舰船之前。这是完全没有实现可能的，对海军来说，这样的战役规划剥夺了他们与美国海军进行决战的能力。

这样的规划引起了怀疑，当捷号作战计划的大纲在参谋和军官中不断传递时，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因为这样的规划会错误地使用日本帝国海军的舰艇，它们的打击对象应当是美军的主力舰艇，而现在对单个编队和战舰的安排确实有损尊严。这样的声音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而这些人便是在行动规划中被指定编入巡洋舰编队的人员。时任联合舰队参谋、海军少将草鹿龙之介（Kusaka Ryunosuke）对发表此类言论的群体深表同情，但在日本的作战规划方面，有两个更为宏观的维度需要注意。首先，日方已放弃组建有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支援，并且能够给予美军航母战斗群有效打击的航母编队。这种迟到的现实态度是在航母指挥官小泽治三郎（Ozawa Jisaburo）发现他的编队在未来战斗中无法胜任后形成的。小泽指出，陆基航空兵在战斗中的支援以及巡洋舰编队对滩头部队的打击很可能无法落实，因此他建议将自己的航母与巡洋舰打击编队重新组合，这样舰载航空兵便可以在其上空提供支援。但更重要的是，小泽发现自己指挥的巡洋舰打击编队无法为自身的航母提供足够的掩护，他还意识到自己的指挥任务“三心二意”。于是，他想推掉所有的指挥任务，只留下必要的舰艇。因此，他选择离开原先的巡洋舰编队和打击编队并越过它们前往南部海域。

小泽的务实方案与日军的决战意图有所重合，但将其做了某种转化。为了回应下属对战役计划的各类反对声音，打击编队的总指挥栗田健男海军中将争论道：日本帝国海军尚未具备与美军决战的战力，因此除了对美军的两栖部队、支援与补给编队发动突袭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抛开当时的一般情形，栗田健男的回答反倒是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对那些批评捷号作战计划的人来说，栗田健男的回应并没有解决分歧，而是将问题整合成一个并熄灭了其他不同的观点。经过十天的详细讨论，捷号作战计划在8月18日正式地映入大本营的眼帘，并在次日正式通过。由于天皇本人亲自参与了这次裁定，海军中对此持有异议的军官自然就闭口了。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维度，便是现在的局势已经大有不同了。很多高阶的参谋和舰队军官意识到，如果日军对美军的两栖部队、支援与运输编队进行打击，其结果便是日军参战部队的覆灭。另外，许多日本军官，包括参与后续行动的海军将领都抱有必死的信念。他们对死亡张开双臂，乐于迎来自身部队的溃败。在这样的最后决战中，能够将以往犯的一切错误一笔勾销，并确保自身获得海军中被人遗忘的一件事物——军人的荣耀。在10月18日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上，当军部成员力劝反对派重新考虑捷一号作战方案之时，海军行动部门的首长问道：海军舰队及整个帝国海军，是否有能力找到“死亡的合适地点”以及把握“死亡之花绽放的时机”? ——这便是海军最由衷的请求。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请求，必然和海军本来要达成的目标格格不入，但这“最由衷的请求”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供解读：日本帝国海军不想和1918年11月的德意志帝国海军、1943年9月的意大利皇家海军一样可悲。战役规划军官已经认识到日本的战败，这是日本在菲律宾海海战战败和丢失塞班岛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两场战斗的共同失败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驻马里亚纳的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甚至当美军的胜算远远高于他们时，他们也要逆着形势使用自己的部队。以下便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丰田副武（Toyoda Soemu）在战后审讯中透露出的海军之最佳情况：

如果联合舰队不参与此次战斗，单靠菲律宾地区的陆军航空兵来迎击美军的话，那么战斗将不会有任何胜算，因此大家才打算赌一把，将整个联合舰队投入作战。如果事情发展顺利，我们也许会获得意料之外的可喜结局；但如果遇到最坏的情况，我们将有可能丢掉整个海军舰队。我感觉无论如何应当抓住此次机遇。

以上文字也反映出丰田副武认识到了日军完全战败的可能性。在捷号作战计划的条文中，陆基航空兵本应该充当水面舰艇的开路先锋，但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眼里，水面舰艇的职责是加大陆基航空兵痛击美军航母编队时的获胜概率。不管怎么说，有许多海军军官害怕舰队在菲律宾地区的战斗中被完全摧毁，但另外一些人却相当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并认为这才是应然的事实。

