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易数钩隐图》一书是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自两宋间人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中列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并于《上周易表》中谓“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之后，人们对于《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刘牧即有不同字、不同官职、不同籍贯之说。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厚斋易学》《读易举要》等又谓“彭城刘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长民）。南宋陈振孙与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四库馆臣谓刘牧“或有两字也”。因此书作者事关宋代《易》图书学的传承渊源（或曰来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易数钩隐图》何以从一卷本增至三卷本？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阅读《道藏》本《易数钩隐图》的自序，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今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窥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气交谓之“易”，阴阳气交则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以象万物）。《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奇偶之数”，以此五十五数，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复卦”，人工“点之成图”（一数为一点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学者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的意义，以补前人“语惟简略”之失。

我们从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易数钩隐图》作者的本意是说，八卦者是由“圣人设之”。圣人又如何而“设之”？是“观于象也”。“象由数设”，八卦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数”而设？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步步生来。究其本则是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演绎而来。从“太极”至于“复卦”的 “五十五位”之图是作者自己“点之成图”，并“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目的是使“览者易晓”。这就是说，这些易图完全是作者点之而成，既曰“不能妄为之穿凿”，则说明与所谓的“天生神物”（龙图、龟书）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看今本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内容，看哪卷内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义。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卷上列“太极第一”“太极生两仪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两仪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天数第十二”“地数第十三”“天地之数第十四”“大衍之数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阳第十七”“少阴第十八”“老阳第十九”“老阴第二十”“七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乾画三位第二十二”“坤画三位第二十三”“阳中阴第二十四”“阴中阳第二十五”“乾独阳第二十六”“坤独阴第二十七”“离为火地二十八”“坎为水第二十九”“震为木第三十”“兑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人禀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为长男第三十七”“巽为长女第三十八”“坎为中男第三十九”“离为中女第四十”“艮为少男第四十一”“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复卦第四十三”“离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此既是“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所“点之成图”之图。从这四十六幅图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点之图的根本依据是出于他自己对《易传》有关文字的理解。对于八卦之由来，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谓其由“太极”一气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数”而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什么圣人则什么“河出图，洛出书”画出来的。我们从其“逐图之下各释其义”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确这一点：“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两仪所从而生也”“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数看，“两仪生四象第九”图以六北、七南、八东、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取北之老阴六数之三为坎，余三数居西北为乾；取南之少阳七数之三为离，余四数居东南为巽；取东之少阴数八之三为震，余五数居东北为艮；取西之老阳数九之三为兑，余六数居西南为坤。此八卦方位正与《说卦》所言相合，即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这就是说，依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内容看，刘牧言八卦之由来，是分解四象数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依《说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及“龙图龟书论”。要之谓八卦是伏羲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之。显然，这一卷的内容与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数钩隐图》何以会出现“三衢刘牧撰”与“彭城刘牧撰”的问题。

原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卷首有欧阳修之序。陈振孙、俞琰、吴澄等人均谓“序文浅俚，非欧公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是将所谓欧阳修序用刘牧原序替换之。

《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见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俞琰《读易举要》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易数钩隐图》三卷，刘牧撰，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有五十五图，而由“太极第一”至“遁卦第四十八”，则是卷上与卷中之图（卷下之图始“河图第四十九”）。郑樵《通志》记：“《钩隐图》三卷，刘牧。《续钩隐图》一卷，黄黎献。”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宋史·艺文志》记“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卦德通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周易通神》一卷。黄黎献《略例》一卷，又《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以上之记说明，《易数钩隐图》为太常博士彭城刘牧所撰，初为一卷本，后有二卷本或三卷本。至三卷本，晁公武所见则是有四十八图之刻本，为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内容（其中当无“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陈振孙所见则是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的三卷本，有图共五十五幅，即为今见《道藏》本内容。

第四，北宋果真有两位刘牧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刘长民《易》十五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庆历初”当公元1041年，而据冯椅《厚斋易学》记：“《中兴书目》云，《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论》一卷，论元亨利贞四时。又有《钩隐图》一卷……吴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释《钩隐》。黄黎献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献，久之无传，因作《通神》以奏之。黎献学《易》于刘牧，采摭其纲宗以为《略例》一本，总之于《新注周易》，以《通神》为第十四卷，《略例》为第十五卷。此为牧之学者集而为一书也。黎献又以学《易》于牧，笔其隐诀，目为‘室中之记’一卷，题《室中记师隐诀》。”原来仁宗时的吴秘还是黄黎献的弟子。

