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对中东外交：新纪元 新思路 新政策

中东：大国博弈和文明激荡的神秘热土

历史地看，中东一般指欧洲以东，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东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这一世界话语权的真实体现。从地域上划分，目前对中东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尚无统一定论，大致泛指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埃及、摩洛哥，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2004年，美国启动“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将阿富汗也纳入中东地区。

历史上的中东，既是大国展示实力之地，也是大国消耗实力之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都曾在此留下厉兵秣马、盛极一时的遗迹，但许多帝国也纷纷在此由鼎盛而走向衰弱。历史上，中东还是各种文明往来交汇之地，极易碰撞出文化火花。由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文明与沙漠部落文化交融衍生出的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加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导致冲突和战乱延绵不断。

我自1971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以来，就和中东这片神秘的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经为中东外交奔波了40多个年头，深切体会到中东问题之复杂，这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种宗教的关系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1999年4月我还在外交部亚非司担任司长时，曾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要求，向他介绍过“三种宗教在中东地区的产生及其关系”等问题。当时，我从宗教的传承（纵坐标）和三大洲接合部特殊地缘关系（横坐标）的角度，简要地谈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个人对此的理解。

就宗教传承而言，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发祥地。三教都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共同先祖，奉《旧约》为早期经典，尊耶路撒冷为圣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三种宗教确实缘起一处，一脉相承。从时间先后来看，3000多年前，犹太教在吸收了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基础上，率先出现于此。此后经过1000多年，由于犹太教上层的僵化和专制，从犹太教底层系统中相继分化出基督教及其圣典《新约》，并经由罗马帝国向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此后又经过600多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洞察到历经数百年部落间战乱的阿拉伯半岛已经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夜，思想上急需以新换旧，于是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的精髓并结合阿拉伯半岛的传统文化，打破血缘关系创建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圣典，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创立阿拉伯帝国。因此，三种宗教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有同有异、相续出新。

就地域特点而言，中东地处亚非欧大陆的交汇处，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许多王国强盛之后，往往都会选择到中东这个中心地带展示实力，以图实现帝国伟业。例如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们的势力范围，曾南达埃塞俄比亚，北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第一次将西亚、北非诸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等也相继来到这里，兴衰交替。于是，中东成为东西南北各方思想、文化、力量碰撞、激荡的一片热土，在这里不断产生文化火花，对这里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从古至今，中东往往成为热点地区，其中既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意义和大国实力的博弈，又有不同文化间的较量和竞争。

万隆会议：中国开启对中东外交历史新纪元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中东也是中国最早向外开放的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汉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到西亚、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广大地区，成功地掀开了东西方之间的珠帘，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卓越贡献，开启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此后，“丝绸之路”不仅成为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成为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大量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经此而传播至中东乃至世界各地。“丝绸之路”的打通，成就了中国早期的开放，对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将中东国家和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之中国自身国力的衰微，我国和中东各国的交往也落入低谷。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根本改观。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重重封锁与打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在对外交往中打破西方封锁，方能在国际上站得住脚，方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时，除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就成为中国打破封锁，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区域，中东地区则更是成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战略依托。

随着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同中东国家地区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在万隆会议上，时任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同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沙特阿拉伯王储、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1964年至1975年任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三任国王）等会晤长谈，这两位都是当时中东地区的风云人物。在会见中，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从他们那里更多地了解了中东的情况。由此，中国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稳步发展，往来逐渐增加，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奠定了彼此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

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交，开启了同中东国家建交的历史，埃及也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紧接着，也门（王国）、叙利亚、摩洛哥等国也陆续同中国建交。

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迈出了“走出去”的重要一步，我们得以打开了外交局面，外交空间也得到大大扩展，在国际上的处境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当时，中东的这些友好国家在中国关心的问题上给予我们以很大的支持，我们对于他们的合理诉求也表示了极大的理解、重视和支持。

2014年3月初，我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其间专门去参观了“万隆会议”旧址，现在已成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抚今追昔，当看到历史照片和纪录影片中周总理的风采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座位时，我这个老外交工作者的激动心情油然而生，不禁默默自语：“万隆会议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新世纪仍然需要弘扬万隆精神。”

改革开放：新时代新思路新中东外交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加入外交队伍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等也成为当时关于国际形势最形象的比喻。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政策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这种变革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思想的解放带来观念的转变，带来对国内国际形势新的判断，从而带来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各种力量对比进行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是很有可能的”这一重要结论，进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因此，在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上，也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进一步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同时在国际场合申明立场：中国同各国发展关系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创造了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调整和转变也使我对所从事的外交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东在为我国创造和平有利发展环境方面地位重要，对中东政策的重大调整则为我国赢得了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和发展机遇。