这些不同的战略侧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都显得毫无条理。很明显，海军中的一派认为日本帝国海军必须与国家共存亡，他们认为派遣“大和”号战列舰是正当。这艘战舰采用了日本的古名，在1945年4月被派遣至琉球群岛，按常理来说它肯定是会被击沉的。但除了上述派别外，另外还有一派，秉持着十分理性和现实的观点。在不同的争论中，这一派的观点具有海军参谋（包括联合舰队和军令部的参谋）的特色，他们想搭建一个桥梁，通过某一次战斗来与美军潜在的压倒性优势当面对峙。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海军选择什么战斗环境、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他们都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的事实。日军大本营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且在战后的六十年也没有厘清这个事实，其内容便是日军潜艇在当时毫无作为。1943年11月24日，美军护航航母“利斯康湾”号（USS Liscome Bay, CVE-56）在吉尔伯特群岛附近被日军潜艇“伊-175”（I-175）的鱼雷击沉；1944年10月24日，“普林斯顿”号（USS Princeton, CVL-23）轻型航母在菲律宾北部被日本的陆基战机重创。在上述两个时间点中间，日军的航弹、鱼雷和炮火均未消灭任何一艘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艇。除了1943年10月26日在新不列颠（New Britain）格劳斯特角（Cape Gloucester），美军一艘弗莱彻级（Fletcher-class）驱逐舰“布朗森”号（USS Brownson, DD-518）被空袭击沉之外，日军在此期间并未取得类似的战果。换句话说，当所有美军冲破日军在中太平洋的绝对国防圈，当美军的航母大闹西太平洋、在楚克岛（1944年2月17日、18日）和柯罗尔岛（Koror,1944年3月30日、31日）屠杀舰船之时，当美军在霍兰迪亚和艾塔佩登陆并在两个月内将新几内亚的战火烧到别处且最终在菲律宾海海战（1944年6月19日、20日）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日军所有的努力就只是击沉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护航驱逐舰“谢尔顿”号（USS Shelton, DE-407），后者是同年10月3日在莫罗泰岛被日军“吕-41”号（Ro-41）潜艇击沉的。前文也谈到过太平洋战争的定局，即如果1941年12月7日无法确定日本必然会战败的话，那么放眼1943年11月的局势，日本的结局便一目了然了。因为此时，美军以庞大的战斗群推进到了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而日本败局已定。因此，当我们已经见证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的各类战法的大量实践应用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便是战争何时结束，以怎样的方式结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当人们已经找到了战争的重要节点，并根据美方具备的优点、做出的选择、获得的部队数量优势以及选择的战法等得出了美军必胜的结论之时，他们一定无法了解究竟是这些优势中的哪些因素或多或少让美军免于过多的损失。

以上讨论引申出的问题是，在1944年头九个月中美军在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发动的攻势给日方造成了巨大损失，日方该如何来平衡战局。在战争中，日本大本营宣称击沉的美舰数量和吨位，甚至连美军造船厂的产能都无法填补。当然，日本所谓的战绩，严格来讲就是无中生有。因此，战列舰“比叡”号在瓜岛的损失（1942年11月12日、13日），可以被当作日本为获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比叡”号击沉了5艘重巡洋舰、2艘防空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1艘鱼雷艇，同时它重创了两艘巡洋舰并给一艘驱逐舰造成中等创伤。同样，日本宣称在1943年11月，发生在拉包尔和所罗门群岛北端的空战，日方击沉了10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19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19艘运输舰。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令他们产生怀疑，反而让他们甚为愉悦，高兴得连一点论证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但是回想起来，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陈述几乎故意要与现实唱反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荒谬性必然会浮出水面。1944年10月16日，东京宣称在4天前，日本击沉了10艘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3艘航母、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1艘其他舰艇受创。就在广播结束一个半小时后，舰艇的击沉总数得到了修正。日军在吕宋岛东部又额外击沉了1艘航母，3艘以上的航母以及1艘战列舰（或者是巡洋舰）受创。10月17日，日本陈述了最终的统计数字：11艘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以及1艘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被击沉，8艘航母、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或巡洋舰）和13艘无法辨认类型的舰艇受创。所有这些战果均是在10月12日前获得的。别的地方曾提道，事实上，美国海军只有一艘重巡洋舰“堪培拉”号（USS Canberra, CA-70）和一艘轻巡洋舰“休斯敦”号（USS Houston, CL-81）于1944年10月初在往返台湾岛和菲律宾北部岛屿时受创。和日本发布的声明截然相反，1943年11月在拉包尔和所罗门群岛北部执行任务的美国舰队并未损失任何一艘舰艇。在1942年11月发生的第一次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有3艘美国巡洋舰和2艘美国驱逐舰被重创，海战结束后又有2艘美国驱逐舰被击沉，但是在整场战斗之中，美军只损失了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日本各大军种的航空兵中，并不是只有海军航空兵在坚持不懈地夸大胜利的果实，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航空兵夸大事实的持续性和巨大规模，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不仅仅是夸大胜利的成就，而且要把丢人的失败粉饰成压倒性的胜利。确实，日本对1944年10月12日至18日间战事的描述，被人称作“在拿破仑标榜自己在特拉法尔加摧毁了纳尔逊的舰队后，又一次充满谎言的空前的战役”。真正奇葩的是，日本在如此境遇下对荒诞的战果声明采取绝对信任的态度。如果单个飞行员未能在战斗中存活，且既没有击沉一艘舰艇又未能电告上级，那么他们的上级便在道德上相信他们击沉了舰艇。很多航空兵指挥官都颇为享受在预备队的日子，在那里他们无须编造辉煌战果，但即使是这样日本仍然广泛夸大了美军的损失。跟这件事相关的有两个要点：第一点很简单，那就是日军陆基航空兵当时还没有能力给美军航母编队造成可观、成规模的损失；第二点是第一点的补充，那就是日本人抓住了救命稻草——“特攻战术”（即“神风”敢死队的自杀式袭击）。尽管这种荒谬的做法与日本当时的认知背道而驰，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战术也有它的合理性。特攻打击不仅仅给予日军挫败美军航母、两栖和支援编队的能力，还给日军提供了真正给美军造成毁伤的唯一机会。至少，“神风”特攻队取得的战果比十一个月击沉一艘舰艇要更出色一些。