北宋仁宗时人李觏《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复重……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又宋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作《王刘易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之说，连及“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说而分析之，则说明身为黄黎献之师之刘牧当为官于仁宗之前，而三衢刘牧则为官于仁宗及英宗之时。

王安石为三衢刘牧所作墓志铭剪辑如下：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君讳牧字先之……君曾大父讳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君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文正公亦数称君，勉以学。君议论仁恕，急人之穷，于财物无所顾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及文正公安抚河东，乃始举君可治剧，于是君为兖州观察推官，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中贵人随契丹使往来，多扰县，君视遇有理，人吏以无所苦。先是多盗，君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惶怖不知所为，欲走，君喻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刘君不吾欺也……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今河阳宰相富公以枢秘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机宜文字……会富公罢出，君乃之建州……而遭职方君丧，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大人丧罢，又通判庐州……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下险阨，募丁壮，以减戎卒，徙仓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无不兴废，乃移湖北路，至逾月，卒……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为世用，若将有以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然，士之赫赫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终得丧相除，亦何负彼之有哉？铭曰：

嗟乎！刘君宜寿而显，何畜之久而施之浅？

虽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

按此墓铭所记推之，三衢刘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而范仲淹“抚河东”时举荐三衢刘牧“可治剧”，时当1041年，富弼奏其“掌机宜文字”，时当1044年。那么，宋咸会称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为“近世刘牧”吗？而吴秘怎么会是三衢刘牧的二传弟子呢？他又怎么会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三衢刘牧之书代献之于朝廷呢？朝廷“优诏奖之”是件大事，后来王安石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时怎么会一字不提呢？当时健在而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其易学著作又如何会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巨大影响？李觏又如何会说“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并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三衢刘牧之书“删定之”？凡此种种，皆说明北宋时期有两位刘牧，一是文官太常博士，一是武官屯田郎中；一是仁宗之前人，一是仁宗时人；一是彭城人，一是三衢人；一是字长民，一是字先之。

叶适《习学记言》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所存《来贤》《河南尉厅壁》《法相院钟》《静胜》《待月》诸篇可见。时以偶俪工巧为尚。”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修、张耒送李之仪。三序就如其所忧，未足以谋国。而况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则安得无靖康之祸？”吕祖谦《宋文鉴》录有柳开《来贤亭记》、张景《河南县尉厅壁记》、穆修《亳州法相院钟记》和《静胜亭记》、刘牧《待月亭记》，又录有刘牧《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苏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真宗与契丹订澶渊之盟在公元1004年，盟后四十年（时当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三衢刘牧送张损之赴与契丹接壤之地任职。又后四十年中有眉州苏洵（1009—1066）送同乡石扬修（字昌言）北使契丹及师从苏轼之张耒（哲宗、徽宗时为官）送李之仪北使契丹。与契丹盟后近百年之中，三衢刘牧、眉州苏洵与石扬修均在序中不忘北边强悍契丹随时有可能毁誓进扰，此则为南宋叶适所慷慨。

读《宋文鉴》有关文字，知王安石所言“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三衢刘牧实当之。刘敏士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时间在南渡之后。《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前，故不知有三衢刘敏士刻本，而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成书则在三衢刘敏士刻《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之后，故列之并谓伪序“文浅俚”。有了朱震的“河洛”图书传承路数，刘敏士即把《易数钩隐图》的著作权归属于其伯祖三衢刘牧，并把伪欧阳修之序置于卷首，以证该书为有才学之后刘牧所撰，这大概是可以推见的。

第五，《易数钩隐图》何以会“颇增多诞谩”？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郑樵《通志》均谓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而黄黎献又续之为一卷。北宋李觏见有五十五图的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至于“复卦”的易图，为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图，有四图的确如李觏所言，则是“观之则甚复重”：其“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 “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内容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与卷上、卷中之本义不同。且今见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显窜入的痕迹。如，卷上“四象备其成数，然后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所谓易有四象，所以示者”, “斯”指六、七、八、九而言，显然，“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是后窜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 “天地奇偶之数”并非“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显然，此“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八字亦为后窜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说，与卷上“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说相悖。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谓“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图中六、七、八、九数的方位，而卷下 “河图第四十九”图却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谓“河图陈四象”而“洛书不述四象”？恰是“洛书陈四象”而“河图不述四象”。卷下谓“河图陈八卦之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从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图分解而来，恰是“洛书陈八卦之象”，而“九宫数”的“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谓“河图”却并不“陈八卦之象”。此皆为“增多诞谩”处。显然，后续《易数钩隐图》者，对彭城刘牧的原本内容有所变动，或窜入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的文字；或变换原图之名字，冠以“河图”字样；或颠倒易图之序；或增附图说等。

第六，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彭城刘牧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南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颐遂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学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颐之《太极图易说》是就一幅 “太极图”表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的文章，从而发挥出儒家“诚”“中正仁义”等说。其“太极图”为五层图式，各侧重于“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凶生大业”之义而图画之。今从《易数钩隐图》卷上主要内容看，彭城刘牧亦是主张八卦是从“太极”步步生来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其一〇“太极第一”图，则先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出现。在宇宙论方面，彭城刘牧亦与周敦颐一样，是主“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说，其强调“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万物安从生”之理。周敦颐《太极图》以水、火、木、金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其图“分土王四季”，则与彭城刘牧之说相通。木生数三、火生数二，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又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数为“二五”，以中五分别与一、二、三、四之数相连，则“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数，此正是《易数钩隐图》卷上所谓之四象数。刘牧侧重于数，周敦颐则侧重于象，至谓“太极”则皆为一气，皆谓“易”为“阴阳气交”，二人的宇宙论同源而异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对《易数钩隐图》中“河图”“洛书”的易置改造，则又说明《易数钩隐图》一书在朱熹建立其道学体系中的源头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刘牧是以数明象，把天地之数点之成图，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与“易有太极”一节之间的关系。其“太极第一”图是一〇周边有十个黑白点，五黑点与五白点表示天地自然十数，“太极生两第二”图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数图，“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图，“四象生八卦第十”图是分解四象数为八而分布八方之图。这就比朱熹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出图”，并谓八卦本“河图”而来，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辞》作者所言圣人观象设卦的本意。两仪（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乃至万物（六十四卦）是从“太极一气”步步化生出来的，这一宇宙论合于传统的学说，而朱熹以“太极”为“一理”，其八卦由来说有二：一是自十数《河图》或九数《洛书》而来；一是自“阴阳加一倍法”叠加阴阳而来。其所谓之“两仪”是一阴一阳，所谓之“四象”是二阴与二阳的组合，所谓之“八卦”是三阴与三阳的组合，所谓之“六十四卦”是六阴与六阳的组合，“太极一理”生生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阴阳组合而已，显然与传统的宇宙论不合。朱熹晚年叹息“河图洛书未免有剩语”，其实，他为了彰显象数而作《易学启蒙》，是大不该将“河洛”图书纳入其中的。他虽然从《易数钩隐图》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理解彭城刘牧真正的象数之学，而是把后人窜入的东西当作了“宝贝”。

既然彭城刘牧主张八卦从“太极一气”步步生来，其以“太极”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论观点，这样，其先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我们以之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上溯其源头。如此，似乎有可能改变有宋道学以周敦颐为开山的成见。

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并考定《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隐图》一卷，为前刘牧所撰。近来读书又得新证。

一、北宋确有二位刘牧之新证据

证据之一：杨亿《武夷新集》之证

景德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策二道（奉圣旨撰）

问化成之道，儒术为先，故大学之兴存于周礼，博士之设始于秦官，历代相沿旧章咸在，国家盛胶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镂版以广圣言，祭菜以严祀典，传经请益必选硕儒，讲肄胄筵咸稽古训，而公卿之子弟，鲜隶籍于成，均州里之俊髦，率登名于乡老，岂劝诱之未至，将沿袭之或殊，何以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辍，诞扬洙泗之风，生徒寖多，克追唐汉之盛，愿闻嘉话，用洽永图。