这个问题事关空中力量的自我定位以及与水面舰艇编队的关系，是日军面对美军下一步攻势或所有未来的西太平洋战事时，要面对的三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这三个关键问题，有人认为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大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第二个是确定水面舰艇编队的组织结构及任务目标；第三个是对美军的意图进行预判。最后一点尤为重要，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情报不够重视，我们也无法否认日本在每个阶段的战略意图均被美军掌握，因为帝国海军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暴露。但是在菲律宾海海战后，捷号作战方案的制订是基于美军可能的动向，而不是基于具体的进攻时间，这是日本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形成作战预案，并且高阶军官在进攻地点和时间两个方面，正确地预测了美军的动向。只有一个方面日军稍显笨拙：美军向莫罗泰岛和贝里琉岛的进攻，以及伴随此次进攻的航母编队对菲律宾的打击，清晰地表明美军将会在未来袭击菲律宾，但这一点日军并没有提前预料到。1944年8月1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联合舰队、南西方面舰队（Southwest Area Fleet）的指挥官及相关人员在马尼拉举行会晤。海军军令部的参谋预估美军下一个主攻方向将会是菲律宾，时间在10月下旬，而小泽治三郎预测美军的下一次进攻可能会发生在9月下旬。日军大本营在9月21日对帝国海军发布了第462号命令，令其在“10月下旬或之后”完成菲律宾地区的防御设施建设。在马里亚纳群岛陷落和菲律宾海海战结束后的一周，日本数个参谋意图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将两个不同方面的部队整合在一起。空中力量将承担早期预警的职能，侦察部队将会在700英里外执行搜索任务。此任务极度重要，因为一旦发现美军的两栖及支援部队，其海军舰艇将会在很短时间内到达滩头区域，且依据日本的最初预估，舰艇将会在美军展开登陆行动后的48小时内赶到现场。虽然根据一般的指令日本陆军应当保存与美军“决战”的战力而不应选择主动进攻，但如果美军部队成功建立滩头阵地，陆军将担负起歼灭美军部队的义务。日本情报部门认为精锐的第16师团（16thInfantry Division）将会与三个美军步兵师交手，而这个部队在现实中也承担着牵制莱特岛美军登陆部队的任务，这样便给日军的增援部队打开了部署的窗口。

对日本帝国海军来说，当下最棘手的问题源于海军与陆军航空兵的协同。虽然后者与海军舰艇的基地和水面舰艇的编队相距甚远，但他们还是希望陆军航空兵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战斗区域以进行支援，陆军航空兵与这两处的距离确实带来了真正的困境。美军在菲律宾地区的登陆行动，处在任何日军舰艇能“快速反应”的打击范围之外。莱特岛与林加岛锚地的经度差为20°，与日本内海之纬度差也为20°。这样的距离意味着，日本帝国海军的打击编队，不论是从南边还是从本土出发，至少要加一次油才能到达战场。这就意味着，这些编队必须要在文莱（Brunei）中转，或者前往科伦湾（Coron Bay）与派来的油轮碰面。科伦湾是一片延伸的水域，分隔了卡拉棉群岛（Calamian Group）的两大主岛。从在役的油轮数量来看，如此的战略安排使得该阶段中日军的资源投送极为窘迫，而且任何意图进入菲律宾的日军主力部队，都将达到帝国海军管辖能力的极限位置。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油轮及其船员的损失过于惨重，日本战舰无法在行进途中进行补给——这一点很少被人们正视。因此，燃油补给作业只能在港内进行，油轮如此稀缺，任何参与菲律宾作战的舰艇想要再次进攻，都必须要等待两个月。

然而，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该如何组织现有的部队以及要选择什么样的战斗样式。的确，在1944年8月，日本帝国海军内部就“是否要实施一般的军事行动来拖垮敌军”进行了讨论。对海军中将宇垣缠（Ugaki Matome）来说，使用部队的庞大数量优势来消耗敌军的战术是逃避现实。他的打击编队包含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和“长门”号，他也是该编队的指挥官及“海上游击战争”这一短暂战术的信奉者。似乎这个战争样式并没有被准确定义，他对此战术的拥护也完全符合他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不可否认的是，在1944年9月的战争游戏中，水面舰艇就算担负着对美军两栖部队和运输编队的搜索任务，也可以用来打击任何在途中遇到的美军航母编队。但是除了小泽治三郎之外，几乎所有将领都对整场游戏的进行过程和战略预估报以轻视的态度。在小泽治三郎的不断催促下，他的航母编队首先解散了一个巡洋舰支队，该支队包含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由海军中将志摩清英（Shima Kiyohide）指挥。之后，一个战斗编队也离航母而去，该编队包含2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本来，这个由海军中将西村祥治（Nishimura Shoji）指挥的战斗编队应当加入日军的作战主力，由栗田健男负责。志摩清英舰队的任务一开始并不明确，不过他最终受命通过苏里高海峡前往莱特湾。经过了冗长的海上机动后，他最终与身处文莱的栗田健男会合，并依照命令于10月25日早晨进入莱特湾。此时，西村祥治的编队也脱离了栗田健男的指挥，且受命单独通过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小泽治三郎一度抱怨过他的诱骗编队无法与栗田健男的舰队协同作战，而栗田的舰队应当接受联合舰队的直接指挥，但无论是联合舰队还是栗田健男的舰队，都没有试图同步栗田健男和西村祥治两个舰队的行进步伐，也没有任何让两者进行适当的协作和集结的意图。此外，栗田健男接到命令说应当越过圣伯纳迪诺海峡，在10月25日周三的早晨直接进入莱特湾，以便先发制人。但上级的命令却无视了一条基础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海军编队已经进行了数周的训练和战前准备。栗田健男的编队曾准备进行夜间行动，但他对美军航母编队和两栖部队的进攻却是在昼间进行的。

在经过数周谨慎的规划后事态仍旧发展到上述地步，这确实出乎日军意料。尽管战略规划人员想到了方方面面，可是在10月20日至21日，作战行动的主线已经丢失了。在造成上述情况的多种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最容易理解。美军航母从10月10日起，在琉球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地区执行了为期一周的打击任务，而10月10日早晨，联合舰队司令部命令部队执行捷二号作战。此次进攻尝试，在别处也提到过，只取得了微弱的战果，但其付出的代价和日军陆基航空兵被全歼没什么两样。在一周内，日军有1425架战机参战，它们从北方的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飞来，为未来的作战行动提供支援，甚至小泽治三郎的舰载航空兵也参与其中。总体说来，日军在头三天派遣了761架战机进攻美军航母，结果损失了321架战机。到1944年10月17日，第一航空舰队的战机数量骤减至98架，三天之后，在役战机的数量只有40架。在当天的打击任务中，第一航空舰队一次只能出动两架俯冲轰炸机和三架战斗轰炸机。10月18日，日美双方战机数量悬殊，这种差距简直史无前例。当日本的第一航空舰队使用17架战机进攻莱特湾的美方舰队时，美军的航空母舰出动了685架舰载机在莱特岛上空执行打击任务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而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机的数量。到10月21日，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战机数量减少到区区8架。从日本帝国海军参与行动的舰艇来看，日军的最大侦察半径为700英里。当美军的登陆部队在到达这个范围前，捷号作战行动的两个组成部分就已经被彻底粉碎，而此时日军内部的战斗序列也开始发生变化。日军有三个舰队，每个舰队都有单独的指挥。其中栗田健男的舰队分为两部分，这两者相距数百英里，而志摩清英的舰队和西村祥治的舰队任务有重合。志摩清英并不了解西村祥治舰队的任务计划、行动意图、作战日程以及和陆基航空兵的联络细节。不论是对海军来说还是对陆军来说，这都是极其危险的。在这一阶段，日方的指挥官大惑不解：美军丢失了那么多航母，从哪儿又冒出来那么多舰载机呢？但是对日军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就算捷一号作战行动已经被完全搅黄，没有完成的可能，他们还是得继续执行这个计划，除此之外无路可走。以上情境便构成了日军大本营在10月18日开会时的背景态势，此时海军行动部门的首长问道：日本帝国海军是不是要寻求“死亡的合适地点”和把握“死亡之花绽放的时机”？日军已经做了四个月的准备，死亡之花绽放的时机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