按《宋史》列传记，杨亿（974—1020），字大年，浦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十一月为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谥曰文。杨亿与寇准、王旦、毕士安等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其门人。景德四年（1007）八月，奉诏与王旦、钱若水等修《太祖太宗实录》。考景德二年（1005）杨亿奉圣旨撰试草泽刘牧策二道之事可知，彭城刘牧当于是年致仕为官，而是年恰是澶渊之盟后第一年，故《宋史》记“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而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时当庆历四年（1044），恰是澶渊之盟后四十年，故文中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按《浙江通志》所记，景佑元年甲戌（1034，宋仁宗在位）进士张唐卿榜上有三衢刘牧名，为官屯田员外郎。这就是说，彭城刘牧早在三衢刘牧前三十年就已为官。

证据之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官制”记之证

嘉佑定横行员数

唐开元中始置诸使，后増诸司使，以内侍或将军兼，天佑后用外廷臣卿监将军及刺史以上领之，国朝定内客省使，至合门使曰横班，皇城使以下凡二十曰东班，宫苑使以下凡二十曰西班，初犹有正官，后但以检校官为之。嘉佑三年八月，诏立定横行员数，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员，东西上合门使共二员，合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员，合门副使通事舍人共八员（又诏并増二员）。神宗建文阶而武选未易，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易横行新官，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阶，皇城使已下为武功，至武翼大夫八阶，副使以下为武功，至武翼郎八阶，六年十一月己未増为十三阶，亲卫至正侍大夫（郎亦如之，不置正侍，宣和官滥，横行至百十有八人）。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咸平三年钱惟演。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者，若雍熙四年栁开，祥符九年高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历七年杨畋，皇佑四年苏缄，治平二年种诊谔，三年种古及张亢、刘几、李丕谅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

按此记，彭城刘牧原为太常博士的左职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此时三衢刘牧16岁，八年后方上进士榜。

依据上面两条证据，我们可了解彭城刘牧的大概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官至太常博士，至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有智略而易右职，赴边疆任武官。

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把两位刘牧的活动情况排作下表：

宋真宗（998—1022在位）

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契丹于澶渊立盟讲和。

景德二年（1005）春正月，大赦天下，三月，杨亿奉圣旨拟试《草泽彭城刘牧策》二道（见杨亿《武夷新集》）。彭城刘牧于是年为官。

天禧中（1019），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易证坠简》一卷，《大易源流图》一卷，自谓其学出于溢浦李处约，李得之庐山许坚。（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宋仁宗（1023—1063在位）

天圣四年（1026），彭城刘牧以文臣有智略，易右职赴边疆为武官。（见王应麟《玉海》）

景佑元年（1034），张唐卿榜（进士）有刘牧，三衢人，官屯田员外郎。（见《浙江通志》）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有《送三衢刘牧推官之兖州》诗作。（见范仲淹《范文正集》）

康定元年（1040），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语（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宋咸所谓“近世刘牧”，乃指彭城刘牧言。

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八日，石介作《泰山书院记》，有“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略……门人之高弟者，石介、刘牧”语（见石介《徂徕集》卷十四）。又石介《上杜副枢书》中有“泰山孙明复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尝随举子于科名……执弟子礼而事者，石介、刘牧”语。此皆指三衢刘牧而言。

庆历初（1041），彭城刘牧二传弟子吴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之序。（见冯椅《厚斋易学》所引《中兴书目》，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语）

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见《宋史》）

庆历四年（1044），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见《宋文鉴》，又叶适《习学记言》曰：栁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

庆历四年（1044）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奏三衢刘牧掌机宜文字。十二月富弼罢出，刘牧赴建州。（见《宋史》，又梅尧臣《宛陵集》有诗：刘牧殿丞通判建州）

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三十九岁，是年作《删定刘牧易图序》。（见李觏《旴江集》）

嘉佑七年（1062），三衢刘牧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见《广西通志》卷五十一，秩官：宋广南西路转运使刘牧）

宋英宗（1064—1067在位）

治平元年（1064）四月，三衢刘牧移荆湖北路，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牧，年五十四以官卒。（见王安石《临川文集·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中（1066），叶昌龄撰《治平周易图义书目》二卷，以《易数钩隐图》之失，遂著此书，凡四十五门。（见王应麟《玉海》）

二、两刘牧之辨所涉及的问题

宋晁说之曰：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景迂生集》）

宋王称曰：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云，坚卢江人也。（《东都事略》）

宋朱震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漑，漑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上周易表》）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三卷，题“三衢刘牧撰”。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著《易数钩隐图》”。

四库馆臣《易数钩隐图》提要曰：“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记：刘牧，西安人，字牧之，登进士，终屯田员外郎，授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数说，可谓无一说得准确无误，究其本因就是对北宋有两刘牧之事没有加考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略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这就是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之后，至今并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详加考证并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易学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凡涉及刘牧者，皆多引朱震之传承说，或多引黄宗羲之学案说。于是，诸如“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传承始于陈抟”“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而画”“范谔昌为刘牧之师”“《易数钩隐图》为三衢刘牧撰”等等，都成了铁定的“事实”。然而，我们考定北宋有两刘牧之后，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商榷。

1、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

按《宋史》所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隐士陈抟号希夷先生。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证坠简》一卷，序言称任职毗陵，因事退闲，又言得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于庐山许坚。按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明逸亦传陈抟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处约，这就是说并非直接得于庐山许坚，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则不知传于何人。《宋史》记，范谔昌著《大易源流图》一卷，今见《道藏·周易图》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图》，其图列《说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离）、下（坎）、左（震）、右（兑），各标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圆点为数，中为一“中”字，坎数一、六，离数二、七，震数三、八，兑数四、九。图左的文字为：“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此图反映出范谔昌“象学”的内容，既然所谓“大易源流图”中有“四象生八卦图”，那么就是本《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之义而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两仪生四象图”及“太极生两仪图”。这就是说，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说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的，而不是说八卦源于“河图”或“洛书”。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张，那么他所传的“象学”就不会是“河图”与“洛书”之内容，以此溯及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2、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

我们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

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是谓“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之一语，道破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从《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后人把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等词窜入其中的痕迹。如《两仪生四象第九》之图说曰：“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其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显然为后人窜入的文字。“斯则”所指为六、七、八、九四象数，合之为三十，与“四十有五之数”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历初（1041）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隐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义曰，按此河图，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两仪生四象”时则曰：“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谓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类，是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则自然生而为木金水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义曰，按此四象有二说，一说以谓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夏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书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则非也。又何氏以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历初（1041）黄黎献弟子吴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略陕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李觏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4、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广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作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

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录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 “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它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 《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凡此数个历史之误会，皆会因北宋两刘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为。

元托克托修《宋史》，列传中立“道学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均为立传。“道学”（后称之为“理学”）一词先见于《大学》第三章：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托克托序曰：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讃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论人性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之所以被尊称为“理学开山”，是因其著有《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于“宇宙论”及“体用论”等方面均有论述，而最终归结为义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其说以太极为万物化生之本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以诚善为本，约之为大道。北宋五子皆讲“道”与“太极”（或“太虚”），或曰“道为太极”，或曰“太极一气”，或曰“自无极而为太极”，或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或曰“一气分而两仪判”，或曰“道即性也”，或曰“道无真无假”等等。彭城刘牧有“太极无数与象”“两仪之气混而为一”“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等论说，亦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论，并且早在周敦颐之前就已有是说。如此，我们梳理“宋明理学”时，就应当有彭城刘牧的一席之地，以彰显其先于“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启蒙作用。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当然包括“性与天道”。天道、地道、人道终归入太极大道。今存宋代易学著作中，是彭城刘牧首言“太极”并有一〇之图（先于周敦颐一〇太极之图），堪称有宋道学的先驱，我们讲“宋明理学”，理应从彭城刘牧始。

通过我们的考证得知，彭城刘牧不是先把“河洛”图书纳入书中的始作俑者，而是有宋首先申明“太极一气”，分而为两仪（天地之体），进而生成四象、八卦的道学家。

郭彧 2017年3月写于山东大学